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关于古今关系

所谓古今关系，大致包含这样几个方面，一是古今是否有联系，二是古今是否有变化以及怎样看待变化的轨迹，三是古今联系和变化是否可以划分为阶段。古今联系的思想起源很早，这要追溯到传说时代。从文字记载来看，《诗经·大雅·**》说：“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这是强调历史鉴戒的重要，正表明古今是有联系的。孔子论夏、殷、周三代之“礼”的关系，同样表明了对于古今联系的关注。司马迁说“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8]，同上引《诗经》是一个含义。班彪认为，联系古今观察问题，是史学家的传统，他说：“夫百家之书，犹可法也。若《左氏》《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太史公书》，今之所以知古，后之所由观前，圣人之耳目也。”[9]班彪指出的这个传统，在史学上影响很大，后人曾不断引用。这是中国古代历史观念中极珍贵的遗产。

至于说到古今联系中的变化，《左传》有“高岸为谷，深谷为陵。三后之姓，于今为庶”[10]的说法，这是讲自然和社会的变化，也是讲古今的变化。中国史学有悠久的古今变化的观念。按照章学诚“六经皆史”的说法，对这一观念较早而又较全的阐述，出于《周易·系辞下》：“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尽管这里讲到了“天”，讲到了取法“乾”“坤”二卦，但主要在讲历史，讲历史上的古今变化法则，即穷、变、通、久的道理。这段话在历史观念的发展上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明确地指出了：第一，由于时代的递进，要求人们改变旧的文物制度，使人民不因拘守旧制而感到倦怠。第二，这种变化是在潜移默化中实现的，便于人民适应。第三，《易经》所总结的就是这个道理，事物发展到极致的程度，就要变化，变化才能通达，通达才能继续进步、保持长久。这几重含义，可以说是“通古今之变”思想的渊源。

所谓穷、变、通、久的思想传统，“变”和“通”是其核心。《周易·系辞上》对其反复解释：“阖户谓之坤，辟户谓之乾；一阖一辟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所谓“变”“通”，都是在运动中进行或实现的。它反复称说，“刚柔相推而生变化”，“刚柔相推，变在其中矣”[11]。这就是《易经》的“以动者尚其变”的精神。它又进而解释“变通”和“通变”的含义：“广大配天地，变通配四时”，“法象莫大乎天地，变通莫大乎四时”，“通变之谓事”[12]。总起来说，“变通”“通变”跟天时、人事相关联。而“变通”也正是包含有因时而变的意思，即“变通者，趣时者也”[13]。这同“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14]的意思是一致的。

《易传》讲穷变通久，讲变通、通变，变化的思想十分丰富，对中国古代历史观念的发展，产生了深远而积极的影响。司马迁提出“通古今之变”作为历史撰述的宗旨之一，就是对上述历史观念的继承和发展。

《易经》《易传》和司马迁的通变思想对后世影响极大，如杜佑《通典》、司马光《资治通鉴》、郑樵《通志》、马端临《文献通考》等，都是对这一影响的继承和发展。清代王夫之《读通鉴论·叙论四》中对“通”做了解说，章学诚《文史通义·释通》篇，进一步从理论上阐明了“通”的含义。

在古今联系中，古今之间是否有变化？《易传》强调穷、变、通、久，“变”是核心问题。问题在于人们怎样看待“变”的方向。这也是古代历史观念中的一个根本问题。所谓“变”的方向和轨迹，无非是前进的、倒退的、循环的三种情况。其中又以循环的论点和前进的论点更具代表性。

历史循环论是战国时期的阴阳家提出来的。阴阳家接过了西周末年、春秋时期出现的阴阳五行说的形式，灌注了唯心主义的神秘的内容，把朴素的唯物主义的四时、五行说，蜕变为唯心主义的五德终始说。五德终始说不仅迎合各诸侯的政治需要，而且在秦皇朝统一后受到特别的推重。白寿彝先生指出，秦始皇为了证明自己符合水德，乃尚黑，不惜使整个朝堂上黑压压一片。

五德终始说在历史观念的发展上，有一定的影响。司马迁对五德终始说是持批判态度的，但他还是受到了历史循环论思想的影响。他在讲到夏、殷、周三代主忠、主敬、主文的三统说时写道：“三王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15]尽管他批评“秦政不改”，称道汉代“承敝易变”，意在提倡历史中的“变”，但在这个具体问题上的“变”是有很大的局限的，是“终而复始”的“变”。当然，这在司马迁的“通古今之变”的历史观念体系中，只是一个小小的不谐音。五德终始说的“凡帝王者之将兴也，天必先见祥乎下民”[16]的说法，对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和东汉的谶纬思想，都有一定的影响，而班固撰《汉书》，反复申言“刘氏承尧之祚”，“唐据火德，而汉绍之”[17]，“汉绍尧运，以建帝业”[18]，则显然是接受了五德终始说的理论。其后，正闰论、正统论的兴起，也都可以溯源至五德终始说。

应当看到，在中国史学上，朴素的进化观点占有突出的地位，是中国史学之观念形态的优良传统之一。在“变”的观念上，它同循环论有一定的共同之处；但在“变”的性质和“变”的方向上，则不同于历史循环论，而是认为社会历史在变化中前进，在变化中发展。《周易·系辞上》：“日新之谓盛德。”《周易·杂卦》：“革去故也，鼎取新也。”这是较早的朴素进化观点。韩非子提出上古、中古、近古之说，提出“古今异俗，新故异备”[19]之说，是很明显的朴素进化思想。而司马迁的“通古今之变”的思想，则包含着丰富的朴素历史进化观点。再者，《春秋》公羊三世说的形成，把历史视为从据乱世到升平世再到太平世的演进过程，也是一种很有代表性的朴素进化观点，且与近代的进化论有比较密切的历史联系。

唐代以下的史家，在发展朴素进化观方面，有越来越突出的成就。这主要反映在三个问题上。第一，关于人心风俗。史家吴兢记贞观初年唐太宗与群臣讨论治国方略，魏徵力主施行教化，指出：“若圣哲施化，上下同心，人应如响，不疾而速，期月而可，信不为难，三年成功，犹谓其晚。”太宗以为然。封德彝等人反对魏徵的主张，认为：“三代以后，人渐浇讹，故秦任法律，汉杂霸道，皆欲化而不能。岂能化而不欲？若信魏徵所说，恐败乱国家。”魏徵运用历史知识来反驳他们，指出：黄帝、颛顼、商汤、武王、成王在教化方面都取得了成功，“若言人渐浇讹，不及纯朴，至今应悉为鬼魅，宁可复得而教化耶”[20]。封德彝等人无以为对，但仍不同意推行教化政策。唯有唐太宗坚定地采纳魏徵意见，并在政治上取得了成功。王夫之说：“魏徵之折封德彝曰：‘若谓古人淳朴，渐至浇讹，则至于今日，当悉化为鬼魅矣。’伟哉其为通论已。”[21]第二，关于“中华”与“夷狄”。史学家杜佑指出：“古之中华，多类今之夷狄”[22]，“古之人朴质，中华与夷狄同”[23]。杜佑从地理环境上分析了“中华”进步的原因和“夷狄”未能进步的原因，表明他在民族问题上的进步思想和朴素进化观。第三，关于“封建”。柳宗元著《封建论》，从“生人之初”，阐述到“天下会于一”，描绘出了一幅社会历史不断进化的图景。这些，都极大地丰富了朴素的历史进化观。

明清之际的王夫之把朴素进化观推向更高的阶段，即以朴素的历史进化的观点解释历代的政治统治，尤其是历代的政治制度。他继承柳宗元对“封建”的认识，认为：“封建之不可复也，势也。”“封建不可复行于后世，民力之所不堪，而势在必革也。”[24]王夫之对历代制度有一个总的认识，就是：“以古之制，治古之天下，而未可概之今日者，君子不以立事；以今之宜，治今之天下，而非可必之后日者，君子不以垂法。”[25]这就是“一代之治，各因其时”[26]。

朴素进化观在理论上没有发展到更加缜密的阶段，但它作为一种历史进化的观念，在中国史学上有古老的传统和广泛的影响。同时，它也是中国史学在历史观念上接受近代进化论的一个思想基础。

在古今关系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即在古今的联系中，是否可以划分相互联系的不同的历史阶段？前引《韩非子》中说到的上古、中古、近古是这方面较早的说法，这是思想家从历史中得到启示而提出的见解。司马迁著《史记》，根据年代的远近、文献的详略和时代的特点，于书中列《三代世表》《十二诸侯年表》《六国年表》，这是对三个历史阶段的划分，反映了司马迁的卓识，以至于今人还在用“三代”“春秋时期”“战国时期”等历史分期概念。

至于《春秋公羊传》的“三世说”、《礼记·礼运》篇的“大同”“小康”说，具有更多的社会思想的色彩，同司马迁的历史时代的划分有所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