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新思

新世纪的新思考[1]

历史常常会修正人类的愿望。曾几何时，人们对21世纪的来临寄托了许多热烈而美好的期望，但已经逝去的2001年却给我们留下了十分复杂的印象。对于正在现代化道路上迅跑的当代中国人来说，既有期盼中的欣喜，又有意外中的焦虑，既有面对新问题的茫然，又有告别旧体制的艰难。德国诗人歌德早就告诉我们：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则是常青的。理论研究要褪去自己灰色的外套，就必须融入生活之中，并对生活中出现的重大问题做出自己有效的回应。毋庸讳言，在2001年发生的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中，对理论思维最具冲击力的是以下三大事件——“911”恐怖袭击、中国正式加入WTO和首次克隆人类胚胎的成功。

“911”引发的新思考

9月11日上午，美国纽约世贸大厦和五角大楼先后遭到恐怖分子所劫持的民航客机的撞击，4000多人失踪和死亡。这一事件引起了全世界的震惊和关切。美国锁定这次袭击事件的幕后策划者是受塔利班政权保护的拉登，随即在全球范围内组织反恐联盟，并对阿富汗进行军事打击。目前，塔利班已经垮台，阿富汗临时政府已经组成，但全球反恐斗争的形势仍然是十分严峻的。

完全可以说，“911”恐怖袭击事件标志着当代新的恐怖主义的形成。与传统相比，这种新的恐怖主义具有如下的特征：一是采用现代科技或当代的高科技作为恐怖袭击的手段；二是通过对无辜民众的大规模袭击来达到其政治目的；三是充分利用当代的传媒技术使袭击的后果在人们心理上产生普遍的、巨大的震撼。毫无疑问，反对当代恐怖主义，不仅要深入地分析“冷战”后的政治格局，剖析美国的对外政策，尤其是中东政策上存在的问题及在相关的国家中激起的情绪上的反弹，而且也要建立国际性的反恐联盟，在具体措施和行动上遏制恐怖主义的蔓延。

然而，仅仅做到这些还是不够的，还必须从文化观念上对这种恐怖主义的成因做认真的探索。从某种意义上，这种新恐怖主义乃是20世纪初以来普遍流行的虚无主义结出的恶果。这种虚无主义的根本特点是：对普世性的价值——人的生命、人权、自由、民主、平等、社会公正、国际法等取蔑视乃至否认的态度。这种虚无主义的态度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显现出来。

其一，西方世界最早起来倡导这些普世性价值，但在与发展中国家打交道的时候，它们仅仅把这些价值作为“手中的牌”来使用，这就在实际上解构了这些普世性价值。

其二，近几十年来，西方流行的后现代主义的文化思潮提出要消解一切“宏大的叙事”，追求“小叙事”或所谓“碎片式的”真理。这些见解虽然在一定的含义指向上有其积极的作用，但就其大端而言，却为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的泛滥创造了条件。

其三，人们忽略了虚拟世界对现实世界的影响。在某种意义上，恐怖主义电影在西方乃至全世界的流行也参与了对普世性价值的解构，并为现实生活中的恐怖主义倾向提供了精神食粮。

其四，在萨伊德的东方主义理论的影响下，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东方国家起来“反对西方话语霸权主义”，强调要走自己的路。乍看起来，这并没有什么错误，但这些国家在强调自己的“特殊性”的时候，却走过了头，把蕴含在西方文化中的上述普世性价值也一起扔掉了。既然洗澡水和小孩都被扔掉了，于是，与这种普世性价值相冲突的所有思潮，包括恐怖主义在内也就获得了自己的发展空间。

凡此种种，不一而足。不用说，从文化思潮，特别是虚无主义的蔓延的角度来探索当代恐怖主义的成因乃是理论界面临的一项重大的任务。

中国“入世”带来的新变化

11月10日，世贸组织第四届部长会议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以全体协商一致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中国“入世”的决定。12月11日中国正式成为世贸组织的成员。“入世”标志着中国将在更大范围内和更深层次上实行对外开放，“入世”也为中国现代化事业的发展和市场经济的繁荣创造了重要条件。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中国人以前常常挂在嘴上的“与国际接轨”只具有象征性的意义，而这一次才是真正地与国际接轨了。

在英语中，chance（机遇）和challenge（挑战）都是以“cha-”开头的。这里面似乎包含着一种有趣的暗示，即任何机遇同时也就是挑战。中国的“入世”也蕴含着这样双重的意义。一方面，“入世”为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奠定了新的基础；另一方面，“入世”也将对我们的现实生活构成严峻的挑战。我们在这里更为关注的是问题的后一个方面。首先，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入世”不仅仅是一种推动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手段，更重要的是，“入世”乃是进入一种新的精神文化的空间，“入世”乃是对我们上面提到的普世性价值的尊重和认同。如果没有这种尊重和认同，虽然我们在形式上成了WTO的一个成员，但并不能确保我们今后的对外贸易和交流一定是有效的。其次，我们也应该充分地意识到“规则理性”（reason of rule）的重要性。以前，我们讲得比较多的是“规律理性”（reason of law），即人们在研究自然界时所运用的理性，其目的是发现自然界的规律（law），而这种规律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与此不同的是，在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时，起作用的却是“规则理性”，而“规则”（rule）正是由人们自己制订出来并加以遵守的。事实上，国与国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的关系，正是在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基础上展开的，这就使“规则理性”和以这种理性作为研究对象的“公共哲学”（public philosophy）的重要性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显现出来。比如，在“规则理性”中，特别强调的是“信任”（trust），所以，提高整个社会的信任度就是我们当前面临的重要课题之一。再次，我们也应该看到，“入世”以后，中国的经济、社会、法律和政治体制也得逐步进行改革，以便建立与WTO的规定之间的融洽性。这些方面的改革的深入和扩大也势必对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发生重大的影响。

克隆人体胚胎导致的新问题

11月25日，美国的先进细胞技术公司宣布，首次利用克隆技术培育出来的人类早期胚胎获得了成功。尽管该公司宣称，其克隆人类胚胎的目的是用于疾病治疗，而不以克隆人为目的，但这一研究成果的宣布，却在全世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不管人们对这样的实验是否赞同，他们都意识到，这将使生命伦理和医学伦理面临极为严重的挑战。

近几十年来，随着生物技术和医疗技术的迅速发展，试管婴儿、代理母亲、安乐死、变性手术和克隆等现象也应运而生，引起人们深切的担忧。这种担忧并不是空穴来风，因为这些现象已经极大地冲击了人类传统的伦理观念，并为人类未来的发展投下了阴影。

既然人类发展至今所发明的各种技术，也包括电脑、原子能和航天技术等在内，都可能在失控的状态下被用于反人类的罪恶活动，那么，像克隆人类胚胎这样的技术也就有可能被用于反人类的目的。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如果某些人不顾大多数人的反对，坚持克隆人的实验，从而克隆人真的有一天降临到这个世界上的话，那么它们将会引起人类生活多么大的混乱！它不禁使我们联想起《西游记》中的孙悟空。他拔下头上的一根毛发，放在手心里一吹，就能克隆出成千上万个孙悟空。如果这个神话故事变成当今生活中的现实的话，人们今后将如何生活下去？既然一个人可以有许多克隆体，那么他又将如何与他人相处？显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将陷入普遍的危机之中。假如他犯罪的话，人们又如何确定他的人格，是由他本人，还是由他的克隆人出来承担法律责任？无疑地，这种情形一经发生，法律和伦理本身也就被解构了。

这些问题引起了我们的巨大的震惊。然而，在震惊之余，我们必须进行深入的反思，必须在法律上、伦理上深入地研究这些问题，并制定出真正有效的措施来遏制任何克隆人的产生。

综上所述，2001年所发生的历史事件向整个人类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当然，它们也激活了人类想象力的空间。但愿人类的理性能够对这些挑战做出有效的回应！

[1] 本文原来的标题是“重大事件冲击理论思维”，原载《深圳特区报》，2001-12-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