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足多样性，谋求新发展[1]

在2001年“七一”讲话的第四部分，江泽民同志有一段十分重要的论述：“世界是丰富多彩的。各国文明的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应尊重各国的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承认世界多样性的现实，世界各种文明和社会制度，应长期共存，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我们将继续同各国人民一道，为建设一个持久和平与普遍繁荣的世界而努力。”在这段话中，不仅包含着对以往的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也包含着理论上和实践上对新的世界环境的重新体认和策略定位。总之，在这里蕴含着一种博大的、宽容的文化视野和开放的、海纳百川的文化心态，值得我们深长思之。

这充分表明，中国共产党的文化心理和文化政策已经变得成熟了，而在以前，人们的观念总是在两个相反的极端之间徘徊。通过下面的回顾，我们还会加深对江泽民同志的这一重要论述的认识。

自大心理和自卑心理

在现、当代的中国文化中，普遍存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文化心理——自大和自卑，它们总是在不同的情况下交替出现，各自充当着思想舞台的主角。乍看起来，它们的出现和更替似乎是十分偶然的，其实却可以在传统文化中找到各自的思想源头。

众所周知，中国是以源远流长的文化著称于世的国家。这本来是一件极大的好事，但不幸的是，在许多人那里，它竟然成了骄傲自大、故步自封的资本。透过许多现象，我们都能发现这种以自我中心主义的方式表现出来的、自高自大的文化心理。比如，鲁迅先生在《阿Q正传》中就批评过阿Q的那种“精神胜利法”，并对其文化底蕴做了深刻的揭露：“我们的阿Q却没有这样乏，他是得意的：这或者也是中国精神文明冠于全球的一个证据了。”也有些中国学者认为，中国文化是一种高度成熟的文化，与它比较起来，其他各国的文化还处在蛮荒阶段，完全是不足道的。事实上，中国历代的统治者之所以把中国称之为“中国”，或者说，把中国理解为“天下”的核心，都与这种自我中心主义的文化心理有关。

自1840年的鸦片战争起，西方国家的坚船利炮冲开了中国的国门，使中国人从闭关锁国的沉睡状态中惊醒过来。虽然中国人中的有识之士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口号，“洋务运动”也随之而兴起，但随着甲午海战的失利和八国联军的入侵，在一部分中国人中滋长起强烈的自卑心理，认为中国文化已经病入膏肓，奄奄一息，再也没有出路了。而西方文化无论从科学技术上看，还是从政治制度上看，都比我们先进，仿佛我们除了落后挨打以外，再也无事可做了。这种自卑心理又使中国人抬不起头，挺不起腰，似乎天然就是低人一等。

从20世纪以来，中国人的文化心理始终在自大和自卑两个极端之间挣扎。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才逐渐摆脱这两个极端，逐步确立起自强自信的文化心理。但是，潜意识中的阴影从来没有完全消除过，一有适当的气候，便会蠢蠢欲动。

排外情绪与崇外情绪

自从中国开埠以来，在中国的对外关系，特别是对西方国家的关系中，排外情绪和崇外情绪总是随着各种政治、军事、文化事件的发生而交替出现。中国人清醒地意识到，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是落后的，中国要发展，就要努力学习西方国家先进的科学技术、管理经验和文化知识。在这一点上，中国人对西方文化抱着一种崇敬的态度，但少数走极端的人则把中国文化贬得一无是处，相反，却把西方文化看作高不可攀的范本。有的人“言必称希腊”，主张“汉字拉丁化”，甚至觉得连月亮都是西方的圆。这种盲目崇拜西方文化的情绪，在我们的文学艺术和理论作品中时常有所抬头。

与此相反的另一种情绪则是盲目排外。如果说，崇外情绪是否定自己的文化，那么，排外情绪则是以偏狭的民族主义心态，简单地否定乃至排斥外来文化，特别是西方文化。这种情绪源于西方的一些国家对中国的入侵。当然，我们不应当忘记历史，但却不能把这种历史经验情绪化。似乎一触及这个痛点，我们的理性就会消失，代之而起的则是偏激的情绪和对西方文化的全盘否定，仿佛小孩和洗澡水应该一起被倒掉！

这种排外和崇外情绪的交替出现，既表明中国人没有从历史的宿债中彻底地摆脱出来，也表明中国人缺乏冷静的理性思考，特别是缺乏对有差异的民族文化传统的宽容态度。从一个角度看，我们的文化是悠久而成熟的；但从另一个角度看，我们的文化又是幼稚而任性的。

激进心态和保守心态

缺乏冷静的理性思维和从容的文化心态，必定会降低我们对其他文化传统和行为方式的宽容与认可。自从中国打开国门后，中国人看到了自己的文化生活与西方国家的文化生活之间存在着的巨大的落差。为了尽快消除这种落差，中国人的文化心态变得十分浮躁和激进。于是，“大跃进”“超常规”“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等口号就成了我们的日常精神生活。1958年出现的“不是做不到，而是想不到”“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等提法就是一个明证。这种激进的文化心态正印证了一句古老的格言——弱者诉诸奇迹！在对外关系上，我们也相信那种“战争加革命”的“左”的说法，总觉得我们在文化观念上是唯一正确的，其他民族的思想文化则始终在错误的轨道上徘徊。于是，在我们的“大批判”的笔触下，和我们存在着差异的其他民族在思想文化上的长处也就完全消失了。

与这种激进心态相对立的是泥古、崇古的保守心态。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这种保守心态总是一波接一波地出现。无论是“半部论语治天下”的治国方略，还是“我注六经”的治学方法；无论是对传统文化的无批判的认同，还是随意地断言未来世纪是“中国文化的世纪”，都自觉不自觉地暴露出一种崇古的心态。这两种对立的倾向的此消彼长，也表明我们的文化心理仍然处在不成熟的状态下。

与上述状态不同，江泽民同志的“七一”讲话的一个重要的意义是昭示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熟的文化心理、文化态度和文化政策，那就是：承认世界文明和文化是丰富多彩的；尊重各国对自己的发展道路的选择；强调求同存异的宽容心态，谋求人类社会的和平与繁荣。在这样的成熟的文化心态的指导下，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必将沿着健康的轨道向前发展。

[1] 本文原载《深圳特区报》，2001-10-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