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谋生劳动”中的异化。论货币和信贷
在《摘要》中，马克思对异化劳动问题做了初步阐述。虽然国内外对《摘要》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中的第一手稿成文时间的先后有不同看法，但从内容来看，《摘要》主要是分析一般商品生产劳动（即所谓谋生劳动），特别是由自然经济转入商品生产后出现的劳动异化情况，其中虽然也涉及由一般商品生产发展到资本主义生产以后的劳动与资本的关系，但那并非重点。这同《手稿》以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为中心来展开对异化劳动的论述是不同的。从历史和逻辑两方面来说，《摘要》和《手稿》是相互衔接的，前者是后者在理论上和材料上的准备。
马克思在《摘要》中有不少地方是复述穆勒的观点，但他把它们纳入异化劳动理论之中，把劳动异化看成是随着商品生产和交换逐步发展起来的历史过程。
马克思认为，在野蛮的、未开化的状态下，人以自己的直接需要量作为生产的尺度，即生产直接满足自己需要的东西。人们生产的东西不多于他直接需要的东西，需要的界限也就是生产的界限。马克思的这个看法不全面。其实并不是需要量决定生产量，而首先是生产决定需要，贫乏的需要显然是由落后的生产造成的，虽然需要也必然反作用于生产。但这里与问题有关的倒不是如何辩证分析生产和需要的关系问题，而是马克思用异化的观点考察这个问题，认为在需要与供给正好相抵的情况下，生产的直接目的就是自己的需要，不存在产品之间的交换，因而不存在异化，即不存在劳动产品与劳动者相脱离的现象。
当有了剩余产品以后，情况开始发生变化。虽然在“外化的私有财产的粗糙形式”即偶然的以物易物的交换中，劳动是劳动者的直接生活来源，是他个人存在的积极实现，但同时，劳动者又以自己产品的余额去换取另一个人的产品余额。这样，通过交换，劳动部分地成了收入的来源，从而使劳动的目的和性质开始发生了变化。劳动产品不再是完全为了生产者个人的需要，而是“作为价值，作为交换价值，作为等价物来生产的”[24]。表面上，剩余产品是彼此为对方的需要而生产的，实际上，彼此都是以自己的剩余产品占有对方的产品，而且力图多占有对方的产品。
马克思看到交换是一种社会联系、社会关系，但他认为这不是人作为人的相互关系，而是私有财产同私有财产的关系，是私有财产的相互外化。交换所呈现的相互补充、相互满足需要只是一种假象，而它的实质是相互掠夺和相互欺骗。因此，马克思强调以物物交换表现的社会联系同人的真正的社会关系是对立的。他说：“交换或物物交换是社会的、类的行为，社会的联系，社会的交往和人在私有权范围内的联合，因而是外部的、外化的、类的行为。正因为这样，它才表现为物物交换。因此，它同时也是同社会的关系的对立。”[25]
如果说在剩余产品的相互交换中，异化还只是局部的，那么在谋生劳动中，人的劳动则变成了一种异化劳动。
所谓谋生劳动，既不是直接满足自己的需要，也不是剩余产品的偶然交换，而是以交换为目的的生产劳动。这实际上指的是商品生产。由偶然交换转变为谋生劳动是必然的。个人的需要是多方面的，而生产者完成的产品则是单方面的，个人不可能制造自己所需要的一切，因此人的劳动必然越来越成为谋生劳动，即以出卖自己的产品为中介来获取生活资料。马克思开始考察的主要是这种劳动中的异化现象。他说：“在谋生的劳动中包含着：（1）劳动对劳动主体的异化和偶然联系；（2）劳动对劳动对象的异化和偶然联系；（3）工人的使命决定于社会需要，但是社会需要是同他格格不入的，是一种强制，他由于利己的需要、由于穷困而不得不服从这种强制，而且对他来说，社会需要的意义只在于它是满足他的直接需要的来源，正如同对社会来说，他的意义只在于他是社会需要的奴隶一样；（4）对工人来说，维持工人的个人生存表现为他的活动的目的，而他的现实的行动只具有手段的意义；他活着只是为了谋取生活资料。”[26]马克思这里分析的四个方面，同他在《手稿》中概括的异化劳动的四种规定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从基本立足点来看它们是一致的，这就是对劳动的看法。劳动是人的“自由的生命表现”，是人的“真正的、活动的财产”、“活的乐趣”等，而谋生劳动之所以是一种异化，因为它不是劳动者的天然禀赋和精神目的的实现，而是为了生存，为了获取生活资料。它不是出于内在的必然性（对劳动爱好的天性），而是出于外在的偶然的需要（生存）。所以这种劳动对劳动者来说，不是一种自我“享受”，而是一种“痛苦”。这些思想后来在《手稿》中继续得到发挥。但不同的是，马克思关于谋生劳动异化的论述，重点是分析通过商品生产和交换所形成的个人与社会的对立：个人成为社会需要的奴隶（劳动者选择什么样的劳动、生产什么样的产品取决于社会的需要，而不是表现劳动者的天赋和爱好），社会需要成为个人生存的手段。而马克思在《手稿》中对异化劳动的分析，重点是揭示无产者和资产者的对抗关系，揭示无产者的劳动和产品为资产者所占有。
马克思关于谋生劳动中异化现象的论述，明显地受到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影响，把由商品生产和交换所形成的社会联系同人的本质对立起来。但它的积极意义在于用辩证法的观点考察经济的发展，描述了从自然经济→一般商品生产→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过程，并且把经济领域中的异化看成是一种历史性的现象，是随着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商品生产和交换逐步发展起来的，这实际上是力图探究异化劳动的起源。
异化劳动理论是马克思当时研究经济学的一个根本性理论和方法。马克思在《摘要》中对货币和信贷的分析，就表现了这种哲学特色。
马克思对穆勒称货币为交换媒介的看法是赞赏的，认为他“非常成功地用一个概念表达了事情的本质”。但马克思不满足于这一点，而是从货币作为交换媒介中引出异化。他认为，货币的本质，首先不在于财产通过它转让，而在于中介人的产品。以货币为中介，表明人的劳动和产品并不是相互满足需要，而是取得货币，人的社会行为（生产）成为货币的属性。人的愿望、活动以及同其他人的关系，受货币力量的支配，货币成为真正的上帝，人处于奴隶的地位。所以马克思说，在货币中“表现出异化的物对人的全面统治”。
在《手稿》关于货币的片段中，马克思的基本观点同这个看法是一致的，但更加展开。马克思从货币的职能中来分析异化。他当时还没有全面研究货币的多种职能，而是着重分析它的一种职能即作为流通手段的职能。货币具有购买一切东西、占有一切对象的特性。有了货币，我的愿望、需求就能从观念的东西变为现实的东西；没有货币，即使你有需要也是非现实的、不能实现的。以货币为基础的需要，是一种有效的需要；而以人的本性为基础的需要，是一种无效的需要。只有货币才是需要和对象之间、人的生活和生活资料之间的“牵线人”。这样，本来作为手段（流通手段）出现的货币，变成了目的——人生的目的，追求货币成了生活的目标。什么都有限度，只有货币没有限度。无度就是货币的尺度，无限量就是货币的量。
货币的这种普遍购买的特性，使人和自然的性质发生了颠倒。它可以化美为丑、化丑为美，化敌为友、化友为敌，把忠贞变成背叛、把背叛变成忠贞，把爱变成恨、把恨变成爱，把德行变成恶行、把恶行变成德行，把奴隶变成主人、把主人变成奴隶，把愚蠢变成明智、把明智变成愚蠢。因此马克思说：“货币作为现存的和起作用的价值概念把一切事物都混淆和替换了，所以它是一切事物的普遍的混淆和替换，从而是颠倒的世界，是一切自然的性质和人的性质的混淆和替换。”[27]
马克思由分析货币进入到分析信贷。如果说货币的中介作用使人发生异化，信贷的出现似乎扬弃了这种异化，使人重新处在人与人相互信任的关系之中。马克思指出：“这种扬弃异化、人向自己因而也向别人复归，仅仅是一个假象”，事实上信贷不仅没有扬弃异化，而且是“卑劣的和极端的自我异化”[28]。
富人贷款给穷人，这是极少有的。即使这样，也并不表明人对人的信任。因为对富人来说，穷人的生命本身、他的才能和他的努力工作都是偿还债务的保证。因此，债权人把穷人的死亡看作最坏的事情，因为它使他丧失了资本和利息。这说明在这种信贷中，富人并不是从人的角度，而是用货币对穷人进行估价。同样，富人之所以贷款给富人，也并不因为他是人，而是因为他是富人，是代表某种财富。因此，在这里，信贷是便于交换的媒介，即被提高到纯粹观念形式的货币本身。
由此可见，在信贷中，货币并没有被取消，而是人本身变成了货币，代替金属货币或纸币成为交换媒介。形式上，信贷使交换媒介从它的物质形式返回到人，但不是作为人的人，而是作为某种资本和利息存在的人。因此在信贷中，“构成货币灵魂的物质、躯体的，是我自己的个人存在、我的肉体和血液、我的社会美德和声誉，而不是货币、纸币。信贷不再把货币价值放在货币中，而把它放在人的肉体和人的心灵中”[29]。正因为这样，伪造货币需要材料，而骗取信贷只用自己的人格就行了，人把自己变成了“赝币”。
马克思关于货币和信贷的分析，从经济学的角度看，提出了不少深刻的思想。他研究了私有财产、交换和货币的关系，论述了私有财产产生货币的必然性，研究了货币和价值的关系，指出货币“是作为价值的价值的现实存在”。马克思还批判了货币主义和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货币观，认为前者是对货币的“粗糙的盲目信仰”而后者是“精致的盲目信仰”。他还分析了信贷在加深资本家和工人之间、大资本家和小资本家之间对立时的作用，等等。但是由于马克思把货币和信贷看成是人的本质的异化，因而偏重于否定性的估价，而没有着重揭示商品生产、交换、货币、信贷在人类社会中的进步作用，这表明运用异化作为分析经济现象的理论和方法的局限。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国际版第1版（德文版），第1部分第3卷，449页。
[2] [英]约翰·洛克：《哲学著作选集》，俄文版，第2卷，19页，1960。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10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11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112页。
[6] [英]米克：《劳动价值学说的研究》，137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1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国际版第1版（德文版），第1部分第3卷，514—515页。
[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国际版第1版（德文版），第1部分第3卷，557页。
[1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9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1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2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1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24页。
[1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24页。
[1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2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1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3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1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24页。
[1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24、29页。
[1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34页。
[1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3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2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3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2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2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2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25页。
[2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3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2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2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2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2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2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28—29页。
[2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15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2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2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2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