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序 对世界社会主义五百年历史的观察与思考

一、这一套四卷本丛书是怎样编撰成书的

2013年1月5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同志在新进中共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修班的讲话中指明：“从提出社会主义思想到现在，差不多五百年时间。”接着，他依照自己的体会把世界社会主义思想的发展分为六个时间段，精辟地概述了这六个时间段的发展进程。第一时间段是从1516年英国人托马斯·莫尔发表《乌托邦》到19世纪初法国的圣西门、傅立叶和英国的欧文，这个时间段是空想社会主义的产生和发展。第二个时间段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第三个时间段是列宁领导十月革命取得胜利并实践社会主义。第四个时间段是苏联社会主义模式逐步形成。第五个时间段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的探索和实践。第六个时间段是我们党做出改革开放的历史性抉择，开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习近平同志对世界社会主义思想近五百年来的发展，做出高屋建瓴、高瞻远瞩的精要概括，激起了广大干部和青年学生对学习世界社会主义五百年历史的浓厚兴趣。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中共北京市委讲师团和北京电视台随即组织专家编辑筹备并拍摄了一部题名为《正道沧桑——社会主义500年》的电视政论片，分为50集，来讲解习近平同志上述关于世界社会主义思想的发展历史。在该片拍摄过程中，北京市委讲师团曾经约请我讲解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诞生这一集，并且寄来了他们编写的初稿。我对初稿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同时表示我年事已高，最好请年轻学者讲解。后来我没有参与讲解。《正道沧桑——社会主义500年》这部大型电视系列片从2013年5月初在北京卫视开始播出，每晚一集，广受观众欢迎。同时，有不少受众在学习中也提出一些问题：诸如世界社会主义为何不从科学社会主义诞生算起，而从空想社会主义出现算起；是谁把1516年莫尔著《乌托邦》的空想社会主义定为世界社会主义的起点；除了世界社会主义思想的发展之外，是否还有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世界社会主义五百年是否还有其他分期分段标准；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后世界社会主义现在处于什么发展阶段；世界社会主义的前景如何。为了回答读者的这些疑问，《北京日报》理论部约请我撰写一篇题为《关于社会主义500年历史的答问》的文章，并发表于2013年6月24日该报020版。我在文中提出世界社会主义五百年依照时间顺序大致可以划分为以下四大阶段，即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飞跃、从理论到实践的转变、从一国到多国的演进、从地区到全球的革新这样不断发展的四个历史进程。社会主义五百年长波激流、高扬跌宕，极大地改变了世界面貌，冲毁了部分旧社会，开创了一片新天地。我在文中还谈到社会主义五百年对我们的五点主要历史启示。拙文在《北京日报》刊登后，第二天我就接到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副总编辑兼学术著作与高等教育分社社长饶涛博士的电话。他认为从学术研究角度来看，我把世界社会主义五百年划分为上述四个阶段很有新意。他提出要我担任主编，并由我来约请几位专家撰稿，编辑一套四卷本、每卷大约25万字的丛书。同时，他提出，这套书要写得有深度，并且一定要在2016年世界社会主义五百年之际出版，将其作为一部有分量的完整的关于世界社会主义的历史书籍献给读者。如果我同意担当主编并约请作者，只要拟定出各卷提纲递交出版社即可。

我认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策划出版这一套世界社会主义史丛书是很有胆识和谋略的。当前我国广大人民群众正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大众创业、万众创新，齐心协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没有世界社会主义的源头，就不会有中国社会主义的由来；没有世界社会主义的迂回曲折，就不会有中国社会主义的崭新创造；只有充分汲取世界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经验教训，才能取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成功；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取得越来越大的成就，才能越来越有力地推进世界社会主义的重新振兴。我从事世界社会主义历史与理论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将近七十年，亲身经历了七十年来世界社会主义的兴衰成败和苦乐祸福，深感世界社会主义的成就主要是由于各国社会主义政党正确领导各国人民艰苦奋斗取得的，而其挫折从内部情况来看主要是由于急于求成的过“左”路线和权力过度集中的领导体制造成的。邓小平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根据他毕生从事革命事业的经验，语重心长地指出：“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1]我在1949—1978年从事教研工作期间就曾深受“左”的影响，在课堂和文坛上发表过很多错误言论。1978年在我们党确定了新的指导思想和基本路线后，我痛定思痛、幡然悔悟，在教研工作中尽力纠“左”防右，本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独立思考、与时俱进的原则重新研究世界社会主义。尽管我现已年近九十高龄，还指导三名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专业的博士研究生，还承担较重的科研任务，然而我还乐于应约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主编这套《世界社会主义史丛书》，因为这是一项具有重要历史和现实双重意义的学术工程。

经我进一步斟酌，我把这一套四卷本世界社会主义史丛书定名为：第一卷，“社会主义思想：从乌托邦到科学的飞跃（1516—1848）”；第二卷，“社会主义运动：从理论到实践的转变（1848—1917）”；第三卷，“社会主义制度：从一国到多国的演进（1917—1991）”；第四卷，“社会主义革新：从地区到全球的拓展（1978—2016）”。我约请了几位长期从事世界社会主义教研工作的中年学者来撰稿。这几位学者与我志同道合、观点一致，他们的治学态度也都纠“左”防右、不偏不倚。第一卷由中国人民大学蒲国良教授执笔。第二卷我本来先后约请北京、天津和上海的学者撰写，但因他们都另有任务，最后只好把我自己在《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专题讲座”专栏发表的相关文稿加以删改和补充而编成。第三卷由北京大学孔寒冰教授执笔。他因教务繁忙另请年轻教师项佐涛博士与他共同完成。第四卷由中国人民大学郭春生教授执笔。总之，这套丛书由我们老、中、青三代五位作者共同写成。

最初，第一、三、四卷的作者按照我的要求拟定全书分章分节提纲，由我略加修改后加上我拟定的第二卷的提纲，统一交北师大出版社审定，然后我们分头撰写。两年多来，我们在教学之余努力写出初稿。我初读之后提出需要增补的内容，大家又分头写出第二稿。我在通读第二稿的过程中，对章、节、目三级标题做了必要的修改，尽力做到全书体例、规格一致，标题鲜明活泼。同时，我对文字内容的一些提法和表达也做了微调，尽量做到全面、准确、稳妥。除此之外，我还对史实做了一些订正和补充。可以说，这是一套前后连贯、内容完整的史书。这套丛书的各卷都用简短的前言和结语，对本卷的内容做出扼要概括。读者只要细读各卷的章、节、目三级标题，就能掌握全卷的要点。我们都是本着以史为据、以论研史、史论结合、论从史出的原则来论述世界社会主义五百年的历史，力求使之成为一部客观、公正、翔实的信史和力作。读完这一套丛书，读者必能对世界社会主义五百年的兴衰成败获得较为系统、完整、翔实、细致的了解。这套丛书必能有助于我们以史鉴今、鉴往知来，增强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和信念，激励我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斗志和干劲。

这套丛书的出版，还要感谢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领导的审读和杜松石、韩拓、张爽三位编辑的费心尽力帮助。

二、世界社会主义五百年历史的发展态势和运行规律

为了帮助读者总览这套四卷本丛书的内容，我想有必要在序言中依据我个人的亲身经历和教研经验，经过细心观察与认真思考，简要地概述世界社会主义五百年历史的发展态势和运行规律。

关于“社会主义”一词的由来及其含义的变化，本丛书第一卷有具体的说明。各家各派历来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有各种各样的理解和表达。据英国学者格里菲斯于1924年在伦敦出版的一本名为《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论文集介绍，关于社会主义的定义多达260余种，当今更是多达三四百种。我自己在以往的论著中对什么是社会主义也有过不尽相同的概括。2013年，中国工人出版社约请我主编一套《世界社会主义五百年历史人物传略》丛书（共分20册，谱写了25位人物传略）。我在这套丛书序言中这样说：“什么是社会主义？简而言之，我认为社会主义是能够减免资本主义剥削压迫、争取劳动人民福利权益、实现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思潮、社会运动、社会制度和社会形态。”从这几十个字的定义中可以看出，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的继承物、对立物、取代物和创新物。即社会主义既要继承资本主义文明的成果，又要克服资本主义的矛盾，更要取代资本主义，开创比资本主义更新、更好、更高的文明社会，使劳动人民得到自由解放和全面发展，享有幸福美满的生活。社会主义的核心内容理应是在生产社会化高度发达的基础上以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取代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长期以来诸多革命先辈都认为可以通过世界革命很快由劳动人民掌握政权，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实践证明，世界资本主义迄今还有较强的自我调节力和生命延续力。劳动人民的联合斗争只有逐步减少资本主义的剥削压迫，才能最终达到免除资本主义私人所有制制度，并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所有制制度。而且，社会主义将是一种相对独立的社会形态，不能急于过渡到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将是人类社会长期奋斗的目标，将是比社会主义更高级的发展阶段和社会形态。

世界社会主义五百年的历史经历了社会主义思想从乌托邦到科学的飞跃、社会主义运动从理论到实践的转变、社会主义制度从一国到多国的演进和社会主义革新从地区到全球的拓展这样四个进程。从这四个历史进程可以看出，世界社会主义是从源于西欧16世纪初期的涓涓细流，到19世纪中叶，它已由多支分流汇合为绵绵江河；随后它由少数思想家的光辉思想变为有几百万群众参与实践的社会运动，浩浩****、波澜壮阔；到20世纪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后，它更加激流汹涌、浪涛澎湃；然而，在20世纪末它突然急转直下、陷入谷底；但是，迅即它又峰回路转、重新升扬；到21世纪社会主义又成为弥漫全球的浩瀚洪波。可见五百年间世界社会主义并非直线奔腾、一泻万里，而是川流不息、波浪起伏、一波三折、新潮迭涌、迂回前进、愈益壮大。这表明以世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取代世界资本主义，从世界资本主义过渡到世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这是一个大概需要长达一千年的漫长历程，迄今走过的五百年不过才是一半路程。实现世界社会主义要有耐心，艰苦探索，逐步渐进，不积跬步，难致千里，不要急于求成，不要冒失猛进。我们认为这是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总态势。

从世界社会主义五百年的发展态势，我们认识到世界社会主义的运行是有其内在规律的。依我个人体会，大体上包括以下五个要点。

第一，世界社会主义是严格遵循、紧密跟随社会生产力的提高而发展，而社会生产力主要依靠科学技术的进步而提高。因此，世界社会主义取代世界资本主义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进程，这一历史进程不可能违背社会生产力水平被人为地缩短和改变。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正是以18世纪末由蒸汽化为先导的机械化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为依据，论证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两个必然”的客观规律。同时，马克思于1859年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又深刻指出了“两个决不会”的客观规律。他这样说：“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2]我们对马克思提出的“两个必然”和“两个决不会”的原理要结合起来理解，即从长远来看是“两个必然”，而着眼近期则是“两个决不会”。这个长远是多长，这个近期是多近，这就要从近百年来全部生产力的发展来重新加深认识。资本主义的英国在18世纪末带头掀起第一次蒸汽化的工业革命以后，在19世纪中后期德、美两国又率先兴起电气化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到20世纪60年代由美国领军的信息化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又崛起了。新世纪以来，美、德、日等国又掀起网络化、数据化、智能化的第四次工业革命。美国作为当今资本主义超级大国在众多科技领域还处于领先地位。当今资本主义国家虽然多次发生严重危机，但是它们都能安然渡过，使全部生产力得到新的发展。美国虽然日益衰弱，但是世界资本主义在近期是绝不会灭亡的。我们对世界社会主义取代世界资本主义的自然历史进程要树立持久战的观点，要沉住气、耐得住、急不得、逐步走，要牢记古人明训：“欲速则不达”。社会主义的中国要想在科技创新方面超过美国，需要数十年的艰苦奋斗，才能迎头赶上。

第二，世界社会主义的自然历史进程，绝不是坐等社会生产力大发展之后，社会主义从天而降或天然赐予，而是要依靠“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开展多种形式的斗争去努力争取。然而，一百多年来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实践表明，不但全世界无产者难以持久联合起来，即便一国之内的无产者也不易切实联合起来。因为，在无产者和劳动人民内部，就其政治态度而言也有激进、温和、保守之分，有革命、中立、改良之别。要想做到无产者的联合，就需要对广大工人和劳动人民进行长期的社会主义理论教育和灌输，这样才能使无产阶级从自在的阶级变为自为的阶级，使工人运动从自发的斗争提高到自觉的斗争，从而使劳动大众在争取世界社会主义的斗争中发挥其创造历史的伟大作用。一百多年来国际工人运动的实践表明，工人的劳动时间能够从每天十几小时减少到19世纪60年代每天10小时，到20世纪前半期又降到每天8小时，随后又由每周休息一天变为休息两天，当今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劳动时间又降到每天7小时。除劳动时间缩短外，还有工资提高和住宅、教育、医疗等方面的改善，这些变化都是工人阶级长期坚持不懈斗争而享有的成果。工人阶级的自由解放和社会主义的逐步实现都只能由工人阶级自己联合起来并且团结广大劳动人民坚持不懈地斗争而取得。当今这场全方位加速度大发展的新科技革命，更使得工人阶级队伍多元化，涌现了五颜六色衣领的工人，即除了传统蓝领工人之外，还有众多白领工人（管理人员）、灰领工人（工程技术人员）、绿领工人（环保人员）、金领工人（高级经管人员）、粉领工人（女教师、女会计师等）。[3]这使得“全世界工人联合起来”具有广泛性、长期性和艰巨性。如果说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实现世界社会主义的客观条件和原动力，那么工人和劳动人民的群众性斗争则是实现世界社会主义的主观条件和主动力。

第三，世界社会主义的实现有赖于社会主义政党的正确领导。近现代世界政治是政党政治，由政党代表本阶级通过民主竞选取胜领导国家政权，这是资本主义政治文明的产物。笔者认为，政党具有政治性、阶级性、组织性、民主性和前沿性（站在政治斗争前沿）这样五个特性；此外，政党政治还具有公开性、群众性、竞争性、选择性和轮替性这样五个特性。正所谓“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宋朝理学家朱熹名言），无产阶级要向资产阶级学习政党政治，要建立社会主义政党，以政党形式领导人民群众开展阶级斗争，逐步改善劳动人民的处境，进而掌握国家政权、建设社会主义制度，使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得到自由解放和全面发展。由于工人阶级之中有先进部分与后进部分之分，所以一百多年来形成两类社会主义政党，即共产党与社会党。从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初期，这两类政党是作为两个派别同处在一个国际组织和一个政党之内的，即同处在第一国际、第二国际和社会民主党之内。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社会民主党内左派和右派因对待帝国主义战争持反对或支持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和路线而彻底分裂。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由俄国左派带头另立共产党，随后各国左派都纷纷退出社会民主党，另立共产党。从此共产党与社会党兵分两路、分道扬镳，前者奉行科学社会主义和革命主义路线，后者推行民主社会主义和改良主义路线，两军对垒、长期对抗。一百年来社会主义运动实践表明，这两类政党合（作）则两利，斗（争）则俱伤。苏联和东欧多国共产党在掌握政权后，由于违背政党和政党政治的特性，破坏党内民主，又缺少公开性、群众性、竞争性，一党长期垄断国家政权，缺少社会主义民主，又一再延误政治体制改革，因而在1989年至1991年惨败，被广大人民群众抛弃。社会党虽然也曾在欧洲多国执政，但是因其改良主义路线过多迁就资产阶级，也未取得较大成就。当今在资本主义世界有大大小小130多个共产党，另有160多个颇有实力的社会党。可以说共产党和社会党的自我革新及其彼此关系的改善，对于今后世界社会主义的顺利发展至关重要。

第四，世界社会主义兴起以来，众多先哲、先贤在19世纪都预计社会主义将首先在西欧资本主义最发达的英、法、德、美等国同时取胜，然而20世纪实现社会主义的主客观条件发生了很大变化。西欧资本主义列强善于自我调节并笼络无产阶级，所以，没有爆发社会主义革命；社会党推行改良主义，执政后更多安抚无产阶级，使无产阶级更缺少革命意识。而东欧和东亚较为落后的国家，由于社会矛盾众多而尖锐，加上拥有先进工人阶级社会主义政党领导，奉行革命路线，却率先走上社会主义道路。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首先在一国胜利并且于20世纪30年代建成社会主义。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后，在苏联援助下东欧东亚有十二个落后国家也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这些国家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然而在1989—1991年却有十个国家丢失了社会主义成果，共产党也遭遇惨败进而纷纷改为社会党。世界社会主义遭到如此重创，这一现象该如何从社会主义发展规律上进行深层次剖析呢？显然，当今国内外思想理论界有两种极端的偏颇浅见。一种观点认为落后国家缺少资本主义文明成果、多有封建专制主义糟粕，根本不具备实行社会主义的足够条件，社会主义是早产儿，犯了基督教所讲的“原罪”，罪有应得，所以最终必然灭亡；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这些国家大都有一定的现代化工业和无产阶级，更有共产党的坚强正确领导，在社会主义建设中都取得成就，它们的失败是由于党的领导层出了叛徒，推行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路线而所造成的。我们认为，落后国家率先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符合20世纪的特殊历史条件的、合乎规律的现象。早产儿是事实，这表明先天不足，但是如果后天不失调，仍然不会夭折，也能照常健康茁壮成长。我国民间对早产儿流行有这种说法：“七成八败九成人”，意即怀胎七个月、九个月的婴儿都能成活，至于说怀胎八个月生下来会夭折，那可能是根据个例而形成的一种迷信。俄国从1917年二月民主革命到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恰好是经过八个月，就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我们认为苏联解体和东欧多国剧变的主要深层原因在于共产党领导人长期未能掌握不发达国家实现社会主义的特殊规律。这个特殊规律依笔者体会包括四个要点：第一，要彻底铲除封建主义余毒，不能让专制主义思想渗透到社会主义体制中来；第二，要充分利用资本主义文明成果，不能急于消灭资本主义；第三，要逐步发展社会主义，不能用党政命令和群众运动的办法急于过渡到一大二公三高四纯的社会主义；第四，领导人要以身作则，发挥“社会公仆”的表率作用，与民众同甘共苦，逐步为长远的共产主义目标做准备，不能领导人先享有“各取所需”的特权，却命令群众日夜苦干、加快进入共产主义。简而言之，要处理好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这四个主义的关系，就能成功，否则难免终于失败。苏联模式的失败还使我们体会到：社会主义，顾名思义，理应以社会为主义，为社会而主义，由社会出主义，靠社会显主义；可是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却是只以一党为主义，只为国家而主义，只由领袖出主义，只靠媒体显主义；这样一个由政党、国家、领袖和媒体严密控制的社会使得人民大众组成的社会难以正常发育、成长壮大。难怪有些学者深刻而形象地说，苏联是“没有社会的社会主义”[4]。这种社会主义一再延误自我革新，所以最终必然被人民群众抛弃。

第五，世界社会主义必须由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工人阶级、人民大众与社会主义政党通力合作、并肩战斗，才能壮大实力，夺取更大成就。世界社会主义运动，19世纪在西欧先进国家起步，正面积累了实力和经验；20世纪在东欧和东亚落后国家首先取得胜利，进而既从正面壮大了实力、增添了经验，又从苏联和东欧的挫败中汲取了反面的历史教训。进入21世纪，世界社会主义就有可能从正反两面结合上升到一个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两股社会主义实力互相配合、兼程并进的新境界，开创一个新局面。思想理论界有人认为社会主义首先在落后国家胜利是普遍规律，不仅在20世纪是这样，而且到21世纪也会是如此。[5]笔者以为，这是把20世纪的特殊经验绝对化、普遍化，这既违背学理，也不符合实际。20世纪50年代以来，亚、非、拉众多国家摆脱了帝国主义殖民统治，取得了民族独立，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之路，减少了国内封建主义压迫，缓解了一些国内矛盾，共产主义政党的势力大都被大为削弱，甚至已经没有共产党的活动（如东南亚和非洲大部分国家），有的国家虽有共产党活动但是其势力不如社会党大（如拉丁美洲一些国家）。所以，当今发展中国家要想像20世纪那样，由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再转向社会主义道路，已经难上加难。而欧美发达国家经过19世纪和20世纪一百多年的发展，当今生产力社会化水平更高，国家政府的社会职能更强，国内社会主义因素逐渐增多，可以说其发展程度比发展中国家更接近社会主义。所以，当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两股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势力才可能在新水平上加强合作，共同推进世界社会主义。尤其是我们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从1978年起率先进行社会主义革新，30多年来取得巨大成就。现在中国共产党与各国共产党、社会党有广泛联系，可以为东西方、南北方社会主义力量的联系与合作架起桥梁。当今人类社会面临气候变暖、生态破坏严重、人口过快膨胀、物种灭绝加速等全球性危机，社会主义国家更要积极参与全球综合治理，与世界各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和平发展，合作共赢，逐步推进世界大同。

以上阐明了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态势和运行规律之后，以下我们再来观察与思考世界社会主义五百年来的四个历史进程是怎样发展演进的。我在概述各卷要点时都补充了新资料和新见解。

三、如何看待社会主义思想从乌托邦到科学的发展

这套丛书第一卷名为《社会主义思想：从乌托邦到科学的飞跃（1516—1848）》。我们费心确定的这一卷的书名就颇有新意。众所周知，恩格斯有一本经典名著，中文书名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这原本是依据1883年德文版的书名翻译的。1880年该书法文版的书名是《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1882年波兰文本的书名又是《空想的和科学的社会主义》，1882年俄文本的书名则改为《科学社会主义》，1884年新的俄文本又改名《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很有意思的是该书中文译本的书名也有好几种，值得我们细加分析。我收藏有1929年上海沪滨书局出版的恩格斯著《宗教·哲学·社会主义》一书，是林超真翻译的（即中国托派理论家郑超麟的倒读谐音字）。此书包括恩格斯的三本名著：《原始基督教史论》、《费儿巴赫与德国古典哲学末日》和《空想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我还收藏了一本1936年5月生活书店在上海出版的吴黎平译的恩格斯著《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我们现在通用的这本名著的书名就是从80年前一直延续至今的。我还查到恩格斯此书最早节译的中文是1912年6—9月在上海出版的《新世界》半月刊上连载发表的，文章译名是《理想社会主义与实践社会主义》，译者是施仁荣。[6]我们看到，此处把乌托邦译为“理想”而非“空想”。另外，我还查阅了《牛津英语大辞典》。其中，乌托邦有双重含义，即“空想”（dream，fantasy）和“理想”（ideal）。由此可见，乌托邦一词中文译为“空想社会主义”是取其贬义，译为“理想社会主义”则是取其褒义。蒲国良教授和我都认为，“乌托邦”既然兼含褒义和贬义，不如就按恩格斯的书名原文直译为《社会主义从乌托邦到科学的飞跃》。这样就表明马克思、恩格斯是批判了乌托邦中的空想，继承了乌托邦中的理想，进而把它发展为科学。为此，这套丛书的第一卷定名为《社会主义思想：从乌托邦到科学的飞跃（1516—1848）》，应该说这是一个创新。我们认为这样是符合恩格斯原著的本意的，也是符合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实际的。

乌托邦社会主义是世界社会主义历史上的第一个长波，它以1516年莫尔著《乌托邦》为起点，到1849年英国欧文著《人类思想和实践中的革命》为终点，历经333年之久，占世界社会主义历史500年的66.6%。蒲国良教授在全卷中细述了17位乌托邦社会主义者的生平和活动，评述了他们的乌托邦社会主义的是非得失，其中对乌托邦社会主义首创者莫尔思想的评析，尤为周到、中肯。人们不禁要问：乌托邦社会主义为何会延续这么长久，而且只限于英、法、德、意四个西欧国家的作者？笔者认为，这是因为在当时的西欧诸国，早期资本主义都还处于封建制国家内部，且刚刚开始逐步发展。从15世纪后期到19世纪前期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第一阶段，我把它称为封建资本主义。其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经历了从简单协作到手工工场，再到机器生产这样三个阶段；社会主义作为资本主义的继承物和对立物，在封建资本主义阶段也历经乌托邦社会主义的三个发展阶段和三种表现形态。第一阶段是16—17世纪、资本主义简单创作和手工工场初期，以英国莫尔著《乌托邦》、意大利康帕内拉著《太阳城》和德国安德里亚著《基督城》为标志，这三部著作被人们称为乌托邦三部曲或三颗明珠。它们的共同点是采用文学游记形式，描绘了海外仙岛的岛民或者岛内圣城的市民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里集体劳动、集体生活的幸福美满、和谐相处的境况。在这个阶段，还有法国维拉斯著《塞瓦兰人的历史》，也是以文学游记形式、根据见闻实录记述了一个世外桃源般的塞瓦兰人共产社会的胜境。更具特色的是16世纪初德国农民战争领袖闵采尔，他是在深入农村、工场、矿区和城市贫民区领导劳苦大众开展斗争的过程中形成自己关于“千年天国”的乌托邦共产主义思想。乌托邦社会主义的第二阶段是18世纪资本主义手工工场发展时期，这一阶段以英国温斯坦莱的《自由法》、法国摩莱里的《自然法典》和马布利的《论法律和法律的原则》为代表，采取制定法典和阐发法理的形式来表明他们的乌托邦社会主义思想。这显然比第一阶段的文学游记形式更高一筹。到19世纪初世界资本主义进入机器生产时期，这时以法国傅立叶、圣西门和英国欧文为代表的三大乌托邦社会主义者，又更进一步以理论论述形式来论证他们的理想社会。从文学游记到制定法典再到理论论述，这表明乌托邦社会主义在333年之中的一波三折，从初级的感性认识到中级的理性认识，再到高级的科性认识，逐步升扬，其空想成分日益式微，其理想成分日益丰满。乌托邦社会主义发展的这三个阶段是符合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规律的，这也表明人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是随着资本主义的逐步发展而逐渐加深并提高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又反过来推进社会存在，两者的辩证关系昭然若揭。

马克思、恩格斯既继承了乌托邦社会主义合理的科学因素，又批判了其空想的根本错误，更创立了崭新的科学体系，终于使乌托邦社会主义发展并转变为科学社会主义。实现并完成这个发展和转变的关键也不仅是由于马克思、恩格斯建立了唯物史观，发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建立了剩余价值理论，发现了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特殊规律，而且还由于他们认清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论证了无产阶级政党的历史作用、发现了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特殊规律。我认为，正是由于马克思、恩格斯发现了这三个规律，即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特殊规律和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特殊规律，才使乌托邦社会主义发展并转变为科学社会主义。

我们还要弄清一些重要概念的历史演变。“乌托邦”一词1516年就已出现，可是“社会主义”一词直到1803年才在书刊上露头，1832年在法国圣西门派的刊物上才进而把“社会主义”作为与资本主义对立的未来理想的社会制度的名称。到1839年法国经济学家日洛姆·布朗基在其创始性著作《政治经济学说史》中开始把“乌托邦”与“社会主义者”组合为一个单词，即乌托邦社会主义者（utopian socialist）。[7]马克思、恩格斯于1848年在《共产党宣言》中进而把“乌托邦”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连结为一个单词，即“乌托邦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表明乌托邦社会主义与乌托邦共产主义虽然还有区别，但是两者都带有乌托邦性质这一点是相同的。马克思、恩格斯在19世纪40年代继承、批判了乌托邦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创立了共产主义新世界观，但是他们这时认为社会主义是代表社会上层的改良运动，共产主义则是代表社会下层的革命运动，所以他们主张共产主义，反对社会主义。然而，19世纪50年代以后社会主义思想在广大工人当中影响越来越大，共产主义显得曲高和寡，所以马克思、恩格斯这时更多地把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作为同义词使用。从1873年和1874年起恩格斯与马克思都先后自称“科学社会主义”，而较少使用共产主义。我查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他们从未用过“科学共产主义”（直到1897—1898年梅林著《德国社会主义党史》才用“科学共产主义”，见该书四卷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6年版）。到19世纪90年代恩格斯晚年，他进而认识到共产主义是比社会主义更高的社会发展阶段、更长远的奋斗目标。可以这样理解，马克思、恩格斯把乌托邦社会主义发展为科学社会主义，只是大致预测了未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前景。我在这里杜撰一个新词，称之为“科托邦”或“赛托邦”（scientopia，即由science与utopia二词去尾掐头组成）。马克思、恩格斯所预见的这个“科托邦”或“赛托邦”的具体境况要通过社会主义运动从理论到实践的转变来实现、验证和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