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陶行知生平

（一）童年与青少年求学时期（1891—1917）

陶行知原名文濬，安徽歙县西乡黄潭源村人，1891年10月18日生，一家躬耕自食，家境清寒。陶行知自幼聪明好学，但因生活贫困无力入私塾读书，6岁时邻村的一位塾师视其资质聪颖，长大后必然能成就大事，就让他免费入塾读书。8岁到万安镇经馆伴读，11岁又回到黄潭源自学，有时也帮父母参加田间劳动。1906年，15岁的陶行知进入本县的教会学校崇一学堂读书。因陶母在本校帮佣，英人校长唐进贤喜欢勤劳聪明的陶行知，准其免费读书。陶行知在这里学习英文、数学、理化等课程，开始接受西方资产阶级的新教育。由于他一直生活在中国社会的底层，所以从童年时代起就对民间的疾苦有深切的感受。他尤其关注中国的农村，立志为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和广大农民受剥削压迫的悲惨处境去奋斗。因此，在崇一学堂读书的时候，就写下了“我是一个中国人，要为中国作出一些贡献来”的座右铭。

1908年，17岁的陶行知在崇一学堂毕业后独自远离家乡，考取了杭州广济医学堂，因不满该校歧视非教徒学生，入学三天后便愤而退学。18岁考入南京汇文书院，后直接升入金陵大学文科就读，是该校的首届学生。在校学习期间，担任金大学报《金陵光》中文版编辑，他利用这个刊物热忱的宣传民族民主革命思想。在金陵大学，他受明朝哲学家王阳明“知行合一”的观点影响，把他的原名“文濬”改为“知行”。他大学学习十分刻苦，1914年陶行知以全校总分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金陵大学。毕业典礼上，他以优异毕业生的资格，宣读了毕业论文《共和精义》，其中有这样的句子：“人民贫，非教育莫与富之；人民愚，非教育莫与智之；党见，非教育不除；精忠，非教育不出。”论文表露出了他最初的教育救国的思想。1914年23岁的陶行知在大学校长包文先生的鼓励和亲友的赞助下赴美留学，考入美国伊利诺伊大学攻读市政。第二年便获政治学硕士学位。1915年9月转入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攻读教育，原因是他深信没有真正的公众教育，就不可能建立真正的民主共和国，而且他认为第一流的哥伦比亚大学是他攻读教育的最好的学校。他决心将来为祖国教育事业的改革和发展奉献终身。他认识到“教育苟良，则人民生计必能渐臻满意。可见教育是建设共和最重要之手续。”1917年在哥伦比亚大学获“都市学务总监资格”文凭。出洋留学，使年轻的陶行知扩大了眼界，接触到欧美新的教育思想，加深了改造处在内忧外患中的祖国之愿望。1917年秋，陶行知接到南高师聘书后回国，开始了他毕生为改革旧教育、提倡新教育而奋斗的艰难历程。

（二）提倡教育改造时期（1917—1922）

陶行知留美回国后，即担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员，后任南高师教务主任。在南高师校务会议上，主张将“教授法”改为“教学法”。1919年2月发表《试验主义与新教育》一文，提出反对“沿袭陈法，仪型他国”。1920年，他在南高师的校务会上报告招生问题，力主“不论男女，均可录取”，促成了当年南高师首次招收女学生，成为我国大学开放女禁的最早实行者。林伯渠曾赞他是“反洋化教育”、“反传统教育”的旗手。1920年12月他与朱其慧、晏阳初等发起成立中华平民促进会。1921年10月29日，陶行知同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教务长、教授孟禄博士（他在美国时的老师）到广州进行科学教育性实际调查情况，并当翻译。这是他生平第一次来祖国南大门广州市。同年12月，他与蔡元培等共同发起成立中华教育改进社，任主任干事。

（三）推广平民教育时期（1922—1926）

1922年，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并入东南大学，陶行知任东南大学教授、教育科主任。为了改革旧教育，提倡新教育，陶行知着力进行办学试验，如举办南京高师暑期学校、南京安徽公学、平民初级学校等。这些早期的办学活动对他的教育思想发展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意义。他决心“要用四通八达的教育来创造一个四通八达的社会。”1923年6月陶行知与朱其慧、晏阳初等人在上海发起组织“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又与北京大学教授朱经农合编《平民千字课》课本。次年，积极筹备《平民周刊》，撰写《平民教育概论》。为了能专职从事平民教育和“中华教育改进社”的工作，陶行知辞去了东南大学教育科和教育系主任职务，专任“中华教育改进社”总干事。风尘仆仆奔走于河北、察哈尔、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等省，平民学校、平民读书处遍地开花。他说“凡我所到的地方，就是平民教育到的地方。”几年间，平民教育运动使成千上万的平民受到了教育。

（四）乡村教育实验时期（1926—1930）

在平民教育处于**的时候，陶行知冷静地看到：“中国以农立国，十有八九住乡下，平民教育是向民间去的运动，就是到乡下去的运动。”所以他响亮地提出了“到民间去”“到乡下去”的口号。1926年1月他提出了“师范教育下乡运动”，并撰文为乡村教育确定了基本任务：“乡村师范学校负有训练乡村教师，改造乡村生活的使命。”他认为如果能使师范学校在乡村里设分校，在乡村的环境里训练乡村老师，就是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了一步。他指出：“我们从事乡村教育的同志，要把整个的心，献给我们三万万四千万农民，我们要向农民‘烧心香’。”他明确提出了“四个一百万计划”，即按中国农村的实际，要“筹募一百万元基金，征集一百万位同志，提倡一百万所学校，改造一百万个乡村”。这是一个十分宏大的计划，若能实现，中国乡村的面貌会得到很大改变。但当时正处在大革命时期，国民政府不可能支持这一计划。陶行知并不气馁。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经过一年的奔波筹备，1927年3月15日在南京北郊劳山创建全国第一所农村师范——晓庄乡村师范。由蔡元培、王云五分任该校董事会的正副董事长。陶行知自任该会秘书并兼校长，赵叔愚任第一院院长兼研究部长，陈鹤琴任第二院（幼儿师范）院长。

晓庄师范创建初期，第一批学生只有13人，当时校舍尚未造好，陶行知说：“我们的校舍上面盖的是青天，下面踏的是大地，我们的精神一样要充满天地间。农夫、村妇、渔人、樵夫，都可做我们的指导员”。学校以培养农村教师为目标，他要求学生农民化，他说，“要想化农民，须受农民化。”他带头脱下西装革履，穿起布衣草鞋，住在牛棚柴房。

在晓庄师范的办学实践中，陶行知形成了生活教育理论体系。1928年他协助浙江省教育厅厅长蒋梦麟创办湘湖乡村师范，介绍晓庄师范学生操震球、王琳、程本海前往主持工作，由操震球任校长。他还亲自到校进行“教学做合一”的研究与指导，使这所学校也办得十分出色。次年春，陶行知又派晓庄师范毕业学生吴庭荣、蓝九盛、朱友梅到苏北建立淮安小学，自己并一度兼任该校校长。后来因宣传抗日救亡而闻名全国的新安旅行团，就是这个小学的创举。

晓庄师范获得了很好的教育效果和社会声誉。由于晓庄师范有地下党团组织，师生们积极参加反帝爱国斗争，陶行知都给予大力支持。国民党政府因害怕晓庄师范学生的反帝爱国运动，尤害怕支持冯玉祥，1930年4月8日勒令停办晓庄师范，武力封闭学校，逮捕学生，陶行知以“勾结叛逆、图谋不轨”等罪名遭到通缉，被迫流亡日本。

（五）推行普及教育时期（1930—1935）

在日本的时间虽然不长，但他对日本科学技术发达促成了国家的强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31年春，陶行知潜回上海，为了让中国效法日本走工业化道路，他决心开展“科学下嫁”运动，普及科学知识，培养科技人才。他主张科学要从儿童教起，要使“人人都能享受”科学知识。他说：“做一个现代人，必须懂得现代化的知识，我们必须拿着现代文明的钥匙才能继续不断地开发现代文明的宝库，保证川流不息的现代化。”在30年代初期，他就能看到科学技术和科技教育的重要性，确实是难能可贵的。

1932年10月1日陶行知根据晓庄师范学校的教育实践经验，在上海宝山大场地区创办了“山海工学团”，开展普及教育运动。曾先后派马侣贤、朱泽甫、王作舟、张劲夫、林一心、徐明清等到总部和分部担任领导。招收的学生都是当地农民的子女，工学团主张“工以养生，学以明生，团以保生”，学生既读书，又做工，引导农民科学种田。在这一年，他还派张宗麟到广西桂林，派戴自俺到河南百泉，派唐文粹、程今吾等到广东百侯办学。1933年发起组织中国普及教育助成会。1934年主编《生活教育》半月刊。山海工学团的儿童团员张健经常为农友讲故事，深受欢迎，农友亲切地称他为“小先生”。陶行知对“小先生”这一新事物极为重视，1934年1月正式提出了“小先生制”。由于“小先生制”适合普及教育需要，很快在二十几个省市得到推广，对东南亚一带普及教育也产生了很大影响，使普及教育运动推向**，并为中国革命培养了上百名干部。1934年7月，陶行知发表了一个《声明》，说他在辛亥革命时研究王阳明，信仰其知行合一的道理，故取名“知行”。到1927年，即办晓庄师范时，他明了应是“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的道理，这正与王阳明的主张相反。为求名实相符，此后改“知行”为“行知”。陶行知的改名是他唯物辩证观的一次飞跃。

（六）实施国难教育时期（1935—1938）

“九·一八”、“一·二八”事变后，陶行知出于爱国赤诚，自觉地把自己的教育工作与抗日救亡斗争结合起来，参与发起“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并与沈体兰、王洞若、张劲夫、丁华等组织“国难教育社”，倡导大众歌曲和大众歌唱团，推行国难教育。1936年，陶行知当选为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执行委员和常务委员。同年7月，与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联合发表《团结御侮宣言》，呼吁团结抗日。毛泽东主席复信表示支持。接着，陶行知受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委托，任国民外交使节，去国外宣传中国的抗日主张，历时两年零一个月，出访欧、美、亚、非二十八个国家和地区，先后出席了“世界和平大会”“世界新教育会议”第七次年会、“世界青年大会”“世界反侵略大会”，当选为世界和平大会中国执行委员。为中华民族在国际舞台上的形象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在伦敦时，曾三次拜谒马克思墓并写诗赞颂马克思：“光明照万世，宏论醒天下。二四七四八，小坟葬伟大。”

1936年11月，陶行知尚在国外期间，救国会领导人沈钧儒、史良、邹韬奋、章乃器、沙千里、李公朴、王造时等七人因呼应中共停止内战、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要求国民党停止剿共，被国民党以“危害民国”罪拘捕入狱，这就是著名的“七君子事件”。“抗日有罪”，使在国外的陶行知气愤不已。陶行知也是救国会的领导人之一，蒋介石并未因他在国外而轻饶了他，对陶行知再次发出了通缉令。陶行知在国外终日忙于抗日工作，对此万分愤慨，他再次在国外通过杜威联合爱因斯坦、罗素等世界知名人士通电蒋介石，营救“七君子”。

（七）推广全面教育时期（1938—1944）

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陶行知将“国难教育运动”改名为“战时教育运动”。1938年，为了配合中国共产党“全面抗战”的号召，他又把“战时教育运动”改为“全面（抗战）教育运动”。1938年8月，陶行知回国路过香港，倡导举办了“中华业余补习学校”，推动香港同胞共赴国难。1938年11月到桂林，创立中国战时教育协会，起草战时教育方案。同年12月25日生活教育社在桂林正式成立，李任仁、黄炎培、邵力子、刘季平、戴伯韬、吴新稼、张劲夫、王洞若等30人为理事。陶行知被推为该社理事长。他根据当时桂林人民群众钻山洞躲避日寇空袭的情况，提出了“岩洞教育”的建议，广西省教育厅接受了这一建议，成立了广西战时民众教育指导委员会，并组织了“岩洞教育服务团”。“七星岩”最为典型，洞外石壁上写着：“岩洞就是学校，警钟便早上课钟。”后又成立晓庄研究所，密切联系抗战实际，开展全面教育。

1939年，抗日战争进入全面抗战阶段。3月15日陶行知在一次讲演中说：“这阶段的战争特征是把战争的形势展开成全面，它已不是点线的战争，而是各方面的全面战争了。”他认为全面战争需要进行全面教育，并提出了全面教育的内涵。在开展全面教育运动时期，他在许多流离失所的流浪儿中，见到许多有特殊才能的人，因为得不到培养而夭折，他认为这是民族的损失，人类的憾事。抗日战争中那些流离失所的难童中，必有许多新中国的建设人才，人才都需要从幼苗开始培养。于是1939年7月20日便在四川省合川县草街子凤凰山的古圣寺创办了育才学校，培养有特殊才能的儿童。由于陶行知在社会上有很高的声誉，育才学校吸引了许多著名进步学者、专家、教授来校任教，如翦伯赞、艾青、贺绿汀、章泯、陈烟桥、戴爱莲等。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八路军办事处也非常关心这所学校，从延安马列学院派来廖意林任育才学校地下党支部书记。1940年9月，周恩来、邓颖超专程到育才学校访问并做了抗战形势报告，留下了“一代胜于一代”的签名题词。1943年陶行知给广东大埔百侯中学作校歌，写道：“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陶行知强调说：“教育是教人做人，教人做好人，做好国民的意思”。他要求学校和教师要“教会学生学习，教会学生生活，教会学生做人。”学校就是要培养能发明工具、制造工具、运用工具、善于改造社会和征服自然的人才。随着抗日形势的发展，奉行自由主义的陶行知思想日趋激进。

（八）倡导民主教育时期（1944—1946）

1945年抗战胜利后，国内阶级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国民党反动派实行独裁统治，中国共产党代表全国劳苦大众，实行的是一条民主的革命路线。陶行知指出“民主的洪流，浪头已经到来，没有力量可以抵抗它。因此学习民主，帮助创造民主的新中国，已成为生活教育的新的历史任务。”为此，他提出了“民主教育运动”，并当选为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兼教育委员会主任，主办《民主》周刊，主编《民主教育》杂志。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期间，陶行知多次往访晤谈。并于1945年1月在重庆创办了社会大学，学校的办学宗旨是陶行知提出的社会大学之道：“在明民德，在亲民，在止于人民之幸福”。在社会大学任教的有吴玉章、郭沫若、翦伯赞、邓初民、张友渔、王昆仑、马寅初、许涤新、侯外庐、沙千里、孙起孟、聂绀弩、曹靖华、胡风、田汉、何其芳等人。这种壮观的教师阵营在当时国内正规的文科大学中也是罕见的。由于社会大学渐渐成为各界进步人士的一面旗帜，所以一直遭到国民党的蓄意破坏，1947年3月被国民党反动派查封。

陶行知在爱国民主运动中屡遭反动派的威胁和迫害，但他毫不畏惧、视死如归。1945年12月1日昆明大中学生举行了反内战示威游行，遭到国民党镇压，造成“一二·一”流血惨案，12月19日重庆各界人士举行“陪都公祭‘一二·一’死难烈士会”，陶行知给夫人写了遗嘱，做好了牺牲的准备，毅然前往。1946年4月18日陶行知到达上海，开始了他在上海最后的生命冲刺。在这100天中，他作了100多次讲演，为推进和平民主运动日夜奔走呼号。有一次在反内战要和平大会上作讲演，特务们上台抢走话筒，高喊反动口号。他在特务们喊口号的间歇时间里，讲完了他要讲的话，坚持宣传真理。1946年7月11日和15日，民主斗士李公朴和闻一多在昆明遭到国民党暗杀，陶行知非常愤恨，激发他更加奋不顾身地投入民主运动。陶行知已被国民党特务定在暗杀黑名单上第三名，朋友们为他担心，但他大义凛然地说：“我是黑榜探花”、“我等着第三枪”。7月16日他给育才师生写了最后一封信，信中说：“深信我的生命的结束，不会是育才和生活教育之结束。我提议为民主死了一个，就要加紧感召一万个人来顶补。”7月24日，他操劳了一天，整理诗稿数万字，工作至凌晨，由于过度劳累，健康过亏，刺激过深，致脑出血于7月25日凌晨溘然长逝，享年仅55岁。

周恩来在给党中央的信中说：“陶行知是一直跟着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党的正确路线走，是一个无保留追随党的党外布尔什维克。”1946年8月11日，延安各界举行追悼大会，毛泽东亲笔写了“痛悼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千古”的题词。宋庆龄的题词是“万世师表”。1946年12月1日，全国53个人民团体将陶行知的遗体安葬在南京晓庄劳山之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