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知识生产”有关的三个问题[7]

“知识”一旦与“生产”相连，科学研究就不再被理解为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理论”和“实践”。对邓正来所谓当代中国“知识生产机器”作批判性反思，关键是要强调把科学研究当做既具有工具价值的“生产”，也具有内在价值的“理论”和“实践”。本文并不是要对这观点作全面阐述，而只讨论与此有关的三个看似明白、实则不清的问题：什么是“学术研究”？什么是“学术创新”？什么是“学术贡献”？

1.什么是“学术研究”。

这个问题我一直以为不成问题，直到几年前在美国辅导孩子做回家作业时碰到“研究”的英文对应词“research”时，才觉得它其实并不那么简单。孩子所在的学校六年级有一门课《Science》，其中除了介绍各门科学的基本知识之外，还讲解科学方法的一些基本观念。有一道作业题，左列是“hypothesis”“observation”“experiment”“research”等术语，右列是这些术语的解释，但排列的顺序与左列的不同，要求学生把左列中的某个术语和右列中的相应解释用一条线连接起来。孩子们在顺利地把其他一些术语同它们的解释连接起来之后，发现不知道“research”这个词该同哪个解释相连接。所有其他解释都与相应术语对上了号，只剩下左列的“research”和右列的“prior knowledge”没有用线条连接起来，因为这两者好像不是同一个意思。根据通常的考试技巧，我建议孩子们先把剩下的这两项连接起来再说，但同时又觉得很奇怪，“research”这个词的意思明明是“研究”，怎么会成了“在先的知识”了呢？

第二天放学后，孩子告诉我老师在课上这样讲解作业题的答案：research的意思就是要在人们已经search（探寻）过了之后，再一次（re-）进行探寻，所以，从事“research”的工作，首先就要了解人们先前已经从事了哪些探寻工作——要了解对某个问题人们已经有了哪些“prior knowledge”（在先的知识）。

原来如此！

不管这位老师的讲解是否确切，也不管那本小学六年级《科学》教材是否权威，我觉得让孩子们知道科学研究的第一步是了解别人在某个问题上已经取得了哪些知识、走到了哪一步，确实是非常重要的。科学研究要解决的问题，原则上应该不仅仅是对于特定的研究者来说尚未解决的，而也应该是对于所有研究者来说都尚未解决的。只有解决这样的问题，或者说只有为解决这样的问题作出独特贡献，才算是创新的研究，因而也就是真正的研究，而不仅仅是对前人的工作——常常是对前人的错误——的简单重复。逮住一个问题，不顾前辈和时贤做了哪些工作，只顾自己拍脑袋一路想下去、一路说下去，或许会成为一个很好的别的什么家，但很难成为一个很好的科学家或学问家。

我说“很难成为”，而不说“不可能成为”，是恐怕有人会说我太孤陋寡闻，说我不知道大哲学家维特根斯坦就基本上不读哲学史上的经典著作，也不知道诺贝尔奖得主杨振宁曾告诫过人们，最重要的不是去了解别人对某个问题以前有过什么想法，而是去研究这个问题本身。且不论维特根斯坦和杨振宁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得益于这种研究风格，即使承认他们的辉煌成果确实多亏了这种研究风格，我也觉得，要学维特根斯坦和杨振宁的样而不至于后悔莫及，第一，我们得像维特根斯坦和杨振宁那样碰巧长着一颗特别聪明的头脑；第二，我们得像维特根斯坦和杨振宁那样碰巧抓住了既重要又尚未被同样聪明的头脑光顾过的问题。如果对这两个“碰巧”不是太有信心的话，我们在下决心仿效那两位高人之前，还是三思为好。

其实，不要说自己是维特根斯坦第二的几率实在太小、因而贸然以维氏第二自居可能带来的风险实在太大，就算是碰巧自己果真是哪位奇才的转世灵童，多多了解别人已经做过的工作，也不一定是太大的吃亏。真正第一流的心灵，别人的书虽不是非读不可，但多读几本未必就那么可怕，未必会因此受到玷污。

2.什么是“学术创新”。

最近几年，“创新”“创新成果”“原始性创新成果”等说法在各种地方频频使用。初看之下，这几个概念似乎有些问题。一个概念要有意义，它的对立面也应该有意义。“创新”的对立面是“守成”，“创新成果”的对立面是“不创新的成果”，“原始性创新成果”的对立面是“非原始性的创新成果”。但是，“不创新”的还是“成果”吗？“非原始性”的还算“创新”吗？

形式逻辑讲究非此即彼；逻辑的尺子看上去很公道，但有时也让人觉得有些霸道。其实，在学术研究中，“不创新的”有时候也可以是“成果”；“非原始性的”有时候也不妨是“创新”。如果一定觉得非“创新”就不给开工资、至少是不给发奖金的话，我们不妨这么说：学术创新是可以有不同层次的。在很大程度上，我们看到的真正的学术创新之所以如此匮乏，可能就是因为我们往往忽视了创新是可以、而且应该在不同层次上进行的。

这里我想起冯友兰先生的一段话。冯友兰先生在20世纪50年代末曾经撰文主张，大学哲学系要培养三种人：哲学家、哲学教授和哲学工作者。“哲学家”的特点是自己有一个思想体系，遇见什么问题有自己的看法，有自己的解决办法。“哲学教授”的特点是自己没有什么理论体系，自己没有什么解决办法，但是能够把哲学家的思想融会贯通，用自己的话把它准确地讲出来。“哲学工作者”的特点是专门研究哲学家的著作，对于这些著作做一些文字上的解释，或者翻译，相当于中国从前所谓章句训诂之学。人文社会科学其他专业有没有类似的学术分工或学术分层，我没有绝对的把握，但我猜想多半也是有的。

在我看来，这三类人的工作都可以而且应当是创新的。“哲学家”的工作必须是创新的，这不言自明。达到“哲学家”层次的创新应该是我们追求的目标，这也毫无疑问。但我个人以为，“哲学工作者”和“哲学教授”的工作也大有创新的余地。哲学和文学、历史等其他人文学科一样，都属于所谓诠释性的学科。研读过去的文本，把过去文本的文字搞清楚、意思搞明白、联系搞透彻，是有许多新工作可做的。根据我的切身体会，冯友兰先生所讲的“能够把哲学家的思想融会贯通”并“用自己的话把它准确地讲出来”，是一个不低的要求。像柏拉图、康德、马克思、维特根斯坦这样的哲学家的思想到底是什么，怎样的讲法是真正“融会贯通”，什么样的语言才真正是“自己的话”，等等。对这些问题，一方面，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因此并不是“一加一等于二”这样的简单重复；另一方面，哪些阐述和讲法站得住脚、哪些则站不住脚，学术界也终究是有公论的，因此并不是像“一个针尖上能站多少天使”这样的“捣糨糊”之论。冯友兰先生讲的“哲学工作者”的工作，以今译古、以中译外的工作，也是如此。有这方面经历的人都知道，这种“教外国哲学家讲中国话”的工作是大有讲究的：你不仅可以比别人做得更多，而且可以比别人做得更好。

“哲学家”层次上的创造固然最有价值，但只有建立在“哲学工作者”和“哲学教授”的工作的基础上，这个层次上的创造性才真正可能。应该承认，哲学史上确实有个别天才，他们似乎用不着下“哲学工作者”和“哲学教授”那样的工夫，就能提出高度独创的哲学思想和哲学体系来。但正如冯友兰先生在谈到哲学领域上述分工的同时提到的，像司马迁、李白、杜甫“这些特殊的人，都是可遇不可求的”。就哲学学科而言，这里讲的“遇”大概包括三个方面：除了前面讲的那两条——恰好有一颗天才的头脑，这颗头脑恰好抓住了最根本的新问题——之外，还有第三条：对这些问题的创新回答恰好得到了有眼光、有度量和有权威的同行的赏识。这三方面条件碰在一起的机会极小；哪怕是第三条，也往往很难寄希望于某个特定个人，于是我们才有必要强调学术界的“民主”和“法治”——寄希望于一个好的学术共同体会把“眼光”“度量”和“权威”集于一身。所以，我的看法是宁可先下了“哲学工作者”和“哲学教授”的工夫，才去指望做一名冯友兰先生所说的“哲学家”。否则的话，所谓“自己有一个思想体系、遇见什么问题有自己的看法，有自己的解决的办法”，就极有可能是空中楼阁，学术泡沫。

当然，“哲学教授”和“哲学工作者”的工作，其实也不好做。这两种类型的工作不仅可以是创新的，而且——如果要真正做好的话——必须是创新的。有一句很响亮的话，叫做“不想当元帅的士兵不是一个好士兵”。我不完全赞同这句话，一是因为原本只想当一个好士兵的人，后来也有可能——说不定还更有可能——成为大元帅；二是因为一个没有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元帅，其价值未必就能超过一个有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士兵。但这恰恰也表明，士兵和元帅之间并不存在不可跨越的鸿沟。同样道理，优秀的“哲学工作者”和“哲学教授”，与优秀的“哲学家”一样，都要把创新作为自己工作的一条基本准则。前面讲过，对以往文本的诠释是哲学工作的基本方式，而诠释的工作不能是机械的、古板的；它需要有崭新的视角，独到的方法，需要有高度的想象力和敏感性，需要有出入于不同文本、不同传统和不同学科的条件和魄力，需要有与学术共同体其他成员进行相互批评的诚意和能力。有了这些，也就已经是一个哲学家了，也就有了哲学家的才能、修养和水平。从这个角度来说，不想做“哲学家”的“哲学工作者”和“哲学教授”，确实不是一个好的“哲学工作者”和“哲学教授”。

3.什么是“学术贡献”。

常听人抱怨或自责，说管理学院居然管理混乱，社会学系居然一盘散沙，搞哲学的却斤斤计较，搞心理咨询的却心理压抑。话虽这样说，人们衡量一个管理学院好坏，往往并不看它自身是否管理得井井有条；衡量一个社会学系优劣，往往也不看这个系是否和谐团结。罗素把莱布尼茨的人品描述得非常俗气，但这并不妨碍他同时又说“莱布尼茨是一位千古绝伦的大智者”。弗洛伊德也向别人承认，他是无法诊断自己的心理疾病的。毕竟，人们通常认为，衡量学者之价值的标准是他或他们的学术贡献，也就是上文所讲的学术研究和学术创新的成果——论文、专著、研究报告、设计方案，等等，而不是其个人品质、生活方式和工作方式。

当然，这种观点并非没有异议。学者的“作品”和“人品”的关系如何，对此人们一直有各种说法。相对来说，像哲学这样一种比较依赖于作者的直觉和信念的学科，“作品”对“人品”的依赖性会强一些。但即使在哲学中，也可能出现“伟大作品”和“渺小人品”的并存，尤其如果我们对“人品”作道德主义理解的话。同样，我们确实可以找到一些例子，表明管理混乱的管理学院也可以是很好的，一盘散沙的社会学系也可以是不错的。如果我们把管理学院的行政管理、社会学系的人际交往看做是“工作方式”的内容的话，我们不妨说，学者的学术贡献在于他们的工作成果，而不在于他们的工作方式。

但设想一下，假如我们所说的“工作方式”不仅仅指机构的行政管理和同事的人际交往，而也包括学者们怎么提出问题、研究问题和讨论问题，怎么撰写论文、发表论文和评价论文，我们就会发现，“工作方式”与“工作成果”之间不仅仅是一种外在的关系，学者能作的“学术贡献”也不仅仅局限于学术成果。一个管理学院，哪怕管理再混乱，只要不忙于做应景文章，不鼓励低水平重复、不姑息抄袭剽窃，不贩卖文凭学位，就坏不到哪里去。

知识生产过程包括各个环节，它们各自的意义离不开它们之间的关系。同样一个观点，是否经过合理的研究和论证过程而得到，不仅决定了这个成果能否得到人们的信任、从而在知识生产和社会生活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而且决定了它能否凝结和体现知识进步的必要条件，因而能否通过对它的保存和传递来保存和传递这些条件。中国明代中叶以前的科学技术成果领先世界，但达到这些成果的过程和条件并没有相应地领先世界，因而终于难以为继，落在了人家后面。知识生产的过程与成果的关系，是严复所谓“西学有西学之体用”的重要内容。

学者的工作方式或知识的生产过程之所以重要，还因为知识生产不仅是一种社会活动，而且是一种重要的社会活动，一种在现代社会、知识社会中越来越重要的社会活动。知识生产过程包括各个方面，包括学者个人的研究、学者与同行的关系，以及学术界对学术成果的评价。学者个人的研究过程是否有合理性和创造性，体现了学者个人的素质和状态，而学者个人不仅是社会的成员，而且是社会的重要成员。同样道理，学者与其同行的学术关系，不仅是整个社会的成员之间合作关系的一部分，而且是这种合作关系的重要部分；学术界对学术评价的评价水平不仅是整个社会的正义水平的一个侧面，而且是这种水平的一个重要侧面。当学者们也对马虎、粗糙，甚至倾轧、蒙骗熟视无睹、同流合污的时候，我们还有多少希望来改进社会呢？

因此，就人文社会科学（或“哲学社会科学”）而言，我们在强调它们与自然科学的几个“同等重要”的时候，可能还应该加上一句：它们的知识生产过程、程序和方式，也“同等重要”。考虑到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本身就是它们所研究的对象的组成部分，考虑到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大多使用公众较能理解的自然语言，也考虑到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常常也是面对公众的公共知识分子，我们不妨说，与自然科学的知识生产过程相比，哲学社会科学的知识生产过程与社会生活的关系更加密切，因而也更加重要。

像经济建设一样，文化建设、学术事业也有一个成本问题，也要进行成本—收益比较。在很多情况下，成本收益比较纯粹是量上的：对投入的货币数量和收益的货币数量进行比较。但在有的情况下，仅仅量的比较并不合理。GDP增长不仅要与投资金额这个经济因素放在一起评价，还应该与自然环境和社会状况的变化等非经济因素放在一起评价。同样，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发展成果，也要与相应的成本联系起来考虑：不仅要比较科研成果之数量和质量与科研投入之多少之间的关系，而且要考察，在催生出一批批学术成果的同时，有没有对知识生产的正常过程产生危害。亏损企业可以说是经济上的一种自相矛盾（赢利是企业这种建制的题中应有之义），但它虽然缺乏经济合理性，却还可能有社会合理性（比如生产非营利的公共产品、解决就业问题等）。伪劣论著可以说是一种学术上自相矛盾（学术之名与反学术之实的结合），它往往不仅因为劳民伤财而没有经济合理性，而且因为贻害社会而没有社会合理性：不经过合理研究过程而产生的学术成果会误导人心，不合理的研究过程本身更会成为社会的恶劣榜样，会使公众失去对学术界的信任，会让劣币驱逐良币的法则在学术界大行其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