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唐史学发展的几种趋势[1]
这里说的“中唐”，是指从唐玄宗天宝初年（起于742年）到唐宪宗元和末年（止于820年）之间约80年的唐代历史，跟中国文学史上所说的“中唐时期”在断限上略有不同。唐玄宗开元末年，唐皇朝的盛世已出现衰败的朕兆，而历时八年之久的“安史之乱”（755—763年）则严重地阻滞了唐代经济、政治发展的势头，同时也使盛世时期所积累起来的各种社会矛盾统统爆发出来。其中，如藩镇问题、土地问题、财政问题、民族关系问题等，都十分严重，成为当时的政治家、思想家、史学家普遍关注的问题。政治家的改革，思想家的论辩，史学家的沉思，以至诗人的咏叹，都使他们在面对严峻的现实这一点上有很多相通、相似之处。人们所熟知的“两税法”、《封建论》、“三吏”、“三别”等，都是这个时期出现的。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唐代史学风气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出现了几种新的发展趋势。
一、明确提出史学的经世作用
中国史学历来跟政治有密切的关系。这个传统起源于久远的古代，所谓“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2]，可以说是它的思想的源头。《左传》一书在这方面有不少明确的记载，如隐公六年（前717年）记载了这样一件事：“郑伯侵陈，大获。往岁，郑伯请成于陈，陈侯不许。五父谏曰：‘亲仁善邻，国之宝也。君其许郑！’陈侯曰：‘宋、卫实难，郑何能为？’遂不许。”这是说陈侯没有听取五父的建议而终于给国家带来了灾难。对于这件事，《左传》发表了一大篇议论：
君子曰：善不可失，恶不可长，其陈桓公（按：即上文所说陈侯）之谓乎！长恶不悛，从自及也。虽欲救之，其将能乎！《商书》曰：“恶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乡（向）迩，其犹可扑灭？”周任有言曰：“为国家者，见恶，如农夫之务去草焉，芟夷蕰崇之，绝其本根，勿使能殖，则善者信矣。”（按：《商书》，系指《盘庚》上篇；周任，马融《论语注》说是“古之良史”。）[3]
这一篇“君子曰”不仅表明了自己的看法，而且还引用历史文献和“古之良史”的说法，其意在强调“为国家者”应当懂得“善不可失，恶不可长”的道理。
秦汉以下，史学家对于史学跟政治的关系的认识有了很大的发展，认为史学对于政治的作用不只是在于对一人一事之得失上的借鉴，而是要以史学来反映一个时代的发展和变化。这从司马谈临死之前对司马迁的告诫中看得很清楚。司马谈的临终嘱咐是：
夫天下称诵周公，言其能论歌文武之德，宣周、邵之风，达太王王季之思虑，爰及公刘，以尊后稷也。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4]
在司马谈看来，周公和孔子之所以为人们所称颂与效法，是因为他们用种种方式反映出了时代的面貌，而他自己身为太史却又没有做到这一点，“废天下之史文”，所以感到十分惶恐。这一方面表明史学家对于史职有一种崇高的神圣感；另一方面也表明在史学家看来，史学跟政治的关系实在是太密切了。
在政治家眼里，政治跟史学之间的关系也是很重要的。中唐以前的政治家对此有较深的认识和较多的言论的，当首推唐太宗。他曾赐给大臣李大亮一部荀悦著的《汉纪》，说它“论议深博，极为治之体，尽君臣之义”，希望李大亮“公事之闲”，“宜加寻阅”[5]。贞观十年（636年），当史臣们按照他的旨意撰成梁、陈、齐、周、隋“五代史”时，他对史臣们说：“朕睹前代史书，彰善瘅恶，足为将来之戒”；“览前王之得失，为在身之龟镜”[6]。唐太宗为封建社会里的一代英主，他的政治统治之所以获得成功，跟他重视史学的政治作用，注意总结历史上的经验教训自有一定关系，所以他有更多的感受和更深的认识。贞观二十一年（647年），唐太宗问群臣：“自古帝王虽平定中夏，不能服戎、狄。朕才不逮古人而成功过之，自不谕其故，诸公各率意以实言之。”这里提出的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的历史问题。群臣都说：“陛下功德如天地，万物不得而名言。”对于这种把自己神化的说法，唐太宗是不赞成的，他说：“不然！朕所以能及此者，止由五事耳。”[7]于是他历数了他成功的五个原因。这说明，唐太宗对于史学的重视并非说说而已。因此，他说的这句名言，无疑是出自内心的一种看法：“大矣哉，盖史籍之为用也！”[8]
要之，中唐以前，人们对于史学和政治的关系是有相当深刻的认识的。但是，在中唐以前的史学家中，还不曾出现这样的情况：由史学家自己宣称，他写的史书将直接应用于政治统治。这种情况，在中唐时期是切切实实地出现了。大史学家杜佑郑重表明：“佑少尝读书，而性且蒙固，不达术数之艺，不好章句之学。所纂《通典》，实采群言，征诸人事，将施有政。”[9]这几句话，在中国史学史上是很有分量的，因为这是中国古代史学家第一次由本人宣布，其著述将直接用来为政治服务。前代史家所谓“藏之名山，传之其人”[10]，“此书行，故应有赏音者”[11]等种种含蓄的说法，已经发展为一种明确的“史学宣言”了。杜佑的这一撰述宗旨，颇为同时代人所重视，所推崇。李翰认为：
今《通典》之作，昭昭乎其警学者之群迷欤！以为君子致用在乎经邦，经邦在乎立事，立事在乎师古，师古在乎随时。必参古今之宜，穷终始之要，始可以度其古，终可以行于今。问而辨之，端如贯珠，举而行之，审如中鹄。[12]
李翰在这里说的“致用”“经邦”“立事”“师古”“随时”等，要紧的是“致用”和“随时”。“致用”是强调史学的实践性，即为社会所用。“随时”是要求这种“致用”应从实际出发，不是泥古不化，生搬硬套。总之，研究历史，应是“始可以度其古，终可以行于今”。李翰的这些说法，不独中肯地概括了《通典》的旨趣，而且也反映了他跟杜佑在思想上的相通之处。此外，曾与杜佑长期共事的权德舆认为：《通典》一书“诞章闳议，错综古今，经代（世）立言之旨备焉”[13]。权德舆是政治家，他的评论，自有一定的分量。后人评论《通典》，说它是“有用之实学”[14]“经国之良模”[15]，也都是着意于杜佑的经世致用思想。杜佑的撰述宗旨和《通典》的内容，的确无愧于这些评价。在中国学术史上，明清之际出现了一批主张经世致用的学者。许多论者认为，这是中国经世致用之学的开端，这个说法是可以讨论的。从以上的论述中，至少可以认为，杜佑《通典》实为中国经世史学的滥觞。若此说尚可成立，则应对中国经世致用之学的发展作重新估价。
值得注意的是，中唐时期，经世思想的产生不限于史学领域。如政治家、地理学家李吉甫指出：
古今言地理者凡数十家，尚古远者或搜古而略今，采谣俗者多传疑而失实，饰州邦而叙人物，因丘墓而征鬼神，流于异端，莫切根要。至于丘壤山川，攻守利害，本于地理者，皆略而不书，将何以佐明王扼天下之吭，制群生之命，收地保势胜之利，示形束壤制之端？！[16]
这是他反复阐说自己撰述《元和郡县图志》的目的。从中不难看出，他极不满意那种“流于异端，莫切根要”的地理之学，强调地理之学应着重研究“丘壤山川，攻守利害”，以便为当时的政治统治服务。如果以李吉甫的这个撰述思想，跟明末清初顾炎武、顾祖禹关于地理之学的思想做一比较的话，似可找出它们之间的渊源关系。李吉甫曾撰《元和国计簿》，以“审户口之丰耗”；撰此书，以“辨州域之疆理”，其远叙先秦时期，近及贞元年间，距成书仅二三十年[17]。这种在撰述内容上论及当代的做法，跟杜佑的《通典》颇有共同之处。
元和十年（815年），大诗人白居易在长安为太子属官，其间，他给元稹写了一封信，讨论诗歌的创作目的和社会作用。信中说：
自登朝来，年齿渐长，阅事渐多，每与人言，多询时务，每读书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18]
这就是说，诗文的创作，应当密切结合当时的“时”“事”。有这种认识的人，又岂止一个白居易。
总的来看，中唐史学之趋向于重视经世作用，并不是偶然的或孤立的现象。一方面，这是由当时的社会条件所决定的，它要求史学家把从现实去考察历史与从历史来观察现实结合起来，即把现实作为研究历史的起点和归宿。另一方面，经世思想在当时已或多或少成为一种学术文化的潮流；《通典》是这个潮流的产物，又是这个潮流的一部分，故而“大为士君子所称”[19]。
二、通史撰述上的新成就
在西汉皇朝盛世，司马迁著《史记》，首创纪传体通史，成为中国史学发展中的一座里程碑。然而，自东汉班固撰《汉书》，改通史为断代，此后数百年间，通史撰述甚为寥落，而断代为史则风靡一时。南北朝时，梁武帝曾命史学家吴均等撰《通史》600卷，北魏元晖也曾召集史学家崔鸿等撰《科录》270卷，这两部书都是通史，可惜都没有流传下来。隋末，陆从典试图“续司马迁《史记》，讫于隋”[20]，但他并未实现这个著述计划。这表明，从南北朝至隋，一些政治家、史学家，还是希望在撰述通史方面能够获得新的成就。
盛唐史学家中，不少人有通变的历史思想。《隋书·经籍志》史部后序说，“夫史官者，必求博闻强识、疏通知远之士”，就是这种历史思想的反映。李延寿撰《南史》《北史》180卷，“以拟司马迁《史记》”[21]。睿宗、玄宗时人韩琬曾撰《续史记》130卷[22]，可惜其书已佚。而萧颖士则“起汉元年，讫隋义宁，编年，依《春秋》为传百篇”[23]。这是分别采用纪传体和编年体撰写的通史，前者尊《史记》，后者崇《春秋》。萧颖士的编年体通史不曾流传下来，所以他只是作为一个文学家被人们记载在中国文学史上。其实，在司马光撰《资治通鉴》以前，萧颖士的上述撰述，在中国史学史上是不应被忽略的。
中国史学上的通史撰述工作，至中唐时期有了很大的发展，取得了新的成就，成为这个时期史学发展中一个值得注意的趋势。概括地说，这时期的通史撰述的新成就有三个特点：一是体裁丰富，二是产生了有影响的著作，三是开拓了历史研究的领域。这不仅是唐代史学上的重要成就，也是整个中国史学发展过程中具有转变风气之重大意义的成就。为便于浏览，兹将这一时期的通史著作列表如下：
据上表，只有姚康是中、晚唐之际的人，其所撰《统史》成书于晚唐外，其余撰者都是中唐时人，所撰各书，多成于德宗、宪宗两朝。这些书，除《建康实录》是贯通六朝历史的著作外，其余诸史多是贯穿古今的通史。如韩潭的《统载》，“采虞、夏以来至于周、隋，录其事迹善于始终者六百六十八人为立传”[24]。如杜佑的《通典》，分为9门，“采《五经》、群史，上自黄帝，至于有唐天宝之末，每事以类相从，举其始终，历代沿革废置及当时群士论议得失，靡不条载”[25]。如高峻《高氏小史》，“一以《太史公书》为准”[26]，钞节历代史而成，间或也有创作，下限至于唐德宗、顺宗时期。再如姚康《统史》，“上自开辟，下尽隋朝，帝王美政、诏令、制置、铜盐钱谷损益、用兵利害，下至僧道是非，无不备载，编年为之”[27]。以上四书，分别为传记体、典制体、纪传体、编年体，它们的共同特点则都是通史。在一个不太长的时期里，能够在通史撰述方面取得这样突出的成就，这在中唐以前的史学发展史上是不曾有过的。
怎样看待和评价这一史学现象呢？
第一，这是时代的要求。隋唐统一的政治局面，赋予史学家开阔的视野和宏大的气魄。然而，由于政治形势的不同，盛唐史家和中唐史家在具体任务上和实际感受上也还是有明显区别的。盛唐时期史学家的主要任务，是从撰写前朝历史中总结历史经验，为巩固本朝的统治服务。这一点，从令狐德棻向唐高祖提出的修前代史建议，以及唐高祖的《修六代史诏》和唐太宗的《修〈晋书〉诏》中，看得十分清楚。当时政治向史学提出的任务，可以用令狐德棻说的一句话来概括：“如文史不存，何以贻鉴今古？”[28]中唐时期的情况就不一样了：前代史的修撰任务早已完成，政治形势的变化向史学家提出新的要求。这个新的要求，一是要“经世”，二是要“通识”。所谓“经世”，从上文所引李翰《〈通典〉序》可知其主旨在“经邦”“致用”。所谓“通识”，诚如白居易所说：“庶职之重者，其史氏欤！历代以来，甚难其选。非雄文博学，辅之以通识者，则无以称命。”[29]这里明确地提出了“通识”的要求。而唐宪宗时的史官李翱说的“夫通前古治乱安危之大本者，实史臣之任也”[30]，可以看作是“通识”的核心。试观杜佑《通典》“实采群言，征诸人事，将施有政”、《理道要诀》（《通典》节本）“评古今之要，酌时宜可行”[31]的旨趣，姚康《统史》“纂帝王美政、善事、诏令可利于时者”[32]的目的，不是都符合这两个要求吗？
第二，这是史学发展的结果。上文讲到，《史记》以下，通史著作寥落，但自南北朝起间或也有史家试图制作，思想上的酝酿自有一个发展过程。盛唐的萧颖士在史学思想上是保守的，但他“依鲁史编年，著历代通典”[33]的尝试却是可贵的。中唐史家柳冕写了一篇《答孟判官论宇文生评史官书》的文字，其中有些话反映了他对《史记》的看法：
昔周公制礼五百年而夫子修《春秋》，夫子没五百年而子长修《史记》。迁虽不得圣人之道而继圣人之志，不得圣人之才而得圣人之旨，自以为命世而生，亦信然也。且迁之没已千载矣，迁之史未有继之者，谓之命世，不亦宜乎！噫！迁承灭学之后，修废起滞，以论天人之际，以通古今之变，而微迁叙事，广其所闻，是轩辕之道几灭矣；推而广之，亦非罪也。且迁之过，在不本于儒教，以一王法，使杨朱墨子得非圣人。此迁之罪也，不在于叙远古、示将来也。[34]
柳冕对司马迁的历史思想并不完全赞同，但这一段文字，却主要是在为作为通史的《史记》“论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叙远古，示将来”的撰述旨趣作辩护。这个辩护，恰恰反映出中唐时期一些史学家对于撰述通史的向往。
要之，中唐史学出现重视撰述通史的趋势，乃是自南北朝以来，特别隋朝和盛唐以来史学发展的结果。至于中唐史家能够采用多种体裁来表现通史的撰述，也是跟魏晋南北朝以来史学的发展，尤其是跟他们对史书体裁有过一番争论和反思相联系的。[35]
第三，这对中唐以后史学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其影响最深远者首推《通典》。《通典》一书，不独在当时“大为士君子所称”，而且在后来史学的发展上，亦为不少史学家所继承和发扬。在这方面成就最突出、影响最大的是马端临所著的348卷巨制《文献通考》。马端临说：
唐杜岐公（按：杜佑封岐国公）始作《通典》，肇自上古，以至唐之天宝，凡历代因革之故，粲然可考。其后宋白尝续其书，至周显德。近代魏了翁又作《国朝通典》。然宋之书成而传习者少，魏尝属稿而未成书。今行于世者，独杜公之书耳，天宝以后盖阙焉。有如杜书纲领宏大，考订该洽，固元以议为也。然时有古今，述有详略，则夫节目之间，未为明备，而去取之际，颇欠精审，不无遗憾焉。[36]
这一段话，把《通典》在史学上的成就及其在元初以前的影响概括得很好。至于它在“节目之间，未为明备”，“去取之际，颇欠精审”，马端临也能从“时有古今，述有详略”的角度来看待。这是一种历史的，具有朴素辩证思想的认识。客观历史发展了，人们的认识能力也发展了，这是历代史学家不断深化对历史认识的必然趋势。后起的史学家倘能正确地说明和继承前人的成就，并补充自己对于历史的新认识，就能有所创新。马端临即是如此。他在《文献通考·序》中明确指出：其所著《文献通考》共分24门，其中19门“俱效《通典》之成规。自天宝以前，则增益其事迹之所未备，离析其门类之所未详；自天宝以后，至宋嘉定之末，则续而成之”。另有5门，“则《通典》元未有论述，而采摭诸书以成之者也”。《文献通考》是一部巨著，在中国史学史上有很高的地位。从马端临所说的这些话中，可以看出《通典》在很大的程度上影响和启迪了他对《文献通考》的撰述。《通典》作为“十通”之首，它对后来史学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于此可见一斑。
又如《高氏小史》，在北宋时有比较广泛的流传，故司马光曾说：“光少时，惟得《高氏小史》读之，自宋迄隋并《南·北史》，或未尝得见，或读之不熟。”[37]正因为司马光接触《高氏小史》较早，所以“尝称其书，使学者观之”[38]。司马光撰《资治通鉴》和《稽古录》二书，都是通史，于此可见他的治史旨趣。他称道《高氏小史》，殊非偶然。南宋学者高似孙著《史略》一书，专立“通史”一目，其中著录者有《高氏小史》和姚康《统史》[39]。再如《通历》，北宋初年已有学者孙光宪续作，撰《续通历》5卷（一说10卷），后二书在流传中被人们合抄为一[40]。清代学者徐松说：“《通历》之书，录自正史，其淹贯博赡，固不足以方驾《通鉴》；惟梁武帝《通史》不传，史钞之存于今者，此书为最古。”[41]亦可见其重视程度。
这些事实表明，中唐史家的通史著述对后来史学发展的影响，确为中国史学上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
三、史学家自觉意识的增强
盛唐时期，刘知幾对史学和史学工作的反省，有些问题如关于史家“三长”和“直书”的评论，已明显地反映出史学家的自觉意识的发展。这种发展到中唐时期又产生了新的变化，即史学家对于自身职责与社会之关系的认识，趋向于更加自觉、更加深刻，且或多或少带有一些理性的成分，显示出史学家自觉意识的增强，成为中唐史学发展的又一个趋势。
史学家这种自觉意识的增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宜守中道，不忘其直”。宪宗元和八年（813年），韩愈任史馆修撰。有位刘秀才致书韩愈，希望他在历史撰述方面作出贡献，并对前代优秀史家吴兢等给予称赞。韩愈复书刘秀才，谈到他对史学工作的一些看法。其要点是：“凡史氏褒贬大法，《春秋》已备之矣。后之作者，在据事迹实录，则善恶自见。然此尚非浅陋、偷惰者所能就，况褒贬耶？”他举孔子、左丘明、司马迁直至本朝吴兢等为例，认为：“夫为史者，不有人祸，则有天刑，岂可不畏惧而轻为之也？”还有，“传闻不同，善恶随人所见，甚者附党，憎爱不同，巧造语言，凿空构立；善恶事迹，于今何所承受取信，而可草草作传记，令传万世乎？”等等[42]。这是一封情绪低沉的信，其中反映了韩愈对史学与社会之关系上的一些不正确看法。次年正月，韩愈好友柳宗元就此致书韩愈，诚恳地批评了他的这些看法。这就是著名的《与韩愈论史官书》一文[43]。
在这封信中，柳宗元从唯物的观点出发，批评了“为史者，不有人祸，则有天刑”的看法，而着重阐述了“宜守中道，不忘其直”的思想。这就是说，坚守中庸的道德标准，但又不可丢掉史学家的正直精神。柳宗元认为：“凡居其位，思直其道。道苟直，虽死不可回也；如回之，莫若亟去其位。”这是从一般任职来说的，它反映了柳宗元的人生态度及其对于仕宦的看法。根据这样一个基本的认识，柳宗元进而提出：“退之（按：指韩愈，韩愈字退之）宜守中道，不忘其直，无以他事自恐。退之之恐，唯在不直、不得中道，刑、祸非所恐也。”意即担心的不是什么天刑、人祸，而是放弃正直的精神从而失掉中庸的原则。在柳宗元看来，中道即中庸之道，不是可以不讲原则、放弃史学家的公正的立场。否则，“信人口语，每每异辞，日以滋久，则所云磊磊轩天地者，决必沈没，且杂乱无可考，非有志者所忍恣也”。一个有抱负的史学家，怎能容忍唐代那些有重大价值的史事被混淆、被沉没呢？通观此书，柳宗元以阐述“宜守中道，不忘其直”的原则，而涉及史学家的德行、勇气和对于社会的责任心等问题，较多地从理论上反映了史学家的强烈的自觉意识。柳宗元是杰出的思想家和文学家，但他撰《非〈国语〉》《封建论》《天对》等文，证明他于史学尤其在史论方面，是有突出的见解的。从这一点来看，他的上述论点亦可视为史学家的一种思想倾向。
第二，“取天下公是公非以为本”。中、晚唐之际的李翱（772—841年），是著名的散文家和思想家，同时也是史学家。唐宪宗元和初年，他任史馆修撰，直至元和十五年（820年）授考功员外郎时仍然“并兼史职”。《旧唐书》本传说他“性刚急，论议无所避”。这两句话，活画出他为人正直的形象。李翱有《李文公集》传世，其中有两篇论议跟史学的关系尤为密切。一是《百官行状奏》，一是《答皇甫湜书》。《百官行状奏》指出：“今之作行状者，非其门生，即其故吏，莫不虚加仁义礼智，妄言忠肃惠和”，以致“善恶混然不可明”；以此入史，则“荒秽简册，不可取信”。他认为，史氏记录，须得本末，主张行状之作“但指事说实，直载其词，则善恶功迹，皆据事足以自见矣”[44]。这是提出了对于行状的实事求是的要求。
《答皇甫湜书》是一篇涉及史学许多方面的论议，其中重要的一个论点是史家作史必须“取天下公是公非以为本”。他写道：
唐有天下，圣明继于周、汉，而史官叙事，曾不如范蔚宗、陈寿所为，况足拟望左邱明、司马迁、班固之文哉？仆所以为耻。当兹得于时者，虽负作者之才，其道既能被物，则不肯著书矣。仆窃不自度，无位于朝，幸有余暇，而词句足以称赞明盛，纪一代功臣、贤士行迹，灼然可传于后代，自以为能不灭者，不敢为让。故欲笔削国史，成不刊之书。用仲尼褒贬之心，取天下公是公非以为本：群党之所谓是者，仆未必以为是，群党之所谓非者，仆未必以为非。使仆书成而传，则富贵而功德不著者，未必声名于后；贫贱而道德全者，未必不烜赫于无穷。韩退之所谓“诛奸谀于既死，发潜德之幽光”，是翱心也。[45]
这些议论，极其深刻地表明了李翱作为史学家的自觉意识，以及他对于史学工作之前景的极高的追求。在官僚集团的矛盾斗争中，他提出不以“群党”的是非为是非，强调“取天下公是公非以为本”，这就把柳宗元说的“宜守中道，不忘其直”的原则具体化了。当然，在封建社会里，真正的“天下公是公非”是不存在的，但它无疑是表明了史学家力图使自己对历史的看法不受少数人的是非观念所左右，从而使这种看法能够符合或接近多数人的是非观念的意向。这是一种较高层次的自觉意识的反映。从上面的引文可以看出，这种自觉意识不单反映在史学家的是非观念上，也反映在史学家的价值观念上，这就是：“富贵而功德不著者”，不一定都写入史册，使其“声名于后”；反之，“贫贱而道德全者”，则应当写入史册，使其“烜赫于无穷”。李翱的这个思想在中唐以后封建社会史学工作上的实践意义是很有限的，但它在当时却是一次耀眼的闪光；而作为史学思想遗产，在今天仍有其重要的价值。
第三，对“良史”的再认识。自两晋以下，关于编年、纪传两种体裁孰优孰劣的问题，史学家们争论得很激烈。而争论中所提出的问题，有的已超出了史书体裁的范围，涉及怎样评价“良史”以及史学家如何认识自己、规范自己的问题。大致跟李翱同时的一位文学家皇甫湜（约777—约835年）在这个争论中撰写的《编年纪传论》，就是这样的一篇宏论。皇甫湜说：
予以为合圣人之经者，以心不以迹；得良史之体者，在适不在同。编年、纪传，系于时之所宜、才之所长者耳，何常之有？夫是非与众人同辨，善恶得圣人之中，不虚美，不隐恶，则为纪、为传、为编年，是皆良史矣。[46]
这里说的“心”与“迹”、“适”与“同”，意为重在实质、不在形式，重在变化、不在雷同；作者不认为有固定不变的体裁。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评判“良史”的标准时，强调了“是非与众人同辨”，这同上面所引李翱说的“天下公是公非”几乎是同一个口气，可见此种意识的产生并不是偶然的。
皇甫湜在《编年纪传论》的末尾写道：
今之作者，苟能遵纪传之体裁，同《春秋》之是非，文敌迁、固，直踪南、董，亦无上矣。倘谬乎此，则虽服仲尼之服，手握绝麟之笔，等古人之章句，署王正之月日，谓之好古则可矣，顾其书何如哉！
连同上文来看，这是进一步讲了继承和创新的关系。这里提到的“体裁”“是非”“文”“直”，讲的是史学继承的内容和标准，如能真正做到这些，且又充分体现“时之所宜、才之所长”，就可达到创新，就可成为良史。如果只是在表面上模仿古代史家，那只能说是“好古”，与继承和创新无涉，更谈不上成为“良史”了。
上面所举的这几篇史论，从不同的方面显示出中唐史家之自觉意识的增强。当然，其中有的史论并非出于史学家之手，但作为一种倾向，它们都是当时的史学思潮的反映，这应当是没有疑问的。
中唐史学发展的这几种趋势，在唐代史学上以至在中国古代史学上都是很有意义的，这种意义或表现在社会实践方面，或表现在历史编纂方面，或表现在史学思想方面，显示出上与盛唐史学、下与晚唐史学所不同的特点。
[1] 原载《史学月刊》1989年第1期。
[2] 《诗经·大雅·**》，《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
[3] 《左传》隐公六年，杨伯峻注，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50～51页。
[4] 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3295页。
[5] 刘昫等：《旧唐书》卷六十二《李大亮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388页。
[6] 王钦若等：《册府元龟》卷五百五十四《国史部·恩奖》，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6657页。
[7] 司马光等：《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八《唐纪十四》，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6360页。
[8] 唐太宗：《修〈晋书〉诏》，见宋敏求等：《唐大诏令集》卷八十一，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467页。
[9] 杜佑：《通典》自序，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1页。
[10] 司马迁：《报任安书》，见班固：《汉书》卷六十二《司马迁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735页。
[11] 范晔：《狱中与诸甥侄书》，见沈约：《宋书》卷六十九《范晔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831页。
[12] 李翰：《通典》序，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1～2页。
[13] 权德舆：《岐国公杜公墓志铭》，见董诰等：《全唐文》卷五百五，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536页。
[14]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八十一《史部·政书类一》，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694页。
[15] 乾隆：《重刻通典序》，见杜佑：《通典》附录一，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5513页。
[16] 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序，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页。
[17] 参见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序，以及卷六《河南道二》叙其上限、卷二十二《山南道三》记其下限，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155、557页。
[18] 白居易：《白居易集》卷四十五，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962页。
[19] 刘昫等：《旧唐书》卷一百四十七《杜佑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983页。
[20] 姚思廉：《陈书》卷三十《陆琼传》，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第398页。
[21] 李延寿：《北史》卷一百《序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3345页。
[22] 见欧阳修等：《新唐书》卷五十八《艺文志二·正史类》，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457页。
[23] 欧阳修等：《新唐书》卷二百二《萧颖士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768页。
[24] 王钦若等：《册府元龟》卷五百五十六《国史部·采撰二》，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6685页。
[25] 李翰：《通典》序，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2页。
[26] 高似孙：《史略》卷四“高峻小史”条，丛书集成初编本，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80页。
[27] 刘昫等：《旧唐书》卷十八下《宣宗纪》，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630页。
[28] 刘昫等：《旧唐书》卷七十三《令狐德棻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597页。
[29] 白居易：《授沈传师左拾遗、史馆修撰制》，见《白居易集》卷五十四，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1139页。
[30] 李翱：《论事疏表》，见董诰：《全唐文》卷六百三十四，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6400页。
[31] 杜佑：《进〈理道要诀〉表》，见王应麟：《玉海》卷五十一，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7年，第970～971页。
[32] 王钦若等：《册府元龟》卷五百九十七《学校部·撰集》，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7288页。
[33] 萧颖士：《赠韦司业书》，见李昉等：《文苑英华》卷六百七十八，北京：中华书局，1966年，第3494页。
[34] 董诰等：《全唐文》卷五百二十七，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5355页。
[35] 参见瞿林东：《古代史家怎样对待史书体裁》，载《安徽史学》1984年第4期。
[36] 马端临：《文献通考》序，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1～2页。
[37] 引自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一百九十二《经籍考十九》“《南史》《北史》”条，郑樵引司马光语，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5582页。
[38]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09页。
[39] 高似孙辑：《史略》卷四，丛书集成初编本，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80页。
[40] 参见叶德辉：《通历》排印本题记，叶氏梦篆楼1915年排印本，参见周征松《通历》点校本，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83～285页。
[41] 引自《通历》书首，见叶氏梦篆楼1915年排印本，参见周征松《通历》点校本，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81～282页。
[42] 韩愈：《答刘秀才论史书》，见《韩昌黎全集》外集卷二，北京：中国书店出版社，1991年，第486～487页。
[43] 柳宗元：《柳河东集》卷三十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498页。
[44] 董诰等：《全唐文》卷六百三十四，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6400页。
[45] 董诰等：《全唐文》卷六百三十五，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6410～6411页。
[46] 董诰等：《全唐文》卷六百八十六，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703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