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恐慌”和“大意”之间的两难境地[17]

在全国上下抗击“非典”的战斗中，有两种倾向已经引起了人们的广泛注意，一是大意，一是恐慌。从道理上讲，这两种倾向的危害之处大家都很清楚，但问题是，人们往往陷于“不是大意、就是恐慌”这样一种非此即彼的两难之中，而传媒的一些宣传，包括有些专家的建议，则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这样一种局面。

比方说，为了克服人们的麻痹大意思想，我们天天读到、听到、看到有关“非典”的报道、提示和警告。夜色之中，戒备森严、全副武装的人们把“非典”病人转移到定点医院的镜头、有关“非典”死亡率的报道，确实给一些神经衰落的人们的脑海里留下了太深的印象。

于是，为了克服随之而来的比较普遍的恐慌情绪，我们又看到不少专家走出来告诉我们：不要恐慌。他们的做法通常是两个。一是告诉我们恐慌有多少坏处：食欲不振、血压升高、内分泌失调、免疫力下降，等等，说这样反而容易感染“非典”。但是，这样的解释很可能非但没有解除人们的恐慌，反而倒使人们在对“非典”的恐慌之外，又增加了对恐慌本身的恐慌。二是告诉我们感染“非典”的几率其实很低；甚至有专家说，我们在街上走路感染“非典”的概率几乎是零。听了专家的这种建议，有些人就松了一口气，把消毒剂放到柜子里、把口罩放进抽屉里，日子该怎么过还是怎么过。

“不要大意”和“不要恐慌”这两种提醒都很有必要，其理由也都是事实。但问题是我们如何来看待这些事实，如何来理解这些事实依据与我们的关系。

对“非典”的恐慌，源于人们以为自己时时处处都处在“非典”威胁的包围之中：任何一阵风似乎都可能把“非典”病毒吹过来，于是即使家里没有外人来过，房间也要每天消毒七八次；任何人似乎都可能是携带“非典”病毒的传染源，于是“他人是地狱”这句本来只有某些哲学家才很感兴趣的怨言，变成了这几天许多人的座右铭。最伤心的，应该是那些战斗在抗击非典第一线的医生护士们：有报道说，尽管他们自觉地与公众保持隔离，但有人却连他们的孩子也要唯恐避之不及。

对“非典”的大意，一开始往往是因为不知道“非典”的流行情况；后来往往是因为人们知道了，被“非典”感染（更不用说被“非典”击倒）的概率确实非常低——“非典”毕竟是一个小概率事件，而类似的可怕的小概率事件在我们的一生中时时与我们相伴，只不过我们没有去多想它们而已。世界上每天都要发生多少起各种各样形式的灾难，这些灾难落在我们头上的概率是多少，保险公司一定能告诉我们一些数据。保险公司的业务就建立在这些数据之上，而我们之所以会向这些公司投保，也是因为自己心里都承认，这些数据是与我们有关的。但这种关系并不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专家们说得对，与许多其实更为可怕的事情相比，传染“非典”的概率要小得多——尤其是在疫情得到堵截和控制的地区。

说到底，对于“非典”的恐慌和大意往往都是只从自己个人角度来看问题的缘故。恐慌的人们放大了对自己个人的威胁，大意的人们可能缩小、也可能并没有缩小对自己个人的威胁（根据上面的分析，感染“非典”的概率确实本来就非常小，而这样的小概率事件确实不应该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但他们往往没有看到，“非典”不仅仅是一种与个人肌体有关的疾病，而且是与个体之间的社会联系有关的疾病，是一种传染病。从现状来看，特定的个体得这种疾病的概率很低（因此，再说一遍，确实没有理由恐慌），但从趋势来看，如果不加以控制的话，疾病的传染会使得病的人数迅速上升，而这种局面，对于第三产业的比重已经很大、对全国和全球市场的依赖已经很强的当今中国的经济和社会来说，都具有灾难性的后果。在一千万人口的上海，如果每天有一例新增病例，对特定个人来说得病的概率是一千万分之一，可以忽略不计，而对于尽力堵截和控制疫情、维护和改善都市形象的上海来说，则意味着百分之一百地发生了“有新增病例”这件事情。另外，无论是从得病概率来说，还是从经济运作环境来说，不尽早控制非典疫情，说到底也是对我们每个人的灾难。因此，我们不仅可以说：从个人的角度来说不必恐慌，从社会的角度来说切勿大意；我们还可以说：从个人当下的境遇来说不必恐慌，从个人长远的利益来说切勿大意。

同时做到这两方面（既不要恐慌，也不要大意），最重要的是要在怀着平常心过我们的日子、做我们的工作的同时，切切实实地落实中央和地方政府为遏制疫情所采取的措施和颁布的规定。前面讲过，对“非典”疫情之所以不能麻痹大意，是因为它涉及的不仅仅是个人的生物肌体，而且是个人与个人之间的社会联系。在这种情况下，抗击“非典”的胜利就不仅仅依赖科技人员尽早研制出能大量生产和临床应用的药物和疫苗，而且依赖于社会公共管理机构来调节人们之间的社会联系方式。为此政府就要制定一些规章制度，一些人们必须遵守的规则。规则要实现其效果，依赖于它所涉及的人们的普遍遵守。在某个特定场合破坏规则不一定造成不良后果，但由此而导致规则的松懈甚至瓦解，则一定会造成不良后果的。打个比方说，我们上飞机都要接受安全检查。可以这么说，大部分检查都没有查出什么枪支弹药来，这似乎也意味着在大部分情况下我们若违反安全检查的规则，并不会带来什么可怕后果。但是，重要的不是单独的各次安全检查这个事实，而是总体上每次安全检查这条规则，正是这条规则的严格执行，提高了航空安全系数、增强了乘客对飞行安全的信心。一个身体感觉很好的人，在进出省市边境的时候按照要求也需要测量体温，其道理与上飞机安全检查一样（反过来说，一个没有任何不舒服感觉的人天天在家里量体温，就有点像一个人自己测量自己有没有携带武器一样），没有理由像报道中说的有些人那样，抱怨、愤怒甚至躲避。至于那些已经有不舒服感觉、那些从疫情严重地区来的人，尤其是这两条都符合的人，则更应该遵守有关规定，该报告的就要报告，该测量体温的就要测量体温，该隔离的就要隔离。有意违反规定的人，哪怕并没有造成严重后果，就好像上飞机前拒绝安全检查一样，应该受到惩罚。

但是，外在的惩罚再严厉，也毕竟是有漏洞的。关键是每个公民都在为自己眼前的利益和方便着想之外，还要想想自己的长远利益，想想他人和社会的利益，因而切实履行自己的公民义务，包括像不随地吐痰这样的常规要求、像不隐瞒病情这样的特殊要求。

[1] 本文以“和谐社会是党的执政基础”为题发表于《解放日报》“观点”栏目，2004年9月28日。

[2] 本文原载于《社会科学报》，1999年7月8日。

[3] 本文以“从总体水平向平均水平、基本水平转变的深意”为题发表于《解放日报》“观点”栏目，2007年10月31日。

[4] 本文发表于《社会科学报》，2002年12月11日。

[5] 本文发表于《文汇报》“文汇时评”栏目，2006年10月10日。

[6] 本文发表于《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

[7] 本文部分内容以“与‘知识生产’有关的两个基本问题”为题发表于《中国书评》第二辑，2005年8月。

[8] 本文发表于《解放日报》“观点”栏目，2004年8月26日。

[9] 本文发表于《文汇报》“文汇时评”栏目，2003年1月9日。

[10] 本文发表于《文汇报》，2006年8月4日。

[11] 本文曾以“中国发展的精神动力——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为题，发表于《文汇报》，2008年12月18日。

[12] 本文是作者于2007年10月9日在复旦大学举行的“哲学与史学的对话：唯物史观与历史评价”全国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13] 本文发表于《社会科学报》，2003年4月。

[14] 本文发表于《华东师范大学校报》，1999年9月。

[15] 本文发表于《文汇报》“文汇时评”栏目，2001年11月7日。

[16] 本文发表于《文汇报》“文汇时评”栏目，2008年9月21日。

[17] 本文发表于《文汇报》“文汇时评”栏目，2003年5月16日，发表时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