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同一个梦想”出发谈价值的普遍性和特殊性[2]

北京奥运会的口号是“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其核心颇近于时下对价值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议论，但与“普世价值”论的许多赞成者和批评者对它的理解相比，北京奥运会的这句口号包含着一些颇为不同的含义。

“普世价值”是相对于“特殊价值”而言的，而当代世界的一大特征是文化和价值观念的多样性得到普遍承认。在这种情况下，有人尽力寻找诸多“特殊价值”掩盖着的“普遍价值”，以为若找不到这些价值的话，人们就不可能相安无事乃至彼此合作；而有些人则干脆对世界和平、文明对话放弃追求，因为在他们看来，“普遍价值”的说法不过是特殊价值的纹饰和伪装。“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的口号提示我们，在上面两种观点之外，还可能有第三种选择。

“梦想”区别于“现实”；现实生活中不同的群体之间在地理环境、经济条件、政治制度和生活方式方面存在着种种障碍和隔阂，但他们却可以拥有同一个美好梦想；“梦想”区别于“理论”，来到北京的五大洲的人们有各种各样的经济理论、政治理论、哲学理论和其他理论，但他们都可以分享同一个朦胧梦想。无论是“友谊、团结、公平”，还是“更快、更高、更强”；无论是“追求卓越”，还是“重在参与”；无论是“绿色奥运、科技奥运”，还是“人文奥运”——不同的人们对奥运会所象征的这“同一个梦想”的具体内容会有不同理解，但那么多国家的那么多运动员、教练员、观众、记者和国家元首来到北京，充分说明了这个美好而朦胧的梦想的普遍的包容性和广泛的吸引力。

梦想虽然不同于现实，但并非没有现实的作用和力量。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我是谁”这个问题的答案不仅仅在于我的性别、职业、国籍等“现实因素”，也在于我的信仰、追求和“梦想”。梦想往往是无法实现的，但即使无法实现的梦想，也会产生现实的作用。孔子的“知其不可而为之”，造就了一位旷世圣人；司马迁明知孔子对他来说高不可及，但对于这位“虽不能至”的“至圣”的“心向往之”，却既留下了一部不朽名著，也造就了一个伟岸人格。迄今已经29届的奥运会的现实与现代奥运会创始人的初衷未必完全符合，但没有顾拜旦那时候的梦想，就没有这几天全球数十亿观众和他们所心爱的运动员们的喜悦、荣誉和期盼。

用哲学术语来说，对“同一个梦想”的追求也属于“普遍主义”的范畴，但它并不是“本质主义”的普遍主义，而是“建构主义”的普遍主义。建构主义的普遍主义既反对那种否定“普世价值”的观点，也反对那种把“普世价值”仅仅看做是既成之物的观点；在它看来，哪怕在不同的民族和文化之间目前还不存在着普遍认同的价值和立场，我们也不能因此而把普遍主义全盘抛弃。因为，只要不同地区和文化的人们怀抱着“同一个梦想”，只要他们共同努力去实现这种梦想，他们之间的隔阂就会越来越小，沟通就会越来越畅；处于不同位置的人们的眼界或视域，就会越来越接近甚至汇合。这个时候所得到的共同认可的价值既不是你家的“普世价值”，也不是我家的“普世价值”，而是真正意义上的、没有逻辑矛盾的“普世价值”——我们大家的“普世价值”。

但普世价值并不仅仅是处于彼岸世界的未成之物。上面所讲的“建构主义的普遍主义”不仅要与“同一个梦想”联系起来，也要与“同一个世界”联系起来。有了“同一个世界”作为前提，“梦想”就不仅仅是幻想，“建构”也不仅仅是虚构。在同一个世界上发生的生物进化过程和文化进步过程，使世界各地的人们都有喜怒哀乐之情，是非善恶之心，所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在当今世界，“同一个世界”的观念又与“只有一个地球”的意识相联系，由此而深化了同舟共济甚至生死与共的体验。在同一个仅有的地球上生存这个基本事实，要求人们努力克服种种障碍，珍惜共同拥有的资源，应对共同面临的挑战。

其实，北京奥运会不仅以“同一个世界”上的“同一个梦想”，而且以“同一个世界”上的“同一批赛事”提示我们，当今世界的文化和价值的多样化程度哪怕再高，我们也不要轻言普世价值不复存在或未曾存在。

一方面，整个奥运会的举办，包括其中各项赛事的举行，都是由一系列复杂但明确的规则所构成的。来自世界那么多地方的那么多人们汇聚在北京和我国其他一些城市，虽然他们的“价值”可能很不一样，但他们都能够认可并遵守同一些“规则”，说明“特殊价值”和“普遍规则”之间并不一定是水火不容的。这里面有不少复杂问题，比如：人们的这些特殊价值与他们所认可并遵守的这些普遍规则或普遍规范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前者是否构成了后者的“理由”？不同的“理由”能否或如何支持同样的“结论”？撇开这些看似玄奥但很现实的哲学问题不谈，我们可以比较有把握地说，“特殊价值”与“普遍规范”之间是可以同时并存的。

另一方面，从古希腊开始，奥运会就代表着要和平不要战争的主张。如果我们还可以再作一些发挥的话，要和平不要战争的主张也可以理解为用心平气和的讨论代替情绪偏激的争论。在梁漱溟看来，这种心平气和的状态就是理性的状态，而这种意义上的“理性”，是具有跨文化的普遍有效性的。梁漱溟说：“你愿意认出理性何在吗？你可以观察他人，或反省自家，当其心气和平，胸中空洞无事，听人说话最能听得入，两人彼此说话最容易说得通的时候，便是一个人有理性之时。所谓理性者，要义不外乎人平静通达的心理而已。”

哲学界有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说的是新中国成立后艾思奇到北大作了一个批判形式逻辑的演讲，演讲结束后，金岳霖带头鼓掌，并接着说：“艾先生讲得好，因为他的话句句都符合形式逻辑。”在金岳霖看来，一个好的学术讲演的最起码标志，是符合形式逻辑。同样，一篇好的学术论文，包括主张不存在普世价值的学术论文，也应该有这样的预设：其中所述的观点，相信是任何心平气和的人都能够欣然接受的。显然，这恰恰是一种普遍主义的预设。

有人会说：有谁会真正是像梁漱溟所说的那样心气和平、平静通达呢？有谁能完全摆脱名利观念、权力意志之类的影响呢？这话的意思似乎是，这句话本身也一定受到了名利观念和权力意志的影响。既然这样，我们就不必对它过于当真。但我们还是要强调北京奥运会给我们的这样一个重要启示：我们既然身处“同一个世界”，甚至还怀抱“同一个梦想”，我们在陈述观点、交流意见的时候，最好还是要尽可能要求自己做到心气和平、平静通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