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意义和无意义[12]——瞻仰三位伟人的纪念馆有感

今年前些时候有幸瞻仰了三位伟人的纪念馆，也就是位于湖南韶山的毛泽东同志纪念馆，位于湖南宁乡的刘少奇同志纪念馆，位于北京万安公墓的李大钊烈士纪念馆，感想颇多。

毛泽东同志纪念馆坐落在韶山，与故居、广场、宗祠和滴水洞一起构成了一个很大的纪念建筑群，它们与无数家“毛家菜馆”和纪念品商点构成了一个非常热闹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旅游观光景点。相比之下，纪念馆是对毛泽东进行最全面、最理性介绍的地方，但据我的印象，馆中对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只字未提，尽管如此，毛泽东在“**”期间活动的照片、“**”期间的物件及其复制品，却作为展品和商品满目皆是。在纪念馆的商店里，就像在整个韶山的各处商店，营业员在热情地推销毛泽东塑像。在导游的嘴里，介绍得最多的是有关毛泽东的家乡的风水如何、毛泽东百年诞辰前毛泽东的塑像从南京运来韶山过程中的种种奇迹。

宁乡与韶山所在的湘潭毗邻，要冷清不少，但还是许多旅游团的必去景点。刘少奇铜像不像毛泽东铜像那么金碧辉煌，但整个铜像广场给人感觉似乎更加庄严、更加开阔。刘少奇纪念馆中陈列着刘少奇生平事迹，前面七个展室是有关刘少奇从诞生到“文革”之前的事迹，最后第八馆介绍“文革”后刘少奇平反、追悼会、骨灰撒海仪式等的场景。尽管纪念广场两旁的纪念品商铺不时传出有关“文革”期间刘少奇受迫害的各种声像资料的播放声音，但陈列馆里找不到对1966年到1976年的那段历史的丝毫表述。

北京的李大钊烈士纪念馆规模不大，但坐落在安息着许多名人的万安公墓中，更具有追思场馆而非旅游景点的气氛。纪念馆陈列的实物不多，但图片和文字对李大钊的一生介绍得颇为详细。尽管这里也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相信在有些节日、纪念日，党团组织的瞻仰活动不会太少，但我去的那天下午，整个纪念馆的参观者只有我和我的一位同事，出了万安公墓大门，既没有看见公共汽车，也一直没有拦到出租汽车，最后是付钱让一位私家车的车主把我们拉回西山的卧佛山庄。

李大钊、毛泽东、刘少奇是中国共产党杰出的领袖，同时也是党内的著名思想家。他们的生平事迹、著作思想，无疑是中国共产党、也是中国人民的最宝贵的历史遗产。但瞻仰三位伟人的纪念馆，却让我对这种宝贵历史遗产在当代中国的处境，产生了不少担忧。

在毛泽东纪念馆，我感到毛泽东的遗产有一种被简单化、平面化甚至庸俗化的倾向。在很大程度上，毛泽东在韶山被当成了中国历史上又一位由风水宝地养育出来的真龙天子，成了中国人精神世界中又一个会保佑那些崇拜他、供奉他的善男信女的神灵。他的所有活动和思想都具有神圣的意义，但这种“神圣意义”的超越性即使有的话也并不多，不过是保佑我不仅今天发财而且明天也发财，保佑我家不仅这一代平安、而且下一代也平安。偶尔看到有一两群人在铜像前展开党旗宣读入党誓言，但在周边浓郁的商业气氛、娱乐气氛和民间俗神崇拜气氛之下，这样的政治仪式倒显得有些不那么协调。确实，老百姓祈平安、求富贵的精神需要非常自然，他们心目中的毛泽东能满足这样的精神需要也相当不错，但这种精神需要与一百年前的没有多大区别，而且满足这种需要的工作其他神灵一直在做，用不着劳驾九泉之下的毛主席他老人家来做，更何况人们希望毛主席保佑的许多事情，恰恰是他生前一心想要改变的、甚至废除的。

在刘少奇纪念馆，我感到有一个对历史叙事的高度重视和实际的历史叙事中的醒目空白之间的巨大反差。第八陈列室中有一块巨大的展牌，上面是一幅大海波涛的照片，在这张照片的背景上，书写着九个巨大的汉字：“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这句话是刘少奇讲的。据《刘少奇年谱》记载，1967年7月18日，江青、康生、陈伯达趁毛泽东离开北京之机，组织批斗刘少奇夫妇的大会，并实行抄家和人身迫害。刘少奇在被拉去批斗前对王光美说：“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批斗后，刘少奇被与家人隔离，单独看管，失去了行动自由。“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这句话的含义类似于王安石曾经说过的一句话：“当世人不知我，后世人当谢我。”有学者提出，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史观文化”。我的理解，这种“史观文化”的特点是历史叙述不仅对政治人物起着政治借鉴的作用，不仅对普通百姓起着道德教化的作用，而且对活在此世、活在当下的所有人都有类似于宗教救赎的意义，它给春风得意、乘胜前进中的人们以鼓舞，也给落马失意、身陷囹圄的人们以安慰。刘少奇的“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一语把中国文化的这个传统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结合起来，值得用超大字体不仅写在刘少奇纪念馆，而且写在中国的每一座纪念馆里。但是，恰恰在这个纪念馆，刘少奇讲这句话的时候所处的那段历史，为这句话作注解的那段历史，却几乎只字未提，留下了一个令人深思的巨大空白。

在李大钊纪念馆，我感到中国共产党的一个十分宝贵的理论遗产还没有受到足够重视。纪念馆除了介绍李大钊的革命活动以外，还对他作为北大教授和图书馆馆长的工作进行了介绍。李大钊的著述中，历史、哲学和历史哲学占了相当大的比例。在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中，甚至在整个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上，李大钊都是最重视唯物史观并且对唯物史观作出最好理解的一位。像同时代的许多人一样，李大钊起先也是用“当今世界文明之潮流”来对民主的正当性作进化论的论证，但后来则设法用“物质变动”来对包括民主思潮在内的“思想变动”作唯物史观的论证。值得注意的是，李大钊相当自觉地把历史过程的客观性和价值性统一起来，从而把唯物史观与人道主义结合起来，而不是或者像陈独秀那样简单地推崇自由和人权等观念，或者像瞿秋白那样直截了当地主张“历史工具”论。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李大钊自觉地避免唯物史观与人道主义的外在统一，而主张这两者之间的内在统一。在写于1919年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中，李大钊还认为虽然马克思设法把人或阶级的活动同客观的经济规律协调起来，但又说这种协调“终觉得有些牵强矛盾的地方”。因此他主张对马克思的改造经济组织意义上的社会主义、补充以改造人类精神意义上的人道主义。但过了不久，他似乎不再认为唯物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需要从外部补充以价值、理想、精神和人的自主活动的方面，而认为对人的理想和活动的重视本来就是唯物史观的内在成分、甚至是最重要的成分。在他看来，唯物史观是一种历史观，也是一种社会观，而“社会一语，包含着全体人民，并他们获得生活的利便，与他们的制度和理想”。在介绍唯物史观的意义时，他强调这样一个思想：

“我们要晓得一切过去的历史，都是靠我们本身具有的人力创造出来的，不是哪个伟人圣人给我们造的，亦不是上帝赋予我们的。将来的历史，亦还是如此。现在已是我们世界的平民的时代了，我们应该自觉我们的努力，赶快联合起来，应我们生活上的需要，创造一种世界的平民的新历史。”

李大钊在这里所表达的思想与毛泽东所说的“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是一致的，但可能还更加强调了另外一层意思，那就是人民群众不仅是历史的动力，而且是历史的目的，或如李大钊在1916年发表的文章“民彝与政治”中引用《书经》所说的，“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如果说刘少奇说“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的时候所说的“历史”是指书写的历史或文本的历史，李大钊说“平民的新历史”的时候所说的“历史”则是对象的历史或客观的历史。这两种意义上的“历史”都以人民作为主体，就是说人民既是历史进步的动力，也是历史评价的标准，说到底是历史进步的目的。离开了人民群众的需要和理想的纯客观的历史，并不是李大钊所理解的唯物史观所讲的历史。

李大钊关于历史与价值的关系的思想，仅仅是他丰富的思想中的一个方面。我曾经对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民主观念进行过梳理，觉得在那么多讨论民主的思想家中，李大钊的思想可以说是最丰富、最深刻，也是在今天最具有现实意义的。比方说他结合在日本所受的法律专业训练深入讨论过民主的制度形式和法律保障的问题，他综合穆勒的自由主义传统和卢梭以来的共和主义传统提出了类似于今天所谓“商议性民主”的观念，他结合自己的国学训练和政治实践对民主的本土政治文化基础的改善和培育进行了很好的讨论，尤其对民主与社会主义的关系作了多方面的论述。李大钊所讨论的这些问题、在讨论这些问题时所提出的这些观点，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有很强的当代意义。

但是，尽管有这些丰富思想，李大钊的纪念馆却仍然是门庭冷落，李大钊的理论贡献也很少在今天讨论相关问题的时候被人提起。如果说毛泽东纪念馆提醒我们要防止历史被抽去实质，刘少奇纪念馆提醒我们要防止历史出现空白，李大钊纪念馆则提醒我们要防止历史仅仅被当成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