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资本哲学：政治经济学批判语境中形式自由与实质自由的内在冲突

马克思以宏大而又深邃的历史眼光，为我们展示了资本塑造现代世界、开辟世界历史的巨大作用：一方面从时间的、纵向的历史维度，阐明了资本作为“现代之子”即现代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诞生，较之于传统的农业社会和生产方式所具有的历史性意义；一方面又从空间的、跨国的即资产阶级越出国界的维度，热情地肯定了资本克服地方性发展、克服自然崇拜、克服民族界限和民族偏见，从而在世界范围内确立和塑造现代生产方式的“伟大的文明作用”，即世界历史性意义。[1]这是拙作已经反复阐释和强调的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关于资本问题的历史观点。拙作是在历史观点与阶级观点的内在的紧张、矛盾和对立的张力结构中，来描述和阐释马克思历史理论的历史观点的。

但是，从基本精神和总体特征而论，马克思历史理论的重心是进行政治经济学批判即资本批判。这一批判所使用、遵循的基本方法，是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是否定的历史辩证法。马克思以资本与劳动的对立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轴心、红线，通过使用从抽象到具体、历史的与逻辑的统一、从后思索（人体解剖是猴体解剖的钥匙）等一系列更具体的方法，全面、系统地考察、解剖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流通过程，以及作为生产过程与流通过程之统一的资本主义生产总过程，揭示了剩余价值的产生、实现和分割的内在机制、逻辑和过程，以无可争辩的论证方式，史无前例地揭露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对立的所有制根源，揭露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非正义的本质，揭露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从而历史性地确立了否定和扬弃这一内在矛盾的社会力量（无产阶级）和现实道路（社会革命）。

马克思历史理论即哲学—经济学批判的生机、活力和秘密之一，就在于它内在地包涵着历史观点与阶级观点的内在紧张、矛盾和对立。而历史观点与阶级观点的内在紧张、矛盾和对立，同形式自由与实质自由的的内在紧张、矛盾和对立又存在着内在的逻辑贯通。马克思历史理论关于这种内在紧张、矛盾和对立的最终克服，是通过真正自由的个人时代的展望来实现和完成的。

资本逻辑、世界历史、人类解放（自由个性），这三者的内在贯通和有机统一，构架了包括世界历史理论在内的整个马克思历史理论的基本的思想结构、体系结构和逻辑结构，并体现在马克思各个时期的著作文本中。

1.形式自由与实质自由的矛盾及其解决：资本内在限制的克服与自由个性的确立

马克思历史理论中所包涵的历史观点与阶级观点的内在紧张，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得到了非常突出的表现，获得了鲜明的表达形态。关于资本的诞生及其世界历史作用，即马克思关于资本文明作用的历史观点，我们将在第七章“资本与世界历史（上）——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世界历史的开辟、矛盾与未来”中专门加以阐述。这里主要基于历史观点与阶级观点、形式自由与实质自由的内在紧张这一解释框架的需要，对马克思关于资本的历史观点作简明扼要地叙述。

（1）资本本身追求的普遍性的内在限制

马克思高度评价资本主义生产的作用和趋势：“从本质上来说，就是推广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或与资本相适应的生产方式，创造世界市场的趋势已经直接包含在资本的概念本身中。……要使生产本身的每一个要素都从属于交换，要消灭直接的、不进入交换的使用价值的生产，也就是说，要用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来代替以前的、从资本的观点来看是原始的生产方式。”[2]“如果说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一方面创造出普遍的产业劳动，即剩余劳动，创造价值的劳动，那么，另一方面也创造出一个普遍利用自然属性和人的属性的体系，创造出一个普遍有用性的体系，……因此只有资本才创造出资产阶级社会，并创造出社会成员对自然界和社会联系本身的普遍占有。由此产生了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它创造了这样一个社会阶段，与这个社会阶段相比，一切以前的社会阶段都只表现为人类的地方性发展和对自然的崇拜。”[3]在这里，马克思关于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的高度评价，我把它表述为关于资本问题的历史观点。

但是，马克思关于资本逻辑的重心是批判而不是肯定。这一批判是在资本与劳动的对立这一贯穿始终的主题中得以展开、实现和完成的。马克思指出：“资本的伟大的历史方面就是创造这种剩余劳动，即从单纯使用价值的观点，从单纯生存的观点来看的多余劳动，而一旦到了那样的时候，即一方面，需要发展到这种程度，以致超过必要劳动的剩余劳动本身成为普遍需要，成为从个人需要本身产生的东西，另一方面，普遍的勤劳，由于世世代代所经历的资本的严格纪律，发展成为新的一代的普遍财产，最后，这种普遍的勤劳，由于资本的无止境的致富欲望及其唯一能实现这种欲望的条件不断地驱使劳动生产力向前发展，而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一方面整个社会只需用较少的劳动时间就能占有并保持普遍财富，另一方面劳动的社会将科学地对待自己的不断发展的再生产过程，对待自己越来越丰富的再生产过程，从而，人不再从事那种可以让物来替人从事的劳动，——一旦到了那样的时候，资本的历史使命就完成了。”[4]

马克思在这里揭示的，是资本与劳动之矛盾的产生、发展和终结的历史逻辑，这一历史逻辑所指向的目标，是“劳动的社会”，是人从“那种可以让物来替人从事的劳动”中解放出来。从人之为人的真正主体地位的确立这一历史理念出发，是马克思从事现实的资本批判的最终价值目标。马克思的哲学—经济学批判，凸显了人的理想的未来世界与非人的现实的资本世界的紧张、矛盾与对立。这就是马克思历史理论中两个世界的内在紧张、矛盾和对立。

这种真正的人的劳动的社会的到来，只有在如下的历史条件下才会成为可能，即资本的内在矛盾、资本本身的内在限制，已经达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更进一步考察问题，首先就会看到一个限制，这不是一般生产的限制，而是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的限制。这种限制是二重的，……是从两个方向来看的同一个限制，这里只要指出资本包含着一种特殊的对生产的限制——这种限制同资本要超越生产的任何界限的一般趋势相矛盾——就足以揭示出生产过剩的基础，揭示出发达的资本的基本矛盾；就足以完全揭示出，资本并不像经济学家们认为的那样，是生产力发展的绝对形式，资本既不是生产力发展的绝对形式，也不是与生产力发展的绝对一致的财富形式。”[5]“资本的生产是在矛盾中运动的，这些矛盾不断地被克服，但又不断地产生出来。不仅如此，资本不可遏止地追求的普遍性，在资本本身的性质上遇到了限制，这些限制在资本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会使人们认识到资本本身就是这种趋势的最大限制，因而驱使人们利用资本本身来消灭资本。”[6]资本的内在矛盾以及在追求普遍性的过程中所产生的资本本身的最大限制，决定了它同社会生产力的矛盾的不可克服，决定了它不可能是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绝对形式，从而决定了它只能是暂时性的、历史的存在。[7]

资本的内在矛盾以及资本本身内在限制的历史性解决，只有在扬弃了这种矛盾和限制的自由个性得到确立的社会形态中，才成为现实。

（2）自由竞争的形式与实质：基于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的批判性剖析

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个人自由是真正的自由吗？在这一问题上，马克思展示了运用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所具有的无可争辩的强大的思想—逻辑批判力量。马克思通过资本条件下的竞争来进行批判性的剖析，揭露了现代社会的自由竞争式的自由，只能是资本的自由。马克思在讨论了竞争在历史上、在一国内部和世界市场上所具有的取消限制和废除关税的表现形态后，批判了关于竞争的一种荒谬看法：“就是把竞争看成是摆脱了束缚的、仅仅受自身利益制约的个人之间的冲突，看成是自由的个人之间的相互排斥和吸引，从而看成是自由的个性在生产和交换领域内的绝对存在形式。再没有比这种看法更错误的了。”[8]这种观点之所以荒谬和错误，是因为自由竞争仅仅是“摧毁了束缚和妨碍与资本相适应的运动的那些历史限制”[9]。“自由竞争是资本同作为另一个资本的它自身的关系，即资本作为资本的现实行为。……因为自由竞争就是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方式的自由发展，就是资本的条件和资本这一不断再生产这些条件的过程的自由发展。”[10]

马克思由此严厉批判和揭露了现代资产阶级的国民经济学在这一重大问题上关于个人自由的阶级实质：“在自由竞争中自由的并不是个人，而是资本。只要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还是发展社会生产力所必需的、因而是最适当的形式，个人在资本的纯粹条件范围内的运动，就表现为个人的自由，然而，人们又通过不断地回顾被自由竞争所摧毁的那些限制来把这种自由教条地宣扬为自由。……这甚至使最深刻的经济思想家们，例如李嘉图，都把自由竞争的绝对统治作为前提，以便有可能研究和表述资本的那些相适应的规律，这些规律同时表现为统治着资本的生死攸关的趋势。”[11]因此在资本统治条件下的个人自由，只是“表现为”个人自由。尽管国民经济学家以自由竞争为绝对前提进行论证，但它们所表达的只能是资本的、为资本所需要的自由，而决不是劳动的自由。马克思在这里根本超越了现代国民经济学的狭隘的阶级视野，深刻地凸显了形式自由与实质自由的内在紧张、矛盾和冲突。

马克思以深刻而又嘲讽的笔调，批判了关于自由竞争之为人类自由的终极形式的另一种荒谬看法，从而进一步凸显了历史观点与阶级观点、形式自由与实质自由的内在紧张、矛盾和冲突：“把自由竞争看成是人类自由的终极发展，认为否定自由竞争就等于否定个人自由，等于否定以个人自由为基础的社会生产。但这不过是在有局限性的基础上，即在资本统治的基础上的自由发展。因此，这种个人自由同时也是最彻底地取消任何个人自由，而使个性完全屈从于这样的社会条件，这些社会条件采取物的权力的形式，而且是极其强大的物，离开彼此发生关系的个人本身而独立的物。”[12]作为解剖和批判现代资本逻辑、为真正个人自由的实现寻求现实道路的无与伦比的哲学—经济学大师，马克思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所担负的理论批判的使命，就在于不仅去揭示客观的现代社会关系的颠倒的本质，而且同时必须担负起批判和揭露现代思想界钟情于自由竞争的种种虚假的、荒谬的观念：“揭示什么是自由竞争，这是对于资产阶级先知们赞美自由竞争或对于社会主义者们诅咒自由竞争所作的唯一合理的回答。”[13]因此以斯密为代表的国民经济学关于个人追求私人利益会自然实现公共的、普遍的社会利益的观念，不过是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相互压榨”、“相互冲突”以及“这种相互作用所依据的条件的再创造”的理论反映。国民经济学“断言自由竞争等于生产力发展的终极形式，因而也是人类自由的终极形式，这无非是说资产阶级的统治就是世界历史的终结——对前天的暴发户们来说这当然是一个愉快的想法”[14]。

（3）个性自由的真正解放：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社会形式的崩溃

那么个性自由的真正解放，在什么样的社会历史条件的基地上才能真正确立？马克思强调，由于现存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所必然导致的人的劳动从雇佣劳动中获得解放、即“对人本身的一般生产力的占有”这一重大转变，“是人对自然界的了解和通过人作为社会体的存在来对自然界的统治，总之，是社会个人的发展。现今财富的基础是盗窃他人的劳动时间，这同新发展起来的由大工业本身创造的基础相比，显得太可怜了。一旦直接形式的劳动不再是财富的巨大源泉，劳动时间就不再是，而且必然不再是财富的尺度，因而交换价值也不再是使用价值的尺度。群众的剩余劳动不再是一般财富发展的条件，同样，少数人的非劳动不再是人类头脑的一般能力发展的条件。于是，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便会崩溃，直接的物质生产过程本身也就摆脱了贫困和对立的形式。个性得到自由发展，因此，并不是为了获得剩余劳动而缩减必要劳动时间，而是直接把社会必要劳动缩减到最低限度，那时，与此相适应，由于给所有的人腾出了时间和创造了手段，个人会在艺术、科学等等方面得到发展”[15]。

马克思在这里是把人的解放、把个性自由的发展，建立在人的劳动不再从属于资本统治而获得解放，即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走向崩溃的历史基地上来论述、来阐明的。这是一个彻底终结了资本本身的内在限制、从而已经彻底扬弃了资本与劳动的对立的崭新的社会历史时代。这是一个经历了并且扬弃了“人的依赖关系”和“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16]的社会形式，从而走向“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的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17]的社会形式的时代。

2.形式自由与实质自由的特定的矛盾形态：流通领域与生产领域的对立及其超越

马克思资本哲学的根本目的和主要基调，是通过揭示历史观点与阶级观点、形式自由与实质自由的内在紧张、矛盾和对立，揭露资本逻辑的惟利是图的血腥本质，培育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阐明无产阶级获得阶级自由的必然逻辑和人类彻底解放的历史远景。

马克思基于资本与劳动的关系这一主线，以深刻的历史考察和理性的逻辑推论，通过对劳动力市场上的形式的自由平等与生产过程中雇佣劳动隶属于资本的非自由平等的实质，通过商品生产所有权规律转变为资本主义占有规律，一方面历史地阐明了劳动力的买和卖即雇佣劳动的形成，即现代工人所具有的形式自由和形式平等与以奴役劳动、依附劳动为特征的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比所具有的巨大历史进步意义，一方面又无情地揭示了资本作为资本家的活的灵活，本身所具有的嗜血般的贪婪本性即榨取剩余价值的血腥本质，揭示了劳动力市场上资本对劳动力的购买，只是形式上符合商品生产所有权规律，而实质上是对工人无偿劳动的占有。[18]马克思基于资本与劳动的关系的实质所作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凸显了形式自由与实质自由的内在紧张和深刻对立。

马克思把劳动力成为商品看成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认为劳动力普遍地成为商品，即劳动力市场的形成，“只有在一种十分特殊的生产方式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才会发生”，自由工人作为自己劳动力的占有者与货币占有者的关系“既不是自然史上的关系，也不是一切历史时期所共有的社会关系。它本身显然是已往历史发展的结果，是许多次经济变革的产物，是一系列陈旧的社会生产形态灭亡的产物”[19]。从资本与劳动的关系这一现代世界的核心问题出发，马克思认为“资本存在的历史条件”、即资本与劳动的历史性结合这一现代生产关系和历史条件的产生，“包含着一部世界史，因此，资本一出现，就标志着社会生产过程的一个新时代”[20]。但马克思同时又无情地讽刺和嘲弄了这种自由平等的形式特性：“劳动力的买和卖是在流通领域或商品交换领域的界限以内进行的，这个领域确实是天赋人权的真正伊甸园。那里占统治地位的只是自由、平等、所有权和边沁。”[21]

资本与劳动的自由结合仅仅出现在流通领域，而一旦进入生产领域，资本的绝对主宰地位和贪婪本质、即这一天赋人权的真正伊甸园的真实图景就会暴露出来：“原来的货币占有者作为资本家，昂首前行；劳动力占有者作为他的工人，尾随于后。一个笑容满面，雄心勃勃；一个战战兢兢，畏缩不前，像在市场上出卖了自己的皮一样，只有一个前途——让人家来鞣”[22]。马克思说：“作为资本家，他只是人格化的资本。他的灵魂就是资本的灵魂。而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这就是增殖自身，获取剩余价值，用自己的不变的部分即生产资料吮吸尽可能多的剩余劳动。资本是死劳动，它像吸血鬼一样，只有吮吸活劳动才有生命，吮吸的活劳动越多，它的生命就越旺盛。”[23]

马克思通过深刻的阶级分析方法和否定的历史辩证法，深入而彻底地剖析资本剥削、无偿占有工人的活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从根本上揭示和凸显了在资本与劳动的阶级对立中所存在着的不平等、不自由的实质，从而揭露了形式自由（平等）与实质自由（平等）的矛盾、对立和冲突，并无情地批判、解剖和讽刺了现代国民经济学和整个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关于自由问题的虚假性和阶级本质。[24]尽管如此，马克思仍然是在形式自由与实质自由的内在紧张这一张力结构和解释框架中，来历史地审视和客观地看待自由的阶级性质的，并由此容留了自由的形式维度作为这一张力结构的必要构成因素。因此马克思一方面为无产阶级的阶级自由和人类的彻底解放即实质自由的真正确立，寻求批判的、革命的和现实的道路，一方面形式自由与实质自由的内在紧张的张力结构依然存在于马克思哲学—经济学批判的理论语境中。马克思在与中世纪的历史对比中对现代形式自由的肯定应引起我们的充分注意。[25]

在《资本论》第1卷中，马克思以否定之否定的历史辩证法的不可抗拒的强力论证逻辑，把资本主义私有制看作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但历史辩证法的必然性，又造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自身的否定，即否定之否定。这第二个否定是基于“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26]。

这就是马克思基于阶级观点与阶级分析方法，在资本批判的基地上，通过深刻、彻底、无情地揭露形式自由与实质自由的矛盾、对立和冲突，并通过否定之否定的历史辩证法的解释范式，为真正的个人自由即实质自由的确立所作出的历史性的展望。

马克思以个人自由的真正确立为目标，批判和揭露现存的资本世界的自由的虚幻本质，并由此展望未来的自由个性的理想世界，从而极其鲜明地凸显了两个世界的深刻而巨大的内在张力。

3.走向形式自由与实质自由的真正统一：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历史性飞跃

马克思的资本哲学即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生机和魅力，在于它在揭示和阐发自由理想的过程中，始终包涵着深厚而巨大的历史感，包涵着历史辩证法的批判的思想深度和逻辑力量。我们可以把马克思历史理论融哲学与经济学二者为一体的研究、阐释和表达方式，概括为马克思的哲学—经济学批判即实践批判。这可能是马克思之所以能够保持现实的资本批判与未来的社会展望之两个世界的内在张力，并以这一内在张力为前提和统摄，把历史主义与伦理主义、历史观点与阶级观点、形式自由与实质自由、民族观点与阶级观点、历史观点与自然观点之多重的内在张力，有机地纳入到自己的历史理论中的基本原因之一。

马克思的《资本论》是把哲学—经济学批判有机地融为一体的一个不可超越的伟大典范。这大概是列宁之所以强调“不钻研和不理解黑格尔的全部逻辑学，就不能完全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27]这一经典论断的深刻意蕴和方法论意义所在。马克思把哲学批判的历史感与政治经济学的阶级批判融为一体的一个重大成果，就是通过资本批判，通过揭示资本与劳动的对立，亦即剖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历史性地展望了超越和扬弃历史与伦理、形式自由与实质自由的内在冲突这一人类彻底解放的社会远景。

在《资本论》第3卷中，马克思的这一批判和展望是通过必然王国与自由王国的历史辩证法的批判逻辑来阐释和表达的。

在阐述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总过程的各种具体形式的《资本论》第3卷中，马克思研究的重心同样是揭示资本与劳动的对立，揭示资本家阶级的不同阶层之间如何分割工人劳动创造的价值与剩余价值，在资本主义生产总过程的各种具体形态上，曝光和暴露了资本剥削劳动、分赃劳动成果的内在过程和和具体机制，从而进一步凸显了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和土地所有者阶级之间的内在矛盾和深刻对立。

尽管《资本论》第3卷以绝对主导的篇幅和文字阐发阶级对立的经济根源，但马克思依然在其中容留了历史观点与阶级观点内在紧张的张力结构。在剖析“资本—利润、土地—地租、劳动—工资”三位一体公式的过程中，马克思一方面揭露了资本与劳动关系上的深刻的阶级对立，批判了庸俗经济学对“局限在资产阶级生产关系中的生产当事人的观念，当作教义来加以解释、系统化和辩护”[28]的阶级本质，一方面又历史地肯定了资本之于先前的社会形式的进步意义，以及资本之于未来社会所担负的历史使命：“资本的文明面之一是，它榨取这种剩余劳动的方式和条件，同以前的奴隶制、农奴制等形式相比，都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因此资本一方面会导致这样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社会上的一部分人靠牺牲另一部分人来强制和垄断社会发展（包括这种发展的物质方面和精神方面的利益）的现象将会消灭；另一方面，这个阶段又会为这样一些关系创造出物质手段和萌芽，这些关系在一个更高级的社会形式中，使这种剩余劳动能够同物质劳动一般所占用的时间的更大的节制结合在一起。”[29]马克思这里的论述和文字，既是对资本之历史使命、之文明面问题的富有历史辩证法意蕴的精彩分析，同时又是关于资本榨取剩余价值之内在本性的深刻揭示，它是马克思哲学—经济学批判中历史观点与阶级观点之内在张力的经典表述之一。

因此具有深厚而巨大的历史感、保持着历史观点与阶级观点之内在张力的马克思，是在资本的文明面亦即资本所肩负的历史使命的前提和语境下，来展开人类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历史性飞跃这一深刻社会历史变革过程的。马克思说：“自由王国只是在必要性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它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这个领域内的自由只能是：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的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一种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但是，这个领域始终是一个必然王国。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挥，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但是，这个自由王国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30]

在这里，马克思通过“自由王国”、“社会化的人”、“事物的本性”、“人类本性”、“目的本身”、“彼岸”与“必然王国”、“外在目的”、“盲目的力量”等概念之间的紧张、矛盾和对立，展示了作为理念的自由王国与现存的必然王国的相互关系，这些意蕴精深的观念、思想和文字深刻地凸显了未来世界的自由王国与现存世界的非自由的必然王国之间的深刻的内在张力。这两个世界的内在矛盾的历史性的解决，只有在必然王国（资本逻辑）的必然性得到彻底发挥，即以资本与劳动的阶级对立为轴心的现存资本世界，一方面为自由王国的到来创造现实的物质基础，一方面又由于它自身的内在矛盾而必然走向解体和灭亡，只有在这一二律背反的内在矛盾和历史悖论真正彻底的终结之日终于到来之时，人类的自由王国才能真正确立。

这就是自由王国与必然王国之两个世界的内在矛盾得到彻底解决，从而产生历史观点（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伦理主义）的内在紧张、矛盾和对立的社会历史根源得到彻底消解，形式自由与实质自由的内在紧张、矛盾和对立也在彻底解决中走向和解与统一的社会形态。

这就是作为普遍性意义的人的人性和本质完美复归、自由人的联合体真正确立的共产主义时代。

马克思历史理论即马克思全部哲学—经济学批判中的两个世界的内在张力所具有的青春与生机、魅力与秘密，也由此得到了历史性解答。

[1] 详见拙作第七、第八两章：“资本与世界历史”。

[2] 马克思：《卡·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手稿前半部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388页。黑体为原著者加。

[3] 马克思：《卡·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手稿前半部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389—390页。黑体为原著者加。

[4] 马克思：《卡·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手稿前半部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286页。黑体为原著者加。

[5] 马克思：《卡·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手稿前半部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395—396页。黑体为原著者加。

[6] 马克思：《卡·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手稿前半部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390页。黑体为引者加。

[7] 马克思批评斯密、李嘉图不懂得现代世界资本与劳动的矛盾对立的阶级性质，不懂得资本存在的暂时的和历史的性质，从而他们也就不理解资本与劳动的相互关系的真正秘密。“在斯密那里，资本最初并不表现为把雇佣劳动要素当作自己对立面包含在自身中的东西，……而是表现为来自流通的东西，表现为货币，因而资本是通过节约从流通中产生的。可见，「斯密认为」资本最初不会自行增殖，因为在资本的概念本身中恰恰不包含对他人劳动的占有。”（马克思：《卡·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手稿前半部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292页。黑体为原著者加）当然马克思接下来谈到：“因为斯密又在地产和资本的形式上把生产资料和生产材料作为独立的形态同劳动对立起来，那他在本质上就是把劳动设定为雇佣劳动。”这说明斯密产生了矛盾和动摇。（同上书，第292页）在李嘉图那里，他“也是把雇佣劳动和资本理解为生产作为使用价值的财富的自然形式，而不是历史上一定的社会形式；这就是说，正因为把雇佣劳动和资本的形式本身理解为自然的形式，这些形式本身就是无关紧要的了，因而没有从这种形式同财富形式的一定联系上去理解，而财富本身在其交换价值形式上，则被看作财富物质存在的单纯形式上的中介。因此，李嘉图不理解资产阶级财富的特定性质，这正是由于在他看来资产阶级财富是一般财富的最适当形式。因此，在经济上，虽然从交换价值出发，但是交换的特定经济形式本身在他的经济学中不起作用，他所谈的始终只是劳动和土地的总产品在三个阶级之间的分配，似乎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财富只涉及使用价值，而交换价值似乎只是一种礼仪的形式，这种形式在李嘉图那里就像货币周围流通手段消失在交换中一样消失了。因此，为了表明经济学的真正规律的作用，李嘉图也喜欢把这种货币关系看作只是形式的东西。由此就产生了他的货币理论本身的弱点”（同上书，第292—293页。黑体为原著者加）。斯密、李嘉图看不到资本与劳动之矛盾对立、之剥削压迫的阶级性质，当然也就看不到，在资本与劳动之间所发生的所谓自由交换中的自由，就只能是形式上的自由而非实质上的自由。

[8] 马克思：《卡·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手稿后半部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版，第41页。黑体为引者加。

[9] 马克思：《卡·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手稿后半部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版，第41页。黑体为引者加。

[10] 马克思：《卡·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手稿后半部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版，第42页。黑体为原著者加。

[11] 马克思：《卡·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手稿后半部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版，第42页。黑体为原著者加。

[12] 马克思：《卡·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手稿后半部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版，第43页。黑体为引者加。

[13] 马克思：《卡·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手稿后半部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版，第43页。

[14] 马克思：《卡·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手稿后半部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版，第44页。黑体为引者加。这说明早在一个半世纪前，高瞻远瞩的马克思，就已经是揭露和批判福山所谓“历史终结论”的伟大先知了。

[15] 马克思：《卡·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手稿后半部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版，第100—101页。黑体为原著者加。

[16] 马克思：《卡·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手稿前半部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107页。黑体为原著者加。

[17] 马克思：《卡·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手稿前半部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107—108页。黑体为引者加。

[18] 马克思说，追加资本作为“资本化了的剩余价值”，“它一开始就没有一个价值原子不是由无酬的他人劳动产生的。”（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72页）

[19]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7页。

[20]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8页。黑体为引者加。

[21]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04—205页。黑体为引者加。

[22]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05页。

[23]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69页

[24]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中关于“虚幻共同体”与“真实共同体”的许多精深论述，实际上是关于形式自由与实质自由的内在紧张、矛盾和对立的一个批判性阐述。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尽管马克思对现代资产阶级国家之阶级本质的揭露是如此深刻，但我依然钟情于黑格尔关于国家作为市民社会之真理形态的理性国家观，这一信念自1980年初读《法哲学原理》、《历史哲学》始就一直挥之不去。随着现代中国市民社会的逐步确立，特别是在市场法则和资本逻辑作为“普照的光”越来越洒遍当代中国大地的今天，我对黑格尔国家观的合理性愈加笃信不疑。

[25] 存在于马克思资本哲学中的形式自由与实质自由的内在紧张，在后来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历史中却转变为两者的抽象对峙和绝对对立，形式自由的维度在社会革命的历史激流中成为理论盲点和实践盲点，形式自由的维度所本来具有的历史性价值，就因此而全面沦陷在实质不平等不自由之抽象批判话语的汪洋大海之中。

[26]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74页。黑体为引者加。

[27] 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1914年9—12月）》，《列宁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2版，第151页。黑体为原著者加。

[28]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25页。

[29]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27—928页。黑体为引者加。

[30]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28—929页。黑体为引者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