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马克思与韦伯比较研究的前提

马克思和韦伯的时代相隔近半个世纪，但他们的生平却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如果以韦伯晚年具有总结意义的《学术与政治》来反观，两人的人生经历无非是以学术和政治作为毕生的“志业”。马克思作为无产阶级职业革命家，却接受过系统的学术训练，并一度试图谋求大学教职；韦伯是一位大学教授，却不是一个局限于书斋的学院派，声称“我根本不是一个真正的学者”，“科学研究对于我首先是一种业余消遣”[5]。马克思以“改变世界”而不是“解释世界”来自期自许；韦伯“属于最后一代的‘政治教授’”，“在对学术做出超然的贡献之余”，“同时还是政治上的领导人物”[6]。两人都是学者，一生之中的主要工作都围绕著述展开，艰苦的研究工作却都严重地损害了他们的健康。虽然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和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在他们生前就已经产生重大的社会反响，但其主要著作却是在身后才得以面世[7]，并产生世界性的影响。[8]两人都是政治家，虽然都对现实的政治运动满怀热情，但实际从政的经历却很有限。马克思曾积极投身1848年革命，并一度中断学术研究来领导“国际工人协会”（第一国际）；韦伯曾作为德国代表团顾问，参加过“凡尔赛和谈”，还担任过魏玛宪法起草委员会的顾问。遗憾的是，这些时期在两个人的一生之中都很短暂，他们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更多的是扮演“思想导师”或是“精神领袖”的角色，最终他们还是选择回到书斋反思时代的精神。为什么马克思与韦伯具有如此相似的人生轨迹呢？马克思在中学论文《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中给出了答案：

如果我们生活的条件容许我们选择任何一种职业，那么我们就可以选择一种使我们最有尊严的职业；选择一种建立在我们深信其正确的思想上的职业；选择一种能给我们提供广阔场所来为人类进行活动、接近共同目标（对于这个目标来说，一切职业只不过是手段）即完美境地的职业。[9]

在选择职业时，我们应该遵循的主要指针是人类的幸福和我们自身的完美。不应认为，这两种利益是敌对的，互相冲突的，一种利益必须消灭另一种的；人类的天性本来就是这样的：人们只有为同时代人的完美、为他们的幸福而工作，才能使自己也达到完美。[10]

马克思与韦伯都以现代人的生存境况为关怀，将学术和政治确立为终身的“志业”，立志追求“人的解放”，“抱着这番**与这种批判态度，来进行社会现象之研究”，“对人类存在的现实问题，尤其是在资本主义体制下现代人生活情境的整体，进行认真的考察和严肃的省思”，“为现代人的处境与命运找出自知之明”[11]。

一、马克思与韦伯之间的时代性相遇

韦伯于1864年4月21日出生在普鲁士图林根（Thüringen）的爱尔福特城（Erfurt）。父亲老马克斯·韦伯出身于德国西部一个纺织工场主家庭，是位训练有素的律师，在俾斯麦统治时期曾任民族自由党的议员。有趣的是马克思的父亲亨利希·马克思也是一位律师。韦伯在幼年就见过狄尔泰、蒙森、施密特、特赖奇克、济贝尔等著名学者。1882年，他进入海德堡大学学习法律，还广泛涉猎经济学、历史学、哲学和神学。马克思在波恩大学和柏林大学最初学习的也是法律，同样也对哲学和历史怀有浓厚的兴趣，最后在耶拿大学取得哲学博士学位。

1884年秋，韦伯在斯特拉斯堡服兵役期满后回到柏林大学继续读书，其间又多次回到军队参加军事训练。最终，他于1889年以《论中世纪商业团体的历史》为题，通过博士论文答辩。该论文考察了“由若干人共同分担一个企业的成本、风险或利润的法律原则”[12]。1891年，他完成大学任教资格论文——《罗马农业史及其对公法和私法的影响》，该文“考察了罗马社会土地测量的方法、各种地产所使用的名称以及现存罗马人论农业的著作，据此分析了罗马当时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发展”[13]。1892年，他作为柏林大学的讲师，对易北河以东省份的农业工人状况做了广泛的调查，并发表了一份900页的报告。[14]1894年秋，他受聘为弗莱堡大学经济学教授，并于1895年发表《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的就职演讲。1896年，他受聘为海德堡大学政治科学教授。在那里，围绕在他身边，逐渐形成了一个“韦伯圈”，包括文德尔班、李凯尔特、拉斯克、特勒尔奇、桑巴特、腾尼斯、西美尔、雅斯贝尔斯、卢卡奇、布洛赫等著名学者。1903年，他和桑巴特、雅费合作创办了《社会科学与社会政策文库》。在随后的1910年，他和腾尼斯、西美尔一起创建了德国社会学学会。然而，韦伯的学术生涯却多次受到健康状况的威胁，以致不得不中断研究工作进行休养。1919年，韦伯接替布伦塔诺，担任慕尼黑大学教授，开设经济社会学讲座，这些讲演在其身后以《世界经济通史》为名出版。1920年6月14日，韦伯死于肺炎。

韦伯的现代性研究包括文化论和制度论两大部分内容。同马克思一样，韦伯撰写了大量的著作，正在编订中的《韦伯全集》有34册之多。[15]《韦伯全集》的编订者施路赫特提出了韦伯著作三个阶段的划分。[16]在第一阶段，对“古代与现代农业发展”和“古代与现代的资本主义”的双重兴趣构成主要内容，并持续到第二阶段；在第二阶段，关于现代资本主义“精神”和人文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研究构成主要内容；在第三阶段，《经济与社会》和《世界诸宗教的经济伦理》两部互为补充的著作构成主要内容。其实，关于韦伯著作的诠释历来存在着两大流派——文化派和制度派。“前者主张思想、观念、精神因素对人的行动具有决定作用，故而韦伯冠名为‘世界诸宗教的经济伦理’这一卷帙浩繁的系列宗教研究（包括基督新教、儒教、印度教、犹太教等）是其著作主线；后者则强调制约人的行动背后的制度原因才是决定的因素，为此它视《经济与社会》这部鸿篇巨制为其主要著作。”[17]然而，对韦伯这样一位深刻影响现代社会理论发展进程的思想家，任何一种概括相对于其著作丰富的思想内涵而言都未免有失偏颇，都无可避免地会遮蔽其思想的本来面目，容易落入以一种片面性取代另一种片面性的窠臼。苏国勋就指出：

韦伯既不是通常意义上的观念论者或文化决定论者，更不是独断意义上的唯物论者，因为这里的宗教观念是通过经济的伦理对人的行为起作用，并非纯粹观念在作用于人；而制度因素既包含经济制度，也包含法律制度、文化制度，并非只是经济、物质、利益方面的制度。换言之，一般理解的观念—利益之间那种非此即彼、对决、排他性关系，在韦伯的方法论看来纯属社会科学的“理念型”，只有在理论思维的抽象中它们才会以纯粹的形式存在，在现实生活中它们从来就是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彼此包容的、即所谓的“镶嵌”关系。[18]

解读韦伯的思想势必要基于某种“总体性”，必须将以《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为代表的“世界诸宗教的经济伦理”与《经济与社会》两大主题进行综合考量，否则都难以避免片面性。

同马克思一样，韦伯密切关注当时资本主义的发展状况。1904年，韦伯出席了在圣路易斯世界博览会期间举行的人文与自然科学大会，并对美国进行了为期三个月的考察。[19]在那里，他到处都能看到“现代资本主义精神起源的鲜明轨迹以及这种精神本身纯正的‘理性类型’”[20]。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谈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典型地点是英国，“我在理论阐述上主要用英国作为例证”[21]。韦伯时代的美国，已经同马克思时代的英国一样，成为当时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对美国的考察为韦伯的现代性研究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材料：

美国最惊人的不只是那壮观的粗野景象，也有它沉稳的一面；爱的力量、善意、公正以及对精神性的执着意志，这尤其在宗教的虔敬上表露无遗。这种一方面显示着资本主义无比旺盛的企图心，以最密集的作业效率创造财富，同时又浸**在宗教热情里的奇特组合，是资本主义“精神”还保持其原来面貌的地方。不过，韦伯发现在现代文明“自信”的背后，仍然隐伏着危机，纯朴和天真浪漫的世界终将一去不返，未来的人类社会生活在一个怎样的情境下呢？韦伯在他的研究中，写下了他对西方文化发展的理解，也提出了种种问题供人反省，借着他对最细微事物的敏感度，韦伯窥到了其他人不容易觉察的文化流变。……《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正是韦伯最精彩的“思想实验”之一，为他的学术生涯奠下了一块坚实的里程碑。[22]

无论是马克思还是韦伯，他们的“现代性诊断”都是建立在对当时资本主义发展状况的深入研究基础之上的。20世纪以来，现代资本主义出现了新的进展。一方面，在资本主义生产领域出现了“泰罗制”，在精确计算的基础上以“科学”的名义对生产过程进行管理；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的发展并没有如同《资本论》所说的那样导致工人阶级的极端贫困化，从而引发世界革命，相反却随着生产的发展和生活的改善致使工人日益保守化，逐步丧失革命热情，工人运动越来越倾向于资本主义体制内的合法性斗争。这都是马克思所未曾面对过的新情况。

马克思与韦伯面对的都是资本主义时代，也就是广义的现代，只是处于不同的历史境遇。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性研究堪称古典社会理论的典范。阿隆从社会学的角度把马克思诠释为“一位社会学家和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学家”，他认为“马克思的目的是分析资本主义的作用并预测它的演变”，《资本论》“既说明了资本主义制度的运行方式和社会结构，又说明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23]。正如康德在西方哲学史上的地位那样，“超过康德，可能有新哲学，掠过康德，只能有坏哲学”[24]；就有关现代性的研究而论，绕过马克思便不会产生好的社会理论，马克思的“资本主义诊断”已经成为其后学者进行相关研究无法规避的事实。韦伯充分地意识到马克思的学术价值，他所面对的是马克思现代性研究的理论遗产。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他晚年的论述中看出，他说：“现代学者们，尤其是哲学家们的诚实性，可以从他对尼采及马克思的态度中来衡量”，“我们每个人今天在精神上所体会到的世界，已是一个深深受到尼采与马克思影响的世界”[25]。这表明，马克思与韦伯的现代性研究发生了时代性相遇。施路赫特的说法印证了这一点，他说：“自从有了对韦伯的诠释，这种诠释便致力于澄清韦伯与马克思的关系。”[26]

马克思与韦伯发生时代性相遇的直接事件就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该书发表于1904年到1905年之间，最初是以论文形式刊登在《社会科学与社会政策文库》，1919年左右，韦伯将此文收入《宗教社会学论文集》，并增添了许多注释。韦伯一生的学术关怀是围绕“资本主义”这一“现代生活中最具决定性的力量”展开的。他的核心论点是“西方所以出现资本主义，和基督新教的制欲精神特别有关，去掉这一因素，西方的其他历史条件不见得会创造今天的这个形势”[27]。然而，在韦伯生前《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就遭到种种误解。为此，他多次撰文申明自己的理论本意，并将这些内容补充到注释之中，以致该书注释的长度接近本书的三分之二。更为严重的是由于帕森斯对韦伯的诠释[28]，该书被深深地打上了两大阵营思想斗争的烙印，韦伯也被刻画为“资产阶级的马克思”，与“马克思的幽灵”论辩。由此，形成了一种错误的认识：“韦伯针对马克思的原理提出，资本主义的起源并不归因于物质因素，而在于精神上的价值观念。”[29]随着韦伯研究界的“去帕森斯化”，恢复韦伯思想的本来面目，重新检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的理论意义便成为重要任务，这也在新的基础上深化了马克思与韦伯思想的比较研究。

二、马克思与韦伯比较研究何以可能

在关于资本主义，也就是广义的现代社会的研究中，马克思与韦伯发生了时代性相遇。何谓现代？现代是相对于古代和中世纪而言的一个概念，大致上以公元1500年前后的新大陆的发现、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为分水岭。俞吾金在《现代性现象学》一书中将“现代”规定为“从17、18世纪的启蒙运动到20世纪40年代二战结束这个历史时期”[30]。何谓现代性？一般而言，“现代性”或者被理解为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或者被理解为一种独特的社会生活和制度模式，或者被理解为一种特殊的叙事方式，或者被理解为自启蒙以来尚未完成的一个方案。[31]康德早已指出过启蒙的哲学意义，预告了“现代”的降临，他说：“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32]但黑格尔却是第一个将“现代”问题哲学化的思想家。“哲学面临着这样一项使命，即从思维的角度把握其时代，对黑格尔而言，这个时代即是现代。”[33]他起初把现代当作一个历史概念加以使用，即把现代概念作为一个时代概念，他认为“新的时代”就是“现代”。在《精神现象学》的序言中，他宣告了“现代”意识的觉醒：

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新时期的降生和过渡的时代。人的精神已经跟他旧日的生活与观念世界决裂，正使旧日的一切葬入过去而着手进行他的自我改造。……成长着的精神也是慢慢地静悄悄地向着它新的形态发展，一块一块地拆除了它旧有的世界结构。只有通过个别的征象才预示着旧世界行将倒塌。现存世界里充满了的那种粗率和无聊，以及对某种未知的东西的那种模模糊糊若有所感，都预示着有什么别的东西正在到来。可是这种逐步的、并未改变整个面貌的颓毁败坏，突然为日出所中断，升起的太阳就如闪电般一下子建立起了新世界的形象。[34]

哈贝马斯认为，“黑格尔开创了现代性的话语。他首先提出了现代性自我批判和自我确证的问题”，“他把时代历史提升到哲学的高度”[35]。黑格尔说：“现代世界的原则就是主体性的自由，也就是说，精神总体性中关键的方方面面都应得到充分的发挥”[36]，“理性”在他那里被确立为现代性的基本原则。

马克思是现代性批判的开创者。马克思虽然没有直接使用过“现代性”一词，但他基于对社会历史发展的深入考察，“对现代性理论关注的基本问题提供了独特的、实质性的理解”，其中“无不蕴含着对现代性的间接的诊断”[37]。以研究“现代性理论”著称的贝斯特和科尔纳，就把马克思视为“第一位使现代与前现代形成概念并在现代性方面形成全面理论观点的主要的社会理论家”[38]。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生动地描绘了“现代性”的图景：

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使反动派大为惋惜的是，资产阶级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它们被新的工业排挤掉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旧的、靠本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39]

然而，马克思的现代性研究绝不仅仅是对现代性现象的描述，更重要的是对现代性本质的透视。无论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还是《资本论》及其手稿，都以资本主义为对象，深刻地揭示了现代性的本质。其立场是批判性质的，因而可以将马克思的现代性研究称为一种现代性批判。

将现代性批判确立为马克思思想的主题具有重要意义。如何对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实现一种总体性的解读，是马克思哲学当代诠释的重要任务。受制于当代学术分工体制，当代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往往受到所谓学科门类的局限，这种人为性的划分无疑是外在的。对于马克思时代的思想家而言，具有一个共同的理想，那就是对“时代”的反思，无论是以斯密为代表的英国古典经济学家，还是以孔德为代表的法国社会理论家，还是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家，他们都没有预先把自己局限在某一特定的学科领域内，而是以自己的方式完成对时代生活的精神反思。在卢卡奇看来：

不是经济动机在历史解释中的首要地位，而是总体的观点，使马克思主义同资产阶级科学有决定性的区别。总体性范畴，整体对各个部分的全面的、决定性的统治地位，是马克思取自黑格尔并独创性地改造成为一门全新科学的基础的方法的本质。……总体范畴的统治地位，是科学中的革命原则的支柱。

对马克思主义来说，归根结底就没有什么独立的法学、政治经济学、历史科学等等，而只有一门唯一的、统一的——历史的和辩证的——关于社会（作为总体）发展的科学。[40]

且不论卢卡奇是否成功地实现了这一点，但他在这里提出了马克思哲学诠释的一个重要原则——总体性。《历史与阶级意识》的重大成就之一，就在于“使那些曾被社会民主党机会主义的‘科学性’打入冷宫的总体范畴，重新恢复了它在马克思全部著作中一向占有的方法论的核心地位”[41]，以至于该书成为“20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圣经”。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总体性原则的真正确立必须根植于某种问题意识，须知道，“研究的动力必然不是来自各种哲学而是来自事情和问题”[42]，否则将会像黑格尔那样，陷入一种“概念总体性”[43]。然而，实际情况却是，无论是传统的苏联教科书体系[44]，还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大都难以实现马克思哲学的总体性理解，造成了诸如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意识形态”和“科学”等种种“断裂”。特别是当下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科建制模式[45]，更是加剧了马克思思想解读中总体性维度的缺失，因而在很大程度上遮蔽了马克思思想的当代价值。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问题意识的凸显，当代马克思哲学研究已经突破了传统的解释体系和学科建制的藩篱，建立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诸领域基础之上的总体性的哲学思考成为一种趋势。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哲学家的工作往往包含着对其所处时代的深刻理解，以及对这个时代问题的“诊断”。对于资本主义时代，也就是广义的现代，马克思的“时代诊断”是其内在问题意识获得的基础。以现代性批判作为马克思哲学当代诠释的基本视角，无疑具有总体性的特质。这一基本理论视角的确立，不但能够克服传统的解释体系和学科建制的局限，从而深化我们对马克思哲学内在逻辑和历史进展的理解；同样，也为马克思与韦伯思想的比较研究提供了可能的平台。事实上，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已经成为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一个热点问题，例如“第四届马克思哲学论坛”就选取了“马克思哲学与当代中国现代性建构”作为主题，这也说明我们将现代性批判确立为马克思哲学当代诠释的总体性视角反映了学界的某种共识。

韦伯对现代性研究做出过重大贡献，例如，“对现代社会制度的社会学分析”，“对资本主义精神起源这一现代性子课题的经典性研究”[46]。韦伯的现代性研究贯穿着合理化这一思想主线，尽管他从未像马克思那样试图从某一明确的视角透视资本主义，在他的著作中还是不难发现一种贯穿始终的观念——资本主义时代也就是现代的本质可以理解为生活的各个领域的合理化过程。哈贝马斯在《现代性的哲学话语》中谈道，“到韦伯为止，现代性与合理性之间的内在联系一直都是不言而喻的”[47]。拉许和温姆斯特在《韦伯——理性与现代性》一书中，阐述了韦伯与现代性批判的理论渊源。该书指出，韦伯探索的三组问题都和现代性问题紧密相关：

首先涉及西方文明如何走向现代性，为何其他文明过去朝着不同方向发展，以及当整个世界全都笼罩在现代性的成就下——即韦伯所谓西方文明获致世界史之显著意义——时，又有何后果出现；第二组问题关联到现代性的本质与特征，此处韦伯强调科学与理性在社会中的特殊地位；至于第三组问题则是论及现代社会中的生活情境，韦伯的立场乃试图澄清现代性的限制所在。“现代性”的问题因而贯穿了韦伯的比较历史研究、理性化理论和他的社会哲学思想。[48]

以帕森斯结构功能主义为代表的“现代化理论”把“现代”视为合理化“实现之明证”[49]，奉韦伯为现代性问题研究的“鼻祖”，“现代化”也一度成为韦伯诠释中的主导性范式。且不论帕森斯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继承了韦伯的思想，我们也无意评价现代化理论中所隐含的“价值判断色彩以及单线演化观”[50]，我们必须承认一个基本的理论事实，那就是韦伯是通过帕森斯的诠释才真正进入英美学术界的主流话语传统之中。这或多或少地说明了韦伯与现代性问题的紧密关联，在某种意义上，这种关联恰恰表明了韦伯在现代性研究中的地位之重要。

马克思与韦伯思想的比较研究是可能的，将现代性批判确立为二者思想比较研究的问题域也反映了学界的一种共识。洛维特在1932年发表的《韦伯与马克思》一书堪称马克思与韦伯比较研究领域的开山之作，他认为：

韦伯借由普遍而不可避免的“合理化”来分析资本主义，此概括就其本质而言是一个中性的观点，但评价上的意涵却是暧昧的。相反的，马克思将他对资本主义的阐释立足于普遍但可改变的“自我异化”（self-alienation）这样一个清楚明晰的否定性概念之上。合理化或异化，它们是对资本主义基本意义可供替换的两套描述，也萌包着现代社会的特性。[51]

1970年，吉登斯在英国《社会学》学刊发表了《马克思、韦伯和资本主义的发展》一文，该文认为韦伯并非全面否定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起源之分析，而是承续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并予以补充发挥。[52]他在分析马克思、涂尔干和韦伯著作的基础上，完成了成名作《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该书认为，“韦伯有关资本主义与宗教的著作的主体不是简单或直接地对马克思著作所作的学术反应”[53]。1975年，麦尔在《社会研究》上发表了《韦伯对马克思的诠释》一文，提出虽然在研究主题的细节方面存在差异，但关于基本方法论兼理论的预设，韦伯并没有排斥马克思，并围绕意识形态、社会行动、辩证法、进化、科学五个问题展开二者的比较研究。[54]1991年，特纳在为劳特利奇出版社的《韦伯文选》撰写的新版序言中提出，马克思与韦伯“两人都是以批判的眼光来分析资本主义，也都属于更普遍层面上的对现代性现象的一种考察”[55]。国内学者张盾提出，应该将韦伯纳入“马克思对现代性和资本主义的开创性批判的理论效应”[56]。现代性批判构成马克思与韦伯思想比较研究的理论视域。这一问题域首先是由马克思开启的。下面，我们就来讨论马克思如何来界定现代性批判的问题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