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书与曲笔

——史家作史态度与“心术”

一、“书法无隐”的传统

在中国古代史学上，“书法无隐”是一个古老的优良传统，也是史学批评的根本原则之一。

先从两件史事说起——

《左传》宣公二年（公元前607年）记晋国事说：

赵穿杀灵公于桃园，宣子（即赵盾——引者）未出山而复。大史书曰“赵盾弑其君”，以示于朝。宣子曰：“不然。”对曰：“子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讨贼，非子而谁？”宣子曰：“呜呼！《诗》曰：‘我之怀矣，自诒伊慼。’其我之谓矣。”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赵宣子，古之良大夫也，为法受恶。惜也，越竟乃免。”[1]

这是发生在春秋中期的事情。孔子是春秋末年人，所以他称董狐是“古之良史”，称赵盾为“古之良大夫”。这里，孔子提出了一个评价“良史”的标准：“书法无隐。”书法，是史官记事的法度；无隐，是不加隐讳。“书法无隐”不仅是史官应当遵循的，而且执政的大夫也受到它的约束，以致为此而蒙受恶名。可见，这个法度是久有传统的了。

当然，从孔子称赞董狐这件事情的另一面来看，说明史学上也存在着破坏法度的观象。《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公元前548年）记齐国崔杼派人杀死国君庄公后太史书事的遭遇：

大史书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指崔杼——引者）杀之。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南史氏闻大史尽死，执简以往。闻既书矣，乃还。[2]

这件事情说明，史官真正要做到“书法无隐”，是很不容易的，随时都准备以身相殉。尽管如此，优秀的史官仍然遵循着这个法度，董狐、齐太史、南史氏就是这样的“良史”。

这都是我国古代史学兴起时期的事情，但这种优良传统一直影响着古代史学的发展，是史家提倡的一种精神境界，也是人们评价史家的一个标准。南朝刘勰评论史学时有这样两句话：“辞宗丘明，直归南董。”[3]意谓史家文辞应以左丘明为宗匠，直笔而书当以南史氏、董狐为依归。西魏史家柳虬在一篇上疏中写道：“南史抗节，表崔杼之罪；董狐书法，明赵盾之愆。是知直笔于朝，其来久矣。”[4]他们说的“直”“直笔”，都是直接从“书法无隐”概括而来。换言之，“书法无隐”就是直笔的主要含义；秉笔直书，就是董狐精神。唐朝史家吴兢撰写实录，秉笔直书，不取人情，即使面对权贵也无所阿容，时人称赞他说：“昔董狐古之良史，即今是焉。”[5]

从“书法无隐”到“直笔”，不只是提法的变化，而且包含着人们在史学批评之认识上的发展。“书法无隐”，这是从被动的方面提出来的；“直笔”而书，这是从主动的方面提出来的，这里就反映出史家在主体意识方面的增强。“书法无隐”，在孔子的时候是对个别史家的称赞；在南北朝的时候人们谈论“直笔”，是把它作为一种史学传统或史家作风来看待的，这反映出从个别到一般的认识过程。这种认识上的发展，是同史学的发展，尤其是同史学领域内两种作史态度的对立、斗争的发展相关联的。

二、“直书”与“曲笔”的对立

任何事物都是在矛盾运动中发展的。“书法无隐”之所以受到称赞，董狐之所以被誉为“良史”，恰恰证明史学上有与此相反的事物的存在。刘知幾撰《史通》，有“直书”“曲笔”两篇，概述了唐初以前史学发展中这两种作史态度的存在和对立。

刘知幾讲“直书”，还用了“正直”“良直”“直词”“直道”这些概念。“正直”是从史家人品方面着眼，“良直”是从后人的评价着眼，“直词”主要是就史文说的，这些都是“直书”的表现。“正直”的表现是“仗气直书，不避强御”“肆情奋笔，无所阿容”；而“齐史之书崔弑，马迁之述汉非，韦昭仗正于吴朝，崔浩犯讳于魏国”，都称得上“成其良直，擅名今古”；至于“叙述当时”，“务在审实”，是谓“直词”。同样是“直书”，在表现程度上、客观效果上以及在史学上的影响方面，并不完全相同。这说明，对于“直书”的评论还应做具体的考察，不可一概而论。刘向、扬雄称司马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6]。这是包含了“直书”的各个方面，是“直书”的楷模。

刘知幾论“曲笔”，还用了“舞词”“臆说”“不直”“谀言”“谤议”“妄说”“诬书”“曲词”这些概念。“不直”无疑是“直”的反意；“舞词”“臆说”“妄说”是指史家极不负责的行为；“谀言”是阿谀奉承之言，“谤议”“诬书”是诽谤、诬蔑之词，“曲词”是歪曲、曲解之说，都是有明确目的的“曲笔”行为。“曲笔”的目的也有种种表现：或假人之美，藉为私惠；或诬人之恶，持报己仇；或阿时，或媚主；或掩饰自家丑行，夸张故旧美德。概而言之，不外是为了谋财、谋位、谋名。可见，“曲笔”作史者，在表现形式上和所要达到的目的上，还是有所不同的。因此，对于史学上的“曲笔”现象，应当做具体的考察和批评。

关于“直书”与“曲笔”对立的根源，刘知幾从理论上提出了两点认识。首先，他从人的“禀性”出发，认为这是“君子之德”与“小人之道”的对立。他写道：

夫人禀五常，士兼百行，邪正有别，曲直不同。若邪曲者，人之所贱，而小人之道也；正直者，人之所贵，而君子之德也。[7]

这里说的“君子”“小人”“贵”“贱”不是指等级的界限而是德行的高下，这是可取的。但刘知幾把“邪正”“曲直”看作人的一种先天的禀赋，是不妥当的。尽管他在做具体分析时，一般都是从社会实际生活中提出问题，显示出唯物思想的倾向；而从理论上概括为禀赋，又表明他并没有跳出唯心思想的窠臼。其次，他从史学的社会作用和历史影响出发，分析了在历史活动中表现不同的人对史学所采取的不同态度，是“直书”与“曲笔”对立现象所产生的重要的社会根源。他指出：

盖史之为用也，记功司过，彰善瘅恶，得失一朝，荣辱千载。苟违斯法，岂曰能官？但古来唯闻以直笔见诛，不闻以曲词获罪。……故令史臣得爱憎由己，高下在心，进不惮于公宪，退无愧于私室，欲求实录，不亦难乎？[8]

史学所特有的“记功司过，彰善瘅恶”的作用，以及它所具有的“得失一朝，荣辱千载”的历史影响，不能不使人们产生一种“言之若是，吁可畏乎”的心理。刘知幾的这一概括，是从史学的历史和现实出发的，因而揭示了“直书”与“曲笔”之对立的深刻的社会根源。在《史通》的《直书》篇和《曲笔》篇所列举的事实中，约略反映出这种对立、斗争的历史和激烈的程度，而北魏崔浩国史案和北齐魏收《魏书》案则是这方面很突出的事件。刘知幾任史官于此多有感受，他根据当时实情，上书监修国史萧至忠等，极言史馆修史之弊有“五不可”，其中三、四条讲到史官“言未绝口而朝野具知，笔未栖毫而缙绅咸诵……人之情也，能无畏乎”；“史官注记，多取禀监修，杨令公则云‘必须直词’，宗尚书则云‘宜多隐恶’。十羊九牧，其令难行；一国三公，适从何在”[9]。这反映出武则天统治时期修史工作中直书与曲笔的对立的严重。不论是从历史还是从现实来看，刘知幾都深刻地认识到，“权门”“贵族”对史学的干扰，是造成“实录难求”、曲笔猖獗的重要原因。在刘知幾以后，有韩愈论“夫为史者，不有人祸，则有天刑，岂可不畏惧而轻为之哉”[10]，有柳宗元论“凡居其位思直其道。道苟直，虽死不可回也”[11]，这是从两个不同的方面，以两种不完全相同的态度反映出直书与曲笔之尖锐的对立。唐代《顺宗实录》《宪宗实录》的屡屡改修，证明韩愈所说不诬，也证明柳宗元主张“直道”的可贵。

毋庸讳言，在中国古代史学上，“曲笔”作史确实投下了重重阴影，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历史撰述的真实性和可靠性。然而，“曲笔”终究掩盖不住“直书”的光辉，正直的史家一向以此为自己的天职和本分。故史家直书，不绝于世，形成了中国古代史学的一个优良传统。所谓“宁为兰摧玉折，不作瓦砾长存”[12]，这恰是中国古代史学的魅力所在。

三、对“心术”的探究

史德、史才、史学、史识是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几个主要范畴，也是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几个主要标准。刘知幾在论才、学、识的相互关系时，虽然没有直接说到“史识”的具体内容，而是强调了这样一个思想：“犹须好是正直，善恶必书，使骄主贼臣所以知惧，此则为虎傅翼，善无可加，所向无敌者矣。”他是把“好是正直，善恶必书”看作史家见识的一种重要形式。就其本意来说，他讲的史识是包含了史家在“史德”方面的要求的，只是他没有明确地提出“史德”这一史学批评的理论范畴罢了。

章学诚著《文史通义·史德》篇，提出了“史德”这个理论范畴，这是中国古代史学理论发展上的一个重要进展。章学诚论“史德”，着眼于对作史者之“心术”的探究，这就把史学上关于“直书”与“曲笔”之对立的认识推进到更深的层次。章学诚认为：

能具史识者，必知史德。德者何？谓著书者之心术也。夫秽史者所以自秽，谤书者所以自谤，素行为人所羞，文辞何足取重……而文史之儒，竞言才、学、识，而不知辨心术以议史德，乌乎可哉？[13]

这里，章学诚提出了一个史学批评的新模式，即史识——史德——心术。这是章学诚在史学批评史上的新贡献。在他看来，不辨心术则无以论史德，不明史德则无以论史识：这是“文士之识”与史家之“识”的重要区别。换言之，只有辨心术，明史德，方可言史识。这是章学诚在史学批评理论上超出刘知幾的地方。

那么，“心术”是什么呢？《管子·七法》称：“实也、诚也、厚也、施也、度也、恕也，谓之心术。”尹知章注谓：“凡此六者，皆自心术生也。”章学诚论心术，当是继承这样的古义。他指出：“良史莫不工文，而不知文又患于为事役也。”这是因为事有“得失是非”“盛衰消息”，史家往往由此而“气积”“情深”以为史文，却又常常忽略其中有“天”即指“事”，有“人”即指史家，不能正确处理二者之间的关系。他进而强调说：“文非气不立，而气贵于平”，“文非情不深，而情贵于正”。只有“气平”“情正”，才能“尽其天而不益以人”，即不因史家主观的好恶而影响到充分反映客观的历史。这就是为什么“欲为良史者，当慎辨于天人之际”的道理。当然，要达到这样的境界是很不容易的，但严肃的史家应当以此为追求的目标。诚如章学诚所说：“尽其天而不益以人，虽未能至，苟允知之，亦足以称著述者之心术矣。”这样的认识，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可能避免在史学批评中苛求前人或他人的倾向。

章学诚还认为：心术之慎，在于史家的自我修养，即所谓“盖言心术贵于养也”。而这种自我修养，自然是以“气平”“情正”为目标；换言之，这是一个不断克服“气胜”“情偏”的过程。所以他强调说，要得心术之正，则“贵平日有所养也”。章学诚所讲的“养”，不是说史家完全脱离客观实际的一种内省的功夫，而是归结到“必通六艺比兴之旨，而后可以讲春王正月之书”这一点上来。“六艺”，是指《诗经》有六义，即风、赋、比、兴、雅、颂。章学诚举例说：“史迁未敢谤主，读者之心自不平耳。”又说：《离骚》与《史记》，“皆深于《诗》者”。[14]

可见，章学诚对于“心术”的探究之积极成果，是提出了正确处理史学的主体与客体的相互关系的问题；他在讲到“心术”贵于“平日有所养”时，没有从史学发展上做出新的理论概括，而把史家的自我修养归结到“通六艺比兴之旨”“深于《诗》”而“不背于名教”，表现出他在“心术”探究方面的局限性。

章学诚的这种局限性，在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上不是偶然的，“名教”观念在中国古代史学发展中有深厚的根源和长久的影响，以致成为史学批评难以逾越的藩篱。刘知幾论“直书”与“曲笔”，显示出深刻的批判精神。他甚至批评孔子作《春秋》，也多有“未谕”和“虚美”之处：有“为贤者讳”者，有“事无大小，苟涉嫌疑，动称耻讳，厚诬来世”者，有“一褒一贬，时有弛张；或沿或革，曾无定体”者，有“真伪莫辨，是否相乱”者。这种敢于批评《春秋》的史家，在古代史学上是不多见的。但他同时又说：“臣子所书，君父是党，虽事乖正直，而理合名教。”[15]“史氏有事涉君亲，必言多隐讳，虽直道不足，而名教存焉。”[16]这就是说，在“直书”（“正直”“直道”）与“名教”之间，“名教”是第一位的，故可不惜牺牲“正直”“直道”而保存名教。从刘知幾论“直书”，到章学诚辨“心术”，都不曾脱离为君亲隐讳的名教观念，这是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局限，也是中国古代史学批评之理论发展的障碍，这也是无可讳言的。

[1] 《左传》宣公二年，杨伯峻春秋左传注本，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662～663页。

[2] 《左传》襄公二十五年，杨伯峻春秋左传注本，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099页。

[3] 刘勰：《文心雕龙·史传》，周振甫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172页。

[4] 令狐德棻等：《周书》卷三十八《柳虬传》，北京：中华书局，1971年，第681页。

[5] 王溥：《唐会要》卷六十四《史馆杂录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306页。

[6] 班固：《汉书》卷六十二《司马迁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738页。

[7] 刘知幾：《史通》卷七《直书》，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79页。

[8] 刘知幾：《史通》卷七《曲笔》，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85页。

[9] 刘知幾：《史通》卷二十《忤时》，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555、556页。

[10] 韩愈：《答刘秀才论史书》，《韩昌黎全集》外集卷二，北京：中国书店，1991年，第487页。

[11] 柳宗元：《柳河东集》卷三十一《与韩愈论史官》，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499页。

[12] 刘知幾：《史通》卷七《直书》，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80页。

[13] 章学诚：《文史通义》卷三《史德》，叶瑛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257～258页。

[14] 以上参见章学诚：《文史通义》卷三《史德》，叶瑛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259～260页。

[15] 刘知幾：《史通》卷十四《惑经》，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377页。

[16] 刘知幾：《史通》卷七《曲笔》，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82～18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