二、古希腊学前教育思想
古代希腊是西方学前教育思想的摇篮。希腊奴隶制经济的发达和城邦政治的兴衰，促进了希腊文化的繁荣和教育实践的发展，从而为希腊学前教育思想的形成提供了必要的条件。以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希腊学前教育思想，为西方学前教育思想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一）柏拉图
柏拉图是西方学前教育思想的重要奠基人。他把教育视为实现其政治理想的工具。围绕培养“哲学王”的教育问题，他构建了一个庞大的教育体系，学前教育在这个体系中占有基础地位。
1.生平、著作与世界观
柏拉图（Plato，公元前427—前347年）出身于雅典一个名门贵族家庭，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他在20岁时师从苏格拉底研究哲学。苏格拉底死后，柏拉图曾离开雅典在外游历12年。回到雅典后，他创立阿加德米学园，在那里讲学至逝世为止。
“柏拉图是古典时代著作丰富而作品似乎完整齐全留传下来的唯一作家。”[6]在他留给后人的36篇对话录中，《理想国》和《法律篇》较集中地反映了他的教育学说。他是最早运用苏格拉底问答法来阐述自己学说的思想家。他继承了苏格拉底关于概念的学说，也吸取了毕达哥拉派和爱利亚派等学说中的某些成分，构建起西方哲学史上第一个庞大的唯心主义体系。这个体系以理念论为中心，包括他的宇宙论、知识论、政治伦理说、国家说和教育学说。柏拉图认为有两种世界：现象世界和理念世界。前者指人的感官所接触到的具体、个别的事物所构成的世界，它是不真实的虚幻世界。后者是由理念构成的客观独立存在的精神世界，它是真实和永恒的。理念是具体事物的原型，个别事物只是其理念的“摹本”或“影子”。各种理念依次排列，构成秩序井然的理念世界。最高的理念是“善”。它是其他理念所追求的目的，也是宇宙的最高目的。柏拉图力图从具体、个别的事物中寻求一般、共性，有助于寻求事物的规律，因而是人类认识发展史上的一个进步。但他的理念论把事物的一般概念绝对化，把它们变成脱离事物并先于事物而独立存在的精神实体，从而割裂了一般与个别、共性与个性的关系。
柏拉图从理念论出发，把知识看做对一般概念的认识。它建立在理性基础上，不涉及感觉世界。辩证法在知识的等级中居于顶峰，能帮助我们通过揭露理念之间的关系，最后上升到无矛盾的善的理念。理性如何认识理念呢？柏拉图无法做出合乎逻辑的科学解释，就吸取了毕达哥拉派和苏格拉底的灵魂不死、灵魂转世的说法，提出了“学习就是回忆”的学说。其内容是：人的灵魂先于肉体而存在于理念世界之中，因而本来就认识理念。但当灵魂投生人体后，由于受到惊吓和玷污，竟把它原有的理念知识暂时忘记了。以后通过学习把已忘的知识重新回忆起来。柏拉图认为，感觉在“回忆”的过程中是一种诱因和条件，刺激人回忆理念。
柏拉图的伦理学说和社会政治学说以他的理念论和知识论为理论基础。前者是后者的具体应用。在他看来，真正的幸福不在于满足物质欲望，真正的德性必须超脱感觉世界。理**就是有德性的生活。但人的灵魂除理性之外，还有意志和情感。相应于灵魂的三个部分，有三种美德：智慧、勇敢和节制。理性居统率地位，意志协助理性控制情欲，情欲的功能仅在于服从。当这三个部分和谐结合时，人就是有德性的。
柏拉图把他的伦理观由个人扩大到整个社会，认为理想的国家应由理性占据统治地位。正像人的灵魂有三个部分一样，国家也相应的分为统治阶级、军人阶级和劳动阶级三个等级。这三个等级的人各安其守、各尽其职，才能使国家或社会和谐一致，才是正义的。而这三个等级互相干预、彼此替代则是国家的大害。柏拉图又用神造人分为金、银、铜铁三等的神话为其等级论提供理论根据。虽说统治者和军人是天生的，但为实现“正义”的原则，还需对他们进行严格的训练。一是实行共产主义生活制度：废除私有财产；为保持种族优良，由统治者决定婚配；取消家庭，共妻共子。二是良好的教育制度，柏拉图实际上是把斯巴达的做法理想化了，带有浓厚的乌托邦色彩。
在晚期作品《法律篇》中，柏拉图的思想更贴近现实生活。他认为社会或个人灵魂的各成分之间的和平而非战争，是最佳状态。正是着眼于和平，立法是非常重要的。柏拉图看到了斯巴达训练体系的缺陷，认为在智慧、节制、正义和勇敢这4种美德中，斯巴达人只不过旨在培养最低的德性即勇敢的较简易和较少价值的那一半。因为斯巴达人只教年轻人勇敢地面对危险和痛苦，而没有教他们面对快乐的**而不屈服。柏拉图还承认了私有财产和家庭的地位。他认为，没有“私人”利益的社会虽是最美好和最幸福的社会，但“这种理想也许对高于人类的生物才可能存在”。[7]
2.学前教育的意义和任务
在柏拉图式的社会里，最重要的公职是“教育部长”的职务。“社会的幸福，直接依赖于提供给后代子孙的教育的性质，因此教育的监督者，由于担任最负责任的职务，应当是社会中最优秀最杰出的人物。”[8]由他自己选定的专家提出意见襄助。他重视斯巴达由国家统一办理教育的经验，强**育的系统组织，认为倘若我们一切听任单个家长任性行事，我们将不能在国内获得我们需要的精神和品质。柏拉图指出，学校必须有适当的建筑物和场地，所有的孩子必须每天上学，而不应听任父母的任性。
在西方教育史上，柏拉图最早论述了学前儿童的教育问题。他指出，儿童从出生至接受正规教育，这一阶段大家公认是教育最难的时期。因为当小孩的肉体和精神有最大的可塑性时，错误对待可以造成最持久的伤害。“凡事开头最重要。特别是生物。在幼小柔嫩的阶段，最容易接受陶冶，你要把它塑成什么型式，就能塑成什么型式。”[9]“先入为主，早年接受的见解总是根深蒂固不容易更改的。”[10]“一个人从小所受的教育把他往哪里引导，能决定他后来往哪里走。”[11]
早期教育的任务主要在于对儿童施加合适的影响，以形成良好的习惯。柏拉图注意到幼儿的心理特点，认为快乐和痛苦是儿童最先的知觉。要通过这方面的训练，把对于善与恶的认识的最初种子，播撒到儿童心灵上，引导儿童恨他所应恨的，爱他所应爱的。开始时，儿童还年幼，儿童或许还不能认识这些东西的性质，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但当他们长大成人，理智来临时，他们就会觉得似曾相识，向前欢迎。这种对儿童进行快乐和痛苦的真正训练，柏拉图称之为教育的一个原理。
3.学前教育阶段的划分及教育内容
为了培养哲学王，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拟订了一个从胎儿时期开始直至50岁为止的长期而庞大的教育计划：7岁前是学前教育时期；7～17岁接受普通教育，包括音乐和体育；18～20岁除接受军事训练和继续受音乐教育外，还要学习算术、几何、天文，以应付军事活动的需要；20～30岁期间要研究高深的科学理论。虽然学习的科目仍主要是“四艺”，即算术、几何、天文、音乐，但已不是为了实用的目的，而是为了唤起思维能力，使心灵从感性世界转向精神世界；30～35岁，进入学习哲学的阶段，学会用辩证的方法认识各学科之间的关系，认识真理。35～50岁，要接受各种考验，积累实际工作的经验。到50岁，他的经验、知识都丰富了，就可以成为最高的统治者——哲学王。
按照上述教育计划，7岁以前的教育是人生的奠基时期。柏拉图主张优生，应“选择最优秀的加以繁殖”。因此，治理者要巧妙地安排壮年人抽签以决定自己的配偶。同时，要实行计划结婚和计划生育。“要保持适当的人口，尽量使城邦不至于过大或过小”。[12]待产的妇女必须接受为了有利于未出生的孩子所需要的那种训练。优秀者的孩子留下来抚育，至于一般或其他人生下来有先天缺陷的孩子，则秘密地加以处理。柏拉图把这种做法视为保持治理者品种纯正的必要条件。
对于从出生至7岁的儿童，柏拉图把对他们的教育细分为两个阶段。出生至3岁为第一个阶段。柏拉图主张实行儿童公育的制度。儿童出生后就送往国家特设的托儿所，由母亲喂奶。夜间的麻烦事交给奶妈和保姆。要给孩子以有益的运动和空气，尤其不许他由于走路过早而伤害自己。柏拉图主张婴孩应尽可能接近于仿佛他一直在大海上那样生活。“应该把他拨弄，上下摆动，给他唱歌，以便使他免受惊吓。这是为发展勇敢和坚定性格的首要的准备工作。而且必须注意使婴孩保持心平气和；允许他变得躁动不安或者容易发怒，乃是不良道德的开端。”[13]
3～7岁为学前时期的第二个阶段。“他们应当每天被一起带进各种神殿，在当局任命的妇女们的管理之下玩耍，这些妇女将有机会保证使护士真正用政府指望于她们的方式培养她们照管的孩子们”。[14]柏拉图认为，这一阶段的孩子本性需要游戏。此外，他还为幼儿安排了广泛的教育内容，包括讲故事、寓言、诗歌、音乐、美术、体育锻炼等。柏拉图指出，和谐的教育应当是“用体操来训练身体，用音乐来陶冶心灵”。他所说的“音乐”是广义的，在古代希腊，它还包括诗歌、文学等内容。柏拉图认为，音乐和体操能使人的爱智和**这两个方面张弛得宜，达到和谐。
4.论幼儿游戏和故事材料的选择
柏拉图赋予幼儿游戏以教育理论上的重大意义。他认识到游戏符合幼儿的天性，应给予满足。但应遵守一条原则，即游戏的内容和方式必须符合法律精神。“因为，如果游戏是不符合法律的游戏，孩子们也会成为违反法律的孩子，他们就不可能成为品行端正的守法公民了”。[15]在不违反法律精神的前提下，柏拉图认为让孩子发明自己的游戏是最好的。游戏还应与音乐相配合。借助于音乐的游戏能使儿童养成守法的精神。
柏拉图重视给儿童讲故事，认为这是进行道德、政治教育的有效方式，可以铸造儿童的心灵。但应对故事材料加以选择。在当时希腊的诗歌等文学作品中，神与人是同形同性的，这是希腊神话的一个突出特点。各种神有许多本是神女和凡间男人所生，他们也和凡人一样有喜怒哀乐、悲欢离合，有凡人的许多弱点，如嫉妒、以下犯上、相互残杀等。柏拉图对此很不以为然。他指责这些作品最荒唐莫过于把最伟大的神描写得丑恶不堪，如赫西俄德关于天神乌兰诺斯及其儿子克罗诺斯的相互残杀的描述。[16]这与柏拉图的各安其守的“正义”原则是相悖的。他认为教材给儿童的神的形象应是神圣无疵的，英雄人物的形象则应是勇敢、节制和公正无私的。为了培养儿童的美德，应鼓励母亲和保姆给孩子讲那些已经审定的故事。儿童们最初听到的应该是最优美高尚的故事。
5.论幼儿道德习惯的培养
苏格拉底关于“美德即知识”的命题强调“智德统一”，指出了德行可教，为德育找到了一条重要的途径。柏拉图继承并发展了他的老师的主张，在肯定“知”的作用的同时，他指出了“行”的重要意义。特别是在教育的初期，通过行动或实践来培养良好的习惯显得特别重要。“实践做好事能养成美德，实践做丑事能养成邪恶。”[17]
柏拉图主张利用儿童喜欢模仿的特点，引导儿童从小模仿与他们专业有正当关系的人物，模仿那些勇敢、节制、虔诚、自由的一类人物。凡与自由人的标准不符合的事情，就不应参与或模仿。至于其他丑恶的事情就更不应模仿，否则弄假成真，变为真的丑恶了。总之，“从小到老一生连续模仿，最后成为习惯，习惯成为第二天性，一举一动，言谈思想方法上都受到影响”。
6.柏拉图在教育史上的地位
柏拉图是西方古代最伟大的教育家，他首次提出了教育上的许多重要问题，对后世西方教育思想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柏拉图重视教育的政治意义。他所理解的教育基本上是个人和社会相互影响的过程。教育的影响并不限于受教育者个人，还必不可免地影响到社会本身的性质。因此，他主张由国家负责年青一代的教育工作，实行儿童公育。
柏拉图是西方学前教育思想的奠基人。他重视优生优育；主张和谐发展的教育：指出了游戏在学前教育中的意义，提出了慎选故事教材的问题，这是教育性教学思想的萌芽；他还重视幼儿道德习惯的培养。这些观点在西方学前教育史上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但他的奴隶主偏见和唯心主义哲学观则应加以摈弃。
（二）亚里士多德
亚里士多德是继柏拉图之后在西方教育思想史上有重大影响的人。他以较为现实的态度和实证科学的方法研究人类的教育问题，将古代西方教育理论推向了新的高度。
1.生平与世界观
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公元前384—前322年）出生于希腊北方色雷斯一个医生家庭。17岁时到雅典柏拉图的学园学习和从事教学、研究达20年之久。前343年，他任马其顿王子亚历山大的老师。公元前335年回到雅典创办吕克昂学园。亚里士多德是一位博学的思想家，他研究了哲学、自然科学、政治学、伦理学、心理学、美学、法学、经济学和教育，几乎在当时所有的知识领域都有丰富的研究成果。据说他的著述共有400多卷，主要是他在吕克昂的讲稿，其中与教育相关的主要是《伦理学》和《政治学》。
亚里士多德批判了柏拉图的理念论，认为老师的根本错误是将事物的一般和个别割裂开来，不能说明事物的存在和运动变化。他认为任何个体都是“质料”和“形式”的结合。前者指物质，后者指事物的本质和结构。形式寓于质料之中，两者是统一的。这反映出唯物主义因素。他还用发展的观点看待质料和形式的关系，包含了深刻的辩证法思想。但他动摇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认为质料消极被动，形式主动积极，又走向唯心主义。
亚里士多德的认识论和心理学以其灵魂学说为基础。他认为人由肉体和灵魂构成。灵魂包括非理性和理性。前者指欲望、本能、感觉；后者指思维、推理。人在婴儿时期犹如一块白板，在外界事物刺激下产生的感觉是认识的起源，但由感觉所得的经验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人的理性灵魂具有运用概念进行思维的能力。人的理性灵魂又包含被动的理性和能动的理性，前者在感知觉记忆的基础上发展起来，并随身体的死亡而消逝。能动的理性则不以感觉记忆的发展为基础，也不随身体的死亡而消逝，它来于神又归于神。在亚里士多德的上述观点中虽有强烈的唯物主义倾向和辩证法因素，但最后还是陷入唯心主义。
亚里士多德建立了较为系统的社会政治学说和伦理学说。他认为人天生是政治的动物，人不可能以单独的个人而存在，而总是处在一定的家庭、部落和国家之中。个人与国家的关系犹如部分和整体的关系。个人只有在国家之中才能实现自我。国家亦应培养人成为有美德的公民，使其过上有德行的幸福的生活。亚里士多德把伦理学看做政治学的一个分支，它研究人行动的规范。他把美德分为行德和知德，前者与政治相关，后者与理性相关。行德的原则是“中道”，它是在实践活动中训练出来的智慧，即肯定了道德是后天形成的。知德能使人达到完善，它是一种脱离行动的纯思辨活动。它以闲暇为条件，不以实用和功利为目的。亚里士多德的上述观点为他的教育学说奠定了理论基础。
2.论教育的作用和目的
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一样十分重视教育的政治意义，但与柏拉图不同的是他没有把个人融化在集体或国家的利益之中，而是辩证地看待个人与国家的关系。在他看来，理想的城邦应以中产阶级占绝对优势，而以共和制为政体的形式。此外，政治的优劣还取决于城邦是否具有美德。对个人和集体而言，人生的终极目的是相同的，即追求幸福生活和至善。因此，“各个私人和公众社会的善德是相同的，即都应具备智慧、正义、勇敢和节制”。人们如何才能具有这些美德呢？亚里士多德认为有三条途径：天赋、习惯和理性。天赋指民族赋性，他认为希腊人兼备世界各民族的优秀品质。习惯和理性有赖于意志和知识，只能靠训练和启导来培养和发展。因此，立法者应特别重视教育，订立教育的方针，采取相应的措施。“邦国如果忽视教育，其政制必将毁损。一个城邦应常常教导公民们使能适应本邦的政治体系。”[18]全体公民应遵循同一教育体系，采取一致的教育方案，由城邦办理教育。
亚里士多德指出了教育目的的双重性。从人是政治的动物来说，需培养有道德的公民。而从人是理性的生灵来说，教育还需以充分发展人的理性为终极目的，发展知德，达到至善。因此，政治家在拟定一邦的教育法规时，不应只着眼于勤劳和战争，使公民有任劳和作战的能力，更要使公民善于闲暇和有自己的生活。为此，亚里士多德主张自由教育，即在闲暇中学习自由学科以发展理性。他的自由教育理论在西方教育思想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3.年龄分期与教育程序
在西方教育史上，亚里士多德首次提出了教育适应自然的主张。他说：“教育的目的及其作用有如一般的艺术，原来就在效法自然，并对自然的任何缺漏加以殷勤的补缀而已。”[19]他要求根据儿童身心发展的特点来划分教育的阶段，安排教育的程序、内容和方法。这是他对教育理论发展的一个重要贡献。
亚里士多德把年青一代受教育的时期划分为三个年龄阶段：出生至7岁为第一阶段；7～14岁为第二阶段；14～21岁为第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学前时期，训导在家庭中施行。在后两个阶段则要实施正规的集体教育。
亚里士多德依据灵魂学说安排教育的程序及任务。人有肉体部分和灵魂部分，后者又分为非理性和理性两个部分。顺应这三个部分，就应有体育、德育和智育。亚里士多德把发展人的理性放在最高位置。但他认识到，“如果依人类生理和心理的自然顺序，自当先重体育，培养灵魂所寓的身体，使之既健且美；其次则训练灵魂的本能部分，使人人都具有良好的习惯”，[20]然后才是发展理性。
4.论学前儿童的保育和教育
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一样，重视优生问题。他指出：“立法家如果希望在这个初创的理想城邦的育婴院内看到大群最为健康的体格，他必须先注意到婚姻制度，关于婚姻，他应该考虑配偶两方的年龄和他们的品质。”[21]他反对早婚的陋俗，认为不利于子嗣，且早嫁的少女常夭亡。妇女出嫁的年龄应规定在18岁，男子的成婚年龄则应在37岁前后。婚嫁的良辰应选在冬季。已成眷属的夫妇也应受教于医师和自然学家，学习生育的知识。孕妇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养成经常运动的习惯，摄取富于滋养的饮食。立法家可以规定孕妇们每日需到专司育儿的女神坛庙进香一次。孕妇应避免劳神苦思，保持安静的情绪。因为胎婴在妊娠期间恰好像植物对于土壤那样，显然要从母体吸收其生长所需的物质的。
关于婴儿的保育，亚里士多德认为首先应重视儿童的营养问题。乳类最适宜于儿童的身体发育。如欲免于疾病，应戒儿童饮酒以愈少为愈好。其次，应及时诱导孩子作适应于他们肢体的各种活动。让婴儿尽早训练成耐冷的习惯是有益的，既可促进健康，亦可作为长大后服军役的先期锻炼。亚里士多德指出，凡在儿童身上可能培养的习惯，都应及早开始，然后渐渐加强这些训练。儿童体质富于内热，自然适于耐寒训练。
从婴儿期到5岁止，为避免对他们身心的发育有所妨碍，不可教他们任何功课，或从事任何强迫的劳作。但在这个阶段应使其进行某些活动，使他们的肢体不致呆滞或跛弱。这些活动应安排成游戏或其他的娱乐方式。儿童游戏要既不流于卑鄙，又不致劳累，也不要内含柔靡的情调。教育监导应注意并选定在这一年龄的儿童们要倾听的故事或传奇。亚里士多德不同意一些人企图在礼法中禁止孩子放声号哭的做法。在他看来，这是不正确的。孩子的号哭有如成人的进气蓄力那样扩张肺部，有助于儿童的发育。
依据当时的斯巴达、雅典和波斯的做法，儿童在7岁以前的训导都在家庭中施行。亚里士多德认为，在这个时期教育监导应注意儿童日常生活的管理。这个时期容易受到熏染，任何卑鄙的见闻都可能养成不良的恶习。因此，尤应注意不让儿童在奴隶之间消遣他们的光阴。立法家的首要责任应当在全邦杜绝一切秽亵的语言。人如果轻率地口出任何性质的恶言，他就离恶行不远了。对于儿童应特别谨慎，不使听到更不使口出任何恶言。凡不顾一切禁令，仍然发出秽亵语言和举动的，必须予以相应的惩罚，年轻者施以体罚，年长者课以罚金。亚里士多德还要求杜绝秽亵的图画和戏剧表演，执政人员得检察全邦的雕塑和图画，不让它们描摹任何秽亵的形象。
当儿童已安全地度过了开始的5年，就可以在以后的两年，即到7周岁为止，旁观他人正在从事而他们将来也应从事的各种功课和工作。7岁以后，则进入正规学习的阶段。
亚里士多德的学前教育思想在许多方面继承了柏拉图的主张，重视教育的政治意义和人的理性发展，重视儿童游戏和故事材料的选择。与柏拉图不同的是，他从唯物主义立场出发，重视感觉、情感、欲望等非理性因素在人的发展中的作用；在婴幼儿保育方面也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更强调通过练习形成道德习惯。他关于教育要遵循儿童发展的自然进程的主张，成为后世西方教育适应自然原则的思想渊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