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史学的社会作用
如上所述，一定的社会条件创造了一定的史学。但是，史学对于社会的反映不是被动的，而是能动的。这就是说，史学既是一定的社会历史的反映，但它同时又反作用于一定的社会历史，这就是史学的社会作用。
史学的社会作用，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也会由于时代的特点与史学自身的特点而呈现出不同的表现形式，或在诸种表现形式中有一些表现形式更为突出。这里所说的，是史学的社会作用所固有的、一般的表现形式。它们是：
第一，史学与认识历史。人们可以通过多种途径认识历史，但通过史学认识历史无疑是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途径。只有当人们真正认识了历史，才可能继承种种优秀历史遗产，为现实的历史运动提供借鉴、经验、智慧，开辟和创造新的未来。从这个意义上说，人们通过史学去认识历史，确乎是史学的社会作用中最根本的方面。关于这一点，春秋时期的人们在思想上已有深刻认识，在实践上也有许多体验。人们认识到通过学习“故志”即记载前世成败之书，可以知道历史上的“废兴”而引为“戒惧”[213]。孔子在回答学生所提的问题时曾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214]他还说过：“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215]孔子的这两段话，充分说明了“文献”（包括历史记载和贤人）在帮助人们认识历史方面的重要意义。南朝人刘勰关于这个问题提出了概括性的认识，他指出：“开辟草昧，岁纪绵邈，居今识古，其载籍乎！”[216]“开辟草昧”的荒远时代自然尚无文字记载，但在人类创造了文字以后，“居今识古，其载籍乎”却是毫无疑义的。其后，唐人刘知幾把这一认识进一步发挥了，他写道：假如“世无竹帛，时阙史官”，过去的人与事“但一从物化，坟土未干，则善恶不分，妍媸永灭矣”。反之，“苟史官不绝，竹帛长存，则其人已亡，杳成空寂，而其事如在，皎同星汉。用使后之学者，坐披囊箧，而神交万古，不出户庭，而穷览千载，见贤而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217]。刘知幾从正反两个方面说明了“世无竹帛”与“竹帛长存”给予人们的认识带来的两种结果，并且特别强调了后人之所以能够“神交万古”、“穷览千载”，在时空上极大地开拓了自己的视野和心智的重要，很深刻地道出了史学的本质属性。杰出的政治家唐太宗从亲身的政治生涯中深切地认识到史学的重要，他在论到修史事宜的时候慨然说道：
不出岩廊，神交千祀之外；穆然旒纩，临睨九皇之表。是知右史序言，由斯不昧；左官铨事，历兹未远。发挥文字之本，通达书契之源：大矣哉，盖史籍之为用也。[218]
唐太宗的“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219]的历史观念和政治思想，同他对史学的上述本质属性的认识是密切联系的。
以上这些认识，包含了两种认识形式和价值取向。一种是着眼“居今识古”，即人们通过史学去认识历史；另一种是强调“思齐”和“内自省”，即客观历史通过史学而对后人产生启迪和教育作用。这两种认识形式和价值取向不是截然分开的，而是相互联系的：人们认识历史，是人们从历史中获得启迪、受到教育的基础，而人们从历史中获得启示、受到教育则是人们认识历史的重要目的之一。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两种认识形式和价值取向中，史学都处于关键的位置；离开了史学，这两种认识形式和价值取向是不可能被提出来的，即使提出来也是没有意义的。
总之，不论是认识历史，还是历史教育，都不能离开史学；历史知识、历史思想、历史经验、历史上的真善美等，主要是凭借着史学活动来记载、积累和传承的。人们的史学活动，是人们在精神领域的历史活动的一种形式，它因自身的性质和特点而在人们的历史活动中处于重要的位置。
第二，史学与社会进步。史学与社会进步的关系反映在许多方面，而以政治、文化、教育三个方面最为突出，也最为重要。在政治方面，又以政治决策、历史经验、忧患意识同史学的关系最为密切。
从政治决策看：《史记·商君列传》记商鞅同旧贵族关于是否变法的激烈辩论，其中商鞅的历史见解以及他运用这种见解来说明秦国变法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对于秦孝公毅然任用商鞅实行变法的政治决策，有重要的作用。汉初，汉高祖刘邦命陆贾“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后陆贾“乃粗述存亡之征，凡著十二篇”，刘邦命名曰《新语》[220]。《新语·无为》篇指出：“秦非不欲为治，然失之者，乃举措暴政而用刑太极故也。”认为实行“宽舒”、“中和”之政是非常必要的。这是阐明了秦朝政策的失误，也是为汉初基本国策的确立提供了历史的和理论的根据。历史证明，汉初实行“与民休息”的政策是有成效的。唐初，李世民为秦王时，即时时同虞世南“共观经史”，“商略古今”，这对李世民即位后“贞观之治”局面的形成，在决策上是有所裨益的。《旧唐书·虞世南传》记：
太宗重其博识，每机务之隙，引之谈论，共观经史。世南虽容貌懦愞，若不胜衣，而志性抗烈，每论及古先帝王为政得失，必存规讽，多所补益。太宗尝谓侍臣曰：“朕因暇日与虞世南商略古今，有一言之失，未尝不怅恨，其恳诚若此，朕用嘉焉。群臣皆若世南，天下何忧不理。”[221]
对于唐太宗来说，在“共观经史”、“商略古今”中得到的“多所补益”，自非一般问题，当是“帝王为政得失”的大事，且与“贞观之治”有极密切的关系。从比较广泛的范围来看，唐初统治集团的政治活动与史学活动也是有极其密切的关系的。唐初所修梁、陈、北齐、北周、隋“五代史”，多是大臣参与而由宰相监修。其中，尤其是《隋书》的史论，多由魏徵撰写，对于隋朝的兴亡原因及其与秦朝的比较，多有深思宏论。这些，对于“贞观之治”中的决策必也有深刻的影响。正像贞观十年（636）“五代史”修成时，唐太宗勉励史臣们所说的：
朕睹前代史书，彰善瘅恶，足为将来之戒。秦始皇奢**无度，志存隐恶，焚书坑儒，用缄谈者之口。隋炀帝虽好文儒，尤疾学者，前世史籍，竟无所成，数代之事，殆将泯绝。朕意则不然，将欲览前王之得失，为在身之龟镜。公辈以数年之间勒成五代之史，深副朕怀，极可嘉尚！[222]
所谓“览前王之得失，为在身之龟镜”，这是从政治得失中得到的启示，也是从史学对于政治决策的作用中得到的启示，因而具有丰富的内涵。
从历史经验来看：史学的重要作用之一，是从对历史的记载、描述中，以各种不同的形式总结前人在历史活动中的经验教训；这些经验教训涉及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上面说到的政治决策是一个重要方面，但历史经验的价值并不仅限于此，它有丰富的内涵和广泛的表现。如司马迁撰写《史记》的宗旨是：“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百二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223]这里有历史的考察，也有哲学的思考，以及对于社会命运的关注。从司马迁在《史记》中以深刻的见解、翔实的资料、精彩的史笔总结秦汉之际的历史经验开始，以下各部“正史”都有所效法，其中往往亦不乏优秀之作，如《汉书》、《后汉书》、《三国志》、《隋书》、两《唐书》、《明史》等，在描述历史、总结经验这两个方面都有突出成就。又如同司马迁并称“两司马”的司马光，其所主编之《资治通鉴》的主旨是：“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入史，以便于“监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224]。明清之际王夫之著《读通鉴论》，以其深邃的历史见解，阐述了历史上的种种经验教训，并对所谓“资”、“治”、“通”、“鉴”做了精辟的说明。[225]他所总结的“谀臣”是否得势、得宠与国之存亡的关系[226]，统治阶层是否看重“积聚”、“宝货”与政治得失的关系[227]，“风教之兴废”与朝代兴亡的关系[228]等历史经验，都是极具启发性的通论。再如，唐代吴兢的《贞观政要》、宋代范祖禹的《唐鉴》、王夫之的《宋论》，以及自贾谊《过秦论》以下历代史学家、思想家所撰史论、政论，其真知灼见，不乏于时。所有这些，反映了中国史学所蕴含的历史智慧宝库的幽深博大。
从忧患意识来看：孟子在讲到治国、做人时指出：“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229]忧患意识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品质之一。这个品质在史学上反映得十分突出，清人龚自珍做了很好的总结，他强调说：“智者受三千年史氏之书，则能以良史之忧忧天下。”[230]这句话从一个重要方面概括了中国历史上“良史”的优秀品质。孔子、司马迁、杜佑、司马光、王夫之等这些古代大史家，无一不具有深刻的忧患意识。近代以来，如魏源、张穆、何秋涛、姚莹、王韬、夏燮、黄遵宪、梁启超、顾颉刚、陈寅恪、陈垣等，亦莫不若是；至于马克思主义史家郭沫若、范文澜、吕振羽、侯外庐、翦伯赞则更是如此。近代史家的忧患意识是近代救亡图强爱国主义思潮的突出表现之一。“良史之忧”的内在精神是自强不息、奋发进取，如同郭沫若所说，即使是“风雨如晦”之际，也正是“鸡鸣不已”之时。[231]许多事实证明：史学上的忧患意识对社会各阶层人们的思想影响，是推动社会进步的精神动力之一。
第三，史学与文化发展。史学是文化的一个方面；史学的发展不仅需要有一定的经济条件、政治条件，也需要有相应的文化条件。但是，史学因其自身的特点，它也对文化的发展产生重大的作用。
首先，表现在史学与文化积累的关系上。从狭义的文化观念来看，史学的每一次进步，都为文化的发展增添了新的成果，从《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史书到《隋书·经籍志》史部所著录的史书，可以看到这种成果积累的趋势。然而，我们仅仅看到这一点是不够的。这是因为，从广义的文化观念来看，史学所反映的内容，无不与文化发展、文明演进相关；从这个意义上说，史学所反映的内容，已远远超出史学（作为狭义的文化之一部分的史学）的范围，而包括了经济、政治、军事、民族、民俗、科技、文化（狭义的文化）、教育，等等，并成为这些方面演进的记录和载体。举例来说，《隋书·经籍志》史部著录诸书，是史学对文化（狭义的文化）的丰富；而作为史学著作的《隋书》所记载的历史内容，却远远超出了史学自身的范围，使人们对隋代的文化（广义的文化）现象、文明进程有深入认识和研究的可能。可见，史学在文化积累方面肩负着双重任务。所谓积累，在文献资料、历史过程、思想遗产等各个领域，都是十分丰富的。
讲史书者，谓讲说《通鉴》、汉唐历代书史文传、兴废争战之事，有戴书生、周进士、张小娘子、宋小娘子、邱机山、徐宣教。又有王六大夫，元（原）系御前供话，为幕士请给，讲诸史俱通，于咸淳年间，敷演《复华篇》及《中兴名将传》，听者纷纷，盖讲得字真不俗，记问渊源甚广尔。[238]
在这段文字中，有几点是很值得注意的。一是讲史的范围扩大了，甚至带有一定的系统性，其取材多据《资治通鉴》，汉、唐史书，同时出现了像王六大夫这样“讲诸史俱通”的名家。二是《资治通鉴》成书于北宋，南宋时即为说话人所采用，说明它的社会影响是很大的；过去有一种说法，认为《资治通鉴》部帙太大，不能广泛流传，显然是不完全符合事实的。三是讲史人和大众很关注本朝史事，所以《中兴名将传》能够赢得“听者纷纷”。四是讲史人中的女性占了相当的数量，以致出现了像张小娘子、宋小娘子这样有名的讲史艺人。从事讲史的说话人，多称作书生、进士、宣教，还有称作官人、万卷的，或许这都是大众送给他们的雅号以致反倒埋没了真实的姓名。总之，我们可以看到，当史学通过说话（讲史）人和社会大众结合起来的时候，显示出了生机勃勃的活力，从而产生了更加广泛的社会影响和社会作用。讲史在元代也很流行。元末杭州城里有个叫胡仲彬的人，兄妹都是“演说野史”的。[239]同宋代一样，这时女性讲史也很活跃。明人杨维桢有《送朱女士桂英演史序》一文，记下了这位朱女士讲史的风采。朱桂英女士擅长于讲三国、五代故事，也能讲北宋末年故事，她能讲得“座客倾耳”[240]，足见其说话艺术甚高。胡仲彬兄妹原在杭州城讲史，朱桂英女士又是钱塘人，这或许可以说明元代讲史在一定程度上是继承了南宋临安讲史之盛的遗风吧。宋元时期的讲史话本又称平话（或称评话），它在长期的发展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系列，这跟变文中的历史故事多以单篇存在有所不同。今存元代刻本《全相平话》，当是平话系列的汇刻本，可惜现在所见到的只有5种了。它们是：《武王伐纣书（吕望兴周）》、《乐毅图齐七国春秋后集》、《秦并六国（秦始皇传）》、《前汉书续集（吕后斩韩信）》、《三国志》。[241]历史题材的变文和宋元话本的平话，或取材于历代正史，或采撷于稗官野史，它们所说的历史故事、兴废争战，都跟史学有一定的渊源，但变文和平话都不完全符合历史的真实，因为它们包含了许多民间传说和变文说唱者与讲史艺人的虚构、想象及创作。因此，历史题材的变文和平话，都是与历史著作有关的文学作品；变文说唱者和讲史艺人的活动，也都是跟史学活动有关的艺术活动。从这里，我们十分清晰地看到，史学在相当大的规模上促进着大众文化的发展。至于平话成为演义小说的前驱，许多历史故事被搬上了戏曲舞台，也都渗透着史学对大众文化发展的积极影响。
史学对蒙学读物发展的推动作用，是它促进大众文化发展的另一个重要方面。随着经济、文化的发展，中国封建社会自唐宋以下，涌现出一批蒙学读物。这类读物，一方面是“乡校俚儒教田夫牧子之所诵”[242]的教材，一方面也是市井百姓借以粗知历史文化知识的读本。唐人李翰所撰《蒙求》，通常被看作是较早的蒙学读物。该书采辑历史人物的言行、故事，编写成四言韵文，现存本共2484字，621句，读来朗朗上口，流传甚广。此后，有许多以“蒙求”命名的蒙学读物问世，成为大众文化中的一种普遍现象。在蒙学读物的发展中，史学起了积极的作用。今存传统蒙学读物数量不小，其中北宋王令所编《十七史蒙求》、南宋王应麟所编《三字经》、明代程登吉所编《幼学琼林》是三部影响较大的蒙学读物。《十七史蒙求》主要取材于“十七史”。“十七史”，是宋朝人对反映宋朝以前历代史事的正史的统称。然而此书在取材上，实已超出“十七史”的范围，还涉及《左传》、《国语》、谢承《后汉书》和《东观汉记》等。《十七史蒙求》的编写方法是：“其间圣君、贤相、忠臣、义士、文人、武夫、孝子、烈妇功业事实，以类纂集，参为对偶，联以音韵……以资记诵，讨论。”[243]这同李翰《蒙求》在编写方法上大致相似，全书共16卷，比李翰《蒙求》丰富多了。所谓“参为对偶，联以音韵”，是每四字一句，揭示一则历史人物的故事，并使上下两句成对，便于阅读、记诵。《十七史蒙求》所做的启蒙教育，并不仅仅是历史知识，它包含了深刻的价值观教育。从全书来看，还多有关于历史观、伦理观、道德观方面的内容，它们都寓于具体的历史人物故事之中。
《三字经》相传为南宋著名学者王应麟编著，其流传之广、影响之大，又在《十七史蒙求》之上。它以三字韵文写成，明清学人不断有注释、增补，至1928年有近代著名学者章太炎《重订三字经》行于世。以清初王相《三字经训诂》计，《三字经》的原文只有1128字，但它包含的内容却很丰富。晚清贺兴思《三字经注解备要》序说：“世之欲观古今者，玩其词，习其义，天人性命之微，地理山水之奇，历代帝王之统绪，诸子百家之缘由，以及古圣昔贤由困而亨、自贱而贵，缕晰详明，了如指掌。”这当然是指他的注本说的，但于此也可看出他对《三字经》内容的概括即“一部袖里‘通鉴纲目’”，是有其道理的。《三字经》从人性、教育讲起，然后依次讲到自然、社会、人伦、经籍、历史，最后讲历史人物发愤读书、终成大器的故事。关于历史，作者用了20句240字，概括了自传说中的“三皇”、“二帝”至元朝统一的历史进程。王应麟是南宋末年人，入元后生活了17年，他只能把历史写到这里为止。章太炎的重订本把这个问题写得更清晰了：“凡正史，廿四部，益以清，成廿五。史虽繁，读有次：《史记》一，《汉书》二，《后汉》三，《国志》四，此四史，最精致。先四史，兼证经，参《通鉴》，约而精。历代事，全在兹，载治乱，知兴衰。读史者，考实录，通古今，若亲目。”[244]可见，史学所提供的历史知识和历史观点，尤其是历代治乱兴衰的来龙去脉，成为《三字经》的重要内容。《幼学琼林》是明代程登吉所编。“幼学”就是指“蒙学”；“琼林”，在唐代是内库之名，贮藏贡物，在宋代是皇苑之名，赐宴及第进士的场所，这里是借指丰富、重要之意。《幼学琼林》是关于中国历史文化常识的通俗读本，用对偶句子写成，每句不拘字数，而联句大致做到押韵，读来朗朗上口，饶有兴味。《幼学琼林》在流传中不断为后人所增补，现今所传最好的本子，是清代邹圣脉的增补本，凡4卷33目。卷一主要讲天地、朝廷，卷二主要讲伦理关系，卷三主要讲人事、器用，卷四主要讲学识、技艺。《幼学琼林》侧重取材于纪传体史书中的志和其他一些重要礼书（礼书也是史书的一部分）。这是因为，它以容纳最基本的、最常用的成语、掌故为编写的宗旨，故此书曾有《幼学须知》、《成语考》、《故事寻源》等异名。另外，它也有一些内容是取材于纪传体史书的纪、传的。如《文臣》、《武职》等目，都是讲历史人物的才干、品质及其在历史上的作为和影响的。当然，蒙学读本中所讲到的历史，有的是属于先民的传说；所做的历史评价，有的并不是很妥当的；所反映的历史观点，有的即使在当时也不是进步的观点。对于这些，似不必用对于历史著作的要求去要求它们。事物之间的关系是辩证的。我们在看到史学对蒙学读本发展的积极影响的时候，也应该注意到蒙学读本在普及历史知识方面所起到的积极作用。
史学的天地很广阔，大众文化的天地也很广阔，史学和大众文化的结合也必有广阔的天地。今天的史学，今天的大众文化，需要人们用新的眼光、新的高度来思考它们之间的辩证关系，促进它们的结合，这将是大有可为的。
最后，表现在史学与民族文化发展的关系上。中国自古以来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自秦汉以后更是一个不断发展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因此，民族文化的发展在中华文化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史学以其独特的形式推动着民族文化的发展。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史书对于多民族历史活动的记载成为历代“正史”的重要内容之一，从而对于多民族共同心理的形成起着潜移默化的、深刻的作用；第二个方面，史书对于西周、汉、唐这些盛大朝代的记载，既作为史学的形式又作为文化的形式影响着周边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的发展。这种影响，一是反映在多民族活动的历史舞台上，二是反映在对多民族历史渊源的共识上，三是反映在各民族历史文化的相互吸收、融会上。从《春秋》、《左传》起，“诸华”与“诸夷”的历史，就成为古代史家记载的对象与范围。司马迁的《史记》更是把周边各族都写到了，从而描绘出一幅宏大的多民族活动的历史画卷。历史上尽管有所谓华夷之辨，但写多民族的历史确是中国史学的一个优良传统。《史记》以《五帝本纪》开篇，黄帝、炎帝成为中国文明史的源头，在《史记》以后的两千多年中，这一思想传统和历史影响始终没有中断，从十六国到辽、金，从近代民族意识的形成和发展到现今的“多元统一”的民族观、国家观，是一脉相承而又不断发展的。从《左传》记孔子“见于郯子而学之。既而告人曰：‘天子失官，官学在四夷’”[245]，到辽、金、元统治者主持翻译汉文史书《贞观政要》、《资治通鉴》，推重“五经”、“十七史”，以及隋唐以下历朝皆尊《魏书》、《北齐书》、《周书》、《辽史》、《金史》等为“正史”，而清朝在修成《明史》的基础上总汇为“二十四史”，这是统一多民族国家历史演进的过程，也是多民族文化融汇、发展的过程，而史学则在这个过程中承担着重要的任务。
第四，史学与人生修养的关系。中国先民从很早的时候起，就重视通过学习历史来提高自己的德行、见识。“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246]，当是对于这一传统的总结。春秋时期，楚国大夫申叔时论教导太子时，大多讲的是对于史书的学习，以增进太子的人生修养。[247]司马迁写《史记》，重视历史上那些“扶义倜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的人；他推崇《春秋》，认为它“辩是非，故长于治人”[248]。可见，他是很自觉地意识到撰写历史同有益于人生修养的关系的。史学对于人生修养的重要，人们可以从不同的方面加以强调。上面讲的“畜德”，是基本的一条。此外，史学家还从治身、治世、明道几个方面说明史学之不可荒废。唐代刘知幾从史学与社会的关系这个角度出发，把史家写人物的问题提到理论上来认识。《史通·人物》篇开宗明义地指出：“夫人之生也，有贤、不肖焉。若乃其恶可以诫世，其善可以示后，而死之日名无得而闻焉，是谁之过欤？盖史官之责也。”[249]他的这几句话，至少表明了两点认识：第一点认识是，史家作史而写人物，必着眼于善恶突出者，因为他们可以起到“诫世”和“示后”的作用；第二点认识是，倘若有一些“恶可以诫世”、“善可以示后”的人，死后其名不为世所知，那就是史官的失职。前一点认识，是提出了史家写史当以什么样的人入史的标准；后一点认识，是指出了史家在写人的问题上所担负着的社会责任。刘知幾在本篇末写道：“夫名刊史册，自古攸难；事列《春秋》，哲人所重。笔削之士，其慎之哉！”不论写人还是写事，都是史家应当慎而又慎的。
元代史家胡三省在《新注资治通鉴序》中写道：“为人君而不知《通鉴》，则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恶乱而不知防乱之术；为人臣而不知《通鉴》，则上无以事君，下无以治民；为人子而不知《通鉴》，则谋身必至于辱先，作事不足以垂后。乃如用兵行师，创法立制，因不知迹古人之所以得，鉴古人之所以失，则求胜而败，图利而害，此必然者也。”[250]他这里说的“自治”、“防乱”、“事君”、“治民”、“谋身”、“作事”，等等，也可以用修身和立事来概括，只是他对立事讲得更多一些；不过对于政治人物来说，所谓“事君”、“治民”本是一种政治修养，同样也是人生修养的一个方面。清初史家王夫之在解释《资治通鉴》的“通”的含义时说，“其曰‘通’者，何也？君道在焉，国是在焉，民情在焉，边防在焉，臣谊在焉，臣节在焉，士之行己以无辱者在焉，学之守正而不陂者在焉。虽扼穷独处，而可以自淑，可以诲人，可以知道而乐，故曰‘通’也”。[251]王夫之这里说的，可以视为是比较全面的人生修养了；如果也要用修身、立事来概括它们的话，那么所谓“君道”、“国是”、“民情”、“边防”当属于立事方面，而“臣谊”、“臣节”、“自淑”、“诲人”等当属于修身方面。在王夫之看来，一部《资治通鉴》对于人生修养来说，确乎是非常重要的。可见，人们认为史学对于修身、治世的重要，是中国史学的一个优良的思想传统。中国史学还有一个优良的思想传统，即撰史、读史可以明“道”。胡三省曾经批评一种偏见，写道：
世之论者率曰：“经以载道，史以记事，史与经不可同日语也。”夫道无不在，散于事为之间。因事之得失成败，可以知道之万世亡弊，史可少欤？[252]
胡三省不赞成只有“经”是“载道”的、“史”不过“记事”而已的说法，他认为“道”包含在“事”当中，通过史书所记史事反映出来的得失成败，可以认识到“道”是始终在发挥作用的。人们要认识“道”，是不能没有史学的。清代史论家龚自珍也认为：“出乎史，入乎道，欲知道者，必先为史。”[253]胡三省、龚自珍用“道”这个古老的哲学范畴来说明史学所包含的认识价值，包含着更明确的从历史进程中认识其发展规律的观念。
总之，史学与人生修养的关系，以“畜德”为基础，以修身、治世、明道为目标，以有益于社会实践、历史进步为归宿。
第五，史学与历史教育。史学的社会作用，不论是在于人们认识历史方面、促进社会进步方面，还是在于推动文化发展方面、裨益人生修养方面，以及其他一些方面，都是史学对于人的作用的结果，都是通过人的认识的提高和人的社会实践来实现的。这是因为，“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254]。从这个意义上说，史学的社会作用，本质上是历史教育作用。关于这一点，中国史学史已做了十分明确的回答，即自史学产生以来，人们就越来越自觉地认识到史学的社会作用的极其重要性，就越来越自觉地重视历史教育。学习、研究中国史学史，对于深入地、广泛地、有效地进行历史教育，具有重要的意义。首先，是认识中国历史，尤其是认识记述中国历史的重要典籍。客观历史已经逝去了，我们可以通过记述历史的重要典籍去认识它、理解它；懂得的历史典籍越多，对历史的认识、理解就会越深刻。古人已有“大矣哉，盖史籍之为用也”的认识；我们有唯物史观做指导，在分析和把握历史典籍上、在认识和理解历史上，还应当超过前人。认识中国历史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比如，它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历程，这个发展历程有些什么特点和优点；它在世界文明史上曾经有些什么作为，处于何种位置；它的民族精神是什么，这种民族精神是怎样形成的；它积累了哪些精神财富、历史智慧，这些精神财富、历史智慧的载体是什么，人们如何去开发、利用它们，等等。在这方面，丰富的中国史学遗产可以给予人们有益的、不可缺少的帮助。懂得中国历史，“这是中国发展的一个精神动力”[255]。史学对于历史教育的重要，其根本即在于此。其次，是认识历史教育的特点，以便更好地发挥历史教育的作用。中国史学历史悠久，典籍丰厚，内容繁富，形式多样，史笔优美；短篇小录者有之，鸿篇巨制者有之；成于官府者有之，撰于私家者有之；“方以智”、“圆而神”齐备，德、才、学、识各有所长者代有所出。这些优秀的史学遗产，使历史教育可以充分发挥它的特点和优点：一是由于历史著作的覆盖空间恢廓，可以使历史教育具有广泛的社会性，使社会公众都能受到这方面的教育和熏陶。二是由于历史著作的内容、形式、层次之结合得多姿多彩，可以使历史教育具有突出的适应性，使社会各阶层人物都能从与之相适应的历史著作中得到有益的启示和教益。三是由于历史著作中所蕴含的中华民族之民族精神的底蕴和众多杰出人物的人格魅力，以及各方面的经验和智慧，这就使历史教育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和深刻的感染力。
刘知幾说：“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256]今天看来，这话仍然是对的。
[1] 参见金毓黻：《中国史学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14～18页。
[2] 刘节：《中国史学史稿》，郑州：中州书画社，1982年，第10～14、25页。
[3] 王国维：《观堂集林》卷六《释史》，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69页。
[4] 白寿彝：《中国史学史》第1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6页。
[5] 参见《论语》第十五《卫灵公》，杨伯峻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67页。《孟子》卷八《离娄下》，杨伯峻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192页。学术界也有以此二处之“史”为史书之说。
[6] 《吕氏春秋·察传》，许维遹集释，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619页。
[7] 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3973页。
[8] 司马迁：《史记》卷十四《十二诸侯年表》序、卷十五《六国年表》序，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641～642、830页。
[9] 班固：《汉书》卷三十《艺文志》春秋家后序，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715页。
[10] 班固：《汉书》卷六十二《司马迁传》后论，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737页。
[11] 参见陈寿：《三国志》卷五十四《吴书·吕蒙传》注引《江表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275页。陈寿：《三国志》卷六十四《吴书·孙峻传》注《吴书》所记留赞事，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445页。
[12] 参见魏徵等：《隋书》卷三十三《经籍志二》杂史类，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961页。
[13] 范晔：《后汉书》志第十九《郡国志》序，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3385页。
[14] 范晔：《狱中与诸甥侄书》，《宋书》卷六十九《范晔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830页。
[15] 《礼记正义·玉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473～1474页。
[16] 《周易正义·大畜》，《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40页。
[17] 《周易正义·系辞下》，《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89页。
[18] 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3978页。
[19] 司马迁：《史记》卷十五《六国年表》序，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831页。
[20] 班固：《汉书》卷六十二《司马迁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735页。
[21] 魏徵等：《隋书》卷三十三《经籍志二》正史类小序，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957页。
[22] 宋敏求编：《唐大诏令集》卷八十一，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467页。
[23] 房玄龄等：《晋书》卷一百五《石勒载记下》，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735页。按：此处参考杨翼骧说，参见《中国史学史绪论》，《南开大学历史系建系七十五周年纪念文集》，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73页。
[24] 杜佑：《通典》卷二十七《职官九·国子监》，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763页。
[25] 参见房玄龄等：《晋书》卷二十四《职官志》，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737页。
[26] 房玄龄等：《晋书》卷一百十七《姚兴载记上》，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980页。
[27] 沈约：《宋书》卷九十三《隐逸·雷次宗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293～2294页。
[28] 杜佑：《通典》卷二十四《职官九·国子监》，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764页。
[29] 董诰等编：《全唐文》卷七百五十七，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7855页。
[30]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一百六十四《殷侑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053页。
[31] 顾炎武：《日知录》卷十六《史学》，黄汝成集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958页。
[32] 胡三省：《新注资治通鉴序》，《资治通鉴》卷首，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29页。
[33] 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叙，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页。
[34] 阮元：《十驾斋养新录》序，《十驾斋养新录》卷首，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年，第1页。
[35] 章学诚：《章氏遗书》补遗《上朱大司马论文》，《章学诚遗书》，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612页。
[36] 章学诚：《章氏遗书》卷九《家书二》，《章学诚遗书》，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92页。
[37] 章学诚：《章氏遗书》卷九《家书三》，《章学诚遗书》，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92页。
[38] 章学诚：《文史通义》卷四《释通》，叶瑛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376页。
[39] 章学诚：《章氏遗书》卷九《与邵二云论修宋史书》，《章学诚遗书》，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81页。
[40] 章学诚：《文史通义》卷一《书教下》，叶瑛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49页。
[41] 参见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长沙：岳麓书社，2010年，第261～278页。
[42] 参见杨翼骧《中国史学史绪论》一文，其中有专题论到“过去对于中国史学史的研究”。杨翼骧：《中国史学史绪论》，载《史学史研究》1985年第1期。
[43] 范晔：《后汉书》卷四十上《班彪传上》，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326～1327页。
[44] 刘知幾：《史通》原序，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页。
[45] 刘昫等：《旧唐书》卷一百七十六《马植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4565页。
[46] 董诰等编：《全唐文》卷七百四十二，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7674～7676页。
[47] 《史略》卷四有“史略”一目，与史表、史钞、史评并列。其所著录诸“略”，如《三史略》、《后汉略》、《魏略》等，均可视为某一方面的简史。据此，亦可说明《史略》一书的性质。
[48] 洪迈：《容斋随笔·容斋四笔》卷八，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711页。
[49] 洪迈：《容斋随笔·容斋三笔》卷四、卷十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458、571页。
[50] 章学诚：《文史通义》卷一《易教上》，叶瑛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页。
[51] 参见章学诚：《文史通义》卷一《书教上》，叶瑛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30页。
[52] 章学诚：《文史通义》卷四《释通》，叶瑛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377页。
[53] 章学诚：《文史通义》卷五《申郑》，叶瑛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464页。
[54] 赵翼：《廿二史札记》小引，王树民校证，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3页。
[55] 陈垣：《陈垣史源学杂文》前言引陈垣语，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3页。
[56] 赵翼：《廿二史札记》钱大昕序，王树民校证，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885页。
[57] 参见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分论三《文物的专史》之第四章中的“史学史的做法”一节，长沙：岳麓书社，2010年，第261～278页。
[58] 参见［美］J.W.汤普森：《历史著作史》中译本译者前言，谢德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3页。［意］贝奈戴托·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中译本所收意大利文第一版序，傅任敢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3～4页。
[59] ［意］贝奈戴托·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中译本，傅任敢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134页。
[60] ［意］贝奈戴托·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中译本，傅任敢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136页。此处作“历史思想”，前引文作“史学思想”，二者迥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