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有待辛勤耕耘的园地

——古代史学批评的历史和理论

一、鸟瞰史学批评的历程

中国史学产生于先秦时期,在秦汉以后逐渐发展起来。而史学批评的产生和发展,并不完全与史学的发展同步,至少在它的早期阶段是这样。

但是,史学批评的意识,在先秦时期已经开始滋生。如《左传》之评论《春秋》,是很有代表性的:“故君子曰:《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汙,惩恶而劝善,非圣人,谁能修之!”“故曰,《春秋》之称微而显,婉而辨,上之人能使昭明,善人劝焉,**人惧焉,是以君子贵之。”[1]孟子也有关于《春秋》的评论。[2]不过,这种意识还不是史学批评的自觉意识。这是因为:第一,它不是从史学发展的角度来提出评论的,带有就事论事的性质;第二,这种意识所产生的评论,一般地说,还不具有调整史学发展的明确目的。

中国古代史学开始有自觉的史学批评,大致当从两汉说起。《史记》和《汉书》虽然都是历史著作,但它们对史学批评也有相当广泛的涉及,而其所论又都在很大程度上同司马迁、班固的历史撰述思想相联系。《史记》评论《春秋》与先秦时人评论《春秋》显示出明显的不同:

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纪元年,正时日月,盖其详哉。至于序《尚书》则略无年月;或颇有,然多阙,不可录。故疑则传疑,盖其慎也。[3]

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4]

孔氏著《春秋》,隐、桓之间则章,至定、哀之际则微,为其切当世之文而罔褒,忌讳之辞也。[5]

故孔子……因史记作《春秋》,以当王法,其辞微而指博,后世学者多录焉。[6]

这几段话,分别讲到了《春秋》所记史事的详细程度(与《尚书》相比较),它的内容和思想,它在史事上的处理、表述上的特点及其对后世的影响。显然,这是从史学的发展上来评论《春秋》的。司马迁对《春秋》的评论,还突出地反映在《太史公自序》中。他详细地记下了跟上大夫壶遂的辩难,阐述了对《春秋》的全面的认识,指出:“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他还特别强调了“有国者”“为人臣者”“为人君父”者,“为人臣子”者,“不通于《春秋》之义”的害处。他表面上不同意壶遂把他撰述的《史记》同《春秋》相提并论,但事实上《春秋》正是他心目中的楷模,是他撰述上追求的目标。此外,司马迁对先秦其他史籍,也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尤其是《史记》中一些篇的首序和后论,包含着丰富的史学批评方面的见解。

在司马迁之后,有刘向、刘歆父子和班彪、班固父子继之而起。刘氏父子校理群书,“条其篇目,撮其指意”[7],“剖判艺文,总百家之绪”[8],于史籍多有评论。班氏父子因《史记》而著《汉书》,故其评论主要针对《史记》而发,文虽不多,但集中表明了他们同司马迁在撰述思想上的异趣。[9]二刘、二班在史学批评上对后世都有很大影响。

可以认为,从司马迁到班固,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真正具有了明确的史学目的而开始起步了。

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脱离作为经学附庸的地位而成为主要之学。这时期,出现了评论历史专书的著作。《隋书·经籍志》著录谯周《古史考》二十五卷、刘宝《汉书驳议》二卷、徐众《三国志评》三卷,分别是关于《史记》《汉书》《三国志》的评论,可惜都已亡佚。从现存的许多魏晋南北朝时期产生的史注中,也可以见到注者对所注史书的一些评论,但它们一般重在注而不在评。这时期,还出现了一些史学评论的专篇,其中以《文心雕龙·史传》篇最为知名。

诚然,能像司马迁那样对以往的历史著作提出比较全面的评价,又写出了史学评论的专书,这是到了盛唐时期刘知幾完成的。刘知幾的《史通》以史家、史书、史学功能、修史机构等为研究对象,从理论上提出了历史编纂的要求,阐发了史学批评的原则,论述了史学的社会作用和史家修养等问题。《史通》问世后,与刘知幾同时代的著名学者徐坚曾说:“居史职者,宜置此书于座右。”[10]至此,史学批评作为史学的一个分支的地位乃得以确立。此后,评论史学者,代不绝人,有史学家,有思想家,有文献学家,还有藏书家等,至清代章学诚又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他的《文史通义》《校雠通义》,是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发展的集大成者。

中国古代史学中有丰富的史学批评遗产,在这个领域,还有待人们辛勤地耕耘。

二、德、才、学、识

刘知幾对史学批评的贡献,不仅在于他写出了第一部综论性的史学批评专书《史通》,还在于他首先提出了史才、史学、史识这三个大的史学批评范畴,为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初步奠定了理论基础。刘知幾的才、学、识“史才三长”论,贯穿于《史通》全书,但他关于这一理论的概括性说明,则是在回答别人提出的问题时予以阐述的。《旧唐书·刘子玄传》记载了这次影响波及千年的名对:

礼部尚书郑惟忠尝问子玄曰:“自古已来,文士多而史才少,何也?”对曰:“史才须有三长,世无其人,故史才少也。三长,谓才也,学也,识也。夫有学而无才,亦犹有良田百顷,黄金满籝,而使愚者营生,终不能致于货殖者矣。如有才而无学,亦犹思兼匠石,巧若公输,而家无楩柟斧斤,终不果成其宫室者矣。犹须好是正直,善恶必书,使骄主贼臣,所以知惧,此则为虎傅翼,善无可加,所向无敌者矣。脱苟非其才,不可叨居史任。自夐古已来,能应斯目者,罕见其人。”时人以为知言。[11]

这里说的“史学”,指的是史家的知识,不只是各方面的文献知识,也包括了某些社会知识和自然知识;他说的“史识”,强调了“好是正直,善恶必书”的精神,但顾名思义,当指史家的历史见识,而“直书”正是这种见识的一个重要表现形式;他说的“史才”,指的是史家的能力,主要是对文献驾驭的能力,对史书体裁、体例运用的能力和文字表述的能力。《史通》有《直书》和《曲笔》两篇,处于引人注目的地位;而《品藻》《鉴识》《探赜》《摸拟》《书事》《人物》等篇都是关于史家之历史见识的;其他许多篇,是论述史家的能力的。在刘知幾以前,人们对史书的史事、体裁、见识等,都曾分别有过不少评论;而刘知幾把这三者结合成一个整体看待,并以十分明确的自觉意识来阐述三者之间的不可分割的联系,这在中国古代史学上是第一次。

在刘知幾之后,人们涉足于史学批评,大多不能超出才、学、识这个范围。甚至诗歌评论家袁枚也认为:“作史三长:才、学、识,缺一不可,余谓诗亦如之,而识最为先。非识,则才与学俱误用矣。”[12]这可见其说影响之大。而史家中以章学诚最为重视对才、学、识的阐释,他在《文史通义》的《文德》《史德》《与邵二云论修宋史书》等许多篇中,都论及于此。他一方面肯定刘知幾提出的理论,反复地强调说:“夫史有三长,才、学、识也。”[13]另一方面他又指出:“记诵以为学也,辞采以为才也,击断以为识也,非良史之才、学、识也。虽刘氏之所谓才、学、识,犹未足以尽其理也。”于是进而指出:“能具史识者,必知史德。德者何?谓著书者之心术也。”[14]显然,章学诚对刘知幾的才、学、识多少有些误解。第一,刘知幾说的才、学、识,内涵并不仅限于“辞采”“记诵”“击断”,而要丰富得多,这从《史通》一书看得很清楚。第二,对于“著述者之心术”,《史通》中的《直书》《曲笔》等篇事实上已经有所触及。尽管如此,章学诚十分明确地提出“史德”的范畴,仍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心术”是什么?章学诚解释说:“盖欲为良史者,当慎辨于天人之际,尽其天而不益以人也。尽其天而不益以人,虽未能至,苟允知之,亦足以称著述者之心术矣。”[15]他说的“天”,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历史的客观性;所谓“尽其天而不益以人”,就是说要尊重客观历史,不要用史家的主观好恶去影响这种对历史客观性的反映。当然,章学诚并不否认史家主体的认识作用,这一点在以后的讨论中我还会讲到。总之,尽管刘知幾《史通》中的《直书》《曲笔》等篇已包含了“史德”的内容,但像章学诚这样以“心术”论“史德”,无疑又是理论上的一个发展。

近人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有“史家的四长”章,是综合刘知幾、章学诚的理论加以发挥的。这个发挥,并未尽刘知幾、章学诚之意,但他把“四长”排了一个新的顺序,即史德、史学、史识、史才,还是有认识上的价值的。

三、总结这一份史学遗产

德、才、学、识,这几个范畴,我们常常用来作为史学家自我修养的要求和准则,这是不错的。但从史学批评的角度来看,它们实际上是确定了,至少是基本确定了古代史学批评的范围和标准。不过,由于这几个范畴所涵盖的方面十分广阔,笼统道来,只能得其大体,对于丰富的古代史学批评遗产,尚待做深入的发掘和细致的整理。这就要求我们循着德、才、学、识这个思路做比较具体的探索。这种探索工作,不是以现代思想去装扮古代史学批评,而是力图使古代史学批评得到现代意义上的科学说明。

如前所述,刘知幾、章学诚在古代史学批评史上是建立了丰碑的。他们博学而高识,长于批评,提出了不少很有价值的理论问题。但是他们又都是“常恨时无同好”[16],“知己落落”[17],所以他们的批评常常带着冷峻、严苛的神情。此外,他们都推崇孔子,有意无意地、自觉不自觉地有一种回到孔子那里去的情趣流露出来。刘知幾说:自孔子以后,“史籍愈多,苛非命世大才,孰能刊正其失?嗟予小子,敢当此任!其于史传也,尝欲自班、马以降,讫于姚、李、令狐、颜、孔诸书,莫不因其旧义,普加厘革。但以无夫子之名,而辄行夫子之事,将恐致惊末俗,取咎时人,徒有其劳,而莫之见赏。所以每握管叹息,迟回者久之。非欲之而不能,实能之而不敢也”[18]。他批评“史公著书,是非多谬”,其他自更少可采者。这反映了他对唐初以前史学的评价。章学诚进而认为:“世士以博稽言史,则史考也;以文笔言史,则史选也;以故实言史,则史纂也;以议论言史,则史评也;以体裁言史,则史例也。唐宋至今,积学之士,不过史纂、史考、史例;能文之士,不过史选、史评。古人所为史学,则未之闻矣。”[19]而他说的“古人所为史学”,即指《春秋》的“比事属辞”。这些见解,同他们在理论上的建树和批判精神,显得很不协调。

认识刘知幾、章学诚的这两点共性,无疑是有意义的。我们无须苛求古人,但我们有可能突破前人的局限,也有可能避开前人陷入的误区。只有这样,才能够通过辛勤的耕耘、劳作,用古代史学批评的果实,来滋养当代史学批评的成长。

[1] 《左传》成公十四年与昭公三十一年,杨伯峻春秋左传注本,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870、1513页。

[2] 参见《孟子》中的《滕文公下》《离娄下》,杨伯峻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155、192页。

[3] 司马迁:《史记》卷十三《三代世表》序,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487页。

[4] 司马迁:《史记》卷十四《十二诸侯年表》序,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509页。

[5] 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一十《匈奴列传》后论,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919页。

[6] 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二十一《儒林列传》序,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115页。

[7] 班固:《汉书》卷三十《艺文志》序,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701页。

[8] 班固:《汉书》卷三十六《楚元王传》后论,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972~1973页。

[9] 参见班固:《汉书》卷六十二《司马迁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707~2739页。

[10] 刘昫等:《旧唐书》卷一百二《刘子玄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171页。

[11] 刘昫等:《旧唐书》卷一百二《刘子玄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173页。

[12] 袁枚:《随园诗话》卷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第87页。

[13] 章学诚:《文史通义》卷三《文德》,叶瑛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325页。

[14] 章学诚:《文史通义》卷三《史德》,叶瑛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257页。

[15] 章学诚:《文史通义》卷三《史德》,叶瑛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258页。

[16] 刘知幾:《史通》卷十《自叙》,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68页。

[17] 章学诚:《章学诚遗书》卷九《家书二》,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92页。

[18] 刘知幾:《史通》卷十《自叙》,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69页。

[19] 章学诚:《章学诚遗书补遗·上朱大司马论文》,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6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