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研究经济领域中的异化。试图确立解释各个经济范畴的方法论原则

已经转到无产阶级立场，并把人类解放作为无产阶级伟大使命的马克思，对于资产阶级研究经济学的立场和方法是不满意的。虽然马克思当时还没有形成自己特有的范畴，还是从资产阶级政治学提供的事实、材料和范畴出发，但他着力揭示经济领域中的异化现象，并力图找到能阐明政治经济学各个范畴的根本原则。这导致马克思提出异化劳动的理论。

马克思关于异化劳动观点的提出，当然有它的哲学基础，这就是德国古典哲学逐步形成的关于异化的理论，但马克思突破了它们的思辨传统，着眼于经济事实的分析，认为异化劳动理论是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解决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所不能解决的问题的有效武器。

在19世纪40年代，私有制问题是个带根本性的理论和实际问题。无论是正在兴起的工人运动或各种社会主义思潮，都提出了这个问题。马克思在到巴黎之前，在他评论莱茵省议会辩论的某些文章中，通过对物质利益问题的探讨已间接涉及这个问题；而在《共产主义和奥格斯堡〈总汇报〉》的论战文章中，他明确肯定无产阶级要求占有中等阶级的财产的必然性和合理性。退出《莱茵报》后在克罗茨纳赫钻研历史时，马克思对所有制及其形式对政治机构的影响的材料十分注意，并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通过对长子继承制的分析，对私有财产以及私有财产和国家政治制度的关系作了某些论述。因此当马克思转向经济学研究时，他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把私有制的存在作为一个既成事实，竭力为资本主义私有制辩护的立场是持反对态度的。马克思在关于萨伊著作摘录的评注中就批评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这个根本局限，指出：“私有制是政治经济学不予论证的一个事实，但是这个事实却是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没有私有制就没有私有者，而政治经济学就其实质而言乃是一门发财致富的科学。没有私有制也就没有政治经济学。因而整个政治经济学是建立在一个没有必然性的事实基础上。”[1]

究竟怎样才能说明私有制的历史性呢？是不是把它同劳动结合起来考察就能解决这个问题呢？历史经验证明不能。例如英国哲学家洛克正是从人的劳动属于人推论出个人占有符合人类本性因而是合理的、永恒的结论。他说：“人将他从自然界创造的和赋予他的物体中取得的东西，和自己的劳动融合在一起，和某种不可分离的属于他的东西融合在一起，从而使这种东西成为自己的财产。当他从自然界赋予他的那种共同占有的财富中取得某种东西的时候，那么，由于他自己的劳动，他就把某种东西加在这一对象上，这就排除了其他人的共同权利。”[2]

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虽然创立了劳动价值论，把私有财产的本质从纯客体变成人的劳动，但这并不妨碍他们把私有财产当成既成事实，把资本、土地、劳动的分离当成前提。因为他们把劳动仅仅看成是谋生的手段，而把劳动者对原料追加的价值分解为利润、地租，把工资看成是有利于增加国民财富的合理的、自然的分配方式。他们不去探究什么样性质的劳动才形成私有财产，而是以私有财产为前提，把资本家的利益当作确定工资和资本利润之间关系的最后根据。

马克思不同，他着力探讨私有财产的起源。当马克思还没有全面创立自己的唯物史观，还没有发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辩证运动规律之前，异化劳动理论是他对私有制进行历史考察的理论和方法。他把私有财产看成是历史性的现象，是一种异化，“从外化劳动这一概念，即从外化的人、异化劳动、异化的生命、异化的人这些概念得出私有财产这一概念”[3]。正是对私有财产起源的探讨，使马克思由异化转向异化劳动。

从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创始人威廉·配第开始，到它的完成者大卫·李嘉图，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一个最高成果是劳动价值论。李嘉图克服了配第、斯密劳动价值论中的不彻底性和混乱，对商品价值决定于劳动时间这一规定，作了十分明确和透彻的规定。但是从1823年李嘉图逝世以后，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一方面被它的继承者所庸俗化，另一方面一些空想社会主义者力图从劳动价值论中得出有利于工人的结论：既然劳动创造价值，那一切产品应归劳动者所有。例如英国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布雷就说过：“只有劳动才创造价值……每个人对于他用正当劳动所获得的一切东西都有不容置疑的权利。如果他占有了他自己的劳动果实，那么他对其他人并没有做出任何不公正的行为；因为他丝毫没有侵犯别人这样做的权利……一切关于高贵和低贱以及主人和雇佣工人的概念，都是由于忽视基本原则因之而产生的财产不平等所引起的。”因此布雷认为，“在公正的交换”制度下，“一切产品的价值都会由它们的生产费用的全部总和来确定，并且相等的价值经常会换得相等的价值”[4]。而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关系是违背劳动价值论的，“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全部交易纯粹是一幕滑稽剧：实际上，在大多情况下这无非是一种无耻的抢劫而已”[5]。这种从空想社会主义观点来应用劳动价值论的努力，曾引起一些人从右边来否定劳动价值论。例如1832年约·卡泽诺就宣称：“说劳动是财富的唯一源泉，看来是一个错误而又危险的学说，因为它不幸给某些人以口实，他们主张一切财产属于工人阶级，而其他人所获得的部分是对工人的掠夺和欺诈。”[6]

马克思不仅不同意试图从劳动价值论中引申出有利于工人的结论，而且也批评劳动价值论自身。在马克思看来，劳动价值论虽然以劳动是生产的真正灵魂为出发点，但它并没给劳动者提供任何东西，而是给私有财产，给有产者提供了一切。因此马克思着力揭示劳动的异化性质，以异化劳动的理论来批评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

马克思批评劳动价值论，当然不是否认生产费用和价值之间存在某种联系，而是批评李嘉图撇开竞争和供求关系，把生产费用作为决定价值的唯一因素，他认为这是不可允许的抽象。他在评论穆勒关于铸币（金和银）的价值像所有其他商品的价值一样是由生产费用来调节的观点时指出：“穆勒——完全和李嘉图学派一样——犯了这样的错误：在表述抽象规律的时候忽视了这种规律的变化或不断扬弃，而抽象规律正是通过变化和不断扬弃才得以实现的。如果说，例如生产费用最终——或更准确些说，在需求和供给不是经常地即偶然地相适应的情况下——决定价格（价值），是个不变的规律，那么，需求和供给的不相适应，从而价值和生产费用没有必然的相互关系，也同样是个不变的规律。的确，由于需求和供给的波动，由于生产费用和交换价值之间的不相适应，需求和供给只是暂时地相适应，而紧接着暂时的相适应又开始波动和不相适应。这种现实的运动——上面说到的规律只是它的抽象的、偶然的和片面的因素——被现代的国民经济学家歪曲成偶性、非本质的东西。”[7]马克思强调供求关系和竞争对价格的影响，强调规律起作用的条件的思想是深刻的，但把价值和交换价值分离开来，从价值向市场价格转化的条件性和存在各种因素的作用，得出生产费用和价值没有必然的相互关系的结论，从而认为劳动价值论是把抽象的、偶然的和片面的东西提升为规律的看法，包含着对它的最基本原则的否定。

马克思还深刻揭示了劳动价值论的内在矛盾，以此证明企图从劳动价值论引申出有利于工人阶级的结论是不可能的。按照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劳动创造价值的理论，劳动的全部产品本来属于工人，可实际上工人通过工资得到的只是产品中最小的、没有它就无法生存的部分，他们得到的不是作为人而是作为工人，不是作为人类繁殖而是作为再生产工人的必不可少的部分。按照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一切产品都是死的劳动，资本无非是积累的劳动，因此一切东西都可用劳动来购买，可实际上工人的劳动远不能购买一切东西，相反他必须出卖自己。按照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劳动是用来增大自然产品的价值的唯一东西，可实际上懒惰的土地所有者的地租和忙碌的资本家的利润占有产品的绝大部分，他们对工人发号施令，处处占上风，过着养尊处优的神仙般的生活。按照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劳动是唯一不变的物价，可实际上再没有什么比劳动价格更受供求的影响，更具有偶然性了。总之，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以劳动为出发点的价值理论同它为资产阶级利益辩护的立场之间，以及劳动价值论的理论原则和现实之间是根本矛盾的。因此以劳动价值论为依据的社会主义只能是一种空想。实际上在马克思看来，问题不在于确定劳动量与价值量之间的量的关系，而在于分析劳动的性质，即揭示这种劳动是一种异化劳动。作为创造一切产品的劳动和劳动者的处境之间的对立，“这个表面的矛盾是异化劳动同自己本身的矛盾”。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为有产者提供了一切，而马克思提出异化劳动的理论则是力图探讨无产者贫困的根源，为无产者的利益作论证。

在马克思看来，整个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从斯密经过萨伊到李嘉图，他们的学说越彻底，越真实，越是积极地、自觉地在人的异化方面比他们的先驱者走得更远。

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按照自己的理论，必然把既无土地又无资本的工人，仅仅看成劳动者，看成劳动的机器，而不是看成人。因此无产阶级最低的和唯一的必要工资就是工人在劳动期间的生活费用以及使工人种族不致灭绝的养家糊口的费用。在他们眼里，工人只是劳动的动物，是仅仅有最必要的肉体需要的牲畜。一笔钱重要的不是能养活多少工人，而是能带来多少利润。

马克思在分析李嘉图关于总收入和纯收入的观点时，就尖锐抨击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这种蔑视无产者的立场。在李嘉图看来，工资属于生产费用，是支出，而只有纯收入即地租和利润的增加才是有意义的；越是减少工人，越是能增加纯收入，这对国家是有利的，这鲜明地表现了敌视工人的立场。马克思指出：“由于政治经济学否定总收入的一切意义，也就是否定撇开过剩不论的生产和消费的量，从而否定生活本身的一切意义，所以它的抽象达到了伪善的极点。由此可以毫不掩饰地说：（1）政治经济学关心的完全不是国家利益，不是人，而仅仅是纯收入、利润、地租；这些就是国家的最终目的。（2）人的生活本身没有什么价值。（3）工人阶级的价值简单地说就是必要的生产费用，他们受雇用仅仅是为了纯收入，即为了资本家的利润和土地所有者的租金。他们自己仍然是而且必定是劳动机器，只要对这些机器花费一些维持其运转所必需的资金就够了。”[8]

马克思还批评李嘉图学派撇开一切偶然的、实在的东西，把经济规律看成是“平均数”。在马克思看来，只着重“平均数”，是撇开人，撇开人的实际生活状况而着重考察物质的抽象运动，从而把私有财产在现实中所经历的物质过程变成了一般的、抽象的公式。所以马克思认为：“平均数是对个人的真正侮辱、诽谤。”并且说：“李嘉图派所关心的是一般规律。至于这种规律如何实现，千百万人是否因此而破产，这对规律和政治经济学家来说是完全无关紧要的。”[9]马克思关于劳动价值论是一种敌视人的学说，是在承认人（人的劳动）的假象下实现对人的彻底否定的评论，同样表现了这种看法。

总之，在马克思看来，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同人相对立的。“人性是在政治经济学之外，非人性是在政治经济学之中”，马克思的这个评论，是对这种经济学说的总的评价。但这并不是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理论本身的过错，更不是李嘉图的过错。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资本家的“科学自白”，是现代资本主义工业在意识中的反映，因此它越真实、越彻底，就越把人的异化看成是自然的、合理的。

马克思正是在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过程中，针对它的根本立场、方法和结论，提出了自己的关于异化劳动的理论。在马克思看来，经济学研究不能像古典经济学派一样以私有制的永恒性，以资本、地产、劳动三者的分离为前提，竭力掩盖异化；相反，必须弄清楚私有财产的本质和起源，“弄清楚私有制，贪欲同劳动、资本、地产三者的分离之间的本质联系，以及交换和竞争之间、人的价值和人的贬值之间、垄断和竞争等等之间、这全部异化和货币制度之间的本质联系”[10]。

从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来说，也不能像古典经济学派那样，用贪欲以及贪婪者之间的战争即竞争解释一切经济现象。相反，马克思紧紧抓住私有财产和异化劳动，借助这两个因素来阐明政治经济学的一切范畴，把商业、竞争、资本、货币等看成是这两个基本因素的特定的、展开了的表现。

由此可见，当马克思由上层建筑进到经济基础，转向解剖市民社会，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他必然由异化过渡到异化劳动。这是一个重大转折。马克思突破了仅仅从量的规定性来考察劳动，深入分析了劳动的性质，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征和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对抗获得了许多有价值的认识。但异化劳动理论并不是一个科学形态，它包含着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东西，不能成为整个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马克思以后思想的发展将会证明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