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繁荣

依照前例，我们首先对五代、宋辽金元、明清（1840年以前）时期的历史发展与史学特点做一概括。

五代宋辽金元明清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进一步发展和走向衰老的时期。五代宋元时期，先有五代和十国的分立，继而有辽、西夏、金和两宋的和战，后有元的大统一。这个时期，广大的边区，从东北到西北，再到西南，基本上都进入了封建社会。东南经济的发展超过了北方，长江中下游地区成为全国最富饶的地区，这是封建社会进一步发展时期的两个重要标志。

前一个历史时期的门阀地主阶层，在北宋和南宋时期，代替它的是品官地主。元统一后，南宋地主阶级的势力基本上被保存了下来，他们所在的地区是当时社会经济最有代表性的地方。广大边区的封建化，是元代社会生产发展的新气象。明朝的建立和灭亡，以及清朝的前期和中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衰老时期。前一历史时期的品官地主和他们延续下来的势力，以及蒙古贵族地主，在农民起义的重大打击下瓦解了。代替其地位的是新兴的官绅地主。这个阶层是商品生产和货币经济发展的产物，但因仍依附于旧有势力而得不到应有的正常发展。明初，资本主义已有萌芽，明中叶后期萌生较多。清初以后，资本主义萌芽又有所发展。

从对外关系上说，隋、唐、宋、元都居于主动的地位，明清时期对外关系明显地逆转了。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国家，在16世纪初已经东来进行殖民活动，并侵及中国领土。此后，沙俄、英、美相继而来，对中国的野心日益扩大。明初郑和下西洋和清初对沙俄的侵略进行反击，这是对外关系上的大事，但从总的形势来看，中国的处境日益被动。在鸦片战争后，中华民族日益陷入沉重的灾难。[12]

上述历史状况，不论是政治的、经济的、民族的及中外关系等方面，都对史学发展有直接、间接的影响。总起来看，从五代到清中叶，这个时期的史学有几个鲜明的特点。第一，史学家的忧患意识十分突出。不论是北宋司马光作《资治通鉴》、范祖禹作《唐鉴》，还是南宋李焘作《续资治通鉴长编》、李心传作《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徐梦莘作《三朝北盟会编》，都极其鲜明地反映了这一特点。这个特点是由两个原因造成的，一是北宋的社会问题严重，经济、政治、军事亟待改革，二是尖锐复杂的民族矛盾。忧患意识是中国古代史家的优良传统，而以两宋史家最为突出。第二，多民族史学的进一步发展。这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之一，以元代史学最为突出，清代史学则继其余绪。这个特点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及其发展有直接的关系。第三，史学向社会深层发展。这表现为：历史撰述更多地反映出社会经济领域各部门的具体内容；更多地反映出人与自然的关系，如治河、救灾等；社会大众对史学的需要以及蒙童教育中历史内容增多，促进了历史教育的发展；历史笔记和地方志兴盛，进一步扩大了史学的范围和影响；市民阶层的意识和要求，在史学中开始表现出来。第四，历史著作反映了古代史学之总结与嬗变的趋势。这一趋势在历史理论、史学理论、历史文献学等方面表现为批判意识的增强，尤其是对君主专制的批判，同时也表现在旧的价值观念的动摇。第五，自宋、辽、西夏、金、元以来直至明清，各民族历史文化认同的发展。这在历代正史、地理书、皇帝诏书、典章制度等历史文献中都有显著的反映，对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第六，关于域外史地的记述增多了，反映了中国与世界的联系比以往更加密切。上述的历史形势与史学特点，推动了五代、宋辽金元、明清时期历史理论的繁荣与嬗变。

宋代理学的兴起和明清之际历史批判意识的滋长，从不同的方面影响到这一时期的历史观念，从而在历史理论中不同程度地表现出来。但是，古代历史理论发展的路径并未因此而出现方向性的变化。从总体上看，它沿着已经走过的轨迹继续前行，并踏进了繁荣的门槛，而在繁荣之际，也就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及特征。

第一，关于天人关系。司马迁提出的“究天人之际”的问题，经过大约千年的讨论，“天”的神秘的面纱已被揭去，“人”理所当然地成了历史的主宰。由于理学的兴起，理学家们关于“天理”和“人欲”的诠释，不论其有多大的合理内核，都给史学的发展带来了某种消极影响，但它毕竟不能改变史学家循着“人事”的“势”与“理”去思考和解释历史。

第二，关于古今关系。当郑樵提出“会通之义”“会通之旨”“会通之道”时，他是把历史纵向考察视为既有“古今相因”，又有“古今之变”的；同时，他又把历史横向考察视为“百川异趣，必会于海”，“万国殊途，必通诸夏”[13]。质而言之，“会通”不只是时间相通，而且也是空间相通。是否可以认为，这是把《史记·太史公自序》和《汉书·叙传》中说的“通古今之变”和“上下洽通”综合起来了？是否可以认为，这是中国古代史学家的“大历史观”的一种表述形式？还有，当马端临提出区别看待历史之“不相因”与“实相因”时[14]，是否可以认为，中国古代史家对于古今关系又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即对具体史事和制度沿革不做同等看待？当然，他说的“不相因”，是从事件本身去看待的，并不是指事件背后的“理”。他说的“实相因”则具有很高的理论价值，从今天的眼光来看，这是指出了中华文明之连续性发展的一个基本规律。

第三，关于地理条件与社会发展。地理思想在这一时期有了很大的发展，从现存的《太平寰宇记》可见宋人的地理观念之宏大和国家统一意识之明确。明清两代的大量的治河之书，反映了史家对水利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所叙经验教训在今天仍有现实参考价值。顾炎武的几部地理著作，反映地理与建都、水利与经济、地理建置与政治统治之关系的认识与阐述，都有丰富的理论内涵。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是古代军事地理的最高成就，其各部分的序文多系地理思想之杰作。其他散篇专文，亦不乏真知灼见，如龚自珍的新疆建省之议等。

第四，关于民族与民族关系。这时期的史学家们在这方面的认识，既有激烈的论争，又有理性的阐说，其总的趋势是走向历史文化的认同：辽、金史家对中原历史文化的认同，元代史家对宋、辽、金三朝历史的认识以及对中原历史文化认同（其中包含对多种史书的重视与评价），清代史家表现出来的对中华历史文化的广泛认同、总结、继承和发展。这些历史文化认同的种种表述形式和理论上的阐发，是中华民族之民族认同的思想基础和理论基础。

第五，关于君主论。这时期的君主论，与前一时期相比，在正面的理论阐述上，建树不甚突出。司马光的《稽古录》略有评论，而《册府元龟》的“帝王部”在分目论列上颇有可采。值得关注的是，由于明代专制主义集权，已难得有正面阐说君主的专书。到了明清之际，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乃是以批判君主专制为宗旨的史学家，这标志着中国古代君主论已经到了终篇的时候了。我们说的此时历史观的嬗变，这是主要标志之一。

第六，关于国家论。司马光强调“国家盛衰”“生民休戚”，王夫之强调“国是”“民情”“边防”，其间贯穿着国家职能之观念的不断增强。自宋迄清，在国家行政建置方面，各有论说，都有值得总结的地方。顾炎武的《郡县论》《钱粮论》《生员论》，都是论国家职能的大文章，具有古代国家论的总结性质。他说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指出了个人同国家的关系，这种关系已不是臣民对于君主的关系了。

第七，关于正统论。欧阳修继承了《春秋》笔法而倡言“正统”，把以往朝代更迭、皇位继承、华夷之辨、史书起元等历史现象和史学现象上升到理论层面，这对于深化久已有之的制定“正朔”的传统之内涵，有一定的意义。关于“正统”之论，言人人殊，各有利弊，自可分别做出分析、判断。这里，首要的问题是要关注历史发展的大趋势。清朝统治者自谓遵循炎黄以来的“治统”，又恪守儒家学说的“道统”，这无疑是事实上的“正统”。可见，“正统”之辨，从表象上看，是探讨某一朝、某一帝、某一民族之政治统治的“合法性”问题；从深层次上看，这是对中华文明之连续性发展的种种论证。

第八，关于治乱兴亡问题。在这方面，西周、汉、唐以来，宏论迭出，影响巨大。宋代史家，深于忧患，考察前史，绎真知。司马光的《稽古录》《资治通鉴》、范祖禹的《唐鉴》、孙甫的《唐史论断》等，都是佳作。李焘、李心传、徐梦莘等人的本朝史撰述，于得失成败之故，也多有深刻剖析。宋代史家在这方面达到一个新的高峰，元代史家论宋、辽、金三朝兴亡，也不乏可采之论。明末清初，王夫之的《读通鉴论》《宋论》，可谓这方面理论的百科全书，中国古代历史理论至此达到它的最高境界。

第九，关于历史人物评价。前两个时期，在这方面已有丰富的理论和方法的积累，这时期史学家在历史人物评价方面，一则继承前人的理论和方法，一则也提出了新的认识，而重点在于后者。一是从学术史、名臣奏议、名臣事略一类的著作中，可看出作者的宗旨和理论；二是从李贽《藏书》对历史人物的分类及其标准，可看出其理论、方法、价值观等，这也是历史观念之嬗变趋势的表现之一；三是章学诚关于“知人论世”之评价历史人物的理念和方法，是中国古代史学关于评价历史人物之理论的最高成就，至今仍有方法论上的重要参考价值。

纵观这一时期的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进程，一方面出现了繁荣的景象，另一方面是于繁荣之中显示出嬗变的趋势。概而言之，其繁荣的标志是：当理学家提出“天理”的命题时，史学家则把“天”从“理”中剥离出去，而把“理”放在事实中来考察。胡三省认为“道无不在，散于事为之间”，章学诚认为“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这就是说，讨论“道”，讨论“理”，都不能脱离具体的历史事实。换言之，这是完全摆脱了神意的“天”来探讨理论问题。当郑樵、马端临对“会通”与“相因”“不相因”做出了各自的论说时，表明史学家对古今关系的认识已超过了前人，而具有更深刻、更全面的理论内涵。此外，地理条件与社会发展之关系的理论，从宋代史家到明清之际“二顾”，就其理论形态的整体性而言，也都超过了前一时期。顾炎武的国家论，继承杜佑、柳宗元的思想，但在分析细致和观念明确方面，却又超过了杜、柳，成为中国古代国家理论的代表作。关于兴亡治乱的探讨与分析，宋代史家成就突出，明清之际的王夫之乃是这方面的集大成者。“正统”之辨的深层含义，从一个方面反映了史学家们对于中华文明之连续性发展的重视，理论价值与历史意义至为重要。辽、金、元、清四朝史家，把中国古代历史文化认同的优良传统极大地弘扬开来，其认识所得，是这时期中国古代历史理论中最重要的成就之一。以上这些，合而观之，确为中国古代历史理论之繁荣景象。至于李贽的历史人物论，黄宗羲的君主批判论，以及崔述的疑古、考信论等，则表明中国古代历史理论出现了嬗变的趋势，成为中国早期启蒙思想的一个部分。这个趋势，在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爆发后，领域愈来愈宽阔，势头也愈来愈迅猛了。

[1] 二十年前，笔者撰写了《中国古代史学理论发展大势》一文，载《历史研究》1992年第2期。今作此文，似可视为其姊妹篇。

[2] 白寿彝：《白寿彝史学论集》（上），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472～473页。

[3] 白寿彝：《白寿彝史学论集》（上），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469页。

[4] 白寿彝：《白寿彝史学论集》（上），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495～496页。

[5] 白寿彝：《白寿彝史学论集》（上），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311页。

[6] 刘大年：《刘大年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427页。

[7] 刘大年：《刘大年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429页。

[8] 关于中国社会的历史分期问题，20世纪中国史学界不断有所争论，见解各异，分歧甚大。这里是根据白寿彝主编的《中国通史纲要》“叙篇”的说法，以下各卷同此。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纲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

[9] 班固：《汉书》卷六十二《司马迁传》，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第2735页。

[10] 参见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纲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227～228页；瞿林东：《唐代史学论稿》，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90～116页。

[11] 侯外庐：《侯外庐史学论文选集》（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454页。

[12] 参见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纲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9～22页。

[13] 郑樵：《通志》总序，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1页。

[14] 参见马端临：《文献通考》自序，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