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发展的精神因素[11]

中国过去三十年的发展，有许多因素发挥作用，国内的和国际的，政治的和经济的，文化的和制度的，等等。这里所说的“中国发展的精神因素”，是指中国发展的主体即中国人民身上活生生的思想、情感和意志追求，他们的性格、习惯和精神气质。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是十全十美的，中华民族也不例外。但作为中华民族近代以来争取自由幸福的伟大历史进程的最近阶段，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既为中华民族的优秀精神传统的发挥作用提供了极好机会，也为这个古老民族涤**身上的污浊，追求伟大的精神复兴，创造了极好条件。从这个角度来说，着眼于未来更好发展的三十年回顾总结，理所当然地包括对中国发展的精神因素的反思和提炼。

中国发展的精神因素包括许多方面和层次，它们在改革开放的不同时期发挥不同的作用。大致说来，我们可以把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分为三个时期。

相对来说，在改革开放第一时期，也就是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末，思想领域的最迫切任务是寻找推动发展的精神动力。无论是消极意义上的思想解放、拨乱反正，还是积极意义上的尊重人民群众的幸福追求、激发中华儿女的爱国热情，以及在新的历史条件和时代背景下巩固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在改革开放的起步阶段都特别重要。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进入全速发展的时期。从1992年到1996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2.1%。到2001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95933亿元，比1989年增长近两倍，年均增长9.3%，经济总量已居世界第六位。这些成就的取得是全国人民在党中央领导下在各个方面努力奋斗、开拓创新、战胜困难的结果，同时也是中华民族久经考验的民族性格和与时俱进的精神品质发挥作用的结果。吃苦耐劳的传统美德，是我国广大普通劳动者成为我国在国际市场上最重要的竞争优势的重要原因之一；坚韧不拔的民族性格，是我们经受住国际、国内的风浪考验的一个重要基础。前无古人的改革事业和机遇与挑战同时并存的全球化浪潮，激发了中华儿女的创业**，也升华了古老民族记忆中的忧患意识。在苏联东欧剧变、全球化浪潮迅猛波及各国、信息技术全面影响社会、国内社会和国际社会都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革和变化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既大胆尝试，勇敢闯关，又虚心学习、认真反思；既在辉煌成就面前居安思危，又在风云突变之际沉着应对；既努力降低改革成本并使之换取最大收益，又广泛借鉴海外经验并使之适应本国国情。尤其值得强调的是，凭着对子孙后代高度负责、为全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崇高使命感，党领导人民不仅勇敢地突破原有发展模式和习惯思维方式，而且及时地把特殊条件下的改革成就转化为经得起实践检验和历史考验的理性承诺和制度安排。这些努力和成就中所体现的中华民族精神品质，值得我们认真总结、精细提炼，并发扬光大。

21世纪以来，我国的改革开放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到了党的十七大召开的2007年10月，曾经一度濒于崩溃的边缘的中国经济，达到了总量世界第四、进出口总额世界第三的发展水平，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发展到总体小康，农村贫困人口从两亿五千多万减少到两千多万，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这种情况下，原先非常突出的“发展不足”的问题有所缓解，而原先尚未引起普遍重视的“发展不当”的问题，一方面在有些领域更加严重；另一方面从总体上说具备了解决这些问题的更好的物质条件、社会条件、思想条件和精神文化条件。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人民的精神世界出现的一些新变化，是提出和解决“发展不当”问题的最重要条件之一。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生活质量的提高而不仅仅是生活标准的提高，关注精神生活的质量而不仅仅是物质生活的水平，关注文化遗产的保护而不仅仅是个人权利的维护，关注整体的生活意义和终极关怀，而不仅仅是局部的利益满足和价值实现。这些变化既是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我国改革开放的精神效应，也是21世纪我国进一步改革开放的精神条件；这些变化的出现既有利于对中国的发展目标作出更加全面协调的理解，或者说有利于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间对中国的发展目标达成更加恰当合理的共识，同时也为实现新的发展目标提供了新的精神条件和精神资源。从某种意义上说，当前我国各阶层人民的精神世界，他们对自己现在生活有什么样的感受和评价，对过去生活有什么样的记忆和理解，对未来生活有什么样的期待和信心，也对我们在新的国际国内条件下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提出了许多令人深思的问题和亟待解决的任务。为了处理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特有的一些文化矛盾，为了在文化上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了在和平发展的道路上继续前进，为人类文明作出更大贡献，我们要通过大力气提高中国发展的主体即广大干部群众的精神境界，来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本身的精神境界。

严格地来说，以上结合1978年以来改革开放三个时期分别谈到的三种精神因素，即推动发展的精神动力、成就发展的精神品质和提升发展的精神境界，对这上述三个时期的每一个时期来说，都非常重要。

首先，不仅对于30年前改革开放的启动和起步，而且对于30年后今天的改革开放的继续深入，发展的精神动力显然都是必不可少的。发展是否具有可持续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从事发展的人们的工作动力是否有可持续性。坦率地说，实现和推动改革发展的一大动力，是人们的物质欲望；解放思想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肯定合法的物质利益和物质欲望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物质欲望人皆有之，但只有适当的、合法的物质欲望能推动发展，因此，发展阶段越高，越要把合法的物质欲望当做一种需要倍加珍惜并细心用好的宝贵资源。另外，在较低阶段上的发展，主要依靠物质欲望就够了，但超过一定阶段的发展，就必须在物质欲望之外寻找新的发展动力。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就是这样一种宝贵资源。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精神文化需求就既是消费者之需求的持续来源，也是生产者和经营者之行为的主要动机。学校教育、文学艺术、舆论宣传等领域工作的一个重要目的，是开发和培育精神文化需求这种发展所需要的高层次发展动力。

其次，不仅在解释我们为什么能取得举世公认的发展成果的时候，而且在展望未来的发展前景的时候，我们不但要关注各个领域的巧妙的制度安排和制度设计，而且要寻找广大干部群众身上的宝贵的人性潜力和精神品质。以中华民族古已有之的忧患意识为例。美国女学者本尼迪克特把日本文化归类为“羞耻文化”，把西方文化归类为“原罪文化”。相比之下，中国传统文化或许可以称为一种“忧患文化”，也就是《易传》所说的“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的精神，乃至《孟子》所说的“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的意识。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要奋斗就会有困难有风险。我们一定要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始终保持对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坚定信念。”这既是对中国发展的精神因素的总结，也是对今后发展中进一步发挥这些精神因素的作用的要求和期望。在我们这个学者们所谓“风险社会”或“全球风险时代”，“忧患意识”要比“原罪意识”和“羞耻意识”更有针对性和时代性。把传统的“忧患意识”与现代的“风险意识”结合起来，意味着我们不仅要“忧道”，而且要“忧贫”；不是要消极地“克己复礼”，而是要积极地“与时俱进”，也就是视风险为挑战，变挑战为机遇。

最后，不仅在改革开放取得伟大成绩的今天，而且在改革开放的全过程，发展的精神境界的问题都至关重要。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在政协第一次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为人民英雄纪念碑撰写的碑文，都是以一种古人所说的“慎终追远”的方式诠释了新中国成立、新中国今后发展的深远意义。改革开放以来，当邓小平同志在20世纪80年代初说“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的时候；当十七大开幕式上全体代表向已故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革命先烈默哀的时候；当国庆节那天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的时候，我们都能感受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深远的精神意义，它超越具体任务、超越特定世代、超越日常追求，而达到一个如李大钊所说的那种境界：“人生本务，在随实在之进行，为后人造大功德，供永远的‘我’享受，扩张，传袭，至无穷极，以达‘宇宙即我，我即宇宙’之究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