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国史学当前发展趋势

对于中国史学当前发展趋势的把握，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困难的问题。一方面是受到自身的学识所限，同时也存在见仁见智的实际情况，不免增加了把握上的难度。好在提出来是为了同大家探讨，向同行请教。

（一）近20多年来中国史学的面貌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史学有很大的发展，这表现在史学思想的活跃、研究领域的拓宽、成果的丰富以及重大成果的问世、队伍的壮大、中外史学交流的活跃等方面。20世纪80年代有“史学危机”的思潮，对此种说法我不赞成。我认为，虽然史学面临的问题很多，但总的来说还是在发展。这20多年来出版的著作数量非常多，优秀著作也很多。前不久第六届国家图书奖评选中，因奖励名额有限，许多好书都评不上奖，其中就包括大批历史著作。

（二）当前史学发展的趋势和存在的问题

当前中国史学发展的趋势和存在的问题可以概括为：唯物史观面临新的考验和挑战。对于愿意用唯物史观来指导历史研究的人来讲，这个挑战可以用坚持和创新来回应。这就是说，在唯物史观基本原则的指导下有所创造，并非把唯物史观看作不变的体系，而是看作发展的体系。坦率地说，我们大量的历史著作渐渐淡化了唯物史观。这对历史学的发展是很不利的。我认为，在当今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历史学，不能没有唯物史观的指导。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继承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遗产和中国古代的史学遗产，同时借鉴西方一些有益的成果，在此基础上形成中国气派，才能和外国学者对话。否则，只能是亦步亦趋地跟在别人后面。在最近举办的一个国际会议上，与会学者有一个共识，在中外史学交流中，中国学者不能失去自我。唯物史观的问题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如何才能既坚持又创新？希望有更多的史学工作者用自己的研究成果，表明用唯物史观来研究历史的必要性和不可替代性。

关于具体的发展趋势，我想提出这样几点。

第一，外国史学的影响与多元发展的趋势。西方史学对中国史学影响越来越大，中国史学无论在研究方法还是研究模式上都出现了多元的趋势，涌现出各种各样的思潮。比如说，有一种看法，认为研究历史不需要指导思想。这其实是不能成立的，因为任何史学家都有主体意识，这种主体意识不论你承认与否，都受到一定思潮或一定思想体系的影响，这是任何人都不能否认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考虑的一个问题是：如何体现中国史学的主流？这不是说要勉强为之，因为在任何一个时代，当各种思潮都在发展的时候，总是存在着有影响的思潮。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不也是儒、墨更有影响吗？现在中国史学的主流思潮在哪里？是以唯物史观为指导还是以别的思潮为指导？这是我们不得不思考的问题。我认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应该在这样一种多元格局当中体现出主流学派的作用。否则，中国的史学发展就会面临许多新问题，就难以形成历史科学的宏大气象。

第二，新的社会史研究受到普遍关注，成为史学潮流中一个强劲趋势。这里所说的新社会史与传统意义上的社会史是不一样的。有两种社会史观，一种是郭沫若、吕振羽、侯外庐等人所研究的社会史，讲社会发展的进程和规律，是和社会发展的阶段和一定的社会形态相结合的社会史研究。新社会史是研究社会的各个方面、各个层面的状况，如风俗、时尚、人群、社区、城镇等。现在的问题在于，新的社会史研究拓展了历史研究领域，有新的气象，但不应忽视，更不能轻易否定以往的社会史研究，也不应把以往的社会史研究和现在的社会史研究对立起来。我们应该提倡两种社会史研究都要发展。在一定意义上讲，历史学如果不对社会历史发展进程做出解释，不对社会发展阶段做出解释，这种历史研究或许是没有抓住根本。有了马克思主义史学以后，我们才知道中国历史是怎么走过来的。20世纪的新历史考证学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但我们要知道中国历史是怎么发展过来的，还是要读郭老等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著作。尽管他们在对有些问题的说明上今天还可以研究，但在大的方向上是正确的。当然，传统的社会史研究，确有需要改进和创新的问题，关键是尊重事实，而不是恪守教条。

第三，中外史学交流不断加强的趋势。这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已经很突出了，在21世纪还会进一步发展。从国际史学大会、一般性国际研讨会到个别的交往都在发展，在交流过程中，无疑会促进中国史学的发展，特别是开阔中国史学家的视野。但在借鉴他人成果的时候怎样反映自我？事实上，这两者并不矛盾，要反映自我就不能脱离古代史学的遗产、近代史学的遗产、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遗产，否则就会失去自我。失去自我就不能叫作交流。这些年来，在中外史学交流方面，特别是著作出版方面，引进和输出不成比例。大量的西方著作翻译过来，而中国史学家的著作很少能被介绍出去。我们的出版部门应该考虑这个问题。这种在交流中不成比例的现象是目前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这个问题，呼吁多年了，但目前似乎还没有引起应有的关注。

以上讲的三个趋势，在目前是比较明显的。面对这种情况，可以用大家常说的一句话来概括：是挑战，也是机遇。关键在于，需要有更多的史学工作者自觉地关注这些趋势，以更大的热情、更多的理性来思考和抉择。

关于当前史学工作存在的问题，上面已讲到了一些，这里再讲几点想法。

第一，是中国历史学界存在轻视理论的倾向。一些史学工作者只关注自己的具体研究领域，是可以理解的，但这对史学发展的整体面貌是很不利的，同时也使得历史学的理论研究不能更快更好地发展。我们知道，关于理论问题，一定要有和专业相结合又能够致力于理论研究的人，才能把理论问题研究好。因此，历史学中任何一个研究领域里的学者都有必要关注理论问题，这可以促使中国历史学的整体面貌有更大的改变。

第二，是青年史学工作者缺乏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修养。这种情况的产生，一个重要原因是青年学者没有获得一个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有效机制，大学的课程结构是否符合这样的机制，还可以研究。马克思主义是科学体系，研读有关的名著，应有基本的保证。

第三，是关于历史学的性质有种种不同的认识。历史学是什么？是人文学科、社会科学还是一门艺术？如果说历史学是艺术的话，那么历史学研究的成果就是不可信的。当然，这就连带产生出一系列问题，如历史能被认识吗，史学家研究历史的意义究竟在哪里，等等。这一方面是同后现代思潮的影响有关，另一方面也同我们的理论研究跟不上有关。这是值得认真思考的。

第四，是对于历史学的社会功能、求真与经世的关系、史学与政治的关系等，存在着比较模糊的认识。“**”以后，有很多朋友讲到史学要超越政治、远离社会，以弄清历史真相为唯一目的，否则就会像在“**”中那样被利用。关于这个问题我曾思考了很长时间。“**”中的所谓“儒法斗争史”是不是史学？其实“儒法斗争史”的泛滥不是史学的“繁荣”，而是史学完全被践踏的结果。“儒法斗争史”是政治，是打着“史学”的旗号、披着“史学”的外衣的一种政治行为。几乎所有杰出的史学家都被打倒了，历史著作也出版不了，怎么能说是史学的“繁荣”呢？可见，处理史学和政治的关系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看，史学不能不受政治影响，因为它是意识形态的一部分，意识形态一定会受到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影响。严重的教训是，上层建筑对意识形态的影响不能超过意识形态所能承受的界限。具体说来，政治干预不能使历史学丧失其独立品格。根据马克思主义学说的观点，意识形态也有自己存在的独立性，如果破坏了这种独立性，不仅历史学被损害，而且也损害了上层建筑。史学和政治的关系十分复杂，对于这种关系，我们只有正确认识和把握才能够使二者合理地协调起来。从中国史学史上看，史学从来没有脱离政治。从《春秋》开始直到现在，史学从来没有脱离政治。因为政治对它的要求有合理的一面，但是如果超过了这个合理的限度，就成了破坏。最近我写了一篇《一个政治家的史学自觉》，写的是唐太宗和历史学的关系。文章论述了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政治家需要历史学吗？答案是肯定的。这从唐太宗的经历可以看出来。第二个问题，史学自觉与政治实践。从唐太宗时期的“贞观之治”看，二者关系太密切了。第三个问题，历史经验和政治经验的结合。唐太宗晚年写了一部书，叫作《帝范》。《帝范》就是历史经验和政治经验的结合。当然，时代不同了，史学同政治的关系也必有新的变化，但其中道理还应是相通的。

第五，是学风问题。今天看来，这仍然是一个严峻的问题，主要表现为理论的失落、对学术史不够尊重以及文风的浮华等，这些问题就不再重复了。这里要说的是，任何一个学者都应当认识到，自己的研究是在前人的启发下、在前人的成果的基础上进行的。我们中国学术讲究考镜源流，不能轻视前人，更不能鄙薄前人。时下，对他人成果的不尊重是我们经常会碰到的。再就是片面性、浮躁和夸张。例如，写书评，评价过高或者过分否定，这都不恰当。中国人讲究中庸之道，就是要恰当，恰当是最佳的状态。评价不适度、不恰当，这是我们在学风中普遍存在的问题，不利于中国当代史学的发展。

我建议有造诣的史学工作者，除了自身的研究领域以外，能够多关注理论问题，关注史学发展趋势，关注一些倾向性的史学现象，发表评论，促进中国史学沿着正确的方向健康地发展。这是我们史学工作者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

[1] 参见白寿彝：《白寿彝史学论集》（上），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462～568页。

[2] 参见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新史学》，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3页。

[3] 杜佑：《通典》自序，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1页。

[4] 吴兢：《贞观政要》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1页。

[5] 司马迁：《史记》卷三十《平准书》后论，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443页。

[6] 柳宗元：《柳河东集》卷一《贞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18页。

[7] 参见司马迁：《史记》卷九十七《郦生陆贾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699页。

[8] 司马迁：《史记》卷三十《平准书》，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420页。

[9] 《论语·子罕》，杨伯峻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91页。

[10] 《左传·昭公十七年》，杨伯峻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389页。

[11] 参见脱脱等：《金史》卷五十一《选举志一》总叙，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129页。

[12] 参见脱脱等：《辽史》卷六十三《世表》序，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949页。

[13] 《孟子》卷十四《尽心下》，杨伯峻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328页。

[14] 参见《春秋穀梁传》卷三，《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374页。

[15] 参见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十六“《史记》于序事中寓论断”，黄汝成集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429页。

[16] 参见刘知幾：《史通》卷六《叙事》，浦起龙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165～180页。

[17] 参见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九十九《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27～28页。

[18] 《孟子》卷六《滕文公下》，杨伯峻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155页。

[19] 参见吴缜：《新唐书纠谬》序，丛书集成初编本，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3页。

[20] 参见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二十《史乘考误》引言，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361页。

[21] 章学诚：《文史通义》卷三《文德》，叶瑛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78～27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