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电视深度报道界说
深度报道起源于报纸。这种报道形式在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震撼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中蓬勃发展起来，到20世纪40年代趋于成熟。当时的报纸受到电子媒介的挑战，为了保护自己的地位，便利用自身优势，开始探索深度报道。这种尝试大大拓宽了报纸的竞争领域，赢得了新声誉。20世纪60年代，电视媒体开始尝试深度报道，最具代表意义的是美国CBS的王牌新闻节目《60分钟》，历经近半个世纪长盛不衰，其制片人唐·休伊特提出的“把新闻当故事讲”的理念至今被奉为尝试报道的圭臬。
伴随着我国电视新闻改革的不断深入，电视深度报道在我国迅速崛起，成为电视新闻传播领域的一支劲旅。1980年7月12日，中央电视台《观察与思考》节目开播，开启我国电视深度报道的先河；1987年7月5日，当时的上海电视台开办了深度报道类新闻栏目《新闻透视》。1993年后，大规模的电视新闻深度报道开始出现。当年5月1日，《东方时空》创办，其子栏目《焦点时刻》对深度报道做了不少有益的尝试；1994年4月，中央电视台又在晚间推出了《焦点访谈》，很快受到观众的肯定和欢迎，并在全国各地掀起一股“焦点热”；1996年5月17日，《新闻调查》正式开播，成为迄今为止中央电视台播的片长最长、最有深度的新闻栏目。
一、电视深度报道的内涵
相对于动态消息而言，深度报道是一种全面、深入的新闻报道形式。一些有代表性的定义或解释有：
深度报道是运用解释、分析、预测等方法，从历史渊源、因果关系、矛盾演变、影响作用、发展趋势等方面报道新闻的形式。[1]
深度报道是一种阐明事件因果关系、预测事件发展趋势的报道形式，不仅要说明新闻发生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而且还要分析它的意义，预见事件的发展和影响。[2]
深度报道实质上是对新闻信息的拓展和延伸，其拓展和延伸集中体现在对新闻事物的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上。[3]
深度报道所体现的是一种新闻旨趣（Interests），它揭示了新闻的主体与客体间的关联，从深度（深刻性）和广度（广延性）两方面指出了新闻文本以受众认知效用为主导的运作方向。[4]
由此可见，电视深度报道是有思想深度的消息类新闻的延伸和拓展，是新闻五要素（五个“W”）和“H”（怎么样）和“W”（为什么）的拓展。它需要比消息类新闻展现更多的背景材料供分析、交代、说明，因此它需要更多的时间，即节目长度。节目长度和有深度一样，也是衡量电视深度报道的标准之一。因此，有思想深度的报道并不一定是深度报道，它们的关系可以概括为：有思想深度的消息类新闻是深度报道的浓缩，深度报道是它的延伸和拓展。
电视深度报道的主要特点是，要在“why”（为什么）和“how”（怎么样）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要求“以今日之事态核对昨日的背景，从而说出明日的意义来”。深度报道在采访报道方面的要求是：在“时间”（when）上不仅要说明现在，还要追溯既往，推测未来；在“地点”（where）上，不仅要报道现场，还要注意到地点的延伸和波及；在“人物”（who）上，不仅要采访当事人，而且应当采访直接或间接的有关人员；在“新闻事实”（what）上，与新闻事实有关的情形和细节都应搜索；在“原因”（why）和“经过”（how）上，不仅要说明新闻发生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而且还要分析它的意义，预见事件的发展影响。
简言之，电视深度报道的内涵可以概括为：运用电视手段，对新闻事件或某种客观现象等进行挖掘、归纳、分析、解释、评介，是比一般新闻更深层次、更广范围的报道形式。
二、电视深度报道的特点
电视深度报道以追寻事物的本源、开掘事物的内涵、揭示事物的本质为目的。凭借其视听组合的优势，电视深度报道形成了自身特有的魅力。就某种意义而言，电视深度报道的特点是策划者在形式或内容上十分重视的领域。
（一）传播内容的纪实性
纪实性是深度报道节目的特性之一，电视具有“再现”的功能，即采用纪实的手法，真实地记录社会现实。这种“再现”生活的方式，能真实地记录“今日之事态”“昨日之背景”，将真实的生活形态直接展现在观众面前，增强报道的真实性和可信度，为向观众“说出明日的意义”奠定基础，使报道具有立足之本。
其一，长镜头的大量运用增强了生活的真实感。长镜头可以较为完整地记录事件过程和人物行为动作的全景，使客观世界的时空获得整体性、流动性的展示。《新闻调查：河流与村庄》（中央电视台2004年8月9日播出），讲述了坐落于淮河最大的支流——沙颍河畔的河南省沈丘县黄孟营村，由于饮水受到污染导致村里癌症频发的事件。
（画面）村支书王林生带领记者长江来到一条普通的街道。
王林生：这一家来这儿之后一直没有生育，现在还是个植物人，也可以说一是不能生育，二是不能劳动。
记者：男的女的？
王林生：女的。
记者：多大岁数？
王林生：今年不到30岁……这一家老两口现在患肺癌，本人也不知道。
记者：老两口都是肺癌？
王林生：男的是肺癌，女的现在没有发现啥情况。这一家的男的是突然死亡，30多岁，是在地里干着活的时候倒下死亡的。这一家女的死的时候是40多岁，是患胃癌死的。这一家的四年连着开了三回刀，到现在还没有钱治疗，在家里保守治疗。
记者：也是癌症？
王林生：也是癌症。
记者：我看了以后怎么一家都没隔？（这几乎是点题之问，与长镜头相呼应，发人深省。）
王林生：没隔，从这条路前面一直到这儿，甚至拐过去，每一家都有病人。
记者：只有这一条街是这样还是村子里还有这种现象？
王林生：村子里头其他的地方像这儿一样，都是这样的。（再次强调。）
村民患怪病的问题在略带摇晃的长镜头中一览无余地凸现出来，现场的张力胜过一切有声有色的描述和评论。
类似的还有《新闻调查·“非典”突袭人民医院》，环境交代也独具效果，通过运动镜头展现出人民医院中间的天井的位置、天井的状况以及隔离情况，使医院的拥挤场面一览无余地呈现出来，在那么小、那么封闭的空间中，一天要接纳800多位病人，说服力非常强。
其二，同期声的大量采用强化了报道的现场感和感染力。同期声可以真实地记录下现场的“真实气氛”，只有真实气氛建立起来了，观众的视听感觉才会全部调动起来，才会有身临其境的感觉。声音对揭示报道主题，烘托现场气氛，渲染环境，增强电视新闻的真实感、可信性和感染力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在现场采访过程中，录下当事人讲的一句话，往往胜过编导在编辑时讲的十句话，因为这是第一人称的“现身说法”，它的可信性和说服力远远超过第三人称的“议论和评说”。
《新闻调查·断裂带上的家园》（2013年8月10日播出），讲述的是农村土坯房的住房结构加剧了地震受灾情况，导致大量人员死亡的灾后现象。节目伊始，就有一个寻找亲人的农妇的声音响彻屏幕，配合着残垣断壁的灾后画面，震撼力十足。
（二）传播形式的艺术性
艺术性也是深度报道的属性之一，这属于电视的“表现”功能，可以大大加强报道的表现力、感染力和冲击力。电视深度报道不能满足于只在屏幕上描摹生活的表象，要善于从生活的表象中揭示出本质与现象、必然与偶然、思想与现象的辩证关系，从中提炼出富有哲理意味的深邃的思想。
在实际采编过程中，编导（或策划人）往往大量运用对比、积累乃至隐喻等蒙太奇艺术手法和其他视听思维手段对表现对象做多侧面“表现”、多角度“观察”，调动观众的注意力，使观众透过现象看到本质。《新闻调查·陈丹青出走》（中央电视台2005年4月19日播出）在节目中通过电影的穿插，隐喻中国教育状况的现状呈“程式化”，增强了节目的故事性和表现力。当被采访者讲到“我们现在就是在培养产品”时，编导别具匠心地运用一组电影画面与现实的考试制度交叉组接，富有深意。
《新闻调查·陈丹青出走》隐喻剪辑
（三）传播格局的互动性
电视深度报道展示的新闻事件必须源于生活，同时其所揭示的现象又必须反馈于社会。只有节目与社会之间形成良性互动，才能助推报道的深入和全面。具体而言，就是深度报道的选题应是对社会现实的关照，制作过程需要密切关注受众的收视兴趣与特点。因此，电视深度报道往往能够在传播者和受众之间架构起沟通的桥梁，突出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记者运用视听结合的方式，缩短与受众的心理距离，营造观众参与的情境空间，引导他们更好地读解讯息。曾获得亚广联大奖的《新闻调查·婚礼后的诉讼》（中央电视台2000年6月9日播出）很典型地利用矛盾冲突表现了一个饶有趣味的“故事”：新娘认为在非自愿的情况下结婚，并在暴力下被迫与新郎发生性关系，新郎的行为足以构成强奸。法院也认为两人并没领取结婚证，其婚姻关系不受法律保护，所以认定新郎强奸罪罪名成立。与此同时，新郎及其家人、多数村民却认为在农村婚礼举行过后两人就是夫妻了，就要有正常的夫妻生活，登记与否无关紧要，所以新郎被判有罪是冤枉的。三方的观点共同构筑了一个话语空间，受众在不知不觉中介入，节目则任由他们自己思考并做出评判。
其二，深度报道的传播者（记者或主持人）调查、组织新闻事件，广泛吸引作为受众的群众参与新闻事件的分析和评论，合成深度报道信息，并通过这一方式传递给受众。在这个传播过程中，记者、主持人是新闻事实的调查者、客观报道者和形象传播者，而受众也作为当事人或者某一观点的持有者参与问题的讨论和评析，通过这样的交流，可以密切传受关系，提高报道的可信性和说服力。据统计，从2005年4月至2006年3月的一年间，“《新闻调查》栏目只有两期节目出镜的采访对象少于5人，有17期节目出镜的采访对象达6至10人，有20期节目达11至15人，还有6期节目达16至20人。”[5]通过屏幕内的双向交流，使观众时而与记者在一起，时而与当事人或其他被访者在一起，参与到信息的认知过程之中。
（四）传播功能的引导性
电视台是党和政府的重要宣传舆论阵地，舆论是社会生活中一部分人或一定集团对某种事态发展所持的大体一致的意见，是一种社会思想。电视深度报道同其他新闻样式一样对社会舆论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它在电视新闻节目的舆论导向中起“龙头”作用，围绕“三农”、腐败、环境保护、下岗、住房等社会热点、焦点和难点，积极发挥舆论监督作用，集中力量首先解决最紧迫、最关键的问题，推动各项工作的进展。
获第十八届中国新闻奖二等奖的《社会纵横：阳江黑帮还能作恶多久》（广东电视台2007年12月6日播出）报道了曾经震惊全国、祸害极大的阳江黑帮。节目以受害人的亲身经历为主线，记录了阳江市的酒吧、海鲜、河沙等行业在警方“扫黑除恶”之后，依然被黑社会残余势力掌控，而当地职能部门却失控无为的情况。案件侦破前期，记者一直跟踪关注阳江黑帮的作恶行径。两大黑帮头目被抓之后，记者又冒着生命危险，深入黑社会的窝点调查，暗访黑帮曾经暴力垄断的各行业，用镜头暴露了黑恶势力依然猖獗、百姓生活依然得不到安宁的事实，也暴露了当地警方“打黑除恶”之后的形式主义作风。节目播出以后，促进了有关部门进一步研究部署新的侦破方案，抓获了一批仍在作案的黑社会残余势力，为阳江人民除掉了这一毒瘤。这期节目舆论监督到位，社会效果良好。
[1] 甘惜分主编：《新闻学大辞典》，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53页。
[2] 余家宏等编：《新闻学简明词典》，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72页。
[3] 陈作平：《新闻报道新思路：新闻报道认识论原理及应用》，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0年版，第155页。
[4] 杜骏飞、胡翼青：《深度报道原理》，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5页。
[5] 曹丹：《理性的瞭望 建设性的守护——评析央视“新闻调查”栏目的议程设置》，http://www.cctv.com/news/special/C15587/20060420/100980.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