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史学发展的阶段和特点

一、史学发展的三个阶段

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史学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个阶段史学发展的特点是私人著史之风大盛。这种私人著史之风伴随着史学多途发展的趋势，客观上形成了一种相互推动的局面，促使史书数量剧增和史书种类增多。

先秦时期，私人著史的兴起，是对“学在官府”的一个重大突破，从而出现了春秋末年和战国时期私人著史的局面。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私人著史之风的盛行，是对官府修史的补充和超越。唐初学人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私人著史之风兴盛的原因，作了这样的概括：

自史官废绝久矣，汉氏颇循其旧，班、马因之。魏晋已来，其道逾替。南、董之位，以禄贵游，政、骏之司，罕因才授。故梁世谚曰：“上车不落则著作，体中何如则秘书。”于是尸素之俦，盱衡延阁之上，立言之士，挥翰蓬茨之下。一代之记，至数十家，传说不同，闻见舛驳，理失中庸，辞乖体要。致令允恭之德，有阙于典坟，忠肃之才，不传于简策。斯所以为蔽也。[11]

从这一段文字中可以看出，这时期的私人著史之风兴盛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史官制度的松弛从而导致官府修史不力，所以出现了“立言之士，挥翰蓬茨之下”的现象。值得注意的是，唐初学人是站在史馆的立场上，即站在官府修史的立场来看待上述史学现象的，因此他们认为这造成了史学发展之“蔽”。这个结论带有一定的片面性。

其实，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史学的多途发展，私人著史的兴盛已成必然之势。对此，唐初学人也是注意到的。他们在讨论各类史书的流变时，大多涉及私人著史的情况，如：

——关于“正史”，自西晋陈寿撰《三国志》后，“一代之史，至数十家。唯《史记》、《汉书》，师法相传，并有解释。《三国志》及范晔《后汉书》，虽有音注，既近世之作，并读之可知。梁时，明《汉书》有刘显、韦棱，陈时有姚察，隋代有包恺、萧该，并为名家。”[12]这里说的“一代之史，至数十家”，既有官修，也有私著。至于“音注”之类，更是私家多于官府。

——关于“杂史”，“灵、献之世，天下大乱，史官失其常守。博达之士，愍其废绝，各记闻见，以备遗亡。是后群才景慕，作者甚众。又自后汉已来，学者多钞撮旧史，自为一书，或起自人皇，或断之近代，亦各其志，而体制不经。又有委巷之说，迂怪妄诞，真虚莫测。然其大抵皆帝王之事，通人君子，必博采广览，以酌其要，故备而存之，谓之杂史。”[13]这是从三个方面（也可以说从三个层次）指出了私人著史的原因及其撰述特点。

——关于“旧事”，“搢绅之士，撰而录之，遂成篇卷，然亦随代遗失。今据其见存，谓之旧事篇。”[14]

——关于“职官”，“搢绅之徒，或取官曹名品之书，撰而录之，别行于世。”[15]

——关于“杂传”，“后汉光武，始诏南阳，撰作风俗，故沛、三辅有耆旧节士之序，鲁、庐江有名德先贤之赞。郡国之书，由是而作。魏文帝又作《列异》，以序鬼物奇怪之事。嵇康作《高士传》，以叙圣贤之风。因其事类，相继而作者甚众，名目转广，而又杂以虚诞怪妄之说。推其本源，盖亦史官之末事也。”[16]

——关于“簿录”，“汉时刘向《别录》、刘歆《七略》，剖析条流，各有其部，推寻事迹，疑则古之制也。自是之后，不能辨其流别，但记书名而已。博览之士，疾其浑漫，故王俭作《七志》，阮孝绪作《七录》，并皆别行。”[17]

这里所说的“搢绅之士”、“搢绅之徒”、“相继而作者甚众”和“博览之士”等，大多是指私家著史之人，他们的撰述亦多有名著。唐初刘知幾著《史通》一书，其中《古今正史》、《杂述》两篇所述，多是反映隋代以前的历史撰述情况，而《杂述》篇则更多地反映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私人著史的情况。

隋开皇十三年（593年），隋文帝下诏：“人间有撰集国史、臧否人物者，皆令禁绝。”[18]这道诏书反映了隋皇朝对修史的关注，但却未能制定出相关的和有效的政策。从客观上看，这种禁令既不能遏止私人著史的趋势，也未能促进官修史书的发展。它只是表明，在隋代，私人撰国史、评人物受到了很大的限制，这可以看作是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史学发展的第一阶段结束的标志。

第二阶段，起于唐初议修前朝史及正式设立史馆主管修史事宜，迄于唐玄宗开元初年撰成《姓族系录》，是为官修史书显示出优势的阶段。

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年），史官令狐德棻向唐高祖提出撰写梁、陈、北魏、北齐、北周、隋六代史的建议。次年，唐高祖下达《命萧瑀等修六代史诏》的诏书[19]。这是前所未有的大规模撰写前朝史的动议，只是由于当时全国政治局势尚未安定，大臣们无暇顾及修史，继而有些大臣又先后辞世，加之当时没有明确的统领全局之人，故此举经历六七年而无成效，但官修前朝史的格局却因此而确定下来。因此，当历史形势发生变化、政治局面已经稳定之时，人们重提撰写前朝史的计划并立即达成共识，史载：

贞观三年，太宗复敕修撰（五代史），乃令德棻与秘书郎岑文本修周史，中书舍人李百药修齐史，著作郎姚思廉修梁、陈史，秘书监魏徵修隋史，与尚书左仆射房玄龄总监诸代史。众议魏史以既有魏收、魏彦（深）二家，已为详备，遂不复修。德棻又奏引殿中侍御史崔仁师佐修周史。德棻仍总知类会梁、陈、齐、隋诸史。武德已来，创修撰之源，自德棻始也。[20]

太宗君臣承认魏收《魏书》和魏澹《魏书》的地位，“遂不复修”，这是从议修“六代史”改变为修撰“五代史”的原因。值得注意的是，议修“六代史”时，令狐德棻是倡议者；而修撰“五代史”时，令狐德棻除主修周史外，还“总知类会”其他四朝史，足见其史学地位的重要。同时，房玄龄和魏徵则负责统领全局，“总监诸代史”。可见，这是一个有明确分工负责的史学工程，比起议修“六代史”的情况，已不可同日而语。

为了确保修史活动的顺利进行，唐皇朝于贞观三年（629年）正式设立了史馆。唐初的修史机构，在武德、贞观之际，发生了很大变化。武德时，因隋旧制，修史事宜由秘书省著作局主持。贞观三年，因修“五代史”的需要，“于中书置秘书内省，以修‘五代史’”。这年的闰十二月，“移史馆于门下省北，宰相监修。自是著作局始罢此职。及大明宫初成，置史馆于门下省之南”[21]。“史馆”的名称，于贞观三年以前已有沿用，但著作局罢去修史之职，则以此年为界。因此，历史上把贞观三年移史馆于禁中视为史馆的正式建立。

史馆的设立是为了适应官修史书的需要，因此必须有制度上的保证。一是史官制度，二是档案制度。据《旧唐书·职官志》记，唐代的史官“无常员，如有修撰大事，则召他官兼之，事毕则停”。又，史馆设“监修国史”，“贞观已后，多以宰相监修国史，遂成故事也”[22]。所谓以“他官兼之”，称“兼修国史”，这种情况大多是因史事的需要而任命的。此外，史馆有“史馆修撰”和“直史馆”，则多少具有“常员”性质。这从当时皇家规定的档案报送制度可以看得出来。

皇家关于“诸司应送史馆事例”规定：

祥瑞（原注：礼部每季具录送），天文，灾异（原注：太史每季并所占候详验同报），藩国朝贡（原注：每使至，鸿胪勘问土地风俗、衣服、贡献、道里远近，并其主名字报），蕃夷入寇及来降（原注：表状，中书录状报；露布，兵部录报；军还日，军将具录陷破城堡、伤杀吏人、掠虏畜产，并报），变改音律及新造曲调（原注：太常寺具所由及乐词报），州县废置及孝义旌表（原注：户部有即报），法令变改、断狱新议（原注：刑部有即报），有年及饥，并水、旱、虫、霜、风、雹及地震、流水泛溢（原注：户部及州县每年有即勘其年月日，及赈贷存恤同报），诸色封建（原注：司府勘报，袭封者不在报限），京诸司长官及刺史、都督都护、行军大总管、副总管除授（原注：并录制词，文官吏部送，武官兵部送），刺史、县令善政异迹（原注：有灼然者，本州录附考使送），硕学异能、高人逸士、义夫节妇（原注：州县有此色，不限官品，勘知的实，每年录附考使送），京诸司长官薨卒（原注：本司责由历状迹送），刺史、都督、都护及行军副大总管以下薨（原注：本州、本军责由历状附便使送），公主、百官定谥（原注：考绩录行状、谥议同送），诸王来朝（原注：宗正寺勘报），已上事，并依本条所由，有即勘报史馆，修入国史。如史官访知事由，堪入史者，虽不与前件色同，亦任直牒索；承牒之处，即依状勘，并限一月内报。[23]

这一详细的规定，固然是针对修撰国史而制定的，并未涉及关于修撰前朝史的一些细节，但由此亦可见史馆制度的严格。

正式设立史馆和相关制度的制订，提高了史馆修史的效率。以“五代史”为例，贞观三年明确了修撰任务，至贞观十年（636年），仅用七年时间，五史均成，为一代修史盛事。此后，贞观二十二年（648年），修成新《晋书》，高宗显庆元年（656年）修成《五代史志》。显庆四年（659年），史官李延寿撰成《南史》、《北史》，也是充分利用史馆的条件才得以完成的。这就是说，三十年左右，唐初史家撰成了八部“正史”，这在中国古代史学史上是空前绝后的大事，显示了史馆修史的活力和优势。这个时期的官修史书的成就，还表现在修撰实录、国史、全国谱系之书以及礼书等方面。唐玄宗先天二年即开元元年（713年），柳冲等撰成大型谱书《姓族系录》，可以看作是这一阶段的终结。

在这一阶段，史学批评家刘知幾写出了《史通》一书，在探索纪传体史书体裁、体例的基础上，对先秦至唐初的史家、史书作了全面的评论。其《自叙》篇集中地批评了唐代史馆修史存在的弊端。刘知幾曾致信中书侍郎、监修国史萧至忠，提出史馆修史有“五不可”，他在信中写道：

古之国史，皆出自一家，如鲁、汉之丘明、子长，晋、齐之董狐、南史，咸能立言不朽，藏诸名山，未闻藉以众功，方云绝笔。唯后汉东观，大集群儒，而著述无主，条章靡立。由是伯度讥其不实，公理以为可焚，张、蔡二子纠之于当代，傅、范两家嗤之于后叶。今史司取士，有倍东京，人自以为荀、袁，家自称为政、骏。每欲记一事、载一言，皆搁笔相视，含毫不断。故首白可期而汗青无日，其不可一也。

前汉郡国计书，先上太史，副上丞相；后汉公卿所撰，始集公府，乃上兰台。由是史官所修，载事为博。原自近古，此道不行，史臣编录，唯自询采；而左、右二史，阙注起居；衣冠百家，罕通行状。求风俗于州郡，视听不该；讨沿革于台阁，簿籍难见。虽使尼父再出，犹且成其管窥，况限以中才，安能遂其博物？其不可二也。

古者刊定一史，纂成一家，体统各殊，指归咸别。夫《尚书》之教也，以疏通知远为主；《春秋》之义也，以惩恶劝善为先。《史记》则退处士而进奸雄，《汉书》则抑忠臣而饰主阙。斯并曩贤得失之例，良史是非之准，作者言之详矣。顷史官注记，多取禀监修。杨令公则云“必须直词”，宗尚书则云“宜多隐恶”。十羊九牧，其事难行；一国三公，适从焉在？其不可四也。

窃以史置监修，虽无古式，寻其名号，可得而言。夫言监者，盖总领之义耳。如创纪编年，则年有断限；草传叙事，则事有丰约。或可略而不略，或应书而不书，此失刊削之例也。属词比事，劳逸宜均；挥铅奋墨，勤惰须等。某帙某篇，付之此职；某纪某传，归之彼官。此铨配之理也。斯并宜明立科条，审定区域，倘人思自勉，则书可立成。今监之者既不指授，修之者又无尊奉。用使争学苟且，务相推避，坐变炎凉，徒延岁月。其不可五也。[24]

这“五不可”，一是指“出自一家”和“藉以众功”的不同；二是指资料难得；三是指人言可畏，直书受阻；四是指监修者多而意见分歧；五是指监修失职以至于史官无明确分工，互相推避。

刘知幾的这番话，反映了唐初史馆经历太宗、高宗的兴盛之后，至武则天、唐中宗时走向混乱的局面。其中，有些弊端并非与史馆有必然的联系，而是由当时的政治形势所造成的。古今史家多将刘知幾的这些批评视为史馆修史之不可避免的缺点，似有不妥。但是，有一点是必须看到的，即刘知幾首先指出了史书“出自一家”和“藉以众功”的区别，其倾向与旨趣则在于前者。从刘知幾的治学路径来看，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他读书贵在自得，自称“自小观书，喜谈名理，其所悟者，则得之襟腑，非由染习”。二是他著书阐说自己的思想，明确表示撰述《史通》的原委是：在史馆期间，“虽任当其职，而吾道不行；见用于时，而美志不遂。郁怏孤愤，无以寄怀。必寝而不言，嘿而无述，又恐没世之后，谁知予者。故退而私撰《史通》，以见其志”[25]。这里所说的“得之襟腑”、“以见其志”，都是强调自得之学，这同史馆修史中的既有众人合作，又有监修主事，显然有很大的区别。刘知幾的这些看法，十分鲜明地反映出了私家著史同史馆修史的不同及其存在的矛盾。应当承认，这种不同及其矛盾的存在由来已久，只是在刘知幾所处的史馆状况之下表现得异常突出罢了，此其一。其二，史馆修史也并非一定造成“五不可”的局面，唐初史馆修史的成功经验可以证明这种判断。更重要的是，随着社会生活的日益丰富，文献积累的日益浩繁，私家著史在资料的搜集、使用方面已日渐窘迫，而史馆修史尽管在资料采撷方面仍有不尽完美之处，但其优于私家已成不可逆转之势。从这个意义说，史馆修史和私家著史均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它们竞相发展和相互补充，是中国史学不断向前发展的主要特点之一。

第三个阶段，起于玄宗开元年间重修礼书，迄于唐末。礼书，历来为封建皇朝所重视，而门阀地主尤其推崇礼制。玄宗以前，已有《贞观礼》和《显庆礼》，是太宗朝、高宗朝大臣所修。开元十四年（726年），右丞相张说奏言：“《礼记》汉朝所编，遂为历代不刊之典。今去圣久远，恐难改易。今之《五礼仪注》，贞观、显庆两度所修，前后颇有不同，其中或未折衷，望与学士等更讨论古今，删改行用。”玄宗采纳了张说的建议，先后命徐坚、李锐、施敬本、王邱等检撰，至开元二十九年（741年），撰成一百五十卷，名曰《大唐开元礼》，“颁所司行用”[26]。此后，至唐宪宗元和十三年（818年），礼官王彦威又撰成《元和曲台新礼》三十卷，他在上疏中申言：

自开元二十一年已后，迄于圣朝，垂九十余年矣。法通沿革，礼有废兴，或后敕已更裁成，或当寺别禀诏命，贵从权变，以就便宜。又国家每有礼仪大事，则命礼官博士约旧为之损益，修撰仪注，以合时变，然后宣行。即臣今所集开元以后至元和十三年，奏定仪制，不惟与古礼有异，与《开元仪礼》已有不同矣。……窃以圣朝典礼，于元和中集录。又曲台者，实礼之义疏，故名曰《元和曲台新礼》，并目录勒成三十卷。[27]

从王彦威的这段文字来看，礼是受到高度重视的，礼也随着时代和形势的变化而不断有所损益，为的是“以合时变”。这同当时人们所具备的“法通沿革，礼有废兴”的思想是完全吻合的。重视礼，似乎是思想保守的反映；主张“礼有废兴”，“以合时变”，却又反映了人们与时变化的进步思想倾向。这都是历史形势所决定的。

礼书是伦理的制度化的表现形式，故礼书的修撰必然启发和推动制度史的修撰。其突出的反映，是《唐六典》的修撰和《通典》的撰写。史载：

《六典》三十卷。开元十年，起居舍人陆坚被召集贤院修《六典》，玄宗手写六条，曰理典、教典、礼典、政典、刑典、事典。张说知院，委徐坚，经岁无规制，乃命毋煚、余钦、咸廙业、孙季良、韦述参撰。始以令式像《周礼》六官为制。萧嵩知院，加刘郑兰、萧晟、卢若虚。张九龄知院，加陆善经。李林甫代九龄，加苑成。二十六年书成。[28]

可见《六典》（即《唐六典》）的修撰是用了二十几年的时间，经众人之手才得以完成。今存《唐六典》，是关于唐朝的官制之书，其涉及范围与“礼”有关，但已超过了一般的“礼”。

降至代宗、德宗朝，杜佑以三十六年时间，撰成《通典》二百卷，分为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九典，所记上起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迄玄宗天宝年间，有的记载直至德宗贞元年间，是一部宏伟的典章制度的通史。《通典》的出现，一方面是受到历代“正史”中的“志”的启发，另一方面也直接受到唐朝几部礼书尤其是《大唐开元礼》和《唐六典》的影响。《通典》中的《礼典》有一百卷，占了全书的二分之一，其中的后三十五卷即是节录《大唐开元礼》而成；它的一些名目，无疑也是受到《唐六典》的启发。从史学发展上看，杜佑《通典》比之于礼书和《唐六典》来说，具有更高的历史价值：一是门类更为周全，二是旨在经世致用，三是开辟了典制体通史的道路，也推动了不同内容和形式的通史著作的撰写，无愧是这个阶段的代表作。

此外，在第三阶段，还有苏冕《会要》的编撰。这也是一种制度史的表现形式，开后世学者撰写历朝会要之先河。

总之，从大处着眼，对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史学可以作这样的概括：第一阶段，是史学的多途发展，出现了史书的数量和种类明显增加的趋势；第二阶段，官修史书呈现出突出的优势，而史馆修史中出现的弊端则激发了史家的反省，从而强调自得之学的重要；第三阶段，是礼书和制度史撰写的活跃时期，《通典》的面世，开辟了历史撰述的新形式、新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