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关于时与势

“时”与“势”这两个概念，在中国古代历史观念也是很重要的。《周易·彖上·贲》说：“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表明“时”与“天文”有关。这里说的“时”，当是四季时序之意。《周易·彖下·恒》称：“四时变化而能久成。”意谓“四时”之“时”的变动性、恒久性及其对于天地万物的意义。《周易·彖下·革》又说：“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这是把“时”与人事联系起来，指出“时”对于后者的重要。《周易·彖下·丰》又说：“天地盈虚，与时消息，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这是进一步说明“时”对于人事的重要。史学家吸取了《周易》关于“时”的观念，并运用于历史撰述、历史解释之中。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称：“扶义俶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作七十列传。”他很看重人的活动与“时”的关系，意在赞颂那些“不失时”的历史人物。魏徵主编《隋书》并作史论，称赞隋初开国功臣李圆通、来护儿等人时指出：“圆通、护儿之辈，定和、铁杖之伦，皆一时之壮士，困于贫贱。当其郁抑未遇，亦安知其有鸿鹄之志哉！终能振拔污泥之中，腾跃风云之上，符马革之愿，快生平之心，非遇其时，焉能至于此也！”[27]这就是说，杰出人物的出现，除了自身的条件外，“遇其时”乃是重要的客观条件。这些都表明，中国古代史学家在评论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时，十分关心具体的历史时机。

“势”，是司马迁经常使用的一个概念。司马迁在解释事物变化原因时写道：“无异故云，事势之流，相激使然，曷足怪焉。”[28]司马迁论范雎、蔡泽际遇与成就的变化，认为“固强弱之势异也”[29]。他说的“事势”“势”是指事物的状态和形势，即考察历史时，不能不着眼于一定的社会环境，从而得到合理的说明。从“事势之流，相激使然”来看，司马迁认为“事势”“势”不是静止的，而是运动的，其中自也包含趋势之意。

自司马迁以下，不少史家都讲到过“势”，但真正赋予“势”以历史理论之明确含义的，是柳宗元的《封建论》。柳宗元用“势”来说明历史变化的动因，对后人产生了理论上的启示。宋人曾巩、范祖禹、苏轼和明清之际王夫之都各有阐发。曾巩撰《说势》一文[30]，其历史见解是折中于“用秦法”与“用周制”之间。文中所说“力小易使也，势便易治也”的“势”，是指一种综合的力以及这种力与力之间的对比，同柳宗元说的“势”的含义不尽相同。此文还批评“病封建者”与“病郡县者”二者“皆不得其理也”。章学诚说曾巩“具史学而不具史法”[31]，由此可见一斑。范祖禹引用《礼记·礼器》说的“礼，时为大，顺次之”的话，进而阐发道：“三代封国，后世郡县，时也”，“古之法不可用于今，犹今之法不可用于古也”[32]。范祖禹说的“时”，义颇近于柳宗元说的“势”。而苏轼对于“圣人”和“时”之辩证关系的阐发，则深得柳宗元论“势”的要旨。苏轼认为：“圣人不能为时，亦不失时。时非圣人所能为也，能不失时而已。”他说，“圣人”之“能”不在于“为时”而在于“不失时”。这是很机智地说明了“圣人”与“时”的关系。在他看来“时”是客观的，能够认识并利用它的人，也就可以称为“圣人”了。基于这种认识，苏轼认为秦置郡县，“理固当然，如冬裘夏葛，时之所宜，非人之私智独见也，所谓不失时者”[33]。这些论述，用来注释柳宗元说的“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34]”，是很精彩的。苏轼自称“附益”柳说，自非虚辞。

王夫之在论述史学活动的重心时，也讲到了“时势”。“智有所尚，谋有所详，人情有所必近，时势有所必因，以成与得为期，而败与失为戒。”这里讲的“时势”，是指社会的形势或历史的趋势；“必因”，是说它跟过去的形势或趋势有沿袭和继承的关系。这就是说，时势既有连续性，又不是一成不变的。王夫之认为，人们观察历史，应充分注意到“势异局迁”，即时势的变化；而人们要从历史中获得“治之所资”的启示，则必须“设身于古之时势”。总之，认识历史，从历史中获得教益，应首先学会把握不同历史时期的时势。王夫之也提到“先王之理势”，但“先王”并不具有圣神的含义，他只是一定历史时期之“时势”的标志罢了。

从柳宗元到王夫之，是把“势”“时势”作为历史变化动因来看待的，这是古代历史评论和史学批评在理论上的重要贡献。然而王夫之并不仅仅停留在这里。他自谓著《读通鉴论》，是“刻志兢兢，求安于心，求顺于理，求适于用”[35]。所谓“求顺于理”的“理”，是关于历史变化原因的另一历史理论范畴。在王夫之看来，所谓“理”，就是“物之固然，事之所以然也”[36]。以今义释之，“理”是事物变化之内在的法则或规律。王夫之说的“物”与“事”，不限于历史，但无疑包含了历史。因此，这种“事之所以然”，亦即事理，是对于历史变化原因的更深层次的理论概括。柳宗元通过对人类“初始”社会的描述，提出“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说明“势”“时势”是人们可以感受和捕捉到的。而“理”“事理”则不然，它是内在的和抽象的，但又不是不可认识的。王夫之说“理本非一成可执之物，不可得而见”，“只在势之必然处见理”[37]。“势”之必然之为“势”者，便是“理”；“理”与“势”是一致的。从王夫之所解释的“势”同“理”的关系来看，“势”是“理”的外在形式，“理”是“势”的本质阐释。他以此来认识历史，来评论史家对于历史的认识，是认识历史和评论史学之理论与方法的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