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现代性批判的问题域
马克思开启了现代性批判的问题域。他不是先在地设定本质，赋予现代性以某种内在的规定，而是从现代性问题最基本的物质规定性和观念规定性入手，将现代性这一现象首先分解为存在论基础与意识形态两个层面的问题，从问题出发展开研究，而不是从体系出发展开研究。现代性问题的物质规定性和观念规定性在马克思那里并不是等量齐观的。物质资料生产方式在社会生活中具有决定性地位，意识形态不过是社会存在的“观念副本”而已。然而，我们所言的存在论基础并非仅仅是指物质层面的考察，因为无论是马克思还是韦伯，从来都没有承认过用经济因素来解释全部现代性现象的合法性，都试图在某种总体性的关照下来揭示现代性的存在论基础，无论是将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相统一，还是将文化层面与制度层面相统一，都涉及对社会历史的一种复杂性理解，这是马克思与韦伯历史观的深层契合之处。[57]如果将现代性的存在论基础等同于对现代性的物质层面考察，无疑会遮蔽现代性批判的理论视域。
马克思通过对现代性现象的反思，深入到现代性的本质之维。在他看来，现代性是建立在机器大工业基础上的商品—货币—资本逻辑运动的产物，这就造成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采取了物与物之间关系的“虚幻形式”，其本质乃是一种“物化”。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规定了这一“物化”的基本维度：“个人在其自然规定性上的物化”和“个人在一种社会规定（关系）上的物化”[58]，一个在生产领域，一个在商品交换的社会关系领域。韦伯把现代社会理解为合理化的产物，合理化构成其分析现代性问题的主要维度，这一原则不仅贯穿现代社会生活，还体现在现代商品生产过程之中，这在某种意义上回应了马克思对现代性本质的判定。
一、存在论基础与意识形态批判
马克思是如何来把握现代性这一时代问题？回答这一问题要从马克思第一部系统地表述其新世界观的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入手。就马克思哲学的思想历程而论，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作为总体性的类本质出发，经过《神圣家族》中从利己主义的个人出发，到《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从现实的个人出发，马克思最终将现实的个人确立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出发点，从而奠定了现代性批判的理论原点。在该书中，马克思与恩格斯一道，“共同阐明我们的见解与德国哲学的意识形态的见解的对立，实际上是把我们从前的哲学信仰清算一下”，虽然原稿在马克思生前未能刊布，“留给老鼠的牙齿去批判了”，但“自己弄清问题”的主要目的已经达到了。[59]《〈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概括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性原则：“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60]不难发现，马克思本人对现代性现象的透视，是从物质层面和观念层面来展开的，以存在论基础和意识形态的形式来表现。这正是吴恩裕所指出的：“我们须知马克思的目的乃在：去估量各种社会上层结构的社会功用和意义；在社会上层结构中，自然包括形式的思想系统。一形式的思想系统，其自身内部，可以与具体的社会事实无关；但此系统之生长、发展和没落，以及它对社会的功能，却是必须由其历史的背景中，去分析的”，“马克思乃是在研究形式系统在其历史背景中的情形；而非研究内部自成一形式系统的系统本身”[61]。
《德意志意识形态》对现代性现象的透视，是从“现实的个人”出发，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已有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人们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同时间接地生产着自己的物质生活本身”，“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的方式，首先取决于他们已有的和需要再生产的生活资料本身的特性”。这种生产方式“在更大程度上是这些个人的一定的活动方式，是他们表现自己生活的一定方式、他们的一定的生活方式”。“生产本身又是以个人彼此之间的交往为前提的”，“这种交往的形式又是由生产决定的”[62]。这些“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一定的个人”，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因而，“社会结构和国家总是从一定的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既然“经验的观察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根据经验来揭示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同生产的联系”，那么就不应当“带有任何神秘和思辨的色彩”[63]。马克思在普遍性的意义上，论述了物质资料生产方式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基础性地位。从根本上讲，是物质资料生产方式构成了现代性的存在论基础，而不是康德意义上的主体性或是黑格尔意义上的理性。因而，现代性的存在论基础是在马克思这里第一次得到科学的阐释。
意识形态不过是现代性社会存在的“观念副本”而已。“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样。”因此，“人们是自己的观念、思想等等的生产者”，“他们受自己的生产力和与之相适应的交往的一定发展……所制约”，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64]。马克思由此出发，清算了以费尔巴哈、鲍威尔、施蒂纳等为代表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祛除了当时的各种笼罩在现代性社会生活上的神秘面纱。他指出：“关于意识的空话将终止，它们一定会被真正的知识所代替。对现实的描述会使独立的哲学失去生存环境，能够取而代之的充其量不过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但是这些抽象与哲学不同，它们绝不提供可以适用于各个历史时代的药方或公式”[65]。
这样，马克思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出发，“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从市民社会作为国家的活动描述市民社会，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阐明意识的所有各种不同理论的产物和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而且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66]。马克思在对现代性现象的辩证阐释中运用了三对基本范畴：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其中，生产力相对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相对于上层建筑、社会存在相对于社会意识具有基础性地位，但这并不意味着生产关系、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处于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视野之外。马克思指出：“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67]这种统一性的基础根植于人类的实践活动，“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68]。
《德意志意识形态》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表述，是对现代性社会历史的逻辑抽象，马克思从现代性的存在论基础出发，驱散了笼罩在现代性之上的纷繁芜杂的哲学思想体系的迷雾。这种对现代性基本问题的澄清是十分必要的，因为，“生产、再生产、生产力和社会关系都不是可见的实体存在，特别是作为社会本质的生产方式是不能用感性经验直接证实的东西”，而在马克思之前，“社会的一切本质关系都是被遮蔽在历史的发生发展过程中”[69]。历史唯物主义“从现代性的存在论基础及其对制度和观念的影响方面”展开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是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中现代性批判的‘基础存在论’”[70]。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具有开创性意义，海德格尔就认为马克思“深入到历史的本质性的一度中去了”，马克思“关于历史的观点比其余的历史学优越”[71]。
韦伯以制度论和文化论来考察现代性现象，延续了马克思从物质层面和观念层面入手来分析现代性问题的基本思路。以《经济与社会》为代表的制度论考察围绕现代性问题的物质层面展开，主要包括经济社会学和政治社会学的研究，可以纳入马克思意义上的现代性存在论基础的范畴；以《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为代表的文化论考察围绕现代性问题的观念层面展开，主要包括宗教社会学的研究，可以纳入马克思意义上的现代意识形态批判的范畴。
二、“物化”的双重维度
马克思把现代性这一现象分解为物质层面和观念层面，鉴于物质资料生产方式在现代性的生成过程中所具有的基础性地位，他对现代性本质的揭示就主要以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路径出场。在马克思的思想发展过程中，政治经济学逐渐成为现代性批判的主导性话语。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到《资本论》的写作，马克思几乎穷尽毕生的精力来研究现代性的经济现象和经济规律。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自述了深入到现代性本质的过程：
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18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概括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72]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人的类本质的异化，将人的类本质规定为“自由自觉的活动”，用人的这一类本质的异化和异化的扬弃去说明全部历史，说明私有财产的形成和消灭，把全部历史归结为生产劳动的异化与扬弃异化的辩证运动过程。然而在这里，异化劳动和私有制是互为因果性的，这造成二者并没有得到科学的说明。为此，他不得不深入到经济学中。在该书中，除了占主导地位的人本主义的异化劳动逻辑，还存在着在人本主义逻辑统摄下的某种隐性逻辑，“那种立足于经济现实的客观逻辑正在生长起来”[73]。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以分工理论来中介异化理论，“从现实的个人出发”，将分工作为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互相中介，说明私有制的起源。在《资本论》及其系列手稿中，马克思完成了对现代性本质的透视，全面系统地说明了分工制约下的不同个人的共同活动是如何在现代性条件下导致“物化”，造成人与人的关系采取物与物关系的虚幻形式，揭示出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资本拜物教，从而将现代性的本质判定为一种“物化”。
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规定了“物化”的双重维度：“个人在其自然规定性上的物化”和“个人在一种社会规定（关系）上的物化”[74]，一个在生产领域，一个在商品交换的社会关系领域。芬伯格把这种双重维度称作“产品和过程的批判”[75]。前者是人在一定社会形式中对自然的占有，是生产劳动的对象化过程，即在生产过程中，人以自己的目的改变着对象。马克思对生产领域的“物化”持一种有所保留的肯定。在他看来，这是任何历史条件下都必然发生的，而不是现代社会特有的产物，他甚至将未来理想社会的建立奠基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但他还是意识到生产—技术对工人的损害。后者是在现代商品交换中形成的特定的社会关系的“物化”，并且先是通过商品关系，进而通过货币关系，最终通过资本关系得以全面呈现。这种社会关系领域的“物化”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颠倒为物与物之间的对象性关系，实际上人自己创造出来的物的关系反过来又奴役人。马克思对这种社会关系的“物化”无疑是持批判态度的，他对现代性的批判实质上是对现代性生产关系的批判。据此，芬伯格指出：“技术进步实现了普遍效用的发展，但是实现这些发展的具体形式则完全是由社会权力所决定的。这些发展是在这种社会权力之下所完成的，同时也确保它们服务于这种权力的利益。”[76]
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重点不是放在直接的物质生产领域，而是集中在商品交换的社会关系领域。《资本论》集中批判的不是商品、货币，而是资本，前者只是作为后者的理论前提，就此而言研究的重点是在商品交换中、资本主义兴起的历史中形成的“社会规定（关系）上的物化”。马克思的时代已是机器大工业时代，虽然现代性的生产技术无疑已成为一种重要的现象，在马克思的著作中也存在着对现代性的生产技术丰富的论述，但这并不构成其现代性批判的主导性范式。在马克思看来，现代性的生成最终是以“物化”的社会关系形式来完成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神秘化，社会关系的物化，物质生产关系和它的历史社会规定性直接融合在一起的现象已经完成：这是一个着了魔的、颠倒的、倒立着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资本先生和土地太太，作为社会的人物，同时又直接作为单纯的物，在兴妖作怪。”[77]正是“物化”的表象与本真的存在之间的张力，构成现代性得以生成的空间；也正是现象形态和事物的本质的分离，使得政治经济学在马克思那里成为了一门揭示现代性本质的科学。
马克思将现代性的本质判定为一种“物化”，他一方面基本肯定了“个人在其自然规定性上的物化”（他也意识到这一过程造成的对工人的损害），另一方面又否定了“个人在一种社会规定（关系）上的物化”。基于对“物化”双重维度的不同认识以及由此形成的理论立场，马克思构建了对现代性的超越机制。马克思的分工理论除在社会关系层面上造成私有制的形成这一生产关系层面上的变革之外，在一定程度上也涉及生产的技术方式层面上的人的生存状况的异化，但马克思本人并没有循此发展出一套技术批判理论，因为他将超越现代性的希望寄托于生产—技术的发展，设想通过物质生产的发展来实现人的自由发展。将生产—技术作为破解现代性问题的手段却又引发出新的问题，因为技术本身成为需要批判的对象。
韦伯把现代社会理解为合理化的产物，合理化构成其分析现代性问题的主要维度，这一原则不仅贯穿于现代社会生活，还体现在现代商品生产过程之中，这在某种意义上回应了马克思对现代性本质的判定。韦伯的“现代性诊断”虽然没有直接导出对形式合理性以及现代科技的批判，但他对现代性后果的忧虑已经包含了后来技术批判的主要因素，因为科学和技术在他那里就是形式合理性的核心内容。韦伯从生产过程领域的“物化”出发，“去除了马克思更深一层关注的物化和颠倒了的社会关系”[78]，最终，现代技术与科学在哈贝马斯那里，沦为“一种否定性的力量，作为意识形态，它已经蜕变为一种统治的合法性”[79]。
围绕现代性批判，马克思与韦伯的思想发生了时代性相遇。马克思开启了现代性批判的问题域，在这一理论视域中，现代性现象被分解为存在论基础与意识形态两个层面的问题，现代性的本质被判定为“在自然规定上”和“在社会规定上”的“物化”。然而，开启并不意味着完成，更不意味着终结。马克思为我们呈现出现代性批判的问题域，他对现代性问题的思考是富有启示意义的，但这一工作马克思生前并没有完成，他为我们留下的是思想的遗产。马克思深入到现代性的存在论基础之中，在他看来，现代性并不是一种“物”的实体性存在，而是为颠倒的物像所掩盖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韦伯寻求现代性兴起的精神动源，把现代性理解为生活的各种领域的合理化过程，也即形式合理性的贯彻和完全实现。形式合理性作为一种工具理性行为，来源于达到目的的手段，这种手段就是科学和技术，科学和技术就成为工具理性的核心内容。马克思与韦伯分别从各自的视角出发，展开现代性批判。然而，视角又是特定的，都是基于某一本质的透视。既然任何试图同时从两个视点出发的透视都是不可能的，那么马克思与韦伯的“现代性诊断”势必是不同的。为此，我们将围绕存在论基础、意识形态批判、社会关系层面的“物化”、生产过程层面的“物化”四大问题展开马克思与韦伯的现代性研究的比较。需要说明的是，韦伯对现代性的制度论和文化论考察中都贯穿着合理化的思想主线，技术批判是其合理化论题的一种拓展，为了叙述的便利，本书将首先讨论社会关系层面的“物化”，然后分析生产过程层面的“物化”。
[1] 〔德〕施路赫特：《理性化与官僚化》，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第58页。
[2] 丰子义：《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当代解读》，俞吾金：《马克思对现代性的诊断及其启示》，参见《马克思哲学与中国现代性建构》，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第11、21页。
[3] 〔美〕贝斯特、科尔纳：《后现代转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第100页。
[4] 《列宁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第4页。
[5] 参见〔德〕玛丽安娜·韦伯：《马克斯·韦伯传》，转引自〔美〕本迪克斯：《马克斯·韦伯思想肖像》，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第4页。
[6] Gerth&Mills，From Marx Weber：Essays in Sociology，New York，1946。转引自〔德〕韦伯：《韦伯作品集Ⅰ：学术与政治》，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第36页。
[7] 如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二卷、第三卷分别在1885年、1894年由恩格斯整理出版，《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在1932年由苏联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整理刊布；韦伯的《经济与社会》在1921年由玛丽安娜·韦伯首次整理出版、在1955年由约翰内斯·温克尔曼再次修订出版。
[8] 马克思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主要创始人，并透过对西方经济、政治和思想的影响改变了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进程；韦伯身后虽然没有产生所谓的“韦伯主义”，但通过帕森斯的中介影响到现代社会学理论，并透过青年卢卡奇的中介影响到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
[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第6页。
[1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第7页。
[11] 洪镰德：《从韦伯看马克思》，台北，扬智文化，1998，第18—19页。
[12] 〔美〕本迪克斯：《马克斯·韦伯思想肖像》，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第1页。
[13] 〔美〕本迪克斯：《马克斯·韦伯思想肖像》，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第2页。
[14] 〔美〕本迪克斯：《马克斯·韦伯思想肖像》，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第2页。
[15] 顾忠华：《韦伯学说》，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第4页。
[16] 参见〔德〕施路赫特：《理性化与官僚化》，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第140页。
[17] 参见苏国勋为《韦伯作品集》撰写的“序言”，转引自〔德〕韦伯：《韦伯作品集Ⅰ：学术与政治》，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第5页。
[18] 〔德〕韦伯：《韦伯作品集Ⅰ：学术与政治》，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第5—6页。
[19] 韦伯遗孀玛丽安娜·韦伯谈道，“新世界的景象对韦伯产生了强烈的**”，并详细记述了此次美国之行对韦伯思想的影响。参见〔德〕玛丽安娜·韦伯：《马克斯·韦伯传》，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第320—349页。
[20] 〔德〕玛丽安娜·韦伯：《马克斯·韦伯传》，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第372—373页。
[2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第100页。
[22] 顾忠华：《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导读》，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第18页。
[23] 〔法〕雷蒙·阿隆：《社会学主要思潮》，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第91、93、102页。
[24] 郑昕：《康德学述》，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第1页。
[25] 〔德〕施路赫特：《理性化与官僚化》，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第58页。
[26] 〔德〕施路赫特：《理性化与官僚化》，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第55页。
[27] 顾忠华：《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导读》，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第90页。
[28] 帕森斯是将韦伯引入英美社会学界的关键性人物。他的博士论文以《德国最近文献中的资本主义概念》为题，并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和《经济与社会》翻译为英文。他对韦伯的诠释是为自己的结构功能理论服务的，并不忠实于韦伯思想的原貌，甚至出现过一定程度的歪曲。但随着美国为巩固霸权地位在思想文化领域大力输出以结构功能主义为骨干的“现代化理论”，帕森斯的韦伯诠释曾一度成为韦伯研究界的主导范式。
[29] 〔英〕特纳：《探讨马克斯·韦伯》，转引自〔德〕韦伯：《学术与政治》，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第185页。
[30] 俞吾金等：《现代性现象学》，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第28页。
[31] 俞吾金等：《现代性现象学》，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第34—36页。
[32] 〔德〕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第23页。
[33] 〔德〕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第19页。
[34] 〔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第6—7页。
[35] 〔德〕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第59页。
[36] 〔德〕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第20页。
[37] 丰子义：《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当代解读》，俞吾金：《马克思对现代性的诊断及其启示》，参见《马克思哲学与中国现代性建构》，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第11、21页。
[38] 〔美〕贝斯特、科尔纳：《后现代转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第100页。
[3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第276页。
[40] 〔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第77—78页。
[41] 〔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第15页。
[42] 〔德〕海德格尔：《面向思的事情》，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第76页。
[43] 仰海峰：《后现代语境与马克思哲学总体性概念的再思考》，参见《马克思哲学与中国现代性建构》，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第104页。
[44] 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基本上是在20世纪50、60年代集体编写，大都打上了明显的苏联教科书体系的烙印。其蓝本是斯大林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四章第二节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经过尤金、米丁等人的修订和完善，逐步得以形成。不可否认，该教科书体系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过程中发挥过重要作用，但由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机械划分导致自然和社会历史的割裂，造成“实践”只是外在地安置于体系之中这一根本性缺陷，从而否定了马克思哲学革命的意义。
[45] 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的学科建制，最早出自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反杜林论》分为三编，即哲学编、政治经济学编和社会主义编。但《反杜林论》却是一部论战性的著作，其初衷不是为了系统地阐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而是为了批判杜林的思想体系。如同恩格斯自己说的，为了批判杜林，“我不能不跟着他到处跑，并以自己的见解去反驳他的见解”，“这本书的目的并不是以另一个体系去同杜林先生的‘体系’相对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第347、344页）。列宁在1913年为纪念马克思逝世三十周年而写的《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一文，最终确立起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这一学科建制。
[46] 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第8页。
[47] 〔德〕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第2页。
[48] 顾忠华：《韦伯学说》，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第54页。
[49] 顾忠华：《韦伯学说》，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第73页。
[50] 顾忠华：《韦伯学说》，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第73页。
[51] Karl L?with，Max Weber and Karl Marx，London，Boston：George Allen & Unwin，1982，p.25.
[52] 参见洪镰德：《从韦伯看马克思》，台北，扬智文化，1998，第62—90页。
[53] 〔英〕吉登斯：《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第219页。
[54] 参见洪镰德：《从韦伯看马克思》，台北，扬智文化，1998，第123—150页。
[55] 〔英〕特纳：《探讨马克斯·韦伯》，转引自〔德〕韦伯：《学术与政治》，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第187页。
[56] 张盾：《马克思主义当代视域中的韦伯》，《南京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
[57] 参见张盾：《马克思主义当代视域中的韦伯》，《南京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
[5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第176页。
[5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第34页。
[6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第32页。
[61] 吴恩裕：《马克思的政治思想》，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第15页。
[6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第67—68页。
[6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第71页。
[6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第72页。
[6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73—74页。
[6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92页。
[6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第32页。
[6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第73页。
[69] 张一兵：《回到马克思》，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第492—493页。
[70] 罗骞：《论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及其当代意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第4页。
[71] 〔德〕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上，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第383页。
[7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第32页。
[73] 张一兵：《回到马克思》，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第287页。
[7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第176页。
[75] 〔美〕芬伯格：《技术批判理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第54页。
[76] 〔美〕芬伯格：《技术批判理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第57页。
[7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第938页。
[78] 张一兵：《回到马克思》，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第577页。
[79] 俞吾金：《从意识形态的科学性到科学的意识形态性》，《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