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问题与挑战：关于黑格尔哲学的历史命运

对黑格尔哲学的挑战与批判来自各个不同的角度和方面，而所有的挑战与批判都基于黑格尔哲学的基本精神和基本特征。

1.黑格尔历史—政治哲学的基本精神和基本特征

黑格尔哲学中处处都包涵着、存在着深刻的内在张力。而所有这些内在张力，黑格尔又都高度清醒地、自觉地赋予它们以和解、统一的存在形态。我们已经反复说明，黑格尔之所以强调理念与现实的和解与统一，其深刻动机并非是向现实、向普鲁士现存的国家制度妥协，而是自觉承担起一种哲学使命：用基督教之普遍自由的理念去建筑现实，用理性国家的原则去塑造现存的国家制度，用现代国家的普遍性去规约、塑造和提升市民社会的特殊性。因此，黑格尔历史—政治哲学的和解与统一，是为两个世界的内在张力所统摄、所规约的和解与统一，是两个世界的内在张力之前提、格局、条件下的和解与统一。

黑格尔历史—政治哲学首先是现代资产阶级在西方确立统治地位并进行全球殖民扩张的意识形态，是现代资产阶级生存和发展逻辑的理念形式和哲学自觉。黑格尔的全部哲学，包括他的历史—政治哲学在内，都是现代资产阶级的基本理念及其原则的最系统、最全面、最深刻的表述。当黑格尔说，精神自由的理念已开始在现代日尔曼世界成为现实，他所表达的是现代资产阶级关于人的生命、财产、自由与尊严不容侵犯的原则；当黑格尔说，国家是自由的实现，他心目中的国家是宗教改革、特别是现代日尔曼以及英、法、美的民主民族革命所确立的现代资产阶级的国家形态。

黑格尔历史—政治哲学是绝对自觉的理性主义哲学。黑格尔以理性作为世界的主宰，以理性阐明世界历史发展演变的逻辑及其意义。理性统治着世界，因而也就统治着世界历史，是黑格尔历史—政治哲学的基本命题之一。黑格尔以理性阐释历史的坚定不移的态度和信念，表明了他对资产阶级的精神、理念和原则终将在全世界确立统治地位和统治秩序的坚强信心和乐观主义。理性、理性精神贯穿于他整个历史—政治哲学体系的始终。在哲学与宗教、国家与市民社会、理性国家与现实的国家制度等所有重大的问题上，黑格尔都自觉地坚持了理性主义的精神和原则。[1]黑格尔大概是全部世界哲学史上最伟大的理性主义大师。

黑格尔历史—政治哲学又是从整体主义出发来关照个体自由的哲学。黑格尔以世界精神的战略气魄统摄了整个世界历史及其进程，世界精神或世界理性成为世界历史发展的绝对统治力量。[2]民族国家、历史性伟人、普通民众和个人，都是世界精神实现其历史使命的手段或工具，都是构成历史发展的环节和因素，它们的生存地位、作用、意义及其价值，只有从世界精神统治的世界历史那里才能得到说明。在黑格尔那里，似乎世界精神携着整体主义的优势压倒和泯灭了个体自由的地位、价值与意义。在黑格尔那里，作为伦理性实体的有机生命体的国家，既高于作为私利战场的市民社会，又高于作为单个人而存在的原子式的个人。

与以理性、以世界精神来说明世界历史相联系，黑格尔观察、审视世界历史的基点或者出发点是精神而不是物质，是精神的自由而不是物质的惰性。也就是说，在黑格尔那里，理念、精神、原则是创制、建筑、塑造现实世界的根本原因和推动力量。

黑格尔历史哲学的基本精神、性格或特征，预示和决定了它所受到的以下几个方面的挑战与批判：黑格尔学派的自身分裂；马克思基于无产阶级立场的哲学—经济学批判即实践批判；叔本华为代表的非理性主义；波普尔反整体主义、反历史决定论的原子个人主义。

2.宗教批判与政治批判：青年黑格尔派与费尔巴哈

黑格尔历史—政治哲学标志着德国古典历史—政治哲学的顶峰。但以揭示事物自身的矛盾法则为重要特征的黑格尔哲学，同样由于自身存在的深刻的内在张力而遭遇了走向分裂的矛盾法则：在接下来的德国哲学历史的进一步发展中，黑格尔历史—政治哲学的内在张力及其统一的完整形态，在后继者们的阵营中发生了变形，即在黑格尔历史—政治哲学的基地上，发生了青年黑格尔派和老年黑格尔派的分裂和对峙[3]：哲学与宗教、理念与现实、理性国家与现实国家制度的内在张力（矛盾）被进一步向前推进，并由此诞生了激进的青年黑格尔派。青年黑格尔派又伴随着宗教和政治生态的变化而迅速地发生了深刻的内部对立；而紧紧抓住黑格尔历史—政治哲学的和解与统一之精神、之特征不放的，则是老年黑格尔派。[4]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无论老年黑格尔派和青年黑格尔派的哲学倾向和思想分歧是多么鲜明和重大，他们仍然有一个共同的基本的特征：用理念去反思和关照现实，体现着理念与现实的内在张力。精神性的理念（无论是实体还是主体）是他们由以出发的共同的基本前提。

青年黑格尔派内部的对立根源于实体与主体的概念之争。以施特劳斯为代表的一方，围绕着黑格尔的实体概念大加发挥，强调它是黑格尔哲学中最有价值的内容；而以鲍威尔兄弟为代表的另一方，则紧紧抓住黑格尔哲学中的主体即自我意识概念，并由此展开了自己的激进的哲学主张。

青年黑格尔派的发端是施特劳斯的宗教批判。与黑格尔强调哲学与宗教的同一不同，施特劳斯试图通过揭露福音故事的神秘性质和宗教观念的非理性特征，论证和揭示哲学与宗教、理性与信仰之间的深刻对立，并以对黑格尔关于哲学与宗教同一观点的态度，作为划分黑格尔学派之为左、右两派的根据。施特劳斯在其著名的《耶稣传》中，借用黑格尔关于世界历史是绝对精神自我意识的历程、宗教是以表象方式表现绝对精神的观点，把《圣经》中的耶稣视为当时的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借以表达自身的象征：附加在耶稣身上的各种各样的传说，仅仅是早就流传在犹太人中的关于弥赛亚救世主的希望的无意识投射而已。因此科学地研究《圣经》，就是要通过认真区分关于耶稣的真实事迹与虚构神话，而透视和把握其中所包含着的集体意图，即那个时代的实体即绝对精神。绝对精神是存在于人类历史中的操纵一切的实体，而个人的主体性、自我意识仅仅是绝对精神的工具。[5]

与施特劳斯强调和发挥黑格尔关于实体和绝对精神的哲学方向不同，布鲁诺·鲍威尔从主观性的自我意识出发解释宗教产生的根源，走上了强调和发挥主体即个别的自我意识的哲学道路。鲍威尔认为，福音书和基督教的起源不在于传道团体的集体的无意识，而是一代代抱有宗教目的的神学家们有意识编造的、主观化的个别的自我意识的产物，脱离了自我意识的实体是超自然的神秘的观念。所有的福音书纯粹都是作者们的个人的创造，耶稣是人的自我意识的异化的、虚构的产物。[6]对基督教的科学态度不是去寻求人们主观性背后的精神实体，而是应当去探寻历史上那些编造基督教教义的人的主观意图即自我意识。在鲍威尔那里，不仅宗教、而且整个人类的历史都是人的主体即自我意识的产物。因此鲍威尔兄弟与施特劳斯的主体与实体之争，实际上是关于历史发展动力究竟是自我意识还是客观精神之争。因此黑格尔实体即主体以及客观精神与自我意识之统一的基本观念，在青年黑格尔派这里就发生了深刻的矛盾和分裂。鲍威尔与施特劳斯的这种对立虽然没有超出黑格尔哲学的范围，“但其中所透露的历史辩证法却不仅瓦解了黑格尔的‘理性神学’，而且对当时的宗教思想统治构成了极大的威胁。……他们都为后来德国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开辟了道路”[7]。

青年黑格尔派的宗教批判与政治批判密切相关，两者存在着内在的逻辑关联：“宗教批判后来逐渐发展为对现存的国家制度的批判，最终导致对所有不合理的社会、政治和意识形态状况的批判，这就超出了宗教批判的本意，革命开始代替改革”[8]。从宗教批判过渡到政治和意识形态批判的核心问题，是对政治自由的真诚的热烈的向往和鲜明的大胆的追求。这是1840年后在德国左、中、右各派的政治争论中，推动左、中两派之提出自己的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主张的根本原因。

布鲁诺·鲍威尔作为青年黑格尔派的代表和领袖，从自己确立的作为最高哲学原则的自我意识的基地出发，引出了两个对马克思曾产生重要影响的成果：“一是关于历史发展的纲领，二是认为哲学的任务就是批判。他把历史分为两个大阶段，一是异化的阶段，即人的意识在世界中迷失了自身，它把它的产品看做陌生的力量，从而成为自己创造物的奴隶；二是扬弃异化的阶段，人终于认识到陌生的力量和历史中的客观给定性（包括国家、宪法、法律、道德、宗教）都是他自己的产品，因此从中解放出来，达到自由的自我规定性。……‘扬弃异化’和‘哲学作为批判的武器’这两个观点，应该对马克思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马克思一直认可‘人创造历史’的思想。”[9]作为左派代表的鲍威尔的哲学观点伴随着政治生态的逆转，而发生了向更加激进方向的迅速转化。在1840年前后，他曾认为普鲁士是一个现代国家而一度赞同改革。但在他由于无神论言论而被剥夺了大学的任职资格后，他认识到威廉四世下的普鲁士王国由于停止了改革而不可能容忍学术和教学的自由。这是鲍威尔1842年后用“纯粹否定”代替黑格尔的“扬弃”、用革命取代改革的直接原因。“这和马克思后来的情况相类似。”[10]

作为青年黑格尔派一员的费尔巴哈，曾经是黑格尔哲学的追随者和捍卫者。1838年后，费尔巴哈由于怀疑宗教与哲学的一致性而发生了立场的变化，并于1839年发表了《黑格尔哲学批判》，两年后发表了《基督教的本质》，宣示了同黑格尔观念论（唯心主义）的决裂。[11]与青年黑格尔派的不同之处在于，费尔巴哈对黑格尔理性神学的批判开辟了通向唯物主义的道路。费尔巴哈“第一个看出宗教与唯心主义哲学具有内在的本质关系”[12]，从而“第一个真正打开了黑格尔唯心主义体系的缺口”[13]。

费尔巴哈基于自己的唯物主义基点，怀疑和否定黑格尔所宣称的自己的哲学是绝对哲学的论点，认为黑格尔哲学是一种特定的存在于经验中的时间性的哲学，“因而要把黑格尔的哲学从理念的绝对现实性这个高位拉回到一种一定的、特殊的现实性这个微末的地位上来”[14]。在费尔巴哈看来，作为黑格尔哲学开端的存在概念并不是现实的感性存在，而是概念的存在或抽象的存在，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作为出发点的感性确定性本质上不是具体的存在物，而是一个存在物的概念，一种普遍的存在。而“感性的、个别的存在的实在性，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用我们的鲜血来打图章担保的真理”[15]。黑格尔从绝对理念中外化出的自然界是无中生有，它实际上表明了，黑格尔只不过是以绝对的方式承认了感性世界存在的权利。

费尔巴哈以不容争辩的语气和方式，向我们阐明了黑格尔哲学与神学的内在贯通和逻辑关联：“黑格尔哲学是神学最后的避难所和最后的理性支柱。正如旧教神学家为了与新教作斗争，曾经事实上成为亚里士多德派一样，现在新教神学为了与‘无神论’作斗争，依理也必须成为黑格尔派。”[16]“谁不扬弃黑格尔哲学，谁就不扬弃神学。”[17]

在批判黑格尔思辨哲学的过程中，费尔巴哈明确界定了自己所创立的哲学的性质是不同于黑格尔理性主义哲学的新的人本主义的哲学：“新的唯一实证的哲学，是一切学院哲学的否定。……新哲学没有暗号，没有特殊的语言，没有特殊的名称，没有特殊的原则；它是思维的人自己。这个人是存在的，并且知道自己是自觉的自然本质，是历史的本质，是国家的本质，是宗教的本质。……这个人知道：被思辨哲学家或者神学家从人分离开来、客观化成为一种抽象本质的泛神论本质，不是别的东西，仅仅是人自己的、不确定的、但是可以无限地加以规定的本质。”[18]“新哲学是理性主义的否定，也是神秘主义的否定，是泛神论的否定，也是人格主义的否定，是无神论的否定，也是有神论的否定。它是把这一切对立的真理统一为一个绝对独立的、纯粹的真理。”[19]费尔巴哈的这种新的人本主义的哲学试图立足于现实的没有异化的人的立场，唯物主义地去解决主体与客体、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

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哲学曾对青年马克思思想的转折产生重大影响。[20]

青年黑格尔派与费尔巴哈的宗教批判、政治批判以及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转换乃至改变了德国古典历史—政治哲学的原有生态和发展方向。但无论是老年黑格尔派的绝对精神，还是青年黑格尔派的自我意识，以及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都仍然是以自己的特定的热情、概念和方式，保持了基于自由的理念批判地审视现实世界、并试图革新现存秩序的深层哲学动机，两个世界内在张力的哲学传统依然以变革了的方式继续存在于发生了分裂的黑格尔学派之中。

3.实践批判：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诞生

与黑格尔对理性、自由等现代原则的坚定不移的信念、对私有财产的法权观念特别是对现代国家的深情歌颂不同，马克思哲学从刚刚诞生之日起，就站在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对立面对它进行了不遗余力、充满**的革命性的批判。这种批判贯穿在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资本论》再到晚期的几乎所有著作中。在马克思看来，无产阶级苦难的全部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劳动异化，在于在异化劳动基础上所产生的以财产占有的不平等为前提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在于为维护这一经济基础而建立起来的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制度。黑格尔在现代世界所发现的是理念与现实的和解（调和）与统一，马克思在现代世界所发现的却是两大阶级之间矛盾的不可调和与深刻冲突。

所以马尔库塞说：“从黑格尔到马克思的转变，从各方面来看，是趋向一个有本质区别的真理秩序的转变。……马克思理论的所有哲学概念都是社会的和经济的范畴，然而，黑格尔的社会和经济范畴都是哲学概念。……在马克思的理论中，任何一个简单概念都有一个本质不同的基础。”[21]“在黑格尔的体系中，所有的范畴终止于存在着的秩序中，与此同时，在马克思的理论中，所有的范畴则是触及这些存在着的秩序的否定。……就所有的概念都是对现存秩序一个总体的谴责而言，马克思的理论是一个‘批判’的理论。”[22]“马克思把黑格尔哲学视为资产阶级原则的最充分和最广泛的表述。黑格尔时代的德国资产阶级还没有达到西欧各国的资产阶级所有的经济和政治力量的水平。因而，黑格尔的体系在‘思维中’阐明并完善所有仍不是社会现实的组成部分的资产阶级原则（在其他的西方国家中已在‘现实中’完成了），即那些还没有成为社会存在的部分。”[23]

青年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异化劳动和作为异化劳动之结果的私有制形式的分析，深刻揭示了现代工人在它同劳动过程、劳动产品和人的本质的异化中所具有的悲剧性命运。异化劳动所揭示的是劳动与资本的深刻对立。马克思通过对异化劳动的分析与批判，形成并且持续了他整个一生的思路与基调。在马克思那里，政治斗争是克服作为异化劳动之结果的私有财产的根本途径；社会从私有财产、从奴役制中获得解放是通过工人解放这种政治形式表现出来的，而由于整个人类奴役制包含在工人同生产劳动的异化关系中，所以工人的解放也就包含了人类的解放。马克思把现代资产阶级的私有制理解为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罪恶的制度根源，并由此设计了消除这种罪恶制度的无产阶级革命和共产主义运动。马克思从彻底的人道主义立场出发，认为未来的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的即人的异化的积极的扬弃，是使非人的历史成为人的历史的真正完成，是全部人类历史异化的真正实质性的解决。[24]

在黑格尔那里，用理念建筑现实所表达的两个世界之和解、之统一的历史—政治理念，在作为普遍性与特殊性、客观自由与主观自由相统一的现代国家中得到了历史性完成。但在黑格尔历史—政治哲学中所阐明的现代国家已经消解的自由与必然的矛盾，在马克思哲学—经济学批判即实践批判的话语体系和理论语境中，却仍然表现为资本与劳动、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对立；国家不仅没有扬弃两大阶级的矛盾、对立和冲突，而且它本身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方式，并受制于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与黑格尔强调理念与现实的和解、与国民经济学从根本上强调资本与劳动的统一不同，马克思关注的始终是二者的深刻矛盾和利益对立；马克思不是把国家看作社会的普遍意志、普遍利益的象征和代表，而是把它看成是资产阶级这一特定阶级利益的政治化身。

青年马克思所确立的上述思路与基调，表达和展现在他后来的一系列著作、特别是《资本论》这部卷帙浩繁的著作中。《资本论》及其手稿通过揭示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实现过程和分配方式，进一步系统地深化了他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揭示的资本与劳动的深刻的对立，从而更全面、系统、自觉揭示了两大阶级对立的深刻经济根源，论证了无产阶级所负有的不仅解放自己、而且解放全人类的伟大历史使命。

与黑格尔从世界精神出发解释世界历史的观念论（唯心主义）思路不同，马克思是从物质生产实践出发解释世界历史的变革进程及其深刻秘密。黑格尔从世界精神出发必然颂扬伟人创造历史的代言人作用，而马克思从物质生产出发则首先强调人民群众、特别是无产阶级创造世界历史的伟大作用。在马克思那里，“无产阶级的存在不仅使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的理性社会失去意义，也使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失去意义”[25]。马克思历史理论之所以从物质生产出发的深层心理动机之一，就在于他认为只有无产阶级对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革命性的批判与否定，才能迎来共产主义世界的曙光。

从上述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从无产阶级的阶级立场出发，对资本主义制度采取了根本批判的历史态度。这个批判与否定的内容既包括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经济基础、国家与法律制度，也包括理性、自由、平等、博爱等原则所表达的现代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马克思创立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的根本目的就在于，通过唤醒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和历史主体意识，揭示无产阶级的阶级自由和人类彻底解放的现实道路，并以自由个性作为核心原则和未来目标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作为消除资本主义异化的必然趋势和理想目标。[26]

马克思由此从根本上革新了西方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的两个世界之内在张力的精神传统，但两个世界的内在张力依然以独特的方式蕴涵在马克思批判的革命的历史理论之中。

4.非理性主义：叔本华和尼采的意志论哲学

对黑格尔哲学挑战的第三个方面，是由叔本华肇始的非理性主义。

叔本华对黑格尔哲学有着一种本能的深仇大恨。叔本华曾经与黑格尔公开对峙，并与黑格尔同时开课试图一比高低。他整个地否定了黑格尔的哲学，认为黑格尔是骗子，其哲学除了“陈词滥调”就是“胡说八道”；他从非理性主义眼光出发，看不到黑格尔哲学的深刻价值和合理意义。但叔本华终究由于无法与黑格尔当时那种气魄恢宏且占据着主导地位的理性主义相抗衡而遭到惨败。叔本华非理性主义只是在19世纪50年代后才开始流行。

与黑格尔认为理性主宰着世界不同，叔本华认为生存意志才是世界的本质，一切事物和现象都是它的显现和客体化，理性和思维只是生存的工具。因此人的本质是一种非理性的、盲目的欲望冲动。在叔本华看来，自我作为一种生存意志，它的基本要求是获取食物以求生存，发展自身以求美好的生活，战胜他物以求延续生命。自我的本质就是那种求生的意志，生存意志不仅是其他欲望的基础，而且也是整个世界的基础：“意志是世界的物自体，是世界的内在内容，是世界的本质。”[27]

有意思的是，尽管叔本华极端厌恶黑格尔，但他像黑格尔一样吸收了柏拉图的理念论哲学。叔本华断言宇宙的生存意志创造、外化为万物时是通过理念来实现的，理念是生存意志外化为万物的中介。也就是说，生存意志先产生理念，然后外化为时空中的具体的表象即万物。

黑格尔从世界精神的总体历史观出发，表现了一种绝对深刻的历史乐观主义，个体生存纵有苦难，也会由于世界历史总体进步的光辉而消失无踪；但叔本华是从生存意志的哲学出发，得出了人生就是苦难、世界就是地狱的悲观主义人生观。生存意志是一种生存欲望，而欲望是罪恶的源泉。欲望得不到满足会感到痛苦；得到满足后又会感到无聊和疲惫。欲壑难填，旧的欲望一旦满足迅即产生新的欲望，即新的空虚、缺乏、疲惫，新的痛苦……于是人生就永远处于不自由不幸福的痛苦深渊和茫茫暗夜之中。叔本华非理性的、反历史的、狭隘的哲学胸怀使他走向了消灭一切欲望和生存意志的人生解脱之路：通过哲学、艺术的创造和弃绝欲望的所谓“意志转向”。

叔本华之后是尼采。尽管尼采以极端非理性主义的姿态出现，并且对从苏格拉底到康德的理性都作了毫不留情的批判；尽管尼采从强力（权力）意志出发猛烈抨击了基督教容忍、博爱的伦理主义，而没像黑格尔那样对基督教原则给予世界历史性意义的高度评价；尽管尼采不是像黑格尔那样从世界精神出发把世界历史看作是自由意识的不断进步，而是从强力（权力）意志的永恒轮回出发否认了历史的目的及其意义……但尼采哲学通过其非道德主义、重估一切价值、超人统治论和鼓吹侵略战争等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强力（权力）意志，与黑格尔哲学携着世界精神的优势所向披靡一路高歌所表现出来的精神意志一样，都宣示了德国哲学那种具有无限冲力的生机勃勃的巨大生命力量。尼采摆脱了黑格尔历史哲学中的理性框架或理性的主导作用，而把黑格尔哲学中的欲望、情欲、热情、私利、需要甚至战争，把黑格尔哲学中颂扬英雄和历史伟人、蔑视人民大众、蔑视妇女的一面，作了畅快淋漓的发挥并推向极端，从而发挥了他自己的那种傲视众生、冲锋陷阵、领袖群伦、无限生命冲动的非理性主义的强力意志哲学。如果我们把康德、黑格尔、尼采对战争的热情歌颂以至无限崇拜，同德意志民族在20世纪首先发动的惨绝人寰的两次世界大战，特别是同希特勒的法西斯主义联系起来加以考察[28]，我们就不能不为德意志民族性格、民族精神和民族深层心理中那种无限的冲力、扩张以及摧毁一切现存世界秩序的森然可怖的生命力量感到无限惊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