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同一个太阳下，欧洲“-”法的历史与明天的“+”法

还是那个太阳，还是太阳下历史编年的重复叙事。

从2000年《京都议定书》拒签，布什的英语说“不”，希拉克的法语、施罗德的德语和普京的俄语说“是”不再是一个肯定词，到2003年出兵伊拉克，布什的英语说“是”，希拉克的法语、施罗德的德语和普京的俄语说“不”也不再是一个否定词，或许帝国偏移了，一个由美国英语表示肯定与否定的时代已经开始。

亚历山大大帝的古希腊语和征服者恺撒的罗马拉丁语，都不曾有过这种话语霸权。

隔着大西洋，布什的英语重新叫响了戴高乐的法语。欧洲人的欧洲。从大西洋到乌拉尔的欧洲。戴高乐是第一个说出这句话而且几十次重说这句话的欧洲人。戴高乐的加法，一个同欧洲一样大的想象，也是一个同欧洲一样大的真实。

在欧洲，一个战争的世纪，既然是从塞尔维亚人的第一枪开始，也好像一定要等塞尔维亚人的最后几枪才结束。枪声零落了，欧洲的政治家们似乎仍然走不出“版图”、“国界”、“占领区”等等词语的边界。他们的政治数学也一直停留在初等的“－”法和“÷”法上。他们在用减法分割过奥匈帝国、用除法分裂过德国之后，又让南斯拉夫联盟在连续的减法中解体。

这是欧洲最后的减法？当欧洲就是世界的时候，他们尽可以在十年战争、七十年战争、一百年战争中减下去。现在，世界已经远在欧洲之外，再减就将减到零。

加法的欧洲。其实，莱茵河的水，阿尔卑斯山的雪，地中海岸的阳光，等等，从来不问什么加与减。况且哥白尼的太阳，牛顿的地球轨道，还有爱因斯坦不可分隔的时空，也没有给欧洲带来多少共同的珍惜、珍爱与珍重。甚至连欧洲精神的许多共名，诸如堂吉诃德挽歌，浮士德梦想，哈姆雷特追问，以及改变了他们耳朵的贝多芬音乐和改变了他们眼睛的凡·高色彩，也都不曾完成一次文化的加法。

仍然是平衡、均势的帝国力学，需要一个横跨大西洋的等式：51州的美利坚合众国与欧盟宪章的欧洲等式。

其实加法不过是减法的还原。也许像历史欧洲的减法从来减不尽一样，欧洲明天的加法也永远加不完。

法德的大陆轴心。

英国，海涛中的岛屿，好像离大西洋的美洲岸近，离大西洋的欧洲岸远。你要知道，当我必须在欧洲和海洋之间作出选择时，我总是选择海洋的。战时，丘吉尔不止一次对戴高乐说过。那自然是一种能够改变海洋的英国岛屿，也自然是一种需要大陆改变的英国距离。

还要加上乌拉尔山东麓与西麓的俄罗斯。大西洋的欧洲也从俄罗斯的太平洋岸，与北美大陆等距离相望。

俄罗斯又回到自己的双头鹰下，虽然它曾随尼古拉二世的皇冠坠地。从拜占庭灭亡的废墟上飞来的双头鹰，一头是拜占庭，一头是罗马。

回到彼得堡，拍岸的波罗的海依旧，守望的青铜骑士依旧。这是天意开启的一扇窗口，我们从这里瞭望欧洲。其实，岂止是窗，又岂止是望？即使是门户也远远不够了。俄罗斯需要有自己伸向大西洋的海岸线。彼得一世之所以敢冒险在瑞典大炮的射程内，在涅瓦河口的沼泽地，兴建帝国的新都，因为他的脚下必须有一个千帆待发的港和一座不容许攻陷的城。

彼得一世知道，由拜占庭到罗马不仅远隔着空间，更远隔着时间。他用漫游西欧的几千里路程走过了西欧的几百年岁月。1717年，巴黎索邦修道院，他在拥抱红衣主教黎塞留的半身铜像时大声说，我宁愿舍弃我的一半国土，为了让他教会我怎样统治国土的另一半。一个著名的彼得一世减式。俄国的一半等于多少？彼得一世谦恭的俄国减法还原了黎塞留主教法国野心的加法。

对彼得一世的减法，先是拿破仑的法国，后来是希特勒的德国，都进行过同样没有结果的逆运算。如果说拿破仑在俄罗斯冰雪中的溃败完成了他在埃及骄阳下的远征，并且以放逐巴黎结束了他的巴黎凯旋，那么希特勒只不过漫画式重复了毁灭罢了—而从巴黎回师的路上，走回了1825年12月14日参政院广场起义的近卫军，从柏林回师的路上，又走回了1991年12月25日降下红场上最后一面红旗的一代。俄罗斯越过拜占庭走回罗马的路竟然是反向的。罗马还在远方。

太阳正年轻，加减重复的历史已经老了。

数学的逻辑不会停止，何况彼得一世并不仅仅追随普鲁士的步兵操典与巴黎芭蕾的脚尖。俄语，在拜占庭的基利尔希腊字母表之后，彼得一世敕令，希腊语的词语、拉丁语的词语直接成为俄语的词语。这是希腊拉丁化之后的斯拉夫化。

改变了俄语也就改变了俄罗斯和俄罗斯人。从那时起，汹涌在法语、德语、英语、意大利语中的思潮，无须过渡，也随波在俄语中澎湃，哪怕在拉丁诸语中是早潮，到俄语已经是晚潮，哪怕晚了一代人，二代人，甚至三代人。经历了尼古拉一世监禁、流放、绞刑的三十年，在俄罗斯，恐怕也只有俄语的词语没有改变自己的性、数和格。

甚至不是隔岸潮声。1827年，赫尔岑和奥迦辽夫在莫斯科燕雀山发出了他们少年的“汉尼拔誓言”。1836年，恰达耶夫的《哲学书简》是俄语的黑格尔和谢林，斯宾诺莎和笛卡儿，是俄罗斯黎明的消息，或者黎明不再到来的通知。30—40年代，在斯坦凯维奇—别林斯基小组的哲学、文学聚会上，每一个震响过巴黎的法语词语，又一次一次听到了震响莫斯科的俄语回声。那是一场场语言的狂欢。像巴纳耶夫回忆的那样，谁也没有料到，这是青春的最后欢宴，是对最美好的前半生的送别，没有料到我们每个人已站在一条边界线上，在边界的那一边，等待我们的是失望，是同友人的分歧，是各奔东西和预期之外的长别离，以及过早逼近的坟墓……虽然莫斯科小组的“落日时分”也同样冥蒙，虽然人散了，人去了，但是那些带着几代人呼吸、心跳和体温的词语，在他们的别离之外，歧路之外，坟墓之外，甚至失败和背叛之外。

过去了一百年。即使布罗茨基流亡异域，也仍然流浪在俄罗斯语言的词语间，流浪在俄罗斯语言的故土。他走不出俄语的边界。语言起初是他的剑，接着成为他的盾，最终变成他的宇宙舱，那永远抛出而不回收的宇宙舱。异乡，外太空般的绝对孤寂，一条不归路，并且永远没有到达，布罗茨基庆幸还有最后守住他的宇宙舱—母语舱。

波罗的海两岸相对，布罗茨基从彼得堡眺望斯德哥尔摩，又从斯德哥尔摩回望彼得堡。眺望与回望同一条波动在天海之间的水平线，布罗茨基的俄语与瑞典语对话，斯拉夫语与拉丁语对话。我们呼吸相同的空气，品尝同一种鱼，被同一场—有时被放射元素污染的—雨淋湿，在同一个大海里游泳，看惯了同一种针叶林。由于风向不同，或者我看到的云先已被你看过，或者你凝望的云已先飘过我眼前。同风，同云，同雨，同海洋，同样开阔的襟怀和视野，最重要的，同一个希腊文化母语和故乡，同，加法，甚至已经是乘法了。

在每一条地平线或者水平线上，既然是数学，为什么不演算下去，不继续求出法兰西的艺术狂想、德意志的哲学思辨、俄罗斯灵魂拷问的自审意识，以及西班牙的**和意大利的风情—种种天资天禀的相加之和，相乘之积，直至完成托尔斯泰历史微积分学的某种方程？为什么不？

假定这样，那么在年轻的太阳下，岁月还小，时间还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