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对马克思与韦伯社会批判理论的比较

马克思在批判旧世界的过程中发现新世界，其现代性批判的内核表现为一种现代性的辩证法，他对现代性的超越不仅是一种理论中的超越，更是一种现实中的超越。韦伯把现代性理解为社会生活诸领域的合理化过程，但他并未局限于表彰合理化的成就。他对现代性的后果充满忧虑，充分地意识到合理化的“吊诡”最终将使人生活于“铁笼”。芬伯格指出：“韦伯拒斥了辩证法，没有提出替代资本主义的形式。尽管韦伯意识到资本主义的社会偏见，但是他没有对形式合理性进行哲学批判；就像大部分现代社会理论一样，对韦伯来说，在理性化的过程中，特殊社会阶层的掌权最终只不过是进步的不可避免的副效应。”[71]

一、批判精神与价值中立

马克思的现代性研究中充满着批判精神。他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确立起“新思潮”的优越性，他认为，“新思潮的优点就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式地预料未来，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72]。马克思思想往往是通过论战的方式阐发，澄清错误主张，申明科学理论，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其大部分著作，都是以“批判”来命名的。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批判精神绝不仅仅是一种话语批判，而是改变社会现实的革命理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是，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73]在马克思看来，“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74]。于是，他诉诸无产阶级，诉诸群众，其现代性批判以无产阶级推翻现代性生产关系为最终目的。马克思批判精神的内核是一种现代性的辩证法，这构成其现代性批判最深刻的哲学规定性：

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75]

卢卡奇就清楚地意识到，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首先是作为一种现代性辩证法而出现的，如果将现代性辩证法理解为一个整体的东西，那么现代性批判只是作为其一个环节。以此来看，《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是具有深刻内涵的。一旦放弃了马克思的辩证法维度，现代性批判就会沦为一种认知层面上的现代性批判话语，便意味着对马克思现代性超越机制的否定，自然也就不会重视主客体统一下的主体对历史进程的实际参与，那么就很容易像法兰克福学派那样，由于放弃了“总体性”而陷入一种主观立场上的大拒绝。[76]形形色色的后马克思思潮，只看到了马克思对现代性“批判”的表象，却否弃了马克思现代性“辩证法”的内核，他们自认为承袭了马克思的批判精神，其实是对马克思批判精神的误读。

韦伯的现代性研究坚守价值中立。为申明此意，他于1904年发表了《社会科学认识和社会政策认识的“客观性”》，于1917年发表了《社会学与经济学的“价值阙如”的意义》。韦伯严格区分了经验知识与价值判断，他指出，“一门经验科学并不能教给某人他应当做什么，而是只能教给他能够做什么，以及——在具体条件下——他想要做什么”；“任何一门关于人类文化生活的科学，其最根本的任务之一就是使人们对这些部分现实地、部分自以为是地追求着的‘观念’达到精神上的理解。这并没有逾越一种追求‘对经验现实作出思维整理’的科学的界限，对精神价值的这种诠释所使用的手段也同样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归纳’。”[77]在他看来，价值判断完全是出于个人主观的情感作用，价值只与个人的自由、决定与选择相关，而与事实没有任何逻辑的或本体的联系，因此价值不是经验科学的对象，“科学认识的任务是做出事实判断，实践认识的任务则要最终做出价值判断”[78]。韦伯区分经验知识与价值判断的真实意图是要在经验科学中驱逐形而上学，保持社会理论在面对社会现象时的价值中立性。韦伯的价值中立原则应该从其新康德主义的哲学背景中加以理解，他关于经验知识与价值判断的区分不难联想到康德关于“纯粹理性”和“实践理性”界限的划分：

如果我们就哲学凭借概念而包含有事物的理性认识的诸原则（而不单是像逻辑学那样不对客体作区别而包含有一切思维形式的诸原则）而言，把哲学像通常那样划分为理论哲学和实践哲学，那么我们做得完全对。但这样一来，为这个理性认识的诸原则指定了它们的客体的那些概念必定是特点各不相同的，因为否则它们将没有理由作出划分，划分总是以属于一门科学的各个不同部分的那些理性知识之诸原则的某种对立为前提的。[79]

韦伯在现代性研究中贯彻了经验知识与价值判断的区分，力求在学术研究中排除价值判断，实现了价值立场的中立。虽然形式合理性和实质合理性的现代性分析架构隐含着社会批判的向度，但他对现代性的后果只给予实然层次的犀利分析，并未提出应然的规范要求，从合理化理论拓展出社会批判理论则是他留待后人来完成的工作。

二、理想国与悲观主义

马克思的社会关系批判包含着辩证的现代性超越机制，这种超越不仅是一种理论中的超越，更是一种现实中的超越。“异化”逻辑先验地预设了人的理想性存在，把现代性的现实视为理想国的陨落，试图通过异化的扬弃来恢复人间的理想国。在他看来，“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80]。通过“异化”向“物化”的逻辑演进，马克思把理想国的最终实现奠定在物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在《资本论》的最后手稿中，马克思指出人类能力全面而自由发展的“真正的自由王国”，“只是在由必需和外在目的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它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81]。在马克思那里，作为现代性批判内核的现代性辩证法不仅具有一般的现代性批判理论的特质，更是具有一种建构性的向度。在辩证法的历史性原则下，他把共产主义“理想国”的实现视为一个历史过程，其实现建立在物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超越了黑格尔的精神过程。马克思用现实的共产主义追求，取代了柏拉图抽象的理想国，并将这一过程与工人运动紧密联系，他指出，“共产党人到处都支持一切反对现存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革命运动”，“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82]。这样，最终赋予现代性批判以现实性。

韦伯却对现代性的后果抱持一种悲观主义的态度。韦伯的世界观是一个事实与价值分裂的世界，前者是客观现实的世界，是理性和技术统治的领域；后者是主观意义的世界，充斥着非理性和冲突。然而，韦伯的合理化并不意味着形式合理性最终会完全取代实质合理性，工具理性的扩展并不能消除行动的非合理性成分的存在。两个世界会始终存在，合理化有其必然的界限，即便是现代性兴起过程中合理化的扩展亦不能抹煞这种划分，更不能否定价值世界的意义。反而，韦伯十分重视历史过程中非理性的创造性，并以此来考量现代性引发的诸种问题，他始终在合理化的具体结果的一种肯定价值和在其意义方面对人的精神发展的忧虑之间徘徊。施路赫特在“理性化的矛盾”一文的结尾，描述了韦伯的这种悲观主义态度：

韦伯的论点让我们可以看到他对现实状况的诊断，而在他的诊断中韦伯对两种看法保持着相当的距离：一种是认为我们终会找到最后真理的信仰，另一种是认为我们可以制造出人类幸福的信仰。在今天，似乎逃避现世与适应现世的心态仍在解除了魔咒的世界中循环不已，韦伯的这番诊断因此重新显出其重要性。他的诊断指出了我们在现代社会中不痛快的理由，却也让我们明白，为什么对于这种不适意、不痛快甘之如饴，而不轻言放弃。[83]

在韦伯那里，合理化的“吊诡”最终将使人生活于“铁笼”，制造出“没有精神的专家，没有情感的享乐者”。然而，我们却是无能为力的，只能如守望者那样吁求：“守望的啊，黑夜如何。守望的说，早晨降至，黑夜依然，你们若要问就可以问，可以回头再来。”经历过已有两千年的询问和等待，我们晓得他们“那令人战栗的命运”[84]。

[1] 〔德〕哈贝马斯：《后民族结构》，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第186—187页，略有改动。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第56页。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第33—34页。

[4] 〔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第10页。

[5] 〔日〕广松涉：《物象化论的构图》，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第5页。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第313页。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第332—333页。

[8] 〔日〕广松涉：《物象化论的构图》，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第14页。

[9] 〔日〕广松涉：《物象化论的构图》，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第13页。

[10] 俞吾金、陈学明：《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新编：西方马克思主义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第25页。

[1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第320页。

[12] 张一兵：《回到马克思》，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第69页。

[13] 张一兵：《回到马克思》，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第219页。

[1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第297页。

[15] 〔日〕广松涉：《物象化论的构图》，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第55页。

[16] 俞吾金、陈学明：《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新编：西方马克思主义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第458页。

[1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第75页。

[18] 张一兵：《回到马克思》，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第267页。

[1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第267页。

[2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第301—302页。

[21] 张一兵：《回到马克思》，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第267页。

[22] 〔日〕广松涉：《物象化论的构图》，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第57页。

[23] 〔日〕广松涉：《物象化论的构图》，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第19页。

[24] 〔日〕广松涉：《物象化论的构图》，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第33页。

[2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第52页。

[2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第56页。

[27] 〔日〕广松涉：《物象化论的构图》，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第82页。

[28] 〔日〕广松涉：《物象化论的构图》，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第70页。

[2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第130页。

[3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第85页。

[3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第88—89页。

[3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第56页。

[3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第67页。

[3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第71页。

[3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第102页。

[36] 〔法〕阿隆：《社会学主要思潮》，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第99页。

[3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第82页。

[38] 〔日〕广松涉：《物象化论的构图》，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第38—39页。

[39] 〔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第64页。

[4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第344页。

[4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第307页。

[4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第44页。

[4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第44页。

[4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第176页。

[45] 〔美〕库尔珀：《纯粹现代性批判》，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第35页。

[46] 〔美〕马丁·杰：《法兰克福学派史》，第2版序，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第9页。

[47] 参见顾忠华：《韦伯学说》，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第25—34页。

[48] 〔德〕施路赫特：《理性化与官僚化》，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第5页。

[49] 〔德〕施路赫特：《理性化与官僚化》，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第4页。

[50] Julien Freund，German Sociology in the Time of Max Weber，Tom Bottomore & Robert Nisbet，eds.，A History of Sociological Analysis，London & New York，1978。转引自〔德〕韦伯：《韦伯作品集Ⅰ：学术与政治》，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第87页。

[51] 〔德〕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第151页。

[52] 〔德〕韦伯：《学术与政治》，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第29页。

[53] 参见苏国勋：《当代西方著名哲学家评传》第10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6，第84页。

[54] 〔德〕韦伯：《学术与政治》，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第48页。

[55] 〔美〕库尔珀：《纯粹现代性批判》，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第39页。

[56] 苏国勋：《当代西方著名哲学家评传》第10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6，第97页。

[57] 〔美〕库尔珀：《纯粹现代性批判》，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第37页。

[58] 〔美〕哈维：《后现代的状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第23页。

[59] 参见〔德〕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第233—243页。

[60] 〔德〕韦伯：《学术与政治》，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第39—40页。

[61] 〔德〕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第104—106页。

[62] 〔德〕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第2页。

[63] 〔德〕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第2—3页。

[64] 顾忠华：《韦伯学说》，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第24页。

[65] 苏国勋：《理性化及其限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第240页。

[66] 〔德〕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第326页。

[67] 〔德〕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第327页。

[68] 〔英〕多德：《社会理论与现代性》，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第67页。

[69] 参见〔德〕霍克海默、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第5页。

[70] 参见谢永康：《批判理论的范式转型及其问题》，《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3期。

[71] 〔美〕芬伯格：《技术批判理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第54页。

[7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第416页。

[7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第9页。

[7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15页。

[7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第112页。

[76] 参见郑飞：《现代性辩证法视野中的现代性批判》，《社会科学辑刊》2008年第2期。

[77] 〔德〕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第3—4页。

[78] 苏国勋：《理性化及其限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第272页。

[79] 〔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第5页。

[8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第297页。

[8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第926页。

[8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第307页。

[83] 〔德〕施路赫特：《理性化与官僚化》，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第54页。

[84] 〔德〕韦伯：《学术与政治》，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第4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