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世界观的前提批判

哲学的前提批判，是对思想构成自己的根据和原则的批判，因而首先是对规范人的思想和行为的最为重要的基本观念的批判。这种批判直接指向哲学的核心观念——世界观。

何谓世界观？是人以“整个世界”为对象而观之，还是人以关于世界的思想为对象反过来而思之？具体言之，什么是世界观的“世”？是自然而然的世，还是人生在世的世？什么是世界观的“界”？是无始无终的界，还是人在途中的界？什么是世界观的“观”？是自然而然和无始无终的非人或超人的目光，还是人生在世和人在途中的人的目光？这表明，当我们把哲学作为被定义项而界说为“世界观理论”或“理论化的世界观”的时候，作为定义项的“世界观”本身并不是没有歧义的。事实上，正是由于人们对“世界观”赋予了各不相同的理解和解释，因而作为“世界观理论”的“哲学”也被赋予了迥然有别的理解和解释。因此，对世界观的前提批判，是展开哲学的前提批判的最为恰当的切入点。

正如人们所熟知的，通常是把“世界观”表述为“关于世界的根本看法”，并因此把“世界观理论”表述为“关于整个世界的普遍规律的理论”。应当承认，这种理解和表述并不是没有根据的。人类思维面对千差万别、千变万化的世界，总是力图把握其内在的统一性，形成“关于世界的根本看法”，特别是形成“关于整个世界的普遍规律的理论”，从而对世界上的一切现象以及关于这些现象的全部知识做出最深层次的统一解释。因此，只要有人类思维，作为人类思维及其现实基础——实践活动——的“意向性”或“指向性”，这种“关于世界的根本看法”的“世界观”及其“理论”就会存在下去。问题在于：这样来界说“世界观”及其“理论”，并没有理解为什么“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是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为什么哲学的“基本问题”并不是全部哲学“问题的一个‘方面’，而是问题的实质”[2]。这就是说，把哲学的世界观理论视为“关于整个世界的普遍规律”的理论，并没有把握到哲学的特殊的理论性质。

作为哲学“基本问题”的“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之所以“不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而是问题的实质”，是因为作为“世界观理论”的哲学并不是要“表述”对“世界的根本看法”，而是要揭示“思维和存在”的“矛盾”，并从这种“矛盾”中去推进人对自己与世界的相互关系的理解，推进人对自己与世界的相互关系的协调。作为哲学的世界观理论，它不是直接地断言“世界”的理论，而是“揭示”和“反思”思维把握和解释世界的“矛盾”的理论，是推进人对自己与世界的相互关系的理解和协调的理论。

从哲学的基本问题即“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去理解作为哲学的“世界观理论”，我们需要提出的问题是：所谓“世界观”，究竟是人站在“世界”之外“观”世界，还是人把自己同世界的“关系”作为对象而进行“反思”？所谓“世界观理论”，究竟是“观”世界而形成的关于“整个世界”的理论，还是“揭示”和“反思”人同世界的“矛盾”而形成的关于人与世界相互“关系”的理论？

显而易见，如果“世界观理论”是人站在世界之外“观”世界而形成的关于“整个世界”的理论，如果这种“世界观理论”是对“整个世界”做出具有“最大普遍性”和“最大普适性”的解释，那么，这样的“世界观理论”就不是以“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作为自己的“重大的基本问题”，而是以“世界”本身及其运动规律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和“基本问题”。这样理解哲学的“世界观理论”，造成了必须予以反思的理论后果和实践后果。这就是混淆“哲学”与“科学”这两种理论思维方式的实质性区别，以致把“哲学”当成是凌驾于一切科学之上的“科学的科学”。

哲学作为人类把握世界的一种基本方式，它与科学的根本区别，在于它不是像科学那样把“整个世界”作为对象而“解释世界”，恰恰相反，它是把科学活动中所蕴藏的“思维和存在的关系”当作自己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揭示“思维与存在”、“人与世界”之间的无限丰富的矛盾关系，引导人们变革构成思想的根据和原则，从而以新的解释原则和价值观念“改变世界”。

从“改变世界”的哲学立场去理解哲学的“世界观理论”，就会超越对人与世界之间的简单的二元理解，从而提出构成“世界观”内在矛盾的三个基本概念，即“自在世界”、“世界图景”和“人类把握世界的基本方式”。这是重新理解“世界观”的基本出发点。

所谓“自在世界”，就是自然而然地存在着的世界，处于生生不息地运动和变化中的世界。把它称作“自在世界”，不仅仅是指它外在于人而存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而存在，而且主要是强调“自在世界”这种提法本身就意味着还没有从人对世界的关系出发去看世界，还没有自觉到理论思维的“不自觉的和无条件的前提”——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一旦从人对世界的关系出发去看世界，世界就成了人的“对象世界”，成了人的“世界图景”，也就是人生在世和人在途中的人的目光中的世界。正是在这种反思中，才提出了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才会形成以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为基本问题的“世界观理论”。

所谓“世界图景”，就是人以自己把握世界的各种方式为中介而形成的关于“世界”的“图景”。这种解释揭示了“世界图景”的不可或缺的二重内涵：其一，世界图景是关于世界本身的图景，是关于人与世界关系的图景，而不是某种与人或世界无关的图景，即使是宗教的幻化的世界图景，也只能是以幻化的方式所构成的关于人与世界关系的图景；其二，关于世界本身的图景，关于人与世界关系的图景，不是自在的世界，不是自在的人与世界的关系，而是人以自己把握世界的多种方式为中介而构成的图景。这样的“世界图景”离不开人类把握世界的基本方式。

所谓“人类把握世界的基本方式”，简洁地说，就是人类把“自在世界”变成自己的“世界图景”的方式。人类在其漫长的形成和演进的过程中，逐渐地形成了人与世界之间的特殊关系，即人类不仅是以其自然器官与世界发生自然的“关系”，而且特殊地以自己的“文化”为“中介”而与世界发生“属人”的“关系”。常识、宗教、艺术、伦理、科学和哲学等，就是人类在实践活动的基础上所形成的与世界发生真实关系的“中介”，也就是人类“把握”世界的“基本方式”。

人类以自己“把握”世界的基本方式为“中介”而与世界发生关系，这表明人是历史的、文化的存在，人的“世界图景”是与人的历史性的存在与发展密不可分的，因此，不能以“纯自然”的观点去看待人与世界的关系，而必须以历史的、文化的观点去看待人与世界的关系。合理的“世界观理论”只能是从恩格斯所说的“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出发而构成的哲学理论。因此，在对“自在世界”、“世界图景”和“人类把握世界的基本方式”这三个重要概念及其相互关系的分析中，重新理解与阐释作为“世界观理论”的“哲学”，这本身正是意味着一种理解人与世界关系的新的“世界观理论”。

人类把握世界的各种基本方式，在其直接性上，首先是为人类提供了丰富多彩的“世界图景”，即宗教的、艺术的、常识的、科学的和哲学的“世界图景”；而它们之所以能够提供各种各样的“世界图景”，则在于它们本身是人类把握世界的不同方式，即宗教的、艺术的、常识的、科学的和哲学的“基本方式”；这些基本方式不仅为人们提供各种各样的“世界图景”，而且为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提供各自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规范”，即宗教的、艺术的、常识的、科学的和哲学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规范。这样，人类把握世界的各种基本方式，就以“世界图景”、“思维方式”和“价值规范”的三重内涵而构成哲学反思的对象。这表明，作为“世界观理论”的哲学，并不是直接地以“世界”为对象而形成关于“世界”的“观点”（包括所谓“关于世界的根本观点”）；恰恰相反，作为“世界观理论”的哲学，它是从“思维与存在”、“人与世界”的“关系”出发，以人类把握世界的各种方式所构成的“世界图景”、“思维方式”、“价值规范”为对象，批判性地“反思”各种不同的（同时态的和历时态的）“世界图景”、“思维方式”和“价值规范”，为人类提供自己时代水平的真、善、美的观念。这就是哲学的“世界观理论”——从总体上理解和协调人与世界相互关系的理论。

世界观，是人生在世和人在途中的人的目光。作为世界观理论的哲学，哲学问题总是人生在世的大问题即人类性问题。求索天、地、人的人与自然之辨，探寻你、我、他的人与社会之辨，反省知、情、意的人与自我之辨，追寻真、善、美的人与生活之辨，凝结为理解“人生在世”和“人在途中”的哲学范畴。西方哲学的存在与非存在、本体与变体、主体与客体、感性与理性、经验与超验、思维与存在、自由与必然，中国哲学的天与地、内与外、体与用、道与器、理与欲、人与己、义与利、仁与智、知与行，无不凝聚了对“人生在世”和“人在途中”的深层把握与理解，并因而构成人的“安身立命”之本或人生的“最高的支撑点”。

哲学的世界观的前提批判，就是对哲学本身所提供的人的“安身立命”之本或人生的“最高支撑点”的前提批判。对这些关乎人的“安身立命”之本的哲学的“前提批判”，是一种寻求、揭示和批判地反思人类全部活动的“前提”的思想活动，是一种把隐匿在思想之中的“看不见的手”揭露出来并予以批判的思想活动。这种“前提批判”的思想活动，具有推动社会进步的巨大的逻辑震撼力量。伯林有一句名言：“如果不对假定的前提进行检验，将它们束之高阁，社会就会陷入僵化，信仰就会变成教条，想象就会变得呆滞，智慧就会陷入贫乏。社会如果躺在无人质疑的教条的温**睡大觉，就有可能会渐渐烂掉。要激励想象，运用智慧，防止精神生活陷入贫瘠，要使对真理的追求（或者对正义的追求、对自我实现的追求）持之以恒，就必须对假设质疑，向前提挑战，至少应做到足以推动社会前进的水平。”[3]

这种“向前提挑战”的哲学，源于人的实践的存在方式。人类的实践活动，从根本上说，是人对世界的否定性统一的活动，是人在对世界的否定性统一中实现人的自身发展的活动。伽达默尔提出：“一切实践的最终含义就是超越实践本身。”[4]实践活动作为追求自己的目的的人类历史过程，人类的历史发展过程也就是实践活动的自我超越，既历史地否定已有的实践方式、实践经验和实践成果，又历史地创造新的实践方式、实践经验和实践成果。在实践自我超越的历史过程中，哲学思想作为实践活动中的新的世界图景、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目的性要求而构成实践活动的内在否定性。这种内在否定性就是哲学对实践的理想性引导。正因如此，伽达默尔又说：“理论就是实践的反义词。”[5]理论作为实践的“反义词”，并不仅仅在于理论的“观念性”和实践的“物质性”，更在于理论的“理想性”和实践的“现实性”。人是现实性的存在，但人又总是不满足于自己存在的现实，而总是要求把现实变成更加理想的现实。哲学正是以其理想性的世界图景和理想性的目的性要求而超越于实践，形成引导人类未来的世界观，促进实践的自我超越。作为世界观理论的哲学的重大意义，就在于引导人们自觉地“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从而把现实变成更为理想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