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从传统到现代的巨大变迁

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以宏大的历史眼光和深刻的哲学智慧，揭示了以机器大工业为物质技术基础、以资本逻辑为核心法则的现代生产方式和交往方式，在开辟世界市场、形成世界文学、民族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过程中所具有的基础性地位和变革功能。

1.摆脱“地域的和政治的偏见”：“现代之子”诞生的世界历史意义

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有其孕育、萌发和诞生、发展的过程。考察、挖掘和整理这一过程，是有待开垦的一片巨大的处女地，一座丰富的思想宝藏。[1]

（1）航海业、贸易和工业：封建欧洲的衰落和现代市民阶层的兴起

在《克罗次纳赫笔记》中，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已经播种并有所绽露：现代经济关系（航海业、贸易和工业）在冲击、解构中世纪封建主义的同时，孕育着现代欧洲开辟世界历史的经济根源和原始动力。《克罗次纳赫笔记》这部“以法国革命为主线的历史学摘录资料”，是青年马克思“自己独立走向社会历史本体的极重要的一个方面”[2]。“《克罗次纳赫笔记》的焦点意识明显是欧洲国家封建社会的历史。……本来，马克思是想着力弄清楚政治在历史中的作用，而他却无意识地不断体认到，围绕财产的所有制实际上才是社会历史结构的真正基础。”[3]“在《克罗次纳赫笔记》第一册的开始，马克思在格·亨利希的《法国史》中主要关注了法国16世纪末以前社会政治结构中议会的形成。其中，马克思摘录出军事制度与财产制度的关系，他看到封建主义在‘欧洲的衰落，由航海业、贸易和工业促进’，并由市民阶层的兴起造成。……如果说，前不久在《莱茵报》时期马克思是无奈地发现：‘物质利益总是占上风的’，而此时，他则在历史发展中开始面对财产是整个历史（私有制社会）的基础这个历史事实。”[4]

由此可见，青年马克思在摘录过程中，已经敏锐地意识到体现在航海业、贸易和工业中的现代经济关系，是瓦解和消灭欧洲封建主义生产方式、开辟和塑造新的世界历史的基础性力量。在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形成、发展、丰富的话语史和表达史中，“航海业”、“贸易”和“工业”这些具有基础性意义的重要术语和概念，在马克思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等著作中，都大量地并一再反复地出现，成为马克思阐释和发挥世界历史理论的主要术语和基本范畴。而与航海业、贸易和工业同时产生的现代市民阶层，则是瓦解已经趋向没落的封建主义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新兴的社会阶级—革命力量。航海业、贸易和工业作为新兴资本的物质载体，与作为现代资本之先驱（人格）代表的现代市民阶层，就共同孕育、组合与奠基了推动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生机勃勃的基本经济力量。

（2）地产与动产的对立：“现代之子”之为世界历史的发源地

青年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已经初步展示了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雏形形态。但这一点尚未引起学界的足够注意。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青年马克思深刻地意识到土地所有者与资本家、地产与动产的深刻对立，以及这种对立的两个方面及其地位的相互转化所具有的历史性意义，并由此生动地阐述了传统生产方式与现代生产方式的一系列根本区别，高度肯定和评价了资本家和动产诞生的世界历史性作用。[5]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笔记本Ⅰ”中，马克思在讨论、研究地租对货币利息的关系问题时得出结论：“地租必然越来越降低，以致最后只有最富有的人才能靠地租过活。因而不出租土地的土地所有者之间的竞争便不断加剧。一部分土地所有者破产。大地产进一步集中。”[6]“这种竞争的结果还会使一大部分地产落入资本家手中，资本家同时也成为土地所有者，……同样，一部分大土地所有者同时也成为工业家。”[7]因此这种竞争的“最终的结果是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之间的差别消失，以致在居民中大体上只剩下两个阶级：工人阶级和资本家阶级。地产买卖，地产转化为商品，意味着旧贵族的彻底没落和金钱贵族的最后形成”[8]。在这里所引的句子中，马克思虽然还是在谈及国内意义上的旧贵族（土地所有者）和金钱贵族（资本家）之间差别的消失，因而这种差别消失、即资本家胜利的世界历史性意义还没有显露出来，但是我们必须强调，资本家阶级只有首先在一国内取得胜利，即资本的生产方式只有首先在国内成为占据主导地位的生产方式，它才有可能跨出国门进行殖民扩张，才有可能开辟“世界历史”。也就是说，资本作为一种现代生产方式，它的“普照的光”首先必须普照国界之内的土地，即资本的普遍性的本性必须首先在国内形成和确立，它才能越出国界而走向世界。从这一意义上说，马克思所说的金钱贵族（资本家）的最后形成，就成为世界历史的现实的先决条件和真正的发源地。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笔记本Ⅱ”和“笔记本Ⅲ”中，青年马克思已经明确地基于历史的维度、即站在现代历史的制高点上，阐发和论述了地产与动产的矛盾和对立、动产战胜地产的世界历史性的意义。马克思站在现代世界的战略高度考察经济关系的深刻变革，以既有历史感的理性深度、又以感性形式的形象语言，亲切地把动产（资本）称为“现代之子，现代的合法的嫡子”[9]，认为“地产是私有财产的第一个形式，而工业在历史上最初仅仅作为财产的一个特殊种类与地产相对立——或者不如说它是地产的获得自由的奴隶——，同样，在科学地理解私有财产的主体本质，理解劳动时，这一过程也在重演。而劳动起初只是作为农业劳动出现，后来才作为一般劳动得到承认。一切财富都成了工业的财富，成了劳动的财富，而工业是完成了的劳动，正像工厂制度是工业的即劳动的发达的本质，而工业资本是私有财产的完成了的客观形式一样。——我们看到，只有这时私有财产才能完成它对人的统治，并以最普遍的形式成为世界历史性的力量”[10]。在这里，马克思把从地产到现代工业资本、从农业劳动到一般劳动的历史性、革命性的跨越和变革，看作世界历史的发源地和诞生地。现代意义上的工业资本、工厂制度、一般劳动的出现和形成，孕育和奠基了世界历史的秘密和发源地，世界历史的黎明和曙光已开始在欧洲展露，并已经开始准备越出国界，去规划和布局征服世界的宏伟蓝图了。

马克思深刻地认识到地产与动产的对立，孕育着现代世界历史的根源、秘密和动力，从而凸显了传统（地产）与现代（动产）的历史性的对立：“资本和土地的差别，利润和地租的差别，这二者和工资的差别，工业和农业之间、私有的不动产和私有的动产之间的差别……是历史的差别……。同地产（贵族生活（封建生活））相对立，工业（城市生活）形成了，而且工业本身在垄断、公会、行会和同业公会等形式中还带有自己对立面的封建性质；……就是说，还没有从其他一切存在中抽象出来，从而也还没有成为获得自由的资本。但是获得自由的、本身自为地构成的工业和获得自由的资本，是劳动的必然发展。工业对它的对立面的支配立即表现在作为一种真正工业的农业的产生上，而过去农业是把主要工作交给土地和耕种这块土地的奴隶去做的。随着奴隶转化为自由工人即雇佣工人，地主本身便实际上转化为工厂主、资本家，而这种转化最初是通过租地农场主这个中间环节实现的。但是，租地农场主是土地所有者的代表，是土地所有者的公开的秘密；只有依靠租地农场主，土地所有者才有他的国民经济上的存在，才有他的作为私有者的存在，——因为他的土地的地租只有依靠租地农场主的竞争才能获得。因此，地主以租地农场主的身份出现，本质上已变成普通的资本家。”[11]从这里的一系列历史的差别以及由此产生的结果中，马克思历史地肯定和凸显了动产、工业（城市生活）、自由资本、资本家、自由工人（雇佣工人）的产生所具有的世界历史性意义，因为他们标志着一个新的社会制度形态（资本主义）[12]的产生。

但新的社会制度形态的产生却并非一帆风顺，那是一个充满矛盾和激烈斗争的过程。马克思通过“昔日奴隶”与“昔日主人”的“主奴辩证法”，深刻地揭示了土地所有者和资本家之间的对立所引起的二者地位的历史性转化。请看马克思是多么形象地描绘了地产与动产的相互攻击：土地所有者把资本家视为“自己的目空一切的、获得自由的、发了财的昔日奴隶，并且看出他对自己这个资本家的威胁；而资本家则知道土地所有者是自己的坐享其成的、残酷无情的（自私自利的）昔日主人；……资本家把土地所有者看成自由工业和不依赖于任何自然规定的自由资本的对立面”[13]。而土地所有者和资本家之间的相互攻击，又是在一方面高度肯定和深情颂歌自己的种种美德，一方面在恶毒攻击和厉声漫骂对方的种种恶德的人身攻击的语境中展开的：“土地所有者炫耀他的财产的贵族渊源，夸示封建时代留下的纪念物（怀旧），标榜他的回忆的诗意、他的耽于幻想的气质、他的政治上的重要性等等，而如果他用国民经济学的语言来表达，那么他就会说：只有农业才是生产的。同时，他把自己的对手描绘为狡黠诡诈的，兜售叫卖的，吹毛求疵的，坑蒙拐骗的，贪婪成性的，见钱眼开的，图谋不轨的，没有心肝和丧尽天良的，背离社会和出卖社会利益的，放高利贷的，牵线撮合的，奴颜婢膝的，阿谀奉承的，圆滑世故的，招摇撞骗的，冷漠生硬的，制造、助长和纵容竞争、赤贫和犯罪的，破坏一切社会纽带的，没有廉耻、没有原则、没有诗意、没有实体、心灵空虚的贪财恶棍。”[14]而动产作为现代“工业和运动的奇迹，它是现代之子，现代的合法的嫡子；它很遗憾自己的对手是一个对自己的本质懵然无知的（这个评价完全正确），想用粗野的、不道德的暴力和农奴制来代替合乎道德的资本和自由的劳动的蠢人；动产把这个对手描绘成一个貌似率直坦诚、一本正经、热心公益、始终不渝，而实际上缺乏活动能力、一味贪求享乐、只顾自己、牟求私利、居心不良的唐·吉诃德。它宣布自己的对手是诡计多端的垄断者；它回顾历史，以辛辣嘲讽的口气历数这个对手在浪漫的城堡里干的下流、残忍、挥霍无度、荒**无耻、卑鄙龌龊、无法无天和大逆不道的勾当，以此来给对手的怀旧之情、诗意和幻想大泼冷水。动产宣称自己给人间带来了政治自由，解除了束缚市民社会的桎梏，把各领域彼此连成一体，创造了博爱的商业、纯洁的道德、令人愉悦的文化教养；它使人民摒弃低俗的需要，代之以文明的需要，并提供了满足这种需要的手段；而土地所有者……则抬高人民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格，从而迫使资本家提高工资而不能提高生产力；因此土地所有者妨碍国民年收入的增长，阻碍资本的积累，从而减少人民就业和国家增加财富的可能性，最终使这种可能性完全消失，引起普遍的衰退，并且像高利贷一样剥削现代文明的一切利益，而没有对现代文明作丝毫贡献，甚至不放弃自己的封建偏见。……动产认为，土地所有者实际上提出的为自己申辩的一切，只有用在耕作者（资本家和雇农）身上才是符合事实的，而确切地说，土地所有者是耕作者的敌人。……动产认为，没有资本，地产就是死的、无价值的物质；资本的文明的胜利恰恰在于，资本发现并促使人的劳动代替死的物而成为财富的源泉”[15]。在这里，青年马克思用大量形象、生动、诗意的语言，所描述的土地所有者与资本家、地产与动产的对立，本质上是传统与现代、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历史性的差别和对立，揭示了动产之于地产的巨大优势、生命潜能和不可战胜的远大发展前途，从而阐明了动产作为“现代之子”诞生的历史必然性质。

这是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关于资本（动产）作为“现代之子”诞生意义的热情肯定，是马克思在创立历史理论的过程中关于资本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作用之历史观点的重要表达。它与马克思关于异化劳动、关于资本与雇佣劳动相互关系的的批判性分析，共同构成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历史观点与阶级观点之内在张力的分析框架。

（3）摆脱“地域的和政治的偏见”：“现代之子”的世界主义的逻辑

马克思把资本家战胜土地所有者，看作是具有世界历史性意义的重大事件。

马克思揭示了“现代之子”解除束缚市民社会的桎梏、即现代市民社会必然诞生的历史辩证法：“由现实的发展进程产生的结果，是资本家必然战胜土地所有者，也就是说，发达的私有财产必然战胜不发达的、不完全的私有财产，正如一般说来动必然战胜不动，公开的、自觉的卑鄙行为必然战胜隐蔽的、不自觉的卑鄙行为，贪财欲必然战胜享受欲，直认不讳的、老于世故的、孜孜不息的、精明机敏的开明利己主义必然战胜眼界狭隘的、一本正经的、懒散懈怠的、耽于幻想的迷信利己主义，货币必然战胜其他形式的私有财产一样。”[16]而市民社会内部辩证法的必然的外部表现，包含着资本逻辑之为世界历史逻辑、即动产（资本）开拓世界历史的不可阻挡的巨大力量：“那些对完成的自由工业、完成的纯洁道德和完成的博爱商业的危险多少有点预感的国家，企图阻止地产资本化，却完全白费力气。”[17]因为“与资本不同，地产是还带有地域的和政治的偏见的私有财产、资本，是还没有完全摆脱同周围世界的纠结而达到自身的资本，即还没有完成的资本。它必然要在它的世界发展过程中达到它的抽象的即纯粹的表现”[18]。马克思关于肯定现代资本诞生的历史作用、关于地产资本化的历史必然性，特别是关于动产克服地产之地域的、政治的偏见的论述，都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关于历史观点的大放光彩的片段。

在“笔记本Ⅲ”中，尽管马克思深刻地批判了作为现代工业的能量和发展之意识表现的国民经济学，但他依然由此阐明了现代工业的能量所具有的世界历史意义：如果“国民经济学是从表面上承认人、人的独立性、自主活动等等开始，并由于把私有财产移入人自身的本质中而能够不再受制于作为存在于人之外的本质的私有财产的那些地域性的、民族的等等的规定，从而发挥一种世界主义的、普遍的、摧毁一切界限和束缚的能量，以便自己作为唯一的政策、普遍性、界限和束缚取代这些规定，——那么，国民经济学在它往后的发展过程中必定抛弃这种伪善性，而表现出自己的十足的昔尼克主义”[19]。由此可见，马克思在这里清楚地向我们阐明了：地产与动产、土地所有者与资本家之间的对立和斗争，特别是后者最终战胜前者这一历史性的过程和事件，是形成世界历史之前后两个不同时代的分水岭，标志着人类历史从传统到现代的巨大跃迁。这实际上标志着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意义上的世界历史的真正开端。

青年马克思关于“不依赖于任何自然规定的自由资本”、“自由工业”[20]，关于动产消灭地产之封建的、政治的、伦理的目的、怀旧和诗意的历史辩证法，关于资本摆脱地产之“地域的和政治的偏见”的深刻的世界历史观念，成为中经《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宣言》，一直到19世纪50年代马克思站在世界历史高度所作的关于中国和印度的一系列观察和论述，[21]以及《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的一条绵延不断的思想脉络。[22]

如果说，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在《克罗次纳赫笔记》中已经播下种子，那么它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已经萌芽初露、初具雏形了。

2.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大工业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23]明确提出了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观点：“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24]

（1）生产工具、分工和交往：英国的机器发明与世界各国整个生存形式的改变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不是思辨历史哲学的自我意识、自然意图或世界精神的理性推演，而是人们经常可以感受到的、发生在现代世界大地上的经验性的状态和事实：“如果在英国发明了一种机器，它夺走了印度和中国的无数劳动者的饭碗，并引起这些国家的整个生存形式的改变，那么，这个发明便成为一个世界历史性的事实；同样，砂糖和咖啡是这样来表明自己在19世纪具有的世界历史意义的：拿破仑的大陆体系所引起的这两种产品的匮乏推动了德国人起来反抗拿破仑，从而就成为光荣的1813年解放战争的现实基础。由此可见，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不是‘自我意识’、世界精神或者某个形而上学幽灵的某种纯粹的抽象行动，而是完全物质的、可以通过经验证明的这种行动，每一个过着实际生活的、需要吃、喝、穿的个人都可以证明的行动。”[25]马克思恩格斯在这里所论及的由于英国的机器发明，由于工业、市场、贸易、殖民等所引起的非西方世界的“整个生存形式的改变”所引起的巨大而深刻的历史变革，阐明了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基本途径、道路、内容和方式，为我们考察世界历史时代的基本逻辑提示了明确的方向。

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不仅会引起殖民地国家“整个生存形式的改变”，而且它对于个人也具有世界历史性的影响：“单个人随着自己的活动的扩大为世界历史性的活动，越来越受到对他们来说是异己的力量的支配（他们把这种压迫想象为所谓世界精神等等的圈套），受到日益扩大的、归根结底表现为世界市场的力量的支配，这种情况在迄今为止的历史中当然也是经验事实。”[26]必须注意和强调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世界历史的思想，始终是与实现个人解放的共产主义革命联系在一起的：“随着现存社会制度被共产主义革命所推翻……以及与这一革命具有同等意义的私有制的消灭，这种对德国理论家们来说是如此神秘的力量也将被消灭；同时，每一个单个人的解放的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至于个人在精神上的现实丰富性完全取决于他的现实关系的丰富性……只有这样，单个人才能摆脱种种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而同整个世界的生产（也同精神的生产）发生实际联系，才能获得利用全球的这种全面的生产（人们的创造）的能力。各个人的全面的依存关系、他们的这种自然形成的世界历史性的共同活动的最初形式，由于这种共产主义革命而转化为对下述力量的控制和自觉的驾驭，这些力量本来是由人们的相互作用产生的，但是迄今为止对他们来说都作为完全异己的力量威慑和驾驭着他们。”[27]由此可见，在这里马克思恩格斯清醒地意识到了，资本扩张与世界市场的扩大对世界历史性个人形成的重大意义。马克思恩格斯世界历史理论的批判的革命的性质和特征，在关于资本扩张—世界历史—共产主义革命—个人解放的内在一致的逻辑中得到了深刻的体现和证明。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笔记本Ⅱ”中，马克思所阐发的地产与动产的深刻对立及其结果，标志着世界历史的前后两个时代。在《德意志意识形态》“Ⅳ”中，这两个时代的不同特征再一次地、但是却更具体、更深入、更自觉地得到了表达。这种表达的具体、深入和自觉在于，这里是从生产工具和分工所产生的一系列重大历史性成果出发，去考察这两个不同历史时代的基本特征：“地域局限性”与“发达的分工和广泛的贸易”；各个人“本身作为生产工具而与现有的生产工具并列在一起”与“各个人必须聚集在一起”；“自然形成的工具和由文明创造的生产工具”；“各个人受自然界的支配”与各个人“受劳动产品的支配”；“财产（地产）表现为直接的、自然的统治”与“财产（地产）表现为劳动的统治、特别是积累起来的劳动即资本的统治”；“各个人通过某种联系——家庭、部落甚至是土地本身，等等——结合在一起”、“各个人互不依赖，仅仅通过交换联系在一起”、“交换主要是人和自然之间的交换，即以人的劳动换取自然的产品”与“主要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换”；“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彼此还没有完全分开”与“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实际上应该已经分开”；“所有者对非所有者的统治依靠个人关系，依靠这种或那种形式的共同体”与“统治者必须采取物的形式，通过某种第三者，即通过货币”；决定于自然形成的生产工具的使用、没有不同的个人之间的分工的小工业与只有在分工基础上和依靠分工才能存在的工业。[28]

如果说，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主要是从政治的和伦理的角度展示土地所有者与资本家、地产与动产的对立，论证资本摆脱、消除地产之“地域的和政治的偏见”的世界历史观念，那么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则主要从生产工具、分工和普遍交往的角度[29]，来具体地、全面地和系统地展示现代大工业之开辟世界历史的巨大的变革功能和基础性意义。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那个还在萌芽状态、初具雏形中的世界历史理论，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已成长为具有基本完整的树干和枝叶、但依然还不是参天大树意义上的大树了。

（2）大工业的形成史与西欧现代市民社会的形成

马克思恩格斯在阐述世界历史产生和发展的基本过程，即从城乡分离到行会制度的建立、从商人作为一个特殊阶层出现到工场手工业的产生、从人口跨国度的迁徙和流浪、从商业和工场手工业集中于一国到大工业的发展和垄断的历史序列中，特别强调商业和工场手工业集中于英国所具有的历史性意义[30]，从而深刻地考察了世界历史的发源地：现代西欧市民社会的形成。而现代市民社会的辩证法，按照黑格尔的深刻洞察和生动表述，就是必然要“推出自身之外”[31]。这样，马克思还有黑格尔，就把现代市民社会的辩证法与开拓世界历史的殖民主义扩张，历史地并且内在地联系和贯通在一起了。这也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与黑格尔历史哲学之间所具有的理论渊源关系。

马克思恩格斯首先从分工谈起：“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最大的一次分工，就是城市和乡村的分离。城乡之间的对立是随着野蛮向文明的过渡、部落制度向国家的过渡、地域局限性向民族的过渡而开始的，它贯穿着文明的全部历史直至现在。”[32]而随着城市的出现就必然有行政机构、警察、赋税等为主要内容的公共机构的出现。分工和生产工具是居民第一次划分为两大阶级的基础：城市出现了人口、生产工具、资本、享受和需要的集中，而乡村则是隔绝和分散。“城乡之间的对立只有在私有制的范围内才能存在。……在这里，劳动仍然是最主要的，是凌驾于个人之上的力量；只要这种力量还存在，私有制也就必然会存在下去。消灭城乡之间的对立，是共同体的首要条件之一，这个条件又取决于许多物质前提……这个条件单靠意志是不能实现的。城市和乡村的分离还可以看做是资本和地产的分离，看做是资本不依赖于地产而存在和发展的开始，也就是仅仅以劳动和交换为基础的所有制的开始。”[33]这里需要特别说明和注意的是，伴随着城乡之间的分离和对立，伴随着野蛮向文明、部落制度向国家、地域局限性向民族的过渡，发生了资本和地产的分离即资本不依赖于地产而存在和发展的开始。实际上在这里已经孕育着现代市民社会的种子，为现代市民社会的诞生准备着、创造着最基本的环境和最重要的条件。

马克思恩格斯在谈及中世纪城市的形成问题时，认为不同城市的不同情况具有不同的历史后果：“有一些城市不是从前期历史中现成地继承下来的，而是由获得自由的农奴重新建立起来的。在这些城市里，每个人的唯一财产，除开他随身带着的几乎全是最必需的手工劳动工具构成的那一点点资本之外，就只有他的特殊的劳动。”[34]而城市中的行会制度也在这一过程中产生：随着“不断流入城市的逃亡农奴的竞争；乡村反对城市的连绵不断的战争，以及由此产生的组织城市武装力量的必要性；共同占有某种手艺而形成的联系；在手工业者同时又是商人的时期，必须有在公共场所出卖自己的商品以及与此相联的禁止外人进入这些场所的规定；各手工业间利益的对立；保护辛苦学来的手艺的必要性；全国性的封建组织，——所有这些都是各行各业的手艺人联合为行会的原因”[35]。面对这种有组织的团体，那些从乡村只身流入城市的劳动者根本不可能形成为一种力量，他们只有屈从于由他们那些有组织的城市竞争者对他们劳动的需要以及由这些竞争者的利益所决定的处境。如果无组织的平民起来反抗整个城市制度，也会由于软弱无力而没有任何结果。

马克思恩格斯站在现代资本的高度，对中世纪城市行会制度下的资本进行了分析，并由此对比了两者的不同特征：“这些城市中的资本是自然形成的资本，它是由住房、手工劳动工具和自然形成的世代相袭的主顾组成的，并且由于交往不发达和流通不充分而没有实现的可能，只好父传子，子传孙。这种资本和现代资本不同，它不是以货币计算的资本——用货币计算，资本体现为哪一种物品都一样——，而是直接同占有者的特定的劳动联系在一起、同它完全不可分割的资本。”[36]与此相联系，各城市之间的交往和联系同样非常有限，需求有限，因此分工发展缓慢。城市内部各行会之间很少有分工，而行会内部的各劳动者之间则根本没有什么分工，因为劳动者必需熟悉全部工序，而且想当师傅还必须全盘掌握本行手艺。[37]

在阐述了中世纪城市和行会制度的情况和特点后，马克思恩格斯接下来敏锐地探讨和阐明了分工的进一步发展所产生的结果，即新阶级的出现和城市之间分工与交往的扩大所具有的重大意义：“分工的进一步扩大是生产和交往的分离，是商人这一特殊阶级的形成。这种分离在随历史保存下来的城市（其中有住有犹太人的城市）里被继承下来，并很快就在新兴的城市中出现了。这样就产生了同邻近地区以外的地区建立贸易联系的可能性。”[38]当然马克思恩格斯在这里也明确指出，这种贸易联系扩大的可能性取决于交通、政治关系和文化水平等的状况。而“随着交往集中在一个特殊阶级手里，随着商人所促成的同城市近郊以外地区的通商的扩大，在生产和交往之间也立即发生了相互作用。城市彼此建立了联系，新的劳动工具从一个城市运往另一个城市，生产和交往之间的分工随即引起了各城市之间在生产上的新的分工，不久每一个城市都设立一个占优势的工业部门。最初的地域局限性开始逐渐消失”[39]。分工的发展、新阶级（商人）的产生、城市之间分工和交往的扩大，所有这一切带来的一个历史性的后果，就是地域局限性的逐渐消失。[40]由分工的扩大所推动的这一重大变革历程，孕育着世界历史产生的基础性条件，世界历史时代已经处在即将到来的黎明时刻，新的伟大时代的曙光即将出现在世界历史的地平线上。

马克思恩格斯在另一处关于城市和乡村、城市市民和农村贵族的斗争以及分工的发展过程中，论及现代市民阶级—资产阶级的产生这一重大历史现象：“在中世纪，每一城市中的市民为了自卫都不得不联合起来反对农村贵族；商业的扩大和交通道路的开辟，使一些城市了解到有另一些捍卫同样利益、反对同样敌人的城市。从各个城市的许多地域性市民团体中，开始非常缓慢地产生出市民阶级。各个市民的生活条件，由于同现存关系相对立并由于这些关系所决定的劳动方式，便成了对他们来说全都是共同的和不以每一个人为转移的条件。市民创造了这些条件，因为他们挣脱了封建的联系；同时他们又是由这些条件所创造的，因为他们是由自己同既存封建制度的对立所决定的。随着各城市间的联系的产生，这些共同的条件发展为阶级条件。……资产阶级本身开始逐渐地随同自己的生存条件一起发展起来，由于分工，它又重新分裂为各种不同的集团，最后，随着一切现有财产被变为工业资本或商业资本，它吞并了在它以前存在过的一切有财产的阶级。”[41]

马克思恩格斯把作为城市之间分工之结果的工场手工业，与作为世界历史成果的世界市场[42]的形成联系起来：“不同城市之间的分工的直接结果就是工场手工业的产生，即超出行会制度范围的生产部门的产生。工场手工业的初期繁荣——先是在意大利，然后是在佛兰德——的历史前提，是同外国各民族的交往。……除上述前提外，工场手工业还以人口特别是乡村人口的不断集中和资本的不断积聚为前提。”[43]马克思恩格斯把作为生产工具的机器与工场手工业联系起来加以考察，认为“那种一开始就以机器，尽管还是以具有最粗陋形式的机器为前提的劳动，很快就显出它是最有发展能力的”[44]。过去乡村中农民满足自己必需的衣着的织布业还仅仅是附带的劳动，由于在交往的扩大中获得了机器这种动力而成为进一步发展的第一种劳动。织布业作为最早的最主要的工场手工业，“随着人口增长而增长的对衣料的需求，由于流通加速而开始的自然形成的资本的积累和运用，以及由此引起的由于交往逐渐扩大而日益增长的对奢侈品的需求，——所有这一切都推动了织布业在数量上和质量上的发展，使它脱离了旧有的生产形式。除了为自身需要而一直在继续从事纺织的农民外，在城市里产生了一个新的织工阶级，他们所生产的布匹被用来供应整个国内市场，通常还供应国外市场”[45]。织布业的发展是在抵制行会束缚、即摆脱“旧有的生产形式”的过程中进行的：“织布业多半在没有行会组织的乡村和小市镇上经营，这些地方逐渐变为城市，而且很快就成为每个国家最繁荣的城市。”[46]在城市之间的分工与世界市场的开拓之间，马克思恩格斯分析了作为生产工具的机器与工场手工业之间的相互推动的动力关系，从而为我们确立了一个历史分析的时间—空间维度的路线图：城市之间的分工——作为生产工具的机器——作为织布业的工场手工业——国际（世界）市场。而这一路线图作为分工与生产力的发展直至形成世界市场的过程，又是始终与所有制关系的变革历程有着内在关系的辩证发展过程。[47]马克思恩格斯把工场手工业、分工和交往的发展和变革，看作所有制关系的发展和变革的深刻基础，并梳理和描述了这一发展和变革历程。具体说来，工场手工业的出现和产生所造成的历史后果在于：（1）“所有制关系也立即发生了变化。越过自然形成的等级资本而向前迈出的第一步，是由商人的出现所促成的，商人的资本一开始就是活动的，如果针对当时的情况来讲，可以说是现代意义上的资本。第二步是随着工场手工业的出现而迈出的，工场手工业又运用了大量自然形成的资本，并且同自然形成的资本的数量比较起来，一般是增加了活动资本的数量”[48]；（2）成为“农民摆脱那些不雇用他们或付给他们极低报酬的行会的避难所”[49]；（3）“开始了一个流浪时期……这种流浪现象是和封建制度的瓦解密切联系着的。早在13世纪就曾出现过的个别类似的流浪时期，只是在15世纪末和16世纪初才成为普遍而持久的现象”[50]。这些人数众多的流浪者是在反抗封建主义的压迫和奴役的过程中形成的，他们被英国迅速繁荣起来的工场手工业所逐渐吸收；（4）“各国进入竞争的关系，展开了商业斗争，这种斗争是通过战争、保护关税和各种禁令来进行的……从此以后商业便具有了政治意义”[51]；（5）“工人和雇主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在行会中，帮工和师傅之间的宗法关系继续存在，而在工场手工业中，这种关系由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金钱关系代替了；在乡村和小城市中，这种关系仍然带有宗法色彩，而在比较大的、真正的工场手工业城市里，则早就失去了几乎全部宗法色彩”[52]；（6）“随着美洲和通往东印度的航线的发现，交往扩大了，工场手工业和整个生产运动有了巨大的发展。从那里输入的新产品，特别是进入流通的大量金银完全改变了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并且沉重地打击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劳动者；冒险者的远征，殖民地的开拓，首先是当时市场已经可能扩大为而且日益扩大为世界市场，——所有这一切产生了历史发展的一个新阶段”[53]。这里的世界市场作为世界“历史发展的一个新阶段”，是由作为资本之物质载体的航线、交往和工场手工业的共同作战，并击败了旧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和阶级关系的过程中实现和完成的；（7）“加速了活动资本的积累”和“大资产阶级”的产生，行会与工场手工业接触造成了必然的衰落，自然形成的资本和行会里的小资产阶级“必须屈从于大商人和工场手工业主的统治”[54]；（8）这一时期的商业、交往、工场手工业的扩大和发展同时引起国际关系的变化。“美洲的金银在欧洲市场上的出现，工业的逐步发展，贸易的迅速高涨以及由此引起的不受行会束缚的资产阶级的兴旺发达和货币的活跃流通”[55]，所有这一切都使得昔日地方行会的特权、封建主曾经征收的关税（捐税），在现代国家出现之后依然继续存在，只不过这些措施现在具有了为现代国家和资产者而非行会和封建主服务的“另外的意义”。[56]

如果说随着工场手工业的产生而开始的“流浪时期”是中世纪以来私有制发展的第一个时期，那么接下来的历史时期是开始于17世纪中叶直到18世纪末的、中世纪以来私有制发展的第二个时期。在这一时期，“商业和航运比那种起次要作用的工场手工业发展得更快；各殖民地开始成为巨大的消费者；各国经过长期的斗争，彼此瓜分了已开辟出来的世界市场。……最强大的海上强国英国在商业和工场手工业方面都占据优势，这里已经出现商业和工场手工业集中于一个国家的现象”[57]。

这个国家就是英国。在这一生产力、分工、交往形式与所有制关系相互推**从而积聚了发展能量的过程中，英国越来越成为一个具有巨大的扩张潜力的现代经济—军事强国，庞大的日不落帝国的根基、实力和形态就这样历史地奠定、积聚和塑造起来，并由此塑造和成就了世界历史，从而深刻地改变和影响了世界各民族的历史命运。

（3）大工业开创世界历史：消灭各国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状态

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重大历史时刻终于到来了：世界历史时代的曙光已经初照在西欧、首先是大英不列颠这块迅速形成和成长起来的现代资产阶级王国的土地上。这是以大工业、分工、交往、竞争、科学、航海、殖民、革命等组合而成的规模庞大的现代交响乐队，在所向披靡一路高歌走向世界的过程中所演奏的雄浑有力的历史序曲。而所有这些交响乐队的每一位成员，都仅仅是现代资本这一强大生命有机体的构成要素，它们统统都只是资本获取财富和利润的代言人，资本的内在本性和需要构成了它们的生存原则和内在灵魂。

马克思恩格斯敏锐而有力地阐明了这一重大的历史变革：商业和工场手工业“不可阻挡地”向英国集中的世界历史性意义，是大工业的产生和由大工业开创的世界历史：“这种集中逐渐地给这个国家创造了相对的世界市场，因而也造成了对这个国家的工场手工业产品的需求，这种需求是旧的工业生产力所不能满足的。这种超过了生产力的需求正是引起中世纪以来私有制发展的第三个时期的动力，它产生了大工业——把自然力用于工业目的，采用机器生产以及实行最广泛的分工。这一新阶段的其他条件——国内的自由竞争，理论力学的发展（牛顿所完成的力学在18世纪的法国和英国都是最普及的科学）等等——在英国都已具备了。（国内的自由竞争到处都必须通过革命的手段争得——英国1640年和1688年的革命，法国1789年的革命）。”[58]作为商业和工场手工业向英国集中的伟大历史后果，是世界市场—产品需求—工业生产能力之间的相互推动和相互作用，而这种相互推动和相互作用的最大成果，就是导致了作为现代生产力产儿的机器大工业的产生。这是全部世界生产力发展史上最具世界历史性意义的伟大时刻。

现代大工业开创了一个伟大时代，这就是世界历史时代，即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时代：“竞争很快就迫使每一个不愿丧失自己的历史作用的国家为保护自己的工场手工业而采取新的关税措施，……并随即在保护关税之下兴办大工业。尽管有这些保护措施，大工业仍使竞争普遍化了……大工业创造了交通工具和现代的世界市场，控制了商业，把所有的资本都变为工业资本，从而使流通加速（货币制度得到发展）、资本集中。”[59]威力无比的大工业不仅导致了普遍竞争、交通工具和世界市场的产生，更重要的是它在把所有资本变成工业资本的过程中加剧了资本的集中，这是资本主义青春少年的生机勃发的时期，是大工业（生产力）与资本（生产关系）强力联姻而凸显巨大潜力和发展能量的伟大时期。

现代大工业（生产力）与资本（生产关系）的强力联姻，孕育和形成了消灭整个传统的旧世界、创造新的现代资本世界的摧枯拉朽般的革命性力量：“大工业通过普遍的竞争迫使所有个人的全部精力处于高度紧张状态。它尽可能地消灭意识形态、宗教、道德等等，而在它无法做到这一点的地方，它就把它们变成**裸的谎言。它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它使自然科学从属于资本，并使分工丧失了自己自然形成的性质的最后一点假象。它把自然形成的性质一概消灭掉（只要在劳动的范围内有可能做到这一点），它还把所有自然形成的关系变成货币的关系。它建立了现代的大工业城市——它们的出现如雨后春笋——来代替自然形成的城市。凡是它渗入的地方，它就破坏手工业和工业的一切旧阶段。它使城市最终战胜了乡村。……〔它〕造成了大量的生产力，对于这些生产力来说，私有制成了它们发展的桎梏……大工业到处造成了社会各阶级间相同的关系，从而消灭了各民族的特殊性。最后，当每一民族的资产阶级还保持着它的特殊的民族利益的时候，大工业却创造了这样一个阶级，这个阶级在所有的民族中都具有同样的利益，在它那里民族独特性已经消灭，这是一个真正同整个旧世界脱离而同时又与之对立的阶级。大工业不仅使工人对资本家的关系，而且使劳动本身都成为工人不堪忍受的东西。”[60]从上层建筑到民族界限、从一切自然的东西到乡村部落、从旧有的所有制关系到民族特性、从阶级关系到劳动本身……统统都沦陷在大工业与资本汇聚成的不可抗拒无可阻挡的强大历史潮流中。[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