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史学和社会

一、社会历史的演进与史学的发展

学习和研究史学史，归根到底是为了有助于人们认识社会历史的发展，增强对于社会历史的责任感，自觉地投身于社会历史前进的潮流。

史学与社会的关系，是我们认识史学的出发点，也是我们认识史学的归宿。关于这个问题，中国古代史学家、思想家提出过不少真知灼见。

首先，从长时段的历史来看待社会的变化与史学发展的关系。孟子说：“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200]这话可以做这样的理解：周王的事业衰落了，《诗》也就没有了；《诗》没有了，代之而起的是《春秋》。孟子还说，《春秋》一类的书，写的是关于齐桓公、晋文公这些霸主的事。在孟子看来，周王室兴盛的时代，是《诗》的时代；周王室衰落了，霸主迭起的时代，便是《春秋》的时代了。这是指出了时代的变化及其特征，影响到《诗》之亡、《春秋》之兴。

那么，在孟子时代，《诗》意味着什么呢？从《孟子》一书来看，它讲到《诗》的地方有43处，大多为孟子所引用。其中，有的是借以阐发孟子的伦理思想、道德原则的，而比较多的征引都是为了说明历史，强调以历史为借鉴，进而表明孟子的政治主张、社会理想。以《孟子·梁惠王》为例，孟子见梁惠王，谈话刚开始，孟子就引用《诗·大雅·灵台》的诗句，用来说明如下的重要道理：

文王以民力为台、为沼，而民欢乐之，谓其台曰“灵台”，谓其沼曰“灵沼”，乐其有麋鹿鱼鳖。古之人与民偕乐，故能乐也。《汤誓》曰：“时日害丧，予及女偕亡。”民欲与之偕亡，虽有台池鸟兽，岂能独乐哉？[201]

这是讽刺梁惠王“立于沼上，顾鸿雁麋鹿”以为乐的情景。

当齐宣王自称“寡人有疾，寡人好勇”时，孟子引用《诗·大雅·皇矣》说：

《诗》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笃周祜，以对于天下。”[202]

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孟子还称赞“武王之勇”，说是“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同时又尖锐地指出：“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唯恐王之不好勇也。”孟子从《诗》、《书》论到文王、武王之勇，是针对齐宣王所谓“寡人好勇”而说的，希望他不要成为“匹夫之勇”。当齐宣王又说“寡人有疾，寡人好货”时，孟子引用了《诗·大雅·公刘》的诗句，然后说：“王如好货，与百姓同之，于王何有？”孟子还针对齐宣王的“寡人有疾，寡人好色”的说法，引用《诗·大雅·丝》的诗句，指出：古公亶父的时候，“内无怨女，外无旷夫”；“王如好色，与百姓同之，于王何有？”[203]

通观孟子同梁惠王、齐宣王的谈话，他引用《诗》来说明历史、引导现实，包含了西周历史上许多重要的人和事。由此我们可以体察到，孟子说的“王者之迹熄而《诗》亡”的深刻含义：这是一个时代的衰落，以及反映这个时代之历史的表现形式的衰落。

《国语·楚语上》记大夫申叔时论教导太子，其中谈到“教之诗，而为之导广显德，以耀明其志”。三国韦昭注云：“导，开也。显德，谓若成汤、文、武、周、邵、僖公之属，诸诗所美者也。”[204]这是春秋时期人们的认识，它也揭示了诗同历史的关系。孔子对他的学生们强调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205]在孔子看来，诗的内容是非常广泛、非常重要的。孟子处在孔子作《春秋》之后，他把《诗》与《春秋》联系起来考察、比较，因而更加强调了《诗》同历史的联系。清人章学诚继承、发展前人的认识，提出“六经皆史”的论点，认为“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206]，其中关于《诗》的认识，当与孟子的见解有历史上的渊源。

其次，是从近期的历史发展来说明社会同史学的关系。这一点，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有很明确的认识。他临终之前同司马迁的谈话，特别使他引为遗恨的是：“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207]这几句话，前半部分讲的是社会的变化，后半部分讲的是应把这个变化记载下来，写成史文。简言之，司马谈所说的史文，就是反映“汉兴”的历史。这种把史书看作是社会历史的反映的思想，在中国史学上是很丰富的。

例如，唐高祖李渊在《命萧瑀等修六代史诏》中指出：

伏牺以降，周、秦斯及，两汉继绪，三国并命，迄于晋、宋，载笔备焉。

自有晋南徙，魏乘机运，周、隋禅代，历世相仍，梁氏称邦，跨据淮海，齐迁龟鼎，陈建宗祊；莫不自命正朔，绵历岁祀，各殊徽号，删定礼仪；至于发迹开基，受终告代，嘉谋善政，名臣奇士，立言著绩，无乏于时。然而简牍未修，纪传咸缺，炎凉已积，谣俗迁讹，余烈遗风，泯焉将坠。朕握图御宇，长世字民，方立典谟，永垂宪则；顾彼湮落，用深轸悼！[208]

这篇诏书，主要是说明撰写梁、陈、魏、齐、周、隋六代史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而它在说明这种必要性和紧迫性时，正是以这些朝代的历史为出发点。

又如，元初大臣王鹗上书世祖忽必烈说：

自古帝王得失兴废，班班可考者，以有史在。我国家以威武定四方，天戈所临，罔不臣属，皆太祖庙谟雄断所致，若不乘时纪录，窃恐岁久渐至遗忘。金《实录》尚存，善政颇多；辽史散逸，尤为未备。宁可亡人之国，不可亡人之史。若史馆不立，后世亦不知有今日。[209]

这段话也是讲的修史的重要，其前提则是“我国家以威武定四方”的历史。唐初先后写出梁、陈、北齐、北周、隋五代史和《晋书》、《南史》、《北史》等八部正史，元末则写出《宋史》、《辽史》、《金史》，这同他们对有关时期的客观历史的认识是分不开的。

再次，是从历史上的重大变动来说明社会同史学的关系。关于这一点，《隋书·经籍志二》的“霸史”篇小序颇具代表性。它这样写道：

自晋永嘉之乱，皇纲失驭，九州君长，据有中原者甚众。或推奉正朔，或假名窃号，然其君臣忠义之节，经国字民之务，盖亦勤矣。而当时臣子，亦各记录。后魏克平诸国，据有嵩、华，始命司徒崔浩博采旧闻，缀述国史。诸国记注，尽集秘阁。[210]

这里，作者指出了十六国的兴起、存亡这一重大事变，是“霸史”即“诸国记注”出现的原因。所谓“霸史”，在当时人看来，是大不同于“正史”的。但作为正史之一的唐修《晋书》，却在“载记”中大量吸收了“霸史”的资料，可见十六国的兴起、存亡之影响史学的发展是多方面的。

最后，从一定历史时期的社会风习来看社会与史学的关系。一定历史时期的社会风习会影响到史学的发展，甚至会影响到这一时期的史学的特点。《隋书·经籍志二》谱系篇小序指出：

后魏迁洛，有八氏十姓，咸出帝族。又有三十六族，则诸国之从魏者；九十二姓，世为部落大人者，并为河南洛阳人。其中国士人，则第其门阀，有四海大姓、郡姓、州姓、县姓。及周太祖入关，诸姓子孙有功者，并令其为宗长，仍撰谱录，纪其所承。又以关内诸州，为其本望。……今录其见存者，以为谱系篇。[211]

贵本望而重谱系，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社会风气；这种风气的盛行给史学以深刻的影响，那就是谱系之学的发展，并在《隋书·经籍志》史部十三类中占据一类。其遗风余韵，至唐盛世而未减。宋人郑樵指出：

自隋唐而上，官有簿状，家有谱系。官之选举，必由于簿状；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历代并有图谱局，置郎、令史以掌之，仍用博通古今之儒知撰谱事。凡百官族姓之有家状者，则上之，官为考定详实，藏于秘阁，副在左户。若私书有滥，则纠之以官籍；官籍不及，则稽之以私书。此近古之制，以绳天下，使贵有常尊，贱有等威者也。所以人尚谱系之学，家藏谱系之书。自五季以来，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故其书散佚而其学不传。[212]

郑樵所指出的这一历史现象，包含了两种辩证关系：一是门阀风气与谱系之学的相互关系，一是社会风气之变化与史学现象之变化的相互关系。

总之，一定的社会条件必然影响到史学的发展、面貌、特点，这表现在许多方面。这里所列举的，是几个重要的方面。这一点，是我们认识社会与史学之关系的基本理论。只有把握了这个基本理论，我们才能够深入地揭示史学的社会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