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发展

首先来看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历史发展与史学特点。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时期，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变化、思想文化领域的活跃等，是这一发展的主要标志。

这一时期的历史发展，在以下几个方面特别值得关注：一是门阀地主成为这个时期地主阶级中占统治地位的阶层，因此门阀的特点在社会的许多方面都有鲜明的反映。[10]二是自秦统一以来，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民族大迁移、大组合、大融合的局面。这一方面造成了社会的动**，另一方面也为新的更大规模的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三是从三国鼎立到隋的统一，其间出现了370年的分裂时期。从整体上看，多年的纷争不利于全国历史的发展；但从局部来看，为了支撑各个割据皇朝的存在，地方的社会经济也有不同程度的发展，并最终造成全国经济重心的南移。四是隋唐统一局面的出现，创造出了中国封建社会史上空前的繁荣，“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成为这个繁荣的两个标志。在物质生产领域和精神生产领域的诸多成就与丰硕果实，证明隋唐皇朝所统治的国家，成为当时世界上文明发展程度最高的国家。五是这个时期的中外交流有了更大的发展，佛教的传入激励着中国僧人的西行“求法”，鉴真的东渡日本和日本使臣与留学生大规模来到中国，使印度文化传入中国，而中国文化一则经西域西传中亚，一则东传朝鲜和日本。这是一个开放的时代，是一个文明进程突飞猛进的时代。

这个时期的史学发展的特点表现在许多方面，其中最显著、最重要的特点是：多途发展，门阀意识，转折创新。具体说来，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历史发展呈现出丰富多彩的特点，促使史学在“成一家之言”和创立“正史”之后出现多途发展的趋势：在“正史”占据重要地位的同时，史书的数量和种类剧增，门阀的特点和多民族国家历史的特点在史学上的表现至为突出。隋唐的统一，在历史观和政治观方面，都突出了“天下一家”的思想。史学在多途发展的基础上，出现了转折与创新的新趋势，转折又往往同创新相结合。而转折与创新正是唐代史学的一大显著特点。

关于史学的多途发展，以及史书数量和种类的增加，可以从《隋书·经籍志》史部同《汉书·艺文志》的比较、《新唐书·艺文志》史部同《隋书·经籍志》史部的比较中得其大体。关于史学的门阀意识，可以从这个时期涌现出来的谱牒之书、家史、家传以及对于礼书的重视中，窥其一斑。关于史学在发展中的转折，可以从通史撰述的兴盛及其撰述中的多种形态的出现，从通史的复兴和典制体通史的问世，从君主论、兴亡论、治国论等专书的纷纷面世到历史笔记的萌生等，看到唐代史学的生机勃勃的创新势头。这些，对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发展，都有极重要的推动作用。

其次来看中国古代历史理论发展的历史及其主要标志。这个时期，中国古代历史理论在形成的基础上，步入了它的发展阶段。从整体上看，这个发展反映在三个方面：其一，前一个时期提出的重大理论问题，有些问题在这个时期都有了更深入、更全面的认识，有些问题的阐发则产生了系统的论著；其二，提出了前一个时期未曾提出的新问题；其三，出现了足以反映中国古代历史理论发展的标志性著作。

先来考察第一个方面。

第一，天人关系仍然是最根本的历史理论问题之一。尽管此时的史家、史书还时时称说“天命”，但“天命”愈来愈成为摆设了，人事才是真正被关注的对象。南朝的范晔、唐初的魏徵、中唐的柳宗元，都是否定“天命”的史学家、思想家。由于柳宗元同史学的密切关系，他的《天说》《天对》不仅把“天命”逐出了自然观，而且把它逐出了历史观，“是超越前人的理论”[11]，因而在历史理论发展史上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另一件具有重要意义的事情是，南朝的刘邵写出了品评人物的理论著作《人物志》。还有，在重视郡望的门阀时代，各种人物的传记如雨后春笋，表明这是研究人、表现人的时代，“天命”在历史理论的范围内已失去了昔日的尊严和光辉。

第二，古今关系也仍是历史理论的根本问题之一。人们在这个问题上的争论，已不是“法先王”“法后王”或言必称三代一类的辩难，而是在现实生活中，尤其是在政治得失的估量上究竟持怎样的认识。例如，关于政治建置，是分封优于郡县，还是郡县优于分封？其原因何在？从三国时期到唐代中期，人们有热烈的争论。又如关于人心风俗问题，是人们的本性越来越“浇讹”呢，还是由于社会越来越复杂，统治者应采取教化政策？再如关于华夏、夷狄的差别，是天然生成的呢，还是由于种种原因致使不同民族在时空中有所变化而形成的差异？等等。围绕这些问题的讨论，史学家们把自己的认识推进到新的高度。

第三，关于国家职能的认识。在“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古老意识的基础上，怎样更深入、更全面地看待国家职能？《周礼》、历代官制实质上都触及这个问题，而杜佑《通典》的问世，是极明确地、合乎逻辑地阐述了这个问题，这是中国古代国家观在历史理论领域的极重要的成就。

第四，怎样看待民族和民族关系。从《三国志》到唐修八史，史学家是怎样继承司马迁撰写民族传记的传统的？他们的认识、理论有何异同？总的趋势如何？江统提出《徙戎论》的根据何在？唐人撰写《晋书·载记》的理论根据是什么？从十六国到唐代，史学家们是如何自觉、不自觉地在史书中反映出各民族历史文化认同的趋势的？范晔、刘知幾、杜佑、唐高祖、唐太宗等，是在这些问题上提出了精辟见解的史学家和政治家。

第五，君主论在中国古代历史理论中占有特殊的地位。前一个时期，孔子、孟子、荀悦等，都有所议论，而《史记》多有精辟论断。这一时期，关于君主的评论，在正史帝纪中屡见不鲜，其中不乏真知灼见，《后汉书》《隋书》帝纪后论堪称代表作。但更重要的是，这个时期的君主论已发展为系统的认识和理论的阐说，前者如虞世南的《帝王略论》（略是事略，论是评论），后者如唐太宗的《帝范》。

第六，关于正朔之论。制定正朔同历法有关，在中国古代，它也同政治统治有关。因为只有最高统治者才有权确定正朔。随着历史的演进，制定正朔也就成了政治统治之合法性的同义语了。陈寿《三国志》问世后，历代史家对此有不同的见解。从历史理论来看，其重要性并不在于政治统治的“合法性”问题，也不在于华夷之别的问题，其隐藏的深层含义，乃是政治统治的历史连续性问题。这对于中华文明在历史观念上和历史撰述的表述上，都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其后，宋代以下正统论及相关论点，都属于这种性质。

第七，地理环境与社会发展。司马迁把西汉辖境划分为几个各有特色的经济区域，并分别有所论述，反映了他的区域经济思想因素。这一时期，史学家们对地理条件之影响社会发展多有关注，历代正史中的地理志及地方志等，都有不同程度的论述。此外，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唐初虞世南的《北堂书钞》地理部、中唐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图志》和杜佑的《通典·州郡典》等，都包含着有代表性的理论认识。大致说来，地理条件之影响社会发展，在政治、经济、军事、民族、风习等方面，都有一定的作用。

第八，兴亡论和治国论的展开。兴亡论和治国论之所以成为古代历史理论的一个方面，是因为它集中地反映了史学家们对历史上重大问题的认识，这些认识影响于后世之最重要者在于治国安邦，即从历史上的兴亡之论返回到现实中的求兴而避亡、求治而避乱的实践，故其具有特殊的意义，这也可以被认为是人们认识历史的重要现实目的之一。前一时期，贾谊的《过秦论》经司马迁引用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样，陆贾的《新语》，也因《史记·郦生陆贾列传》的称道而广为流传。这一时期，史学家们关于兴亡和治国的讨论有全面的展开。以正史为例，范晔《后汉书》中帝纪后论、相关类传的序与论，不仅对东汉兴亡有很多精辟的分析，而且有些认识具有普遍的理论意义。唐初史家所修《晋书》《隋书》，在这方面也有很高的成就。其中，魏徵的史论以及他的多次上疏，都是关于兴亡之论、治国安邦之论的精彩篇章。朱敬则的《十代兴亡论》、李德裕的《三国兴亡论》等，也不失为名篇。尤其值得重视的是盛唐时期史家吴兢所撰《贞观政要》，此书10卷40篇，详述唐太宗和他的大臣们论为政得失之故、议长治久安之策，其音容笑貌，栩栩如生。可以认为，这不仅是一部贞观之治的历史画卷，而且是一部有普遍意义的关于治国安邦的理论著作，对后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与此有关的，还有中唐时期的学人赵蕤撰写的《长短经》，也是一部以历史内容为主的专书，旨在经世济用，自应在历史理论考察的范围之内。

第九，关于历史人物评价的标准、理论和方法。《后汉书》重视历史人物的德行，并善于做综合概括，提出理论性的认识。《隋书》继承了司马迁的思想，强调历史人物和时势的关系，认为时势造就了杰出人物。中唐以至晚唐，史家关注以何种标准采集人物传记的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尤其值得全面阐释的，是南朝刘邵的《人物志》，这是极重要的一部关于如何评论人物的理论著作。

再来考察第二个方面。

这个时期，提出了什么新的历史理论问题呢？这里，至少有两个问题是十分重要的：第一个问题，关于“天下一家”的思想。在中国历史上，“海内一统”是一个重要的历史观念。三国鼎立时期，政治家们追求的是政治统一；陈寿撰《三国志》，是把三国的历史写在同一部史书中；北魏郦道元作《水经注》，其视野所及，是全国的疆域，有的地方甚至涉及境外；隋唐之际的李大师早已不满于以南北分割的观念撰写史书，李延寿继承父志，写出了南、北互见的《南史》《北史》；唐人撰《晋书》，除民族问题外，也有要写出完全意义上的两晋历史的目的，等等。凡此，都是“大一统”思想的具体反映。隋唐时期，史学家和政治家反复称说“天下一家”，这可以看作是“大一统”观念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出的一个新的历史观念，对其做深入的考察，有重要的意义。第二个问题，关于国家起源的问题。先秦、秦汉时期，人们已有这方面的一些认识，而这个时期的柳宗元撰写的《封建论》是更具有实际内容的天才猜想，是当时人们认识水平所能达到的最高成就。

最后考察第三个方面。

中国古代历史理论进入发展阶段的标志是什么？如果说，司马迁、班固的史论标志着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形成的话，那么杜佑、柳宗元的史论则标志着中国古代历史理论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了。如果说司马迁、班固是以其完整的体系标志着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形成，那么，杜佑、柳宗元则是以其在许多重大问题上的认识所达到的新的高度，成为中国古代历史理论发展阶段的主要标志。举例来说，杜佑论地理环境与华夷关系，论古今关系与华夷之别，论食货为国家职能之首及各部门职能之逻辑关系，论风俗与社会等，都是历史理论领域的新发展。柳宗元论天人关系，论“封建”与“郡县”之建置的优劣及“势”的作用，论国家起源，论“圣人之意”与“生人之意”的根本性差别等，也都达到了当时人们认识的新高度。在历史理论多方面发展的基础上，杜佑、柳宗元的史论作为发展阶段的标志，是当之无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