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马克思关于现代性存在论基础的研究
在恩格斯看来,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澄清了“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基本事实:
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2]
恩格斯这里指的是《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这一原理是适用于任何时代的一般性原则,而不是对于现代性的特殊说明,揭示的是现代性存在论基础之前提。这种广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规定,“是一部抽象出来的社会历史本质的逻辑”,“不是可以直接在生活中指认的东西”。以《资本论》及其手稿为代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是对经济力量颠倒地决定人与社会这样一种特定的历史情境的指认”[3]。通过对现代性“资本”原则的揭示,马克思为我们完整地呈现出现代社会生活的面貌,从抽象的人类学之一般规定上升到对现时代的具体说明,“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4]。总体而言,马克思对现代性存在论基础的揭示,可从人类历史之一般与资本逻辑批判两个层面来理解:前者指出一般意义上的生产劳动构成了人类社会存在的基础,是适用于任何时代的一般性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后者则展开了对资本逻辑的揭示,是对现代性加以特殊说明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一、对现代性存在论基础之前提的揭示
恩格斯将历史唯物主义誉为马克思一生之中的两大理论“发现”之一,他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核心命题作出了堪称经典的概括:“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这一历史才能得到说明。”[5]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过程是一场深刻的哲学变革。马克思指出,“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6]。海德格尔就认为马克思“深入到历史的本质性的一度中去了”,马克思“关于历史的观点比其余的历史学优越”[7]。
马克思的哲学变革是哲学思维方式现实化的过程。以往的哲学家都把时代问题抽象化,所以思想的战场表现为韦伯所说的“诸神之争”。康德将形而上学称作“永无止境的纠纷战场”,因为“它所使用的原理既然是超出经验的限度,所以也就不受任何经验的检查”[8]。为了澄清笼罩在现代性思想上的迷雾,康德将主体性确立为现代性的原则,黑格尔将理性确立为现代性的原则,都试图实现哲学的现实化。主体的活动,把历史性引入哲学的视野。但即便是在黑格尔那里,作为历史过程真正主体的并不是现实的人,还是绝对精神的抽象存在,哲学的现实化仍然没有实现。马克思在“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的萌芽”《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提出:“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9]马克思对现实的个人的发现也经历了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实质上就是发现“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10]。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是从人的类本质出发。马克思将人的类本质规定为一种“自由的自觉的活动”,即物质生产劳动。在他看来,这样一种类本质却在私有制的前提下异化了。劳动异化导致人的类本质“变成人的异己的本质,变成维持他的个人生存的手段”。最终则造成“人同人异化”,亦即造成工人与资本家的对立,造成私有财产。而“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11]。在马克思看来,异化劳动是造成人与自然之间、思维与存在之间、自由与必然之间等全部历史中对立的根源。马克思将人的类本质规定为“自由的自觉的活动”,即“改造对象世界”的生产劳动,用人的类本质的异化和异化的扬弃去说明全部历史,说明私有财产的形成和消灭,把全部历史归结为生产劳动的异化与扬弃异化的辩证运动过程。异化理论先验地预设了“人未被异化的本真存在”,把现实视为“异化的非本真人类存在”,然后“通过异化的扬弃恢复人的本真生存”,这种异化复归过程仍然是“隐性的黑格尔神学框架”,“作为人类主体类本质的劳动实质上还是一种先验的主观价值实体”[12]。
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从利己主义的个人出发。马克思通过对法国唯物主义学说的研究,对于物质利益原则形成了新的看法:“正是自然的必然性、人的特性(不管它们表现为怎样的异化形式)、利益把市民社会的成员彼此连接起来……他们不是神类的利己主义者,而是利己主义的人。”[13]马克思在这里强调的是物质利益,或者是利己主义的个人,试图从法国唯物主义传统中寻找哲学现实性的理论资源。王南湜指出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神圣家族》中人的类本质和利己主义的个人之间的思想关系:前者是从作为总体的类本质出发去说明现实的人的状况,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方向,继承了把历史把握为一个矛盾运动过程的辩证法传统;后者则是从利己主义的个人出发去说明作为总体的社会状况,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方向,继承了从自然存在出发的唯物主义传统。[14]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从现实的个人出发。现实的个人是对人的类本质和利己主义的个人的扬弃,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出发点,奠定了现代性批判的理论原点。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人们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同时间接地生产着自己的物质生活本身”,“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的方式,首先取决于他们已有的和需要再生产的生活资料本身的特性”。这种生产方式“在更大程度上是这些个人的一定的活动方式,是他们表现自己生活的一定方式、他们的一定的生活方式”。“生产本身又是以个人彼此之间的交往为前提的”,“这种交往的形式又是由生产决定的”[15]。这些“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一定的个人”,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因而,“社会结构和国家总是从一定的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既然“经验的观察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根据经验来揭示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同生产的联系”,那么就不应当“带有任何神秘和思辨的色彩”[16]。马克思在普遍性的意义上,论述了物质资料生产方式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基础性地位。“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17]从根本上讲,是物质资料生产方式构成了现代性的存在论基础,而不是康德意义上的主体性或是黑格尔意义上的理性。因而,马克思在这里揭示出现代性存在论基础之前提。
这样,现代性现象在马克思这里获得了唯物主义的阐释。马克思从现代性的存在论基础出发,肯定了物质资料生产方式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基础性地位,并在此基础上给予现代政治活动和精神活动以唯物主义的说明。他说:
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从市民社会作为国家的活动描述市民社会,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阐明意识的所有各种不同理论的产物和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而且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这样当然也能够完整地描述事物(因而也能够描述事物的这些不同方面之间的相互作用)。这种历史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形成,由此还可得出下述结论:意识的一切形式和产物不是可以通过精神的批判来消灭的,不是可以通过把它们消融在“自我意识”中或化为“幽灵”、“怪影”、“怪想”等等来消灭的,而只有通过实际地推翻这一切唯心主义谬论所由产生的现实的社会关系,才能把它们消灭;历史的动力以及宗教、哲学和任何其他理论的动力是革命,而不是批判。[18]
马克思对现代性现象的阐释中实际上包含着三对理论范畴: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当然,在马克思这里,生产力相对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相对于上层建筑,社会存在相对于社会意识无疑具有基础性地位,但这并不意味着生产关系、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处于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视野之外。这也是马克思所说的:“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19]这种统一性的基础根植于人类的实践活动,“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20]。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总结了“我所得到的、并且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这是对现代性存在论基础的概括:
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21]
这段话堪称历史唯物主义的经典表述,也构成马克思本人对现代性现象的理论透视。在关于现代性存在论基础的阐释中,马克思的理论框架其实是一个层级系统。在该系统中,社会生活的诸领域并不是并行关系,其中,物质资料生产方式是人类活动的基础,人类的其他各种活动都是建立在这种活动基础之上的。这种对现代性存在论基础的阐释机制蕴含着某种辩证的过程思想。
二、作为现代性批判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马克思给予现代性现象以唯物主义的阐释,确立起物质资料生产方式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的基础性地位,只是说明了人类历史之一般,并没有对“时代”予以特殊说明。马克思对现代性存在论基础的揭示是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最终完成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就成为其现代性批判的出场路径。
在马克思的思想发展过程中,政治经济学逐渐成为现代性批判的主导性话语。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到《资本论》的写作,马克思几乎穷尽毕生的精力来研究现代性的经济现象和经济规律。特别是在1857年,“马克思不止一次预言的”现代资本主义的第一次经济危机终于爆发了,马克思“为得到经济学研究的某种结论转入了近乎疯狂的努力”[22]。他在1857年12月给恩格斯的信中写道,“我现在发狂似地通宵总结我的经济学研究,为的是在洪水之前至少把一些基本问题搞清楚”[23]。1859年,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发表了。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自述了转向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过程:
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18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概括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24]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人的类本质的异化,将人的类本质规定为“自由自觉的活动”,用人的这一类本质的异化和异化的扬弃去说明全部历史,说明私有财产的形成和消灭,把全部历史归结为生产劳动的异化与扬弃异化的辩证运动过程。然而在这里,异化劳动和私有制是互为因果性的,这造成二者并没有得到科学的说明。为此,他不得不深入到经济学中。在该书中,除了占主导地位的人本主义的异化劳动逻辑,还存在着在人本主义逻辑统摄下的某种隐性逻辑,“那种立足于经济现实的客观逻辑正在生长起来”[25]。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以分工理论来中介异化理论,“从现实的个人出发”,将分工作为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互相中介,说明私有制的起源。在《资本论》及其系列手稿中,马克思完成了对现代性本质的透视,全面系统地说明了分工制约下的不同个人的共同活动是如何在现代性条件下导致“物化”,造成人与人的关系采取物与物关系的虚幻形式,揭示出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资本拜物教,从而将现代性的本质判定为一种“物化”。
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是从现代社会生活中最普遍的存在物——“商品”开始的。在《资本论》第一卷的开篇,马克思就谈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我们的研究就从分析商品开始”[26]。商品具有两个基本属性:一个是使用价值,即商品的有用性,它是商品的自然属性;一个是交换价值,即商品的可交换性,它是商品的社会属性。商品的两个基本属性根植于现代社会中劳动所具有的二重性。现代生产过程中的劳动,一方面都是人类劳动力生理学意义上的支出,作为同一的人类劳动或抽象的人类劳动,形成商品的价值;另一方面又都是人类劳动力在特殊的有一定目的的形式上的支出,作为具体有用的劳动,生产使用价值。在马克思看来,作为社会属性的价值构成商品的根本属性。商品中“幽灵般的对象性”,“只是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的单纯凝结”,在商品的生产过程中“耗费了人类劳动力”,“使用价值或财物具有价值,只是因为有抽象人类劳动对象化或物质化在里面”[27]。
商品是现代社会最普遍的现象,但作为现象的商品并不能表征现代社会的本质,相反却遮蔽了本质。商品虽然是一种物,但在现代社会生活中却充满着“形而上学的微妙和神学的怪诞”。马克思揭示出现代社会中“商品形式的奥秘”:
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由于这种转换,劳动产品成了商品,成了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或社会的物。……这只是人们自己的一定的社会关系,但它在人们面前采取了物与物的关系的虚幻形式。[28]
在古代人那里,人本身的需要始终表现为生产的目的;“在现代世界,生产表现为人的目的,而财富则表现为生产的目的”[29]。在现代商品世界里,人手的产物“表现为赋有生命的、彼此发生关系并同人发生关系的独立存在的东西”,“劳动产品一旦作为商品来生产,就带上拜物教性质,因此拜物教是同商品生产分不开的”,这“来源于生产商品的劳动所特有的社会性质”[30]。现代社会建立在交换价值的生产的基础上,商品拜物教构成现代社会的日常意识,也构成现代性的基本观念。
在揭示出商品的本质之后,马克思分析了货币的本质。只有货币固定充当交换活动中的一般等价物,同其他一切商品相交换,并表现其他一切商品的价值时,“商品世界的统一的相对价值形式才获得客观的固定性和一般的社会效力”[31]。货币给现代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其神秘性更为突出:“货币拜物教的谜就是商品拜物教的谜,只不过变得明显了,耀眼了。”[32]张一兵指出在现代社会中货币所具有的哲学意义:“在人类社会历史进程中真实出现的资本主义价值硬通货是真正的非观念的‘一’,是柏拉图的理念和虚幻上帝的实现,而黑格尔的绝对观念之基底正是这个资本(价值实体)的‘一’。”[33]马克思对商品、货币现象的分析影响了西美尔,他在《货币哲学》中指出“货币是人与人之间交换活动的物化”[34],进一步揭示出现代性和现代意识的经济根源。
马克思最终揭示出资本逻辑,这构成其现代性批判的核心。1867年,马克思在《资本论》德文版的序言中说,“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35]。马克思并不奢谈资本之一般,不是将资本视为一个对象,而是作为一种过程,资本逻辑就是一个无限制地增殖自己、膨胀自己的过程。这一逻辑是奠基于资本家追求财富的无限的欲望之上的,资本家成为人格化的资本。就《资本论》的逻辑而言,马克思所关注的并不是生产之一般,而是现代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生产,对商品和货币的分析不过是研究资本逻辑的准备。为此,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特别强调了从抽象上升到具体这一“科学上正确的方法”:
后一种方法显然是科学上正确的方法。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因此它在思维中表现为综合的过程,表现为结果,而不是表现为起点,虽然它是现实的起点,因而也是直观和表象的起点。在第一条道路上,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在第二条道路上,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因此,黑格尔陷入幻觉,把实在理解为自我综合、自我深化和自我运动的思维的结果,其实,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只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把它当作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但决不是具体本身的产生过程。[36]
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从抽象的商品概念出发,进而到货币,最后到资本,一步一步赋予现代性研究以具体的规定性,从抽象上升到具体,说明了现代资本主义的历史性生成。列宁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谈道,“自从《资本论》问世以来,唯物主义历史观已经不是假设,而是科学地证明了的原理”[37]。在对资本逻辑的批判中,“大写的逻辑”和剩余价值学说贯穿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始终,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融为一体,现代性批判的任务得以完成。从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原则到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进展,其实就是从抽象的人类学规定上升到对现代的具体说明,从而完成对现代性存在论基础的揭示。
资本逻辑改变了现代社会的面貌。“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38]其一,“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39]其二,“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资产阶级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40]。其三,“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41]。
资本逻辑的秘密在于对活劳动的吸附,实质上是对剩余价值的榨取。马克思指出:“劳动是酵母,它被投入资本,使资本发酵。”[42]在现代性生产过程中,资本家不但通过延长工作日,从工人身上榨取绝对剩余价值,还通过提高劳动强度,从工人身上榨取相对剩余价值。然而,资本逻辑的秘密却在流通领域,特别是在生息资本这种特殊的资本形态上被遮蔽起来。马克思指出:“如果说资本起初在流通的表面上表现为资本拜物教,表现为创造价值的价值,那末,现在它又在生息资本的形式上,取得了它最异化最特别的形式。”[43]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揭示出资本—利润、土地—地租、劳动—工资这一包括“社会生产过程的一切秘密”的“三位一体的公式”: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神秘化,社会关系的物化,物质生产关系和它的历史社会规定性直接融合在一起的现象已经完成:这是一个着了魔的、颠倒的、倒立着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资本先生和土地太太,作为社会的人物,同时又直接作为单纯的物,在兴妖作怪。[44]
现代性现象与现代性本质并不是直接合而为一的,物化现象和资本逻辑存在着巨大的张力,这正是马克思现代性批判得以建构的场域。在现代社会中,资本正是掩盖其他一切色彩的“普照的光”,也是决定一切存在物比重的“特殊的以太”。
三、奠基在“对象性的活动”基础上的存在论
马克思深入到现代性存在论基础之中,他把资本阐释为现代性的本质范畴,政治经济学批判揭示出资本逻辑在现代社会的贯穿。在马克思看来,“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45]。社会存在具有存在论意义上的基础地位,而意识形态不过是“观念副本”而已。马克思在存在论基础上所发动的哲学变革,颠覆了自柏拉图以降的形而上学传统。
马克思对现代性存在论基础的澄清,乃是出于对柏拉图以降的形而上学难题的反思。康德将形而上学称作“永无止境的纠纷战场”,其实形而上学的难题早在柏拉图那里就已经开始。柏拉图在《蒂迈欧篇》中谈道:“凡生成者必由某一原因而生成”,并且指出,“发现整个宇宙的父亲和制造者,是一件十分必要而又极其艰苦的工作”[46]。如何来寻找这个作为最终者的“第一因”,成为柏拉图为形而上学留下的难题。亚里士多德在《物理学》中提出:“如果这个不能被运动的东西运动了那个东西,而那个东西又运动了其他东西,那么,就会还有一个既包容它们、又不是它们之中的任何一个某物,只有它才是一些事物存在、另一些事物不存在以及不断变化的原因。”[47]他在《形而上学》中进一步指出,“既然被运动的东西又运动,是种中间物,那么,某种不被运动而运动的东西,就是永恒的、现实性的实体”,“显然有某种永恒而不运动的实体,离开感性事物而存在”[48]。因此,必定有某种不是思想意识、却又是思想意识所依据的事物才是作为最终者的“第一因”,才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永恒的、现实性的实体”。然而,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却将“理念”自身神化,在观念的世界中寻求本源。为了解决形而上学的难题,康德将主体性确立为现代性的原则,黑格尔将理性确立为现代性的原则,但他们都是在思想自身的范围内寻找作为最终者的“第一因”。黑格尔哲学作为形而上学之集大成者,乃是柏拉图主义的完成,任何一种形而上学不过是黑格尔哲学的一个“片断”或“支脉”,不只是形而上学之一种,而是形而上学之一切。[49]然而,在黑格尔那里,“主词和宾词之间的关系被绝对地相互颠倒了”,“现实的人和现实的自然界不过成为这个隐秘的、非现实的人和这个非现实的自然界的宾词、象征”,“既然被当作主体的不是现实的人本身,因而也不是自然界,——因为人是人的自然界,——而只是人的抽象,即自我意识,所以,物性只能是外化的自我意识”[50]。在柏拉图以降的形而上学传统中,哲学家们以一种形而上学来取代另一种形而上学,无非是以一种观念来对抗另一种观念。在马克思看来,“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51],形而上学难题的真正解决最终要回到其存在论基础之中。形而上学的秘密就在于“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52]。为此,马克思“不是以一种形而上学去抗衡另一种形而上学”,而是“非常坚决地揭穿一切形而上学的秘密,终结形而上学本身”,从而开启了一条全新的存在论发展路向。[53]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了“对象性的活动”这一基本原则:“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这种生产是人的能动的类生活。通过这种生产,自然界才表现为他的作品和他的现实。因此,劳动的对象是人的类生活的对象化:人不仅像在意识中那样在精神上使自己二重化,而且能动地、现实地使自己二重化,从而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54]至此,马克思把人的感性活动确立为哲学的对象,并确立起感性活动的优先性。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指出黑格尔哲学的三个因素:“斯宾诺莎的实体,费希特的自我意识以及前两个因素在黑格尔那里的必然的矛盾的统一,即绝对精神。”[55]实体、自我意识、绝对精神都不过是对人类生活的一种抽象,其统一性是建立在思辨的基础之上的,因而都是超感性的“唯灵论的存在物”。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费尔巴哈的局限性:“费尔巴哈想要研究跟思想客体确实不同的感性客体:但是他没有把人的活动本身理解为对象性的活动”,“费尔巴哈不满意抽象的思维而喜欢直观;但是他把感性不是看作实践的、人的感性的活动”[56]。最后,马克思以感性的对象性活动来反思以往的哲学,总结了它们的缺陷:
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因此,和唯物主义相反,能动的方面却被唯心主义抽象地发展了,当然,唯心主义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57]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进一步提出“把感性世界理解为构成这一世界的个人的全部活生生的感性活动”,发展出“物质实践”概念,并强调“人们是自己的观念、思想等等的生产者”[58]。吴晓明认为:“‘感性的活动’或‘对象性的活动’乃是构成马克思哲学存在论基础的枢轴,并且因此也构成终结全部形而上学之哲学革命的全新地平线。”[59]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清算了以费尔巴哈、鲍威尔、施蒂纳等为代表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祛除了当时的各种笼罩在现代性社会生活上的神秘面纱。他指出:“关于意识的空话将终止,它们一定会被真正的知识所代替。对现实的描述会使独立的哲学失去生存环境,能够取而代之的充其量不过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但是这些抽象与哲学不同,它们绝不提供可以适用于各个历史时代的药方或公式”[60]。海德格尔也谈到,哲学的终结并非意味着纯粹停滞和不再继续,而是“意味着形而上学的完成”,更意味着哲学从一个终点走向新的起点——思本身,而思的任务所追求的“澄明乃是一切在场者和不在场者的敞开之境”,真理乃是“被思为澄明的那种圆满丰沛的无蔽本身”[61]。对此,海德格尔在存在论的意义上肯定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价值:
无家可归状态变成了世界命运。因此有必要从存在的历史的意义去思此天命。马克思在基本而重要的意义上从黑格尔那里作为人的异化所认识到的东西,和它的根子一起又复归为新时代的人的无家可归状态了。这种无家可归是从存在的天命中在形而上学的形态中产生,靠形而上学巩固起来,同时又被形而上学作为无家可归状态掩盖起来。因为马克思在体会到异化的时候深入到历史的本质性的一度中去了,所以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的观点比其余的历史学优越。
人们可以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来对待共产主义的学说及其论据,但从存在的历史的意义来看,确定不移的是,一种对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东西的基本经验在共产主义中自行道出来了。[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