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当代中国哲学的历史使命

当代中国人所生活于其中的这个时代，正在发生着极其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无论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或是在人类的历史上，都是空前的。这种空前的历史性巨变，呼唤人们创造出与这个伟大的时代相匹配的作为其时代精神之表达的新的中国哲学来。而创造这样一种哲学，对于自近代以来就处于精神上漂泊状态的国人来说，也就是民族精神家园的重建。

1.时代精神的召唤

中国的哲学研究者总是非常谦虚，从来不自称“哲学家”，也从不轻易将这一称谓授予他人。这与其他学科的学者十分平常地自称或互称为“经济学家”、“历史学家”、“数学家”、“物理学家”等，适成一鲜明的对照。究其原因，恐怕与这一学科内的研究者长久以来就丧失了创造力有莫大的干系。但我们所生活于其中的这个时代正在发生着极其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无论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或是在人类的历史上，都是空前的；而这种变化的一个重大结果，就是无可避免地要把中国的哲学研究者推到创造者的地位，用创造精神激励他们，使他们从哲学工作者成为哲学家，呼唤他们创造出与这个伟大的时代相匹配的中国哲学来。

然则，何谓与这个时代相匹配的中国哲学呢？简单地说来，这种哲学应是现今和未来一个时期内中华民族精神的精华。说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是一句老生常谈了，但当人们这样说的时候，往往忘记了马克思所加在“哲学”一词前的“任何真正的”这一限定语。能够与这个时代相匹配的哲学必然是把握住了这个时代中华民族精神的真正的哲学，而不是任何一种哲学。因此，一个时代的哲学并不是自然地成为时代精神的精华的，能够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的真正的哲学，必定是哲学家创造性劳作的结果。

创造这样一种哲学的必要性，从根本上说在于中华民族在新时代健康发展的需要。中华民族在经受了一个多世纪的深重苦难，经过数代人饱含血泪的奋争，终于在新世纪挺立于世界的东方，展现出了民族复兴的灿烂前景。这样一个东方巨人，当他在世界舞台上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之时，便不能没有一种最为基础性的精神观念的内在支撑和引导。这样一种基础性的精神观念便是哲学。没有一种精神观念的支撑和引导，一个人的行为在总体上就很难是合理的，而很可能是非理性的和混乱的。同理，一个民族若没有一种适当的精神观念的支撑和引导，其行为在总体上也很难是合理的。特别是当一个民族处于发展和壮大起来之时，行为的合理性便尤为重要。近代历史上曾经有过不少民族在发展的关键时刻，由于受某种错误的精神观念引导，陷入了非理性的疯狂状态之中，给自己和他人都带来了巨大的灾难。而作为时代精神之表达的哲学，理应为民族精神的健康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2.民族精神家园的重建

然而，并非任何一种哲学都能够对一个民族的行为起到支撑和引导的作用。能够起到这样作用的哲学，必定是与该民族的历史生命息息相关的哲学，而不可能是任何一种与民族精神文化传统无关的东西。就此而言，当代中国哲学的创造，便不能是一种无根的凭空生造，而必定是一种对于传统精神观念的再创造或重建。一种有生命力，能够支撑和引导民族行为的哲学，就构成了一个民族的精神家园；而脱离了民族历史生命的哲学是不能够给予人们一种具有回家了的亲切感的，因而就不是一种精神家园。与其他文化传统相比，中国文化与在当今世界上占主导地位的西方文化之间不仅在各种显性的文化成果上，而且在内在的思维方式上，有着最为显著的不同。这一重大不同已经日益得到中外比较文化研究者特别是比较哲学研究者的深刻揭示。而这种不同必然导致中华民族所认同的精神家园与其他民族的重大不同。或许，其他非西方民族可能对占主导地位的西方文化有更多的认同，但中华民族文化的独特性，使之难以从根本上认同于西方的思维方式。因此，当代中国哲学家的哲学创造能否成功，首要的关键便在于能否成功地延续民族的文化生命，使传统的精神观念在当代获得新生。

就此而言，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趋势或方向可归结为一句话：重建亲切的精神家园。这里的关键词是“亲切的”，它要表达的意思是，我们所要建立的必须是一种能给我们以自自然然的血肉相关感的、我们乐于在其中安居的精神家园，而不是一种出自纯粹理智的、外在于我们的切身体验的东西。

每一种哲学传统都有其内在的真精神，它所体现的不是哲学家个人的主观兴趣，而是一个民族的生活理想，一个民族处理现实与理想的矛盾的全部智慧。人类不同于其他存在物之处就在于人类生活由于语言与意识而造成的理想性之维，由于理想性之维而带来的现实与理想间的紧张关系。而哲学的智慧，说到底，就是对这一紧张以某种方式的化解。由于自然环境、历史经验的不同，更由于人类创造力的不可限定性，不同民族形成了相当不同的解决这一紧张的方式。特别是一个民族在雅斯贝尔斯所说的“轴心时代”所形成的解决紧张的方式亦即智慧方式，有着一种独特的支配性地位。就此而言，每一民族的这种大智慧或哲学的真精神虽然会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改变其表现形态，但其内在的实质却往往是长存的。不同民族的哲学是有着不同的真精神的，特别是那些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民族的哲学更是有着独特的真精神的。这样一种内在的真精神，经过与该民族数千百年的共存，已化成了该民族生活的一个血肉相连、密不可分的部分，成了该民族自然而亲切的精神家园，使得他们只有在这一精神家园中才能感受到生活的意义，才能安居乐业，才能免除背井离乡的精神流浪者之感。一个民族与其固有的精神家园的不可分割性表明，任何一种哲学，只有当其内含或表达了该民族哲学传统的真精神之时，才能够是一种有效的哲学，才能够真正有效地发挥哲学的作用。换言之，一种真正的哲学，必须是能够实际地充作人们的精神家园，即具有其可实践性的理论，而决不能只是一种纯粹理智的东西。一种不能实践的哲学理论是无效的东西。新世纪哲学的目标应当是发展出一种能够实践的理论，以为人们重建亲切的精神家园。

那么，对于国人而言，亲切的精神家园是什么样的呢？一般认为，中国哲学、印度哲学和西方哲学代表着三种取向最为相异的哲学类型。自然，其中所蕴含的也就是三种极不相同的哲学精神。中国哲学的真精神可归结为一种入世的智慧，即一种在生活世界之内调和理想与现实的矛盾的智慧。显然，这与西方传统的理想与现实二元分割的解决取向是极为不同的。许多学者曾指出，中国哲学的这种内在精神最为显著地体现于原始儒家与原始道家的学说之中，而在后世则不同程度地受到了扭曲。而原始儒家、原始道家哲学之中所蕴含的思维方式，则如一些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是类似于马克思、杜威、海德格尔等人的哲学中所体现的那样一种实践哲学思维范式。然而，自近代与强势的西方文化相遇以来，中国哲学便一直处于一种受动状态之中。这种受动性不仅直接地表现为一些文化激进主义者要求全盘放弃包括传统哲学在内的传统文化，而且更为深刻地表现为人们对于传统文化的现代阐释上。在强势的西方话语权威的支配下，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把中国传统哲学纳入了西方哲学的解释框架之中。就是那些对传统文化推崇备至的文化保守主义者，也往往不能超越这种思维定式，甚至比他人更为深刻地把中国哲学西方化了。仅仅从外部批判并不能改变一种思想的实质，而唯有那种借助于某种实体性哲学或主体性哲学思维范式从内部进行的现代阐释，才是最致命的。在这种解释下，传统哲学的真精神就从根本上被进一步扭曲了。哲学所探寻的是人的安身立命之本。但不是任何哲学都能够为任何人提供这种安身立命之本的，特定的人们对于精神家园有着特定的要求。对于缺乏回家了的亲近感的“家园”，人们是不会长久地留恋的。为了生存，为了不被开除“球籍”，我们曾经义无反顾地离开了世世代代生活于其中的“家园”，并试图接受新的“家园”。然而，纯粹为了功利的目的而建立起来的“家园”，并不是适当的安居乐业之所，人们在精神上仍然飘**着、流浪着。因而，我们必须建立起新的精神家园。而为了我们能有一个亲切的新的“精神家园”，我们必须回归中国哲学的真精神，而为了能回归这种真精神，我们便必须回归实践哲学思维范式。

但回归实践哲学思维范式，为国人重建亲切的精神家园，不仅从国人的主观方面看是必要的，而且在客观上亦是可能的。这可能性就在于回归实践哲学思维范式同时亦正是为人类实践方式所决定的思维范式的转换所要求的。如果我们不把思维活动抽象化，而是看成人类生活的一个方面，就不难证明，人们的思维方式与实践方式是必然地内在一致或同构的。一定的思维方式必然对应于、匹配于一定的实践方式，反之亦然。如前所述，西方哲学从古至今所经历的从古代实体性哲学、近代主体性哲学到现代实践哲学的发展变化，正是取决于思维方式与实践方式的匹配关系。古代哲学之为一种实体性哲学，正是因为这种哲学是与古代的实践方式或做事做人方式相匹配的；而近代哲学之为一种主体性哲学，亦正是由于这种哲学是与近代以来的实践方式相适应的。近代以工商经济为基础的实践方式虽然一般而言改善了人类的生存状况，但却也带来了一系列严重的问题，启蒙所承诺的华美约言并未实现，主体性的高扬也带来了主体的异化。这就促使人们去寻求一种能够克服近代实践方式之弊端的新的实践方式。与对这种实践方式探求相呼应，便产生了各种各样的现代哲学。各种流派的现代哲学虽然主张各异，但在力求克服近代主体性哲学思维范式的弊端这一点上，却有着高度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体现在各家现代哲学以不同方式对主客二分的思维定式的超越和向人类生活本身的回归上。这种回归在某种意义上是向人类文明初曙时期那种原始的实践哲学思维范式的回归。而最先明确地建立起实践哲学思维范式的现代哲学家，无疑是马克思。

再回过头来看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我们看到，在刚刚过去的短短的几十年内，竟然急速地走过了西方哲学用了数千年才跨过的理论空间。而制约与引导着这一变化的，正是实践方式的变化，正是在短短几十年内我们的实践方式的急速变化。这些情况表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复归于实践哲学，不仅在为国人重建亲切的精神家园的主观方面是必要的，而且在客观上亦是可能的，甚至是不可避免的。

但回归实践哲学思维范式决不是简单地恢复旧有的东西，而是一种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再创造，是一种返本开新。就中国哲学目下的存在状态而言，这种返本开新主要地涉及传统中国哲学的返本开新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返本开新。如前述，传统中国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本形态都是属于实践哲学范式的，而在后来，它们又都被改造成了实体性哲学或主体性哲学范式，从而其真精神都受到了扭曲。因而，这返本开新首先就是要剥去后人附加在其真精神上的东西，还其本来面目，然后依据国人现今所面临的精神生活中的问题，予以创造性的解决，在对问题的解决中，重建或创建我们新的亲切的精神家园。在这样一种返本开新中，由于两种哲学在原本的思维范式上的类同性，便有可能由之而达成一种真正的融合，即一方面将中国哲学的真精神融贯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之中，使之深度中国化；另一方面则使传统中国哲学真正现代化。而这也就是使我们的哲学成为真正的时代精神的精华。

3.时代精神的升华

马克思的命题“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1]，以及黑格尔的命题“哲学是被把握在思想中的它的时代”，都是人们耳熟能详的名言。但如果我们把真知理解为知与行的一致的话，却也正应了黑格尔的一句名言：熟知并非真知。这不是说，哲学家不想使自己的思想成为时代精神的精华，而是说，哲学家们虽然力求创新，但却往往由于忙于追逐时尚新潮而忽视了对真正时代精神的把握，因而造成的结果是：当今国内哲学界虽然人人竞相创新，但却创新乏力。只要看看当今学界热议的话题，流行的新语，诸如现代性批判、后现代主义，就知道人们对理论创新的理解了。更令人啧啧称奇的是，在一些研究者那里，连古老的儒学也与后现代攀上了亲缘，包裹上了光怪陆离的新装。笔者这里决不是说人们不应该研究这些最新思潮，不应该从中获得借鉴，甚至从中吸纳某些新观念，而是说我们不能把“拿来”本身当作创新，甚至只满足于全然外在地给自己贴上一个新思潮的标签，满足于外观的不断翻新。

对于当代中国哲学来说，何谓中国现时代的时代精神，其实并非什么玄妙高深的问题，而是一个极其平凡的问题，那就是自鸦片战争以来全民族最深切、最强烈的愿望：中华民族的复兴，社会生活的现代化。但问题在于，正由于其平凡，才是基本问题；而正由于其基本，却往往被漂浮在上层的东西遮蔽了，从而被人们忽视了。因此，真正说来，哲学创新便是要回到这个根本之上，真正把握住这个时代精神，并使之升华为哲学理论。而对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说，民族的复兴、社会的现代化之关键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因而，这个根本则进一步具体化为对于这一过程的反思、升华。

就中国社会目前的发展状况而言，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中国道路、中国模式已经得到了广泛的认同。这意味着中国道路不仅是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成功之路，而且具有更为深远的世界历史意义。中国发展的道路和成就对中国理论界提出了三个方面的重大任务：其一是，中国道路不仅大大突破了西方既有现代化理论解释框架，使其捉襟见肘，同时也对既有历史唯物主义的阐释体系提出了挑战，这就要求我们依据中国经验来发展马克思主义，创建新的理论框架；其二是，对外而言，中国道路的巨大成功使中华民族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在国际社会中正在取得越来越重要的经济、政治地位，但在精神文化领域，尚未得到相应的地位，这就要求人们借此契机创造出匹配于经济政治地位的精神文化产品，提升中华民族的文化地位和软实力；其三是，对内而言，中国社会急速进入新的历史时期，意味着必须有新的时代精神以支撑和引导民族健康地发展，而不要重蹈德国、日本等民族在错误观念的引导下对世界和自身造成巨大危害的覆辙。这三个方面的任务不是分离的，而是互相补充的。只有基于能够充分说明中国经验的精神观念，才能够支撑和引导民族健康发展，而只有能够说明中国经验和引导中华民族健康发展的精神观念，才能够获得世界的认同。这样一种精神观念无疑是一个涉及各个精神文化领域的复合性系统，但其核心却必然是哲学层面的观念。

要实现这种时代精神的升华从而达成中国哲学精神重建之目标，在笔者看来，就必须通过对以下三个内在相关的问题的深入研究：其一是对中国道路、中国模式的反思，其二是依据中国经验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再阐释，其三则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再理解。但就目前的情况而言，这三个方面的研究还存在诸多问题。

首先是关于中国道路、中国模式的研究。国内外学界对于中国道路、中国模式或中国经验的谈论和研究开始于世纪之交，兴盛于2004年雷默《北京共识》一文发表之后，而2008年以来的全球金融危机则将之推向了**。在20世纪80年代，鲜有从社会发展的总体方式意义上谈论中国道路、中国模式的，至90年代，中国道路、中国模式等概念开始较多地出现，但往往是从某一行业方面讨论的，如航运、金融、医疗、保险等。从社会发展的总体方式意义上谈及中国道路、中国模式，开始于世纪之交。在一开始，这些讨论基本上都是从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等社会科学层面进行的，直到近几年，才开始有了哲学层面的讨论，但尚未形成哲学界关注的热点，文献数量也很少。已有哲学层面的讨论主要涉及的问题有：用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道路普遍性与特殊性关系理论、东方社会理论对于中国道路的理解，中国和平主义发展对于世界未来发展方式的贡献，中国道路、中国经验所包含的人本思维、功能思维或务实思维、中道思维、和谐思维等方法论原则等问题。这些讨论对于从哲学层面反思中国道路无疑具有开拓性的意义，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些讨论尚欠深入，尚未达到较为全面系统把握的程度。对一些重大问题，如中国经验中的公平正义问题，中国道路与中国市民社会、公共领域、公共精神问题，中国道路对于建构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意义等问题，尚未涉及或涉及不深。

其次是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再阐释。国内学界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再阐释自改革开放以来就已经开始了。围绕着数次大讨论，如真理标准问题、人道主义问题、实践唯物主义问题等，不少学者都尝试着对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阐释体系进行改变。起初，多是出于理论上拨乱反正的需要，后来则逐渐出现了新的阐释体系或阐释纲领。这些新阐释的主要理论倾向是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原则、主体性原则，可一般地称为主体性哲学倾向或转向。这一理论倾向无疑是与实践上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相适应的。而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国内学界则开始了对于这一主体性哲学倾向的反思，并进而提出了一些新的阐释原则。这些原则被表述为实践哲学、后主体性哲学、生存论或后形而上学等，所强调的是对于主体性原则的超越，可一般地称之为实践哲学或后主体性哲学倾向或转向。这两次理论转向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阐释体系的发展，无疑产生了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这两次理论转向也有两方面的重大不足。一个不足是，这两次转向虽然在理论意蕴上适应了中国社会实践的发展，但在理论形式上却往往是借助于其他哲学对于马克思哲学的再阐释实现的，而非经由中国哲学家的创造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内在进展。另一个不足则是由于与中国道路或中国经验凸显出来在时间上的差异，这两次转向均未能包含对中国经验的理论提升。

再次是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再理解。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起初人们大多是从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来理解的。从当时人们所面临的问题考虑，这样一种规定的合理性是显而易见的。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本身又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并不仅仅限于此。如果考虑到中西之间不仅在各种显性的文化成果上，而且在内在的思维方式上，有着最为显著的不同，而这种思维方式上的重大差异不可能不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这一重大的文化事件之中体现出来，因而对于这一问题的深入理解，就应该进一步从思维方式的差异上来提出问题，即考察中西思维方式的差异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的影响作用，特别是考察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典范的毛泽东哲学之形成中中国传统思维方式所起的作用。不从中西思维方式差异的高度着眼，就难以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层中国化。随着研究的进展，人们也从中西文化、中西哲学差异方面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但这些研究大多或只限于从毛泽东等人的哲学思想对于中国传统哲学某些内容的继承和汲取着眼，或者只在一种笼统的意义上谈论中国哲学传统，而并未上升到思维方式的差异上面来。此外，也有一些学者论及中国思维方式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意义，但这些论述中的思维方式概念却多是在一种比较宽泛的意义上使用的，例如，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往往被概括为“‘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致思实用”、“体用合一”、“躬行实践”、“内圣外王”，“哲学与重大现实问题相结合，与伦理、人生问题相结合”，“实学精神”，“强调立足于现实、立足于实践，来发现、把握现实的矛盾运动，发挥人的自觉能动性促成矛盾的转化”等特征。显然，这样宽泛理解的“思维方式”并不足以将中国传统哲学与西方哲学区别开来。近年来则有学者，在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时注意到了中西思维方式的差异，强调了传统思维方式对于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大影响作用，因而对此一问题的研究有重大推进。但就目前的状况而言，这些研究还显得较为粗疏，在理解中西思维方式的差异以及毛泽东等人的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哲学的关系等问题上，还有进一步拓展之宽广空间。此外，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理论与实践关系的规定上来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之内在必然性方面，亦有待深入探讨。

总之，以笔者之见，在对中国道路、中国经验系统反思的基础上，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再阐释，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形态，尚是一个有待完成的重大综合性理论课题。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进行这种研究呢？笔者以为，要成功地进行这种研究，就必须改变以往那种抽象的研究方式，这里指的主要是那种脱离现实实践的只是解释世界的理论哲学的思维方式。

理论哲学思维方式的表现之一就是纯粹的哲学思辨，而无视其他经验性研究成果。但这一前提是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为一种只是满足于解释世界的旧形而上学或理论哲学了，而与马克思主义以改造世界为指向的实践哲学性质是明显不符的。实践哲学，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其对理论或思维的真理性的理解是，“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2]。这就是说，在实践哲学中，并不存在抽象的真理，任何真理都是不脱离实践的，因而是现实的、具体的。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才终其一生不断地推进自己的理论创新，不断地将自己的研究从哲学扩展到政治经济学，扩展到历史学、社会主义理论等领域，以便进一步将理论现实化、具体化，使之更具“此岸性”。那种认为马克思在某一阶段创立了唯物史观，又在某一阶段将其应用于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研究的观念，无疑是一种过于简单化的理解。因此，在实践哲学视野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不是简单地对于既定的普遍原理的个别应用，而本身就是理论的进一步具体化、现实化、此岸化，亦即理论的发展创新。

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最为核心的概念共产主义社会为例，在马克思主义发展中便经历过多次的现实化、具体化过程，而这一过程也就改变了这一概念的内涵，并进而也改变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涵。最初，共产主义社会往往在对于旧社会否定的意义上被理解为一个笼统的整体。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共产主义社会就是对于劳动异化的扬弃，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共产主义也只是被理解为分工和私有制的消灭。但经过长期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和对于巴黎公社革命经验的总结，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提出了共产主义社会两阶段的理论，即共产主义不再被理解为一个笼统的整体，而是被划分为第一阶段和高级阶段，且两个阶段通行完全不同的社会原则，第一阶段的按劳分配的“平等权利按照原则仍然是资产阶级权利”，而高级阶段的按需分配则“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其后，列宁首创社会主义在一国首先胜利的理论，毛泽东首创农村包围城市夺取革命胜利的理论，也都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共产主义社会的观念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涵。但是，毫无疑问，对于共产主义社会观念改变最大者，还是邓小平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而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3]这一理论意味着，共产主义在经过一百多年的探索之后，已经获得了更为现实的规定，包含了更为丰富的内容。

显然，在今天，要对中国道路、中国模式有深刻的把握，也就必须像马克思当年所做的那样，与各相关社会科学进行富有成效的对话，对其实证性研究进行分析、综合、概括、提升，以形成关于中国道路的总体性哲学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