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无产阶级贫困的根源在于劳动的雇佣性质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和处于统治地位，生产迅速发展带来的并不是普遍富裕，而是产生了一个极端贫困的工人阶级。和耸入云霄的高大建筑同时兴起的是贫民窟，一个国家两个世界。工人阶级的状况，是资本主义社会一切灾难的最尖锐最露骨的表现，引起了各种社会主义者的关怀和注意。马克思和恩格斯更是如此。

恩格斯着重实际调查。他从1842年11月自德国到英国之后，经过21个月的实地观察和亲身交往，搜集了完备的并为官方的调查所证实的材料，对英国的无产阶级状况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用恩格斯自己的话说，《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这本书里所叙述的，都是我看到、听到和读到的”[1]。而马克思开始则比较着重于哲学的思考。他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用“人的完全丧失”这种极其哲学化的概括来描绘德国无产阶级的状况。在从哲学转向经济学研究的开始，“人的完全丧失”仍然是马克思考察无产阶级状况和地位的根本原则，但他力图利用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所提供的理论和事实，用经济学的材料来说明这个问题。

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着力论证资本主义私有制比封建所有制优越，对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各种消极后果，对无产阶级的贫困和悲惨处境采取漠视态度。它们把无产阶级的贫困生活，看成增进国民财富的必要的、合理的条件，从而对无产阶级的恶劣处境作了有利于资产阶级的解释。因此，它们只强调劳动的积极方面，抹杀劳动的消极方面，掩盖资本主义工厂制度给工人带来的损害。而马克思不同，他在肯定劳动的积极作用的同时，提出了异化劳动的理论，着力揭示资本主义制度下无产阶级的地位和状况，探求对无产阶级非人化原因的解释。所以在《手稿》中关于异化劳动的理论，是和马克思力求认识资本主义制度的劳动性质、无产阶级的处境和前景密切联系的。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处在与资本和地产相脱离的地位。这表明了劳动者的处境，表明他们是既无资本又无地租，只靠劳动，而且是靠被分工肢解的片面劳动为生的人。整个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以这种分离为出发点，并且认为资本生产利润，土地生产地租，劳动生产工资，从而掩盖了劳动的异化性质，歪曲了利润和地租的来源。马克思当时还没有形成剩余价值的理论，没有明确地指出利润和地租都是来源于工人的劳动，活的劳动不仅创造了工资，而且也创造了利润、利息和地租。但是马克思已经看到，资本、地租和劳动三者的分离对工人来说是致命的。由于这种分离，工人完全处于对资本和地产的依赖地位。他们只有通过出卖自己，才有可能实现劳动和生产资料（资本和地产）的暂时结合。因此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永远是商品，“工人的生存被归结为其他任何商品的存在条件”，完全受供求规律支配。工人的生存取决于社会的需求，而需求取决于资本和地产的运动。如果工人的供给大大超过需求，就会有一部分工人沦为乞丐或饿死。因此工人不仅要为物质的生活资料而斗争，而且要为谋求工作，即为实现自己劳动的可能性和手段而斗争。

也正因为工人是商品，由于经济规律本身的作用，他们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永远不可能摆脱贫困。这是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生产发展不同时期工人状况时得出的重要结论。

亚当·斯密并不否认，当社会财富处于衰落状态，工人所受的痛苦最大，“没有一个阶级像工人阶级那样因社会财富的衰落而遭受深重的苦难”。由于社会需求的减少，工人会大量失业，工资下降；而当社会繁荣，财富持续增长时，工资不断提高，工人状况会继续改善。按照这种观点，工人贫困的原因并不取决于他们的社会地位和劳动性质，而取决于生产发展水平。资本主义生产越发展，工人就会越富裕。这样，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利益就是一致的。

马克思反驳这种论调。站在无产阶级立场的马克思看来，虽然在财富增长的社会中，对工人的需求超过了供给，从而有利于工资的提高。但工资的提高引起了工人的过度劳动，他们越是想多挣钱，就越是牺牲自己，完全放弃一切自由来替贪婪者从事奴隶劳动，缩短了工人的寿命；而且社会财富的增进，意味着资本积累的扩大，工人的劳动产品越来越多地集中在资本家手中，工人越加依赖于资本，所以即使在对工人最有利的社会状态中，工人的结局也必然是由于劳动过度而早死，沦为机器、资本的奴隶。因此贫困化是工人不可避免的命运。正如马克思说的：“在社会的衰落状态中，工人的贫困日益加剧；在财富增进的状态中，工人的贫困具有错综复杂的形式；在达到繁荣顶点的状态中，工人的贫困持续不变。”[2]

马克思还摘引了舒尔茨的《生产运动》、查·劳顿的《人口和生计问题的解决办法》、欧·毕莱的《论英法工人阶级的贫困》、康·贝魁尔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经济的新理论，或关于社会组织的探讨》等著作中提出的某些论点和统计材料，借以论证自己对工人阶级处境的看法。

为什么工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可避免地会贫困化、非人化呢？为什么社会财富的增加并不能改变工人的处境呢？马克思由此进入到对劳动性质的分析，指出：“在社会财富增进的状态中，工人的沦亡和贫困化是他的劳动的产物和他生产的财富的产物。就是说，贫困从现代劳动本身的本质中产生出来。”[3]所谓现代劳动的本质，就是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不过马克思在《手稿》中没有使用这个纯经济学的概念，而是使用更哲学化的概念——异化劳动，也就是说，只有异化劳动才会使工人为别人创造财富而为自己创造贫困。

马克思从资本主义制度下无产阶级状况出发进入到分析劳动的性质，又从对劳动性质的分析来阐明无产阶级的状况，把对劳动和劳动者的考察紧密结合在一起。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分析市民社会等级特点时已经指出：“被剥夺了一切财产的人们和直接劳动即具体劳动的等级，与其说是市民社会中的一个等级，还不如说是市民社会各集团赖以安身和活动的基础。”[4]把直接从事劳动作为劳动等级的根本特征，这个论点在《手稿》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马克思越是深入分析劳动者的状况，越是揭示出这种劳动的令人可憎的被迫性质；越是暴露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的强制性，越是揭示出无产阶级的处境和地位。马克思据此尖锐抨击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把劳动和劳动者分开的做法。它们只研究劳动而不研究劳动者，不关心劳动者的处境；它们推崇劳动而贬低劳动者，把劳动者视为生产工具。马克思指出：“国民经济学不考察不劳动时的工人，不把工人作为人来考察；它把这种考察交给刑事司法、医生、宗教、统计表、政治和乞丐管理人去做。”还说：“国民经济学不知道有失业的工人，不知道有处于劳动关系之外的劳动人。小偷、骗子、乞丐，失业的、快饿死的、贫穷的和犯罪的劳动人，他们都是些在国民经济学看来并不存在，而只有在其他人眼中，在医生、法官、掘墓人、乞丐管理人等等的眼中才存在的人物；他们是一些在国民经济学领域之外游**的幽灵。”[5]从劳动到劳动者，不仅表明了马克思创立的政治经济学的鲜明的阶级性，而且也提供了从劳动中探求劳动者处境的方法。这种方法开始是不成熟的，但却预示了从劳动中来理解历史的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