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编 出版载体

【选文】

先秦出版载体五则[1] 先秦作家

（一）尚书·多士

“惟尔知，惟殷先人，有册有典[2]，殷革夏命。今尔又曰：‘夏迪[3]简[4]在王庭，有服在百僚[5]。’予[6]一人惟听用德，肆[7]予敢求尔于天邑商[8]。予惟率肆矜[9]尔，非予罪，时惟天命。”

本文节选自《尚书全解》，（宋）林之奇著。万安伦、周家翠据文渊阁《钦定四库全书》经部《尚书全解》点校。

（二）仪礼·既夕礼

书赗[10]于方[11]，若九，若七，若五[12]。书遣[13]于策[14]。乃代哭如初。

本文节选自《仪礼疏》，（唐）贾公彦疏。万安伦、周家翠据《仪礼疏》清嘉庆二十年南昌府学丛刊十三经注疏本点校。

（三）周礼·春官

凡取[15]龟，用秋时；攻[16]龟，用春时，各以其物[17]，入于龟室。上春[18]衅[19]龟，祭祀先卜。若有祭祀，则奉龟以往。

本文节选自《周礼详解》，（周）周公旦著，（宋）王昭禹详解。万安伦、周家翠据文渊阁《钦定四库全书》经部《周礼详解》点校。

（四）墨子·明鬼

古者圣王必以鬼神为[20]，其务[21]鬼神厚矣。又恐后世子孙不能知也，故书之竹帛，传遗后世子孙。咸[22]恐其腐蠹[23]绝灭，后世子孙不得而记，故琢之盘盂，镂之金石以重[24]之。有恐后世子孙不能敬莙[25]以取羊[26]，故先王之书，圣人一尺之帛，一篇之书，语数[27]鬼神之有也，重有重之。此其故何？则圣王务[28]之。今执无鬼者曰：“鬼神者，固无有。”则此反[29]圣王之务。反圣王之务，则非所以为君子之道也。

今执无鬼者之言曰：“先王之书，慎无一尺之帛，一篇之书，语数鬼神之有，重有重之，亦何书之有哉？”子墨子曰：“周书《大雅》有之。”

本文节选自《墨子》，（春秋战国）墨子及其弟子著。万安伦、周家翠据《墨子》明正统道藏本点校。

（五）韩非子·安危篇

先王寄理于竹帛，其道顺，故后世服。

本文节选自《韩非子集解》，（战国）韩非著，（清）王先慎集解。万安伦、周家翠据《韩非子集解》清光绪二十二年刻本点校。

【导读】

一、《尚书》约成书于战国时期，是中国古代最早的一部历史文献汇编。最早时它被称为《书》，到了汉代被叫作《尚书》，意思是“上古之书”。这部书的写作和编辑年代、作者已很难确定，但在汉代以前就已有了定本。据说孔子曾经编纂过《尚书》，而不少人认为这个说法不可靠。《尚书》所记载的历史，上起传说中的唐尧虞舜时代，下至东周（春秋中期），历史约1500多年。它的基本内容是古代帝王的文告和君臣谈话记录，由此可以推断作者很可能是史官。

《尚书·多士》中“多士”指的是殷人中的奴隶主阶级，本篇就是周王对殷人发布的各种君命。大体上可分作两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是向殷民解释周为什么要灭掉殷，文章认为殷的灭亡完全是咎由自取，天命使然。第二部分是周公代替成王向殷民发布诰令。选文就是其一，“惟尔知，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今尔又曰：‘夏迪简在王庭，有服在百僚。’予一人惟听用德，肆予敢求尔于天邑商。予惟率肆矜尔，非予罪，时惟天命。”大意是说：“你们知道，只有殷人才有书册典籍，典册记载了殷朝革了夏朝的命。现在你们又说‘当年夏的官员被选在殷的王庭，在百官之中都有职事。’我只任用听从那些有德的人，所以我从大邑商招用你们。我是宽大你们和来怜悯你们，这不是我的差错，这是上天的命令。”

周成王七年三月，周公初往新都洛邑，用成王的命令告诫殷商的旧臣。从命令中可以看到在出版史中介绍简牍载体时引用频率很高的一句话，即“惟殷先人，有册有典”，这就明确说明了在殷商时期简牍载体的存在以及使用，从文意还可以看到，简牍这种硬质出版载体对殷夏改朝换代的历史曾有记录，这是我国较早（周初）谈论简牍出版载体的重要历史文献，说明竹简木牍出版载体的发明和使用，要远比我们普遍认为的春秋战国时期早很多。这一点，在后面的几则出版载体选文中也能得到旁证。

二、《仪礼》，儒家十三经之一。其作者一直存在争议，《史记》和《汉书》都认为出于孔子。也有人认为是周公姬旦所著。《仪礼》是中国春秋战国时期一部汉族礼制汇编。

《仪礼·既夕礼》。既，已也。《既夕礼》讲述先葬二日已夕哭时与葬间一日之仪节。这些仪节大致包括：请期，启殡；迁柩朝祖，载柩饰柩；国君遣使赠物助葬，宾客赠物助祭；宣读礼单和陪葬品，出殡；下葬及葬后反哭于庙等，在《仪礼》中也有补充说明，下篇既夕后之事。

“书赗于方，若九，若七，若五。书遣于策。乃代哭如初。”选文是对遇丧之时其中礼节的具体描述。大意为要将赠物之人名和赠物之数量记载于方板上，对于赠送助送葬物、祭奠物、财物和随葬物者，都要用方板把赠送者的姓名和所赠之物记下来，每块书写九行，或七行，或五行。所有送葬的明器也都要记载于简策。这时可以像小敛之后那样使人轮替代孝子哭丧。

从选文中可以看到，在入葬之时，主人要将宾客赠送给死者的物品记录在木板上一同下葬。这里出现了方板，也即木板这一硬质出版载体的描述，对于普通人家而言，宽木板较之于简牍，承载的信息量更多也更为庄重。在这种场合下木板的作用其实就是充当了宽牍载体的作用，将各种宾客信息、物品信息等记录在案，虽不同于我们现在狭义理解的出版，但是木板作为先秦时期的出版载体的价值仍需我们认识到。而接着“书遣于策”，这是直接描写竹质的简策出版载体。《仪礼·既夕礼》所描写的吊丧场景应该是周代的最为常见的吊唁慰问形式。这也就是说，方板、简牍这两种硬质出版载体在周代已经非常广泛地使用了。

三、《周礼》是儒家十三经之一。世传为周公旦所著，但实际上可能是战国时期在前代流传的文献基础上归纳整理而成。《周礼》对礼法、礼仪作了较为权威的记载和解释，对历代礼制的影响很是深远。《周礼》分设天、地、春、夏、秋、冬六官，春官为古官名，掌理礼制、祭祀、历法等事务。《周礼·春官》部分就讨论了负责礼法方面的各个官名与职能。

选文“凡取龟，用秋时；攻龟，用春时，各以其物，入于龟室。上春衅龟，祭祀先卜。若有祭祀，则奉龟以往。”节选自《春官》中对大卜职能的讨论。大卜主要负责占卜祭祀方面的事务。选文大意为：凡捕龟适宜在秋季，治龟甲适宜在春季，各依照它们的名称种类，收入藏龟室。春正月用牲血涂龟，来祭祀卜筮先驱。如果有祭祀，就捧龟而往。龟甲是最早的硬质出版载体形式之一，其功能除了记载文字符号之外，还有一项重要的功能就是占卜。从选文可知，捕龟的时间、龟甲的分类、龟甲的使用都有清晰明确的制度规定，龟甲就是我们熟悉的甲骨文出版载体形式之一。从选文中得知，捕龟、治龟甲等都有一定的礼制规定。

四、《墨子》一书由历代墨家学者薪尽火传，并不断被加工整理或集体编辑，时间跨度从战国初至战国末，即公元前五世纪至公元前三世纪，并非成于一人之手，因而内容比较复杂。据专家考证，其中《尚贤》《尚同》《非攻》《兼爱》等二十四篇，是墨家专论守城防御的著述，《耕柱》等篇记录了墨子及其弟子言行，《亲士》等篇内容混糅，有待于进一步考证。

《明鬼》是《墨子》里记载的一篇文章，见于《墨子》第二十九到三十一篇，文章认为鬼神是实际存在的，而且能对人间的善恶给予赏罚，因此后世子孙需要认真地侍奉鬼神，以求吉祥顺意。选文大意为，古代圣王认为鬼神是存在的，所以他们尽力侍奉鬼神。而那些坚持没有鬼神的人又问道：“先王的书籍多次提到鬼神的存在，那么究竟是一些什么书呢？”墨子说：“《诗经》中的《大雅》就提到这个。”

“又恐后世子孙不能知也，故书之竹帛，传遗后世子孙。咸恐其腐蠹绝灭，后世子孙不得而记，故琢之盘盂，镂之金石以重之。”这段选文的意思是，圣王们又担心后世子孙不能知道有鬼神这点，所以写在竹简和帛书上，传下来给后世子孙看。由于担心竹简和帛书被腐蚀、被虫咬而灭绝，后世子孙无法得到它来记诵，所以又雕琢在盘盂上，镂刻在金石上，以示重视。

这段选文除强调鬼神存在论外，最重要的是提到了先秦四种主要的出版载体：简、帛、金、石。这说明在墨子时代的春秋晚期，竹、帛、金、石用作出版载体是并行不悖的。这是先秦文献中比较集中地谈论出版载体的一段文字，值得出版研究者重视。在这段关于鬼神存在的言论中，还涉及简牍帛布出版载体的一些缺点。如虫蛀噬咬、潮湿腐蚀等都对简牍和帛书的长时间保存产生威胁。金石载体在抗腐蠹方面的优势较为突出，但金石载体在传播便携方面又不及竹帛。

五、韩非（约公元前280—公元前233），战国时期韩国都城新郑（今河南省郑州市新郑市）人，杰出的思想家、哲学家和散文家。韩王之子，荀子学生，李斯同学。与庄周并称为最得老子思想精髓之人。韩非子创立的法家学说，为中国第一个统一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国家秦国的诞生提供了理论依据。他将老子的辩证法、朴素唯物主义与法家思想融为一体。《韩非子》共五十五篇，十万余字，在先秦诸子散文中独树一帜。

“先王寄理于竹帛，其道顺，故后世服。”选文大意是说，古代先王们将治国之道写在竹简和帛书上，由于这些治国之道顺应了自然之道和人伦之理，所以后世子孙都信服。这段选文很好懂，从出版载体的角度看，“竹帛”二字就是对竹简、帛书这两种在当时最为广泛使用的出版载体的合称。选文更重要的意义是，指出了竹帛的出版载体对先秦时思想文化的传承发展和治国理政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竹帛相较于甲骨金石等载体更方便后世的流传，让先人的思想精华得以继承。

除所选五则外，先秦还有一些零星的关于出版载体的记载文献。如《诗经·小雅·出车》中有“王事多难，不遑启居。岂不怀归，畏此简书”，意思是：王命之事多危难，很难有安闲的时候，我难道不想回家与家人团聚吗，是害怕史册简书把我记载成逃兵呀！学界认为这首诗是公元前8世纪周宣王时代的诗。那么，简书在公元前8世纪已被广泛使用应是不争的事实，结合所选五篇选文，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简牍这种硬质出版载体的发明可能在商代前期已经出现了，因为记载“殷革夏命”这样的历史史实一般会在一个朝代建立之初出现得较为频繁；简牍在周代应该已经是较为常用的出版载体了，否则诗人不会将其与史书同日而语；到春秋战国时代，简牍载体已经发展到了极为成熟和繁盛的状态，成为这一时期最主要也是最重要的出版载体形式。

通过对先秦时期五则出版载体的原著选读，我们可以看到，一是先秦硬质出版载体类型的丰富，从金石甲骨到竹简木牍，出版的形式丰富多样；二是载体制作技术的成熟，体现在简牍形制的成熟，青铜钟鼎等金属载体制作工艺的精良，石刻碑铭载体制作工艺的成熟，这使得我们在21世纪仍能有幸看到先秦时代的一些出版遗物；三是简牍这种先秦时期的硬质出版载体出现的时代可能比我们现在普遍认为的春秋战国时代要早很多，而且简牍本身的书制形式又分为桌上摆放的“典”和一般存放的“册”两种形制。这些先秦时代的出版载体的原著选读，为我们提供了透视先秦出版载体的多重意蕴和多维视角。

（周家翠）

[1] 题目为编者所拟。

[2] 有册有典：册和典都是指记录史实的文献资料。“册”是简牍的象形形制，“典”是放置在桌子上的重要之册。这说明殷商时期已经有简牍载体存在了。

[3] 迪：进用。

[4] 简：通“拣”，分拣，选拔。

[5] 百僚：百，形容多；僚，指官职；百僚指众多官职。

[6] 予：自称，我。

[7] 肆：故，所以。

[8] 天邑商：即大邑商，商的都城。

[9] 矜：表示怜悯，怜惜。

[10] 赗（fèng）：举赗而兼指奠、赙、赠三者。

[11] 方：板也。

[12] 若九，若七，若五：所送之物有多有少，故行数不同，但行数多不过于九，少不下于五。

[13] 遣：约为送的意思，指送给去世之人的物品。

[14] 策：简也，宽于方板。

[15] 取：捉捕。

[16] 攻：治。

[17] 物：龟的各部分。

[18] 上春：春天正月。

[19] 衅：用血涂抹。

[20] 必以鬼神为：“必以鬼神为有”，即认为肯定有鬼神。

[21] 务：侍奉。

[22] 咸：当为“或”，也许。

[23] 蠹（dù）：指蛀蚀器物的虫子。

[24] 重：注重。

[25] 莙：通“威”。

[26] 羊：通“祥”。

[27] 数：数次。

[28] 务：勉力。

[29] 反：违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