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世界历史的主宰与动力：理性—非理性的动力结构

长期以来，在德国古典哲学的研究特别是普及过程中，人们把辩证法看作是黑格尔哲学的最大的历史性贡献，这当然是黑格尔哲学的重要遗产之一。但我以为，辩证法仅仅是黑格尔推进其哲学体系、实现其哲学使命的基本工具，而为黑格尔本人所高度自觉的基本使命，是通过理性的实践化、客观化和世界化，全面、系统地阐明保障和实现人类的自由意识、自由精神、自由原则在世界历史中得以实现的机制、途径和过程。黑格尔宣称理性是世界历史的主宰，是因为在他看来，惟有理性，惟有现代理性国家，才是实现人类自由的世界历史使命的深刻基础和根本保障。离开理性这一世界历史的深刻根基，没有理性主宰、统驭、塑造世界和世界历史，没有建立在世界历史基地上的现代理性国家，自由精神的生命就会消失在茫茫黑夜的无边深渊之中。

1.理性统治着世界，也统治着世界历史

理性是黑格尔历史哲学的核心概念之一。一方面，黑格尔把它规定为“宇宙的无限的材料和无限的形成力”[1]，是世界和世界历史的主宰；另一方面，它又是贯穿黑格尔历史理念始终的一个哲学的解释范式和基本概念。也就是说，主宰世界历史本身的理性，与哲学用以考察世界历史的理性，是同一个理性。思维与存在的同一就是以这样的方式，表达和体现在黑格尔历史哲学中。这是我们理解和阐释黑格尔历史哲学的基本视角和关键问题之一。

黑格尔把理性理解为世界历史的基础、本质和灵魂：“‘理性’是世界的主宰，世界历史因此是一种合理的过程”[2]，“一方面，‘理性’是宇宙的实体，就是说，由于‘理性’和在‘理性’之中，一切现实才能存在和生存。另一方面，‘理性’是宇宙的无限的权力，就是说，‘理性’并不是毫无能力，并不是仅仅产生一个理想、一种责任，虚悬于现实的范围以外、无人知道的地方；并不是仅仅产生一种在某些人类的头脑中的单独的和抽象的东西。‘理性’是万物的无限的内容，是万物的精华和真相。……它既然是它自己的生存的唯一基础和它自己的绝对的最后的目标，同时它又是实现这个目标的有力的权力，它把这个目标不但展现在‘自然宇宙’的现象中，而且也展现在‘精神宇宙’——世界历史的现象中。这一种‘观念’是真实的、永恒的、绝对地有力的东西”[3]。黑格尔在“理性”、“实体”、“存在和生存”、“无限的权力和内容”、“精华和真相”、“绝对的最后的目标”这些概念和术语中，阐明和表达了理性统治世界的原则、过程和本质。黑格尔实体即主体的基本观念，是阐明理性（世界理性、世界精神）作为贯穿世界历史始终的深刻生命力的基本原理。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是被自觉地、明确地表达了的目的论的历史哲学。

黑格尔在赋予理性以最崇高地位和力量的同时，又以理性作为根本原则和核心概念考察世界历史行程，在理性原则的主导下展开他的全部的历史哲学：“哲学用以观察历史的唯一的‘思想’便是理性这个简单的概念。……思考的认识在哲学中证明：‘理性’——我们这里用这个名词，无须查究宇宙对于上帝的关系，——就是实体，也就是无限的权力。”[4]黑格尔以他自己的内在否定性的思辨方式，强有力地推进了现代以来对理性与自由的思想追求和哲学表达，他站在19世纪世界历史和思辨哲学的制高点上，深刻地考察和反思了人类理性与自由的世界历史行程。在黑格尔那里，理性不仅是人和人类的理性，而且是整个世界、整个宇宙的理性，理性作为本质、实体和无限的权力，全面主宰了时间和世界历史。他因此而把理性泛化了。他把古希腊以来2500年的理性观念总括在他的哲学视野和思想熔炉中，给予全面的吸收、加工、改造、创新和提升，并赋予它们更加深刻的思想内容以回应时代诉求、展示时代特征，从而使它们具有了更加深厚更具冲力的生命力量。

黑格尔从实体即主体的基本原理出发，对思维的本性和力量作了深入分析和高度肯定。他认为思维是能动的主体的自由活动；思维自身不仅是实现了的普遍性实体，而且它的产物也是包含着事物的本质与真理的普遍概念。所以，客观思维也就是事物的产生者、事物的本质或本原。所以黑格尔说：“在这个思想范畴的体系里，普通意义下的主观与客观的对立是消除了的。这里所说的思想和思想范畴的意义，可以较确切地用古代哲学家所谓‘Nous（理性）统治着世界’一语来表示。——或者用我们的说法，理性是在世界中，……理性是世界的灵魂，理性居住在世界中，理性构成世界的内在的、固有的、深邃的本性，或者说，理性是世界的共性。”[5]黑格尔把实体即主体这一根本观点或基本原理概括在“绝对精神”这样的基本概念中。在他看来，实体在本质上即是主体，这乃是“绝对即精神”这一命题所要表达的基本观念。他自觉地把这一原理推演到历史哲学中，认为哲学用来考察历史的唯一思想便是理性这个简单的概念。因此在他那里，哲学用以考察世界历史的理性，与支配、主宰世界行程的理性是同一个理性，正是理性、而且也只有理性，才能真正把握世界历史的本性。理性作为一种能动的普遍的思想必须对错综复杂的、无穷多样的史料进行加工和整理，使世界历史表现为一种合乎理性的普遍必然的进程。

因此必须基于理性的概念去认识世界历史，是黑格尔自始至终所表达的一个坚定不移的哲学原则和理论信念：“假如我们过去没有‘理性’的概念，没有‘理性’的认识，那末，现在开始研究世界历史，我们就至少应该坚决地、不可动摇地相信‘理性’这样的东西确实是有的；并且还应该同样地相信，那个智力和自觉意志的‘世界’不是落花无主、随风漂泊的，而是必须在‘自知的观念’之下表现它自己。”[6]而且“从世界历史的观察，我们知道世界历史的进展是一种合理的过程，知道这一种历史已经形成了‘世界精神’的合理的必然的路线，这个世界精神的本性永远是同一的，而且它在世界存在的各种现象中，显示了它这种单一和同一的本性”[7]。黑格尔的理性历史观之所以如此坚定，是因为他深信，正是理性的统治才使世界历史表现为一个合乎理性的过程。他以理性的、哲学的方式揭示世界历史的深刻本质和发展历程，向我们深刻地阐明了哲学的历史与历史学的历史之重要区别的重大意义。作为有着深邃思辨精神的哲学大师，黑格尔既没有越权说明历史，更没有“取消历史”（克罗齐语），他不过是以思辨哲学的深邃智慧，赋予历史理性以应有的地位和价值，从而争得以思辨哲学方式理解和阐释历史的一种权利与自由。黑格尔是在告诉我们，历史哲学的任务决不是对历史事件中的偶然的非本质性的东西作肤浅的直观和表面的叙述，而是深入到实体性的东西中去，历史理性的使命就是超越常识、意见和知性观念。[8]

在黑格尔那里，绝对精神表现为世界精神或世界理性，而世界理性作为统治和主宰世界的实体、权力和力量，是在世界历史的时间发展中具体化其自身，并通过历史、社会和国家建立自己的绝对判断，从而实现和认识自身。当黑格尔说，实体即主体、绝对即精神时，他的深层思想动机或根本旨趣，在于把实体作为主体表现为一个变动不居、生机勃勃的前进发展的历程，在于把理念、精神的实质内容具体化和过程化，在于从理念与现实、本体与现象之两个世界的内在张力的哲学范式和分析框架中，去把握世界历史的本质和过程。基于这样一个根本的哲学传统和哲学原则，黑格尔的绝对精神表现在社会历史领域，就是世界精神，它必然要通过人类精神的具体历史行程来实现自己的全部本质性内容，世界历史也正是在这样一种意义上才被看作是一种合理的过程。

黑格尔历史理性的涵义就在于，它是绝对精神在历史领域的体现，而绝对精神最终也就是人类精神的实体化、绝对化。在他那里，世界理性奠立了全部世界历史的最深刻的根基，并以无限的权力和形式赋予世界以前进发展的根源和动力。世界理性作为万物的精神、真相和无限的内容，不仅设立了自己的目标，而且以坚定不移的否定性力量、批判品格和发展原则，把这一目标展现在世界历史的漫长历程中。它不仅坚强有力，而且不断创作和建立了自己健康发展的、理性的社会生活秩序；它以自由作为自己发展的根本目的和基本原则，并以国家的普遍法律制度（伦理实体）作为自由生命成长的摇篮，作为自由实现的根本的制度保障。

这里有必要强调的是，黑格尔历史哲学与基督教神学的内在统一。尽管世界理性作为世界历史的主人具有推动历史前进发展的伟大力量，但黑格尔依然意识到，用世界理性这样一个概念不足以表达它统治世界历史的真正涵义和主宰地位，所以他就常常直接推出经由他的哲学智慧加以理性化洗礼了的神意、上帝来代表、甚至来替代理性：“‘理性’支配着‘世界’的这个思想——同我们所熟知的一种应用的形式，就是宗教真理的形式有连带关系；这种宗教的形式，就是世界并不听凭于偶然的原因和表面的变故，而是有一种神意统治着世界。……神圣的‘神意’就是‘智慧’，赋有一种‘无限的权力’，实现它的‘目的’，这目的便是世界的绝对的合理的最后目的。”[9]“所谓‘真正的善’——‘普遍的神圣的理性’，不是一个单纯的抽象观念，而是一个强有力的、能够实现它自己的原则。这种善，这种理性，在它的最具体的形式里，便是上帝。上帝统治着世界，而‘世界历史’便是上帝的实际行政，便是上帝计划的见诸实行。哲学要理解的便是这个计划，因为只有从这计划所发生的一切事件，才具有真正的现实性。……‘理性’便是要领悟上帝的神圣工作。”[10]由此看来，黑格尔把世界精神、世界理性直接指称为上帝，来表达他的历史理性，并由此展示其坚定不移的理性主义的历史理念：历史是对天命的顺应，而历史哲学就是一种神正论。这大概是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赋予基督教及其原则以崇高历史地位的基本原因所在。洛维特很好地指明了，在黑格尔历史哲学中，精神、理性与天意、上帝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内在联系：“历史指向一个终极目的，并由一种神明意志的天意所指导，在黑格尔的概念中，是由作为‘绝对强而有力的本质’的精神或者‘理性’所指导，这是一种典型的圣经观念。在黑格尔看来，哲学在考察历史时唯一必须携带的思想就是‘纯朴的理性思想，即理性统治着世界’。如果像黑格尔所做的那样，按照上帝国在未来实现的蓝本来理解历史程序，把历史哲学看作是一种神义论，那么，上述使布克哈特极为恼火的论断就的确是纯朴的了。”[11]“作为基督教精神的实现和世俗化，世界的历史是真正的神义论，是在世界的发生过程中为上帝所做的辩护。”[12]

马尔库塞深刻地揭示了黑格尔哲学的基本特征：“《逻辑学》已说明了理性的结构，《历史哲学》则是揭示了理性的历史内容。或者，我们可以说，理性的内容在这里就等同于历史的内容，不能将内容视为历史事实的堆砌，而要把其归因于那些使历史成为理性的整体的规律和趋势，这些规律和趋势正是历史事实所强调的，而历史事实则从中得到了它们的含义。”[13]“《历史哲学》所赖以存在的假设已经被黑格尔的逻辑学所证实：真实的存在就是理性，它被自然界所证实，在人类中实现。这个实现是在历史过程中产生的，由于在历史中实现的理性就是精神，那么黑格尔的理论表明了历史的实际主体或推动力量就是精神。”[14]既然黑格尔在逻辑学以至整个哲学中把理性视为最真实的存在，理性是整个世界的主宰，那么绝对精神作为世界精神或世界理性，无疑也就是世界历史的真正主体和推动力量。

2.理性与热情：理性—非理性的内在张力作为世界历史的动力结构

黑格尔历史哲学的基本秘密之一，是通过理性—非理性的内在张力，阐明了自由原则得以实现的手段或途径，以及世界历史发展的矛盾机制和动力结构。黑格尔的历史辩证法服务于并从属于自由原则的进展逻辑，是实现自由原则的一种哲学工具。

（1）理性存在于感性中，本质展现在现象中

尽管作为理性主义者的黑格尔对理性的信念是如此坚定，以至于在他那里，理性成为主导和贯穿其整个哲学体系的核心概念，但他的历史哲学同时又始终包含、灌注了一种具有强大生命力的非理性主义因素，从而使他的历史哲学视野下的世界历史具有了不断地前进发展的、无限深刻的生命冲动和推动力量。理性是世界的主宰，自由是世界历史的本质，但理性、自由的观念是靠什么手段实现的？黑格尔对此作了十分明确的回答：世界历史是通过人们的活动实现的，而推动人们活动的动机，来源于作为活动主体的人对自身利益关系的热情：“假如主角方面没有利害关系，什么事情都不能成功。假如把这种对利害关系的热心称为热情——这指全部个性忽略了其他一切已有的或者可能的关心和追求，而把它的整个的意志倾注于一个对象，集中它的一切欲望和力量于这个对象——我们简直可以断然声称，假如没有热情，世界上一切伟大的事业都不会成功。”[15]因此理性自由的“观念”和人类追求利益的“热情”这两者就“交织成世界历史的经纬线”。[16]黑格尔清醒地意识到统治世界的理性与人类热情的辩证矛盾，从而深刻地阐明了世界历史的本质与现象、目的与手段的内在张力或对立统一。在他看来：“我们所谓原则，最后的目的、使命，或者‘精神’的本性和概念，都只是普遍的、抽象的东西。……目的、公理等等，只存在在我们的思想之中，我们的主观计划之中，而不存在于现实之中。它们仅仅……是一种可能性，一种潜伏性，但是还没有从它的内在达到‘生存。’为得要产生确实性起见，必须加上第二个因素，那就是实行、实现，这个因素的原则便是‘意志’——最广义的人类的活动。有了这种活动，然后上述的‘理想’以及一般抽象的特质才得实现，才得实行，至于它们本身却是无力的。那个使它们行动，给它们决定的存在的原动力，便是人类的需要、本能、兴趣和热情。”[17]黑格尔把人们基于自己的利益、自己的特殊目的去参与、去行动的“热烈的愿望”给予高度评价，认为使自身满足于自己的活动和劳动，“这是个人生存的无限的权利”[18]，并严厉地批评了对这种行动的所谓自私自利而不顾“普遍目的”的各种各样的嘲讽和责备。[19]黑格尔一方面为现代市民社会的个人满足感性欲求和生存权利的行为的合理性引吭高歌，一方面又深刻地批判了人们对个人的感性欲求和生存权利及其行为的种种责难，从而深刻地、历史地表达了现代市民社会的辩证法：“这里有一种错误必须避免：我们要想非难一个人，指斥他的不合时，我们总说他是‘有利害关系的’——这就是说他只追求他自己的利益。我们责备他只知追求个人的私利，而不顾比较普遍的目的。他竟然可以假公济私，甚至舍公图私。不过一个人营营以求促进一个目的，并不是仅仅对于一般的目的有利害关系，而是对于那个目的本身也有利害关系。……所以除非各个关系分子能够在这件事中得到满足，否则什么事都无从发生，什么事也不能成功。他们是社会的特殊单位，他们都有特殊的需要、本能和利益，这些通常为他们所特有的。在这些需要当中，不仅仅有个人的欲望和意志的需要，而且有个人的识见和确信的需要，或者至少有意见的偏向的需要。”[20]在对个人的欲望和需要作了上述的辩护和论证之后，黑格尔明确地告诫我们、特别是告诫那些对个人的欲望和需要持批评和蔑视态度的人们：“这在我们现代是一桩特殊重要的事，因为现代人不像古人那样轻于信任他人和信赖权威，相反地，他们要从自己的理解、独立的确信和意见来献身于一种事业。”[21]世界历史贯穿着理性的普遍目的，但这种普遍目的必须通过个人的不自觉的冲动，通过个人的本能、欲望、热情、私利、需要、意见等才能实现。在这里，黑格尔继承了、并且系统而深刻地发挥了康德关于非社会的社会性即文明的对抗和冲突这一基本观念，特别是吸收和发挥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关于个人与社会相互关系的辩证法[22]，从而把人类的欲望、兴趣、需要、利益、活动甚至战争，作为世界历史前进发展的基本推动力量。黑格尔把基于理性的自由精神、自由原则作为世界历史的内在灵魂和深刻本质，而这一本质只有通过作为现象世界中的个人的欲望、本能、兴趣、需要、利益、活动，即通过人类的热情这一手段和工具才能变成现实。所以黑格尔所特别强调的一个重要观念，就是理性存在于感性中，本质展现在现象中。

（2）揭示理性—非理性的动力结构：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的对立统一（内在张力）

正是在上述意义上，新黑格尔主义者克洛纳才有根据地揭示了黑格尔哲学中的非理性主义因素：“黑格尔思维的理性主义本身，也包含有一种非理性主义。……黑格尔的思维是多么理性的，也就是多么非理性的、超理性的和反理性的；它是多么深的思维，也就是多么深的非思维。”[23]“在黑格尔以前，还从未出现过一位像他那样应用如此哲学的、如此思辨的和如此科学的方式的非理性主义者；还从未出现过一位如此强烈地主张有必要有可能使一切非理性主义的主题成为占统治和支配地位的主题的人。黑格尔无疑是一位哲学史上所知道的最伟大的非理性主义者。在他以前，还没有哪位思想家能够像他那样如此强烈地使概念非理性化，像他那样通过概念如此深刻地阐明了非理性主义。……黑格尔是非理性主义者，因为他使思维中的非理性物发挥了效力，因为他使思维本身非理性化了；而另一方面正是通过这种非理性化，又描绘了那种为超理性物所特有的理性的东西。……他是非理性主义者，因为他是辩证法家，因为辩证法本身就是按照理性的方式产生出来的、作为一种方法的非理性主义，——因为辩证的思维就是理性—非理性的思维。人们已经把黑格尔哲学称为‘理性的神秘主义’，从而实际上揭示了它的双重性质。……他的著作的每一页都为此提供了证明”。[24]黑格尔把理性与非理性建构、统摄、熔铸在他的历史哲学中：正是在理性与感性（热情）、本质与现象的深刻的内在张力中，世界历史才孕育了、生成了前进和发展的矛盾辩证法，才具有了巨大无比的生命力的源泉、冲动和力量。

由此可见，黑格尔哲学的双重性质非但没有导致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的二元分裂，反而形成了统摄本质与现象、理性与非理性之有机统一、之内在张力的前进发展的动力结构，从而塑造、确立、创制了阐释世界历史的有血有肉的历史辩证法模式。黑格尔哲学的这一特征，最鲜明不过地体现在他关于社会与国家的历史—政治理念之中。也就是说，黑格尔既高度自觉地意识到并肯定了作为自由之实现手段和推动力量的人类热情，同时又极其清醒地以理性之客观化的现代国家及其法律秩序，作为人类自由的真理形态和真正故乡。黑格尔把康德关于普遍法治的法治国的历史—政治理念进一步提升到伦理实体之现代国家的高度加以把握：普遍法治的理论理念只有落实到扬弃了个别性和特殊性的、作为普遍的伦理实体之现代国家的政治实践中，才不是一个抽象苍白的应然理想，才具有真正现实的世界历史性意义。[25]

黑格尔关于理性与非理性之动力结构的哲学塑造和理论创制，实际上是现代世界史开启以来两个世界的相互关系得到重大革新的哲学表达形态。也就是说，它是在中世纪基督教神学中受到长久压抑的感性生命和个体利益走向解放的历史条件和时代精神的一种自觉的哲学写照和理论应答。黑格尔之所以把理性与非理性之间的强大张力综合统摄在他的历史—政治理念之中，是由于他清楚地意识到现代竞争性的市场—交换关系、资本的冲力和扩张作为世界历史原动力的重大意义，同时更是由于他高度自觉地意识到必须把现代市民社会的矛盾和问题扬弃到作为伦理实体的现代理性国家中加以解决的普遍历史必然性的深远意义。克洛纳强调黑格尔哲学的每一页都包含了非理性主义因素，当不是主观随意的无端夸张。

[1] 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版，“目录”第1页。

[2] 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版，第9页。

[3] 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版，第9页。黑体为原著者加。

[4] 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版，第9页。黑体为原著者加。

[5] 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2版，第80页。

[6] 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版，第10页。

[7] 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版，第10页。

[8] 黑格尔在《历史哲学》的“绪论”中，开门见山第一句话就强调，他演讲的题目叫做“哲学的世界历史”，这种哲学的世界历史探讨和研究的是“世界历史本身”。他由此区分了观察历史的三种方法和境界，即原始的历史、反省的历史、哲学的历史，并分别对三种方法的主要特征作了具体而深入的分析：1、原始的历史学家如希罗多德斯、修昔的底斯等，他们所叙述的历史“大部分是他们亲眼所见的行动、事变和情况，而且他们跟这些行动、事变和情况的精神，有着休戚与共的关系”，这些原始的历史学家“既然生活在他的题材的精神中间，不能超出这种精神，所以他毫无反省的必要。假如他像恺撒那样拥有统帅或政治家的高位，那末，他编著历史，就会把他自己的目的，作为历史的目的来处理”。2、反省的历史所考察的范围“不限于它所叙述的那个时期，相反地，它的精神是超越现时代的。”反省的历史又分为四种类型：普遍的历史（考察历史梗概）、实验的历史（求取道德教训）、批评的历史（历史的历史：对各种历史记述及其真实性、可靠性的批判和检视）、局部的部门史。3、哲学的历史与前两种历史不同，“它在实际上似乎需要一番阐明或者辩护。……‘历史哲学’只不过是历史的思想的考察罢了”。“哲学事业的努力似乎和历史家的努力恰好相反。”（参见黑格尔：《历史哲学》“绪论”，王造时译，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版，第1—9页。黑体为原著者加）

[9] 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版，第13页。黑体为原著者加。

[10] 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版，第38页。黑体为原著者加。

[11] 洛维特：《世界历史与救赎神学——历史哲学的神学前提》，李秋零、田薇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66页。这里所谓使布克哈特“极为恼火的论断”，就是指黑格尔关于历史之终极目的的论断，即黑格尔没有止步于人类历史已经发生的事情上，而是继续追问人类巨大牺牲（“罪和受难”）的终极目的的历史理念。黑格尔讨论了古希腊理性概念的抽象性的缺陷，并由此引出基督教的天意信仰，强调这种信仰是与他的理性统治世界的论断相一致的真理。尽管如此，黑格尔依然进一步强调：“天意的一般信仰在哲学上是不适宜的。它过于不确定，过于狭隘，不能被具体地运用于人类历史的全部进程。”（洛维特：《世界历史与救赎神学——历史哲学的神学前提》，第66页）因此“天意的概念必须在大的历史程序的具体细节中证明自己。既然神学不能说明这些程序，那么，哲学就必须接过基督宗教的任务，来阐述上帝在世界历史中贯彻自己的意图”（洛维特：《世界历史与救赎神学——历史哲学的神学前提》，李秋零、田薇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67页）。

[12] 洛维特：《世界历史与救赎神学——历史哲学的神学前提》，李秋零、田薇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70页。“借助于基督教信仰的这种实现，或者像黑格尔喜欢说的那样，借助于精神的这种实现，黑格尔相信自己对基督教的精神保持了忠诚，并且在尘世展现了上帝国。由于他把基督教对一种终极实现的期待转移到了历史程序自身之中，他把世界历史看作是自我称义的。‘世界历史就是世界审判’。”（洛维特：《世界历史与救赎神学——历史哲学的神学前提》，第70页。黑体为原著者加）但这里必须强调指出，洛维特所谓的黑格尔对基督教精神的忠诚是有条件的、有前提的：作为绝对观念论的理性主义的大师，黑格尔是在理性主宰世界、同时也主宰世界历史的基本语境中来谈论上帝的，因此这里的上帝是经过理性主义洗礼了的上帝。

[13] 马尔库塞：《理性和革命》，程志民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95—196页。黑体为原著者加。

[14] 马尔库塞：《理性和革命》，程志民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98页。

[15] 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版，第24页。黑体为原著者加。

[16] 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版，第24页。黑体为引者加。

[17] 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版，第22—23页。黑体为原著者加。

[18] 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版，第23页。黑体为引者加。黑格尔在这里把人类追求个人私利、利益、需要乃至欲望的活动和热情称颂为“个人”的“无限的权利”的明确而又响亮的历史观念，完全可以作为回应对黑格尔哲学重视整体而忽略个体之指责和批判的一个特别有力的论据和证明。波普尔阅读过或注意到黑格尔历史哲学关于“个人生存的无限的权利”这一重大论断吗？

[19] 斯密的著作和观点，特别是斯密关于现代市民社会“看不见的手”之秘密的深刻见解，是黑格尔历史理念的重要源泉之一。“黑格尔在经济学上是亚当·斯密的崇拜者”，“黑格尔不仅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就是作为批判的人道主义者，也是亚当·斯密及其老师弗格森的学生”（转引自韩立新：《〈巴黎手稿〉研究——马克思思想的转折点》，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2—33页）。斯密关于个人特殊利益与社会普遍利益既矛盾又统一的观点，在“看不见的手”的著名的经典比喻中得到了富有辩证法色彩的精彩分析和深刻揭示，“给了黑格尔以极大的启发”（同上书，第38页）。由此可见，黑格尔所确立的关于人类的个人利益与世界精神的普遍目的之相互关系的辩证法，是在斯密对现代市民社会所作的透视这一中介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理性—非理性之内在张力的哲学的解释框架，从而深刻地阐释了世界历史之所以前进发展的内在机制和动力结构。

[20] 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版，第23页。黑体为原著者加。

[21] 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版，第24页。黑体为引者加。

[22] 由于共同地站立在现代市民社会之市场经济的现实基地上，黑格尔才有可能实现与斯密思想的贯通和对接。请看斯密如下两段文字：“尽管他们生性自私贪婪，尽管他们只在意他们自身的便利，尽管从他们所雇佣的数千人的劳动中，他们所图谋的唯一目的，只在于满足他们本身那些无聊与贪求无厌的欲望，但他们终究还是和穷人一起分享他们的经营改良所获得的一切成果。他们被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而做出的那种生活必需品分配，和这世间的土地平均分配给所有居民时会有的那种生活必需品分配，几乎没有什么两样。他们就这样，在没有打算要有这效果，也不知道有这效果的情况下，增进了社会的利益，提供了人类繁衍所需要的资源。”（斯密：《道德情操论》，谢宗林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版，第227页）“确实，他通常既不打算促进公共的利益，也不知道他自己是在什么程度上促进那种利益。……他只是盘算他自己的安全；由于他管理产业的方式目的在于使其生产物的价值能达到最大程度，他所盘算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在这场合，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本意要达到的目的。也并不因为事非出于本意，就对社会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第27页）这不就是黑格尔哲学之“理性诡计”的经济学表达么？

[23] 张世英主编：《新黑格尔主义论著选辑》（上），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573页。黑体为引者加。

[24] 张世英主编：《新黑格尔主义论著选辑》（上），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574页。黑体为引者加。

[25] 康德在他的历史理念中尽管强调“带有自由和法的暴力”的共和国才有资格称为“真正的公民状态”（参见康德：《实用人类学》，邓晓芒译，杨祖陶校，重庆出版社1987年版，第243页），但他还没有像黑格尔那样，能够高度自觉地以现代意义上的、实现了普遍性与特殊性、客观自由与主观自由有机统一的现代理性国家作为普遍法治的合理形态。而且，康德的国家观远没有像黑格尔那样系统、全面和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