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形式的多样性

史书体裁的多样性也是中国史书的一个特点。

史书体裁是史书的外部表现形式。在三千年的史学史上，中国史书体裁经历着辩证的发展过程。有一种年代久远的说法，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一说右史记言，左史记事），言为《尚书》，事为《春秋》。这说明了史官的分工，也说明记言、记事是较早的历史记载形式。但言与事并不能截然分开，《尚书》中就包含了记事的成分；较晚出现的以记言为主的《国语》、《战国策》，也包含了不少记事的成分。中国史学上最先形成比较规范的表现形式的，是编年体史书《春秋》、《左传》，它们按年、时、月、日时间顺序记事。《左传》记事丰赡，不仅有精彩的记言，而且也有记一件事情的始末原委的，如僖公二十三年记晋公子重耳在外流亡19年的经历。晚出的编年体史书《汉纪》、《后汉纪》又使用“言行趣舍，各以类书”的方法，记载了许多历史人物；《资治通鉴》往往于历史人物的卒年之下，略述其生平事迹。可见，编年记事的史书，也记言，也记事件始末，也记人物，其间存在着互补和辩证的关系。

比起编年体史书，纪传体史书出现较晚。战国时期出现的《世本》是一种综合体的形式，它很可能是纪传体史书的前驱。司马迁的《史记》包含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个部分，是记事件、制度、人物和历史进程的综合体史书，后人称为纪传体史书，这跟它记述了朝代更迭和大量的历史人物有关。纪传体史书扩大了史书记述的范围，同时也扩大了人们的历史视野，促进了人们对于历史面貌的整体性认识，是编年体史书所不及的。这是又一层辩证发展关系。

继《史记》之后，班固撰《汉书》，“自是世有著述，皆拟班、马，以为正史，作者尤广。一代之史，至数十家”[117]。纪传体史书的发展至唐初达到了全盛时期，二十四史中有八部史书撰于此时，可为明证。因此，刘知幾著《史通》总结史学发展时，开篇就从“六家”讲到“二体”，认为“班、荀二体，角力争先”，“后来作者，不出二途”，视班固《汉书》、荀悦《汉纪》为历史撰述的两种模式。刘知幾在详论“古今正史”的同时，又指出：“偏记小说，自成一家，而能与正史参行，其所由来尚矣”，“爰及近古，斯道渐烦，史氏流别，殊途并骛”[118]。他总结了“史之杂名”，凡有“十品”，认为它们是对“正史”的补充，反映了他对于史书表现形式之辩证发展的朴素的辩证认识。

中唐时期，杜佑撰《通典》巨著，从会通和分门两个方面继承、发展了纪传体史书中的书志部分，写出了第一部结构严谨、规模宏大的典制体通史，从而突破了编年、纪传“二体”的格局。《通典》的巨大影响和众多续作，使典制体史书卓然而立，成为中国史书的又一种主要表现形式。《通典》从典章制度的制定、演变，探讨它对于为政得失、民族关系、社会进步、历史进程的影响，这是全面地突出了历史运动中主体与客体如何协调的问题，在历史认识上有重大意义。《史记》和《通典》都足以证明，史书体裁绝不仅仅是史家对于史书表现形式的选择，它也反映着史家对于历史的理解和认识。这也是中国史书体裁之辩证发展的一个方面。

晋唐之际数百年间，史学家们对编年、纪传二体孰优孰劣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余波所及直至宋代。尊《春秋》、《左传》者，指摘司马迁改变了圣人为史之体，崇《史记》、《汉书》者，备言纪传体存在的必要。刘知幾《史通·二体》篇，分别指出编年、纪传二体的长短，结论是“考兹胜负，互有得失”，“欲废其一，固亦难矣”，在二体孰劣孰优上持公允的态度，但他没有从理论上回答导致这场争论的原因。唐后期皇甫湜撰《编年纪传论》一文，从理论上对史书体裁的发展提出新的认识，他指出：

古史编年，至汉司马迁始更其制而为纪传，相承至今，无以移之。历代论者，以迁为率私意，**古法，纪传烦漫，不如编年。予以为合圣人之经者，以心不以迹；得良史之体者，在适不在同。编年、纪传，系于时之所宜、才之所长耳，何常之有！故是非与众人同辩，善恶得圣人之中，不虚美，不隐恶，则为纪、为传、为编年，是皆良史矣。[119]

他认为编年、纪传二体都是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史家发挥其专长创造出来的，因而史书体裁不是一成不变的。同时指出，衡量“良史”的标准是“是非与众人同辩，善恶得圣人之中，不虚美，不隐恶”；达到这个标准，不论在表现形式上是纪、是传、是编年，都应当予以肯定。皇甫湜认为，纪传体史书的出现，克服了编年体史书“多阙载，多逸文”的不足，有利于史书的“以备时之语言，而尽事之本末”，因而是合理的。他还批评有些论者在史书体裁上的一味“好古”的倾向，无裨于史学的发展。《编年纪传论》之论史书体裁比起刘知幾所论，一是突出了理论上的说明，二是包含了发展的观点，是古代史学上论史书体裁的大文章。文中提出“尽事之本末”的要求，对酝酿新的史书体裁的出现，是有思想上的启发的。

从《春秋》、《左传》作为编年体史书奠基著作问世后约三四百年，出现了纪传体史书的开创性著作《史记》；《史记》问世后约八九百年，有影响深远的典制体通史《通典》的诞生；关于编年、纪传二体的数百年的讨论而有《编年纪传论》的撰写，在《通典》与此论之后约三百余年，乃有宋代史家袁枢所撰《通鉴纪事本末》的面世。每一种新的史书体裁的产生，都经历了漫长的酝酿、发展过程，历史的发展，史学的发展，史家的创造性才能的发挥，交互影响，反映了中国史书体裁之辩证的发展过程。

编年体、纪传体、典制体、纪事本末体，是中国史书所采用的几种主要体裁。编年体，在《资治通鉴》问世后，有重大的发展；纪传体，在《汉书》问世后，历代正史都仿效《史》、《汉》，成为中国古代史学的主干；典制体，《通典》问世后，续作蜂起，乃有“三通”、“九通”、“十通”的形成；纪事本末体，自《通鉴纪事本末》问世后，出现了历朝纪事本末的撰写。此外，中国史书还有学案、表、图、史论、史评，而且也都有出色的成就。同时，各种不同的史书体裁在运用、发展中，存在着相互补充和综合的趋势，使各自变得更加合理，更加趋于完善。这些史书体裁，铸造了中国古代史书多姿多彩的表现形式，显示了中国史学的鲜明的民族特色。在当代史学发展中，它们仍保持着鲜活的生命力，具有历史撰述上的借鉴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