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还是“综合性危机”

自从美国的金融海啸引发世界性经济衰退以来，人们对这场金融危机已经做出了许多诊断，但我认为，这些诊断几乎无一例外地蕴含着如下的错误：经济学家们一般倾向于把这场危机理解为金融危机，并把金融危机进一步归咎于美国金融政策的某些决策人，进而检讨这些决策人的思想理论基础——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而非经济学领域的专家们则倾向于把这次危机理解为单纯经济领域内的危机，因而他们完全以“旁观者”或“局外人”的身份来看待这场危机。

与流行的见解不同，我们把目前仍然在继续的危机理解为“综合性危机”。所谓“综合性危机”，意谓这场危机不是单纯的“经济危机”，更不是单纯的“金融危机”，它同时也是“治理危机”“文化危机”“价值危机”和“哲学危机”。因而我反对旁观者式的“危机外的反思”，而是主张当事人式的“危机内的反思”。事实上，只有当人们把这场危机理解为“综合性危机”，即所有其他领域也像经济领域一样处于危机中时，他们才真正地启动了“危机内的反思”，抛开“旁观者”或“局外人”的态度，把对“他者”的反思同时理解为对“自我”的反思。

显而易见，在这场“综合性危机”中，“金融危机”不过是一种表层危机。只要我们沿着这种表层危机思索下去，危机的更深的层面就会展现在我们的面前。事实上，那些必须对金融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负责的少数决策人和理论家，是不可能掀起全球性的金融海啸的，而值得注意的是问题的另一个方面，即为什么这些政策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迎合了人们普遍的心理需求。

比如，金融政策中的次贷、信用卡、透支、分期付款等措施，普遍地得到了消费者们的认同。正是这种普遍的认同以及与之相应的消费模式和消费行为，才有可能最终构成全球性的金融海啸。那么，在金融危机没有发生之前，为什么人们对美国的金融政策采取普遍赞扬的态度呢？因为这些政策极大地刺激并提升了人们潜在的消费欲望，从而引导并推动了生产的发展和整个社会经济生活的繁荣。然而，正像一根项链的承受力取决于每个环节的承受力一样，高度扩张化和符号化的整个金融系统的承受力也取决于每个环节的承受力。事实上，人们潜在的消费欲望也不是直接被这些金融政策激发起来的，而是通过电视、电台、报刊、城市道路两旁和上空的铺天盖地的广告而刺激起来的。正是这些无处不在的广告构成了“虚拟的实在”（virtual reality），对广大民众的消费策略和行为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当然，更加深入的反思启示我们，以广告为根本要素的“虚拟的实在”的形成以及对人们潜在的消费欲望的激发，仍然需要比文化观念、价值观念更为深刻的哲学观念的参与。我们至少可以列举出下面三种哲学观念，它们无疑参与了刺激人们潜在的消费欲望的共谋。

一是虚无主义的流行。自从德国哲学家尼采说出“上帝已死”这句名言，以理性主义为特征、以基督教为背景的西方传统哲学就陷入了全面的危机之中。在到处弥漫的虚无主义的精神氛围中，不但传统的观念遭到全面的否弃，而且在近代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中形成起来的价值体系也遭到了全面的否弃，以至于德国社会学家韦伯在20世纪前期出版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阐发的观点仿佛也成了来自遥远星球的梦呓。如果说，新教伦理倡导的是勤劳、俭节、诚信，那么，当代消费者崇尚的则是“举债度日”“恶意透支”和“报复性的消费”。这种虚无主义的哲学情绪在经济生活中的表现是：把当代社会理解为消费社会，并进而把消费理解为全部当代生活的本质。

二是对身体和欲望的倚重。在当代法国哲学中，德罗兹、利科、拉康等哲学家，通过对斯宾诺莎、弗洛伊德传统的重新诠释，发展出一种欲望形而上学和欲望语义学，充分肯定了欲望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乃至精神生活中的基础性作用。与此相伴随的是，“身体”意识是在尼采哲学中揭开序幕的，又通过当代法国哲学家梅洛-庞蒂、福柯等人，在哲学中获得了重要的地位。显而易见，当代哲学对身体意识和生存欲望的倚重，对当代经济观念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从而为当代人潜在的消费欲望的开启和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

三是感觉主义的流行。在反叛理性主义哲学传统的同时，非理性主义，尤其是感觉主义也像热带植物一样快速地生长起来。在当代生活中，“跟着感觉走”成了一个时尚的口号。毋庸讳言，作为感觉主义者，最注重的是当下或此刻的身体的感受。在他们看来，如果人们在每个“此刻”都是幸福的，那么他们实际上已永恒地占有了幸福。显然，这种在当代人中普遍流行的感觉主义与最能唤起当下感受的、铺天盖地的广告之间存在着天然的默契。事实上，再也没有别的思潮比感觉主义更容易转化为当前生活中的消费主义了。

这样一来，我们也就明白了，金融危机并不仅仅是金融危机，它同时也是治理危机、文化危机、价值危机和哲学危机，一言以蔽之，它是“综合性危机”。对于当代哲学研究者来说，以当前流行的方式，即“旁观者”或“局外人”的方式，轻描淡写地就危机发表一些游谈无根的意见，是不足取的。在我们看来，只有把这场危机理解为“综合性危机”，并自觉地起来反思、检讨当代哲学，乃至当代整个文化、价值系统存在的病症，才有可能准确地理解危机的本质并找出相应的、有效的对策。否则，人们关于危机谈论得越多，离危机的真相和本质就越远。总之，我们需要的是当事人式的“危机内的反思”，而不是旁观者式的“危机外的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