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反对科学主义的几种思潮

在科技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问题上，各路思想都有所言说，但主要有如下几种：来自于孔德哲学传统的新实证主义或逻辑实证主义；源远流长的科学主义[1]（它极端形式是技术统治论）；形形色色的社会决定论（英国的“无形学院”的观点和美国的科学社会学理论等）。

一、社会决定论

社会决定论也是研究现代科学技术革命的重要方法论原则之一。有人把社会决定论归结在马克思主义名下，马克思认为：“只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第一次使自然科学为直接的生产过程服务……科学……成了致富的手段。”[2]而且，科学技术“作为资本的力量同工人相对立”，“表现为剥削劳动的手段，表现为占有剩余价值的手段，因而表现为属于资本而同劳动对立的力量”[3]。就未来工业社会的统治权问题而言，马克思的分析颇有启发意义。资本家阶级曾经是作为工业的指挥者（captain of industry）但是，随着资本的两权分离和资本技术构成的提高，“资本家则作为多余的人从生产过程中消失了”[4]。同样，传统的无产阶级的命运也不容乐观，因为“自然力和科学，直接变成一种武器，这种武器是用来把工人抛向街头，把他们变成多余的人”[5]，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把革命的希望寄托在“中间阶级”工人阶级的知识化和知识阶层的工人化身上。“‘我们的工业制度的灵魂’不是产业资本家，而是产业经理……一个乐队指挥完全不必就是乐队的乐器的所有者。”[6]

马克思的思想经过苏联学者黑森那篇《牛顿力学原理的社会经济根源》的思想超拔，在英国左派科学家贝尔纳等手中繁衍出《历史上的科学》以及《科学的社会功能》等经典著述，成为科学史及科学社会学研究中的“外史论派”，其思想影响至今依然活跃着。就学术大势而论，社会决定论可以区分为两个流派。第一个学派是英国“无形学院”的探索，其关键人物是J.D.贝尔纳、霍尔丹和李约瑟等[7]。另一派是美国科学社会学的思考，其关键人物是R.墨顿—T.帕森斯—B.巴伯等。

进入后现代思潮以来，有关科学技术的社会维度得到高度重视，其中维特根斯坦后期思想及其后现代解读发挥的重大作用。R．斯图尔特（Richards Stewart）在1983年出版了《科学的哲学和社会学》（Philosophy and Sociology of Science ，Oxford：Basil Blackwell Publisher Limited）提出了要从社会（学）角度研究科学的问题。E.McMullin在1992年专门编辑了一部著作“The Social Dimension of Science ”（Notre Dame，Indian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这部著作从科学知识社会学的角度收集了若干对知识进行社会研究的论文，主要有：《科学的社会维度（导论）》；《皮尔斯关于科学的社会维度和历史维度》；《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的起源》；《社会思想和社会行动》；《好的科学有一个坏的历史》；《从认识秩序到存在秩序》；《实践理性和知识的建构》；《女性主义者对科学哲学和社会的研究》；《权威、差距和个人理性的作用》；《社会学转向的再转向》等。

关于科学的社会性，或许P.厄尼斯特（Paul Ernest）的观点最具有代表性。他说：“我支持思维（mind）是社会的观点，因为（1）个人对复杂性的思考源于并形成于内在化的交流；（2）所有随后的个体思考是由这个起源构成和定制成形的；（3）某些精神活动是集体性的（如团体问题的解决）。另外，思维的社会观点排斥Cartesian二元论，因为精神活动既是个人的又是集体的，它既是私人的又是公众的，最重要的是它总是本质上被体现着。因此，对能公开地被转变和利用的可操作的或公共的表达形式的利用组成了公众包含的思想。根据思维的社会观点，人的所想所做只是其中的一部分。”（Wertsch，1991，Restivo & Collins，1991）[8]

西斯芒多在《去魅的科学》（Science without Myth—On Constructions，Reality，and Social Knowledge ）则专门讨论了科学知识的社会性问题。“越来越多的研究科学的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和哲学家从这样一个共识开始了他们的工作：科学在相当程度上是社会的和政治的活动。科学活动的社会性在于，科学家总是科学共同体的成员，他们接受训练以便进入科学共同体，并与科学共同体其他成员共事。科学共同体，像其他事情一样，有一套审视和评价知识诉求的标准。科学活动的政治性可以体现在许多层次上：科学是说辩和联合的竞技场；对于正在进行的研究而言，许多不同的理念和价值都是重要的因素；科学家都在热切地为争夺资源而斗争以实现他们的观点。重要的是，科学家在技能、权利、知识以及特定的理论和实践方面都有投入。而且广泛的社会冲突也可能反映了科学内部的冲突，并与科学的内部冲突相关联。性别、种族、阶级和民族的区分也出现在科学之中，出现在科学家与非科学家之间的关系上。简言之，科学知识总与一定的权利相联系。”[9]

《真理的社会史》的作者史蒂文·夏平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知识是一项集体事业。为保证得到知识我们需依赖其他人，我们不能避免这种依赖。这意味着，我们在其中拥有和保持我们的知识的交往关系具有一种道德性质，而我用来指称这种道德关系的词便是信任。关于信任之于建立和维持社会秩序的既有评价，我做了一个批判性的综述。我引入了哲学和社会科学中的一些不太著名的传统，它们确定了信任在建立和维持认知秩序中的角色。这些传统认为，我们对社会关系的构造就是在制造知识——不仅是关于他人的知识，而且是关于这个世界是什么样子的知识——并且同样地，我们关于世界是什么样子的知识吸收了关于其他人的知识——他们作为证言的来源是怎样的人，他们是否和在什么情况下可以信任。因此，“知识的制造总的来说发生在一个道德场域，调动了对各种类型人的德行和性情的特定评价。我评述了某些现象学和民俗方法论的评价方式，按照其观点，关于世界的知识与关于其他人的知识在社会互动中是互为依托的。我尤其关注世俗推理（mundane reason）过程，其中关于客观外在世界本质的预想深嵌于平常的社会互动和探究那个世界的实践之中”[10]。

但是，关于科学技术研究的社会维度的思想并不统一。J.高林斯基（Jan Golinski）在《制造自然知识：建构主义和科学史》（Making Natural Knowledge——Constructivism and the History of Science ）中指出：“尽管‘社会的’这个形容词经常被用于规范建构主义，但事实上，关于社会因素在制造自然知识中的作用并没有得到详尽的解释和描述。”[11]Jan Golinski归纳了“社会的”这个修饰词在科学研究中的几种意义。其一，强纲领利用对称性假设为科学信念的接受提供社会解释，布鲁尔就认为对科学的解释应追寻社会原因，例如科学共同体的社会结构以及他们的利益。其二，H.Collins所倡导的关于科学争论的社会学研究，他并不关心宏观的社会对科学的影响力，因而他不同意爱丁堡学派对科学进行社会原因、社会结构及社会利益等方面的宏观分析，而是强调专家小组（smaller groups of scientific specialists）之间的判断和协商对科学的决定性。其三，在科学知识社会学所促进的案例研究中，对科学的宏观社会学考察的倾向已经被抛弃，代之以实验室研究，如Latour和Woolgar的《实验室生活：科学事实的社会建构》，Knorr-Cetina的《制造知识》等作品，这些著作对实验室围墙之外的社会不感兴趣，而是专注于对实验室内部的人类学考察。其四，在科学的社会维度中，最富有挑战性的是Latour和Callon发起的角色-网络研究，“在这种研究看来，科学家和工程师在创造自然知识的同时，也在重建社会生活世界”[12]。

二、人本主义

马丁·海德格尔是20世纪最有影响的人本主义哲学家，他从人本主义出发对现代技术及新科技革命的评价极富启发意义。

首先，海德格尔发现了现代科学技术革命所造成的物化：“为技术的统治之对象的事物愈来愈快，愈来愈无顾及，愈来愈完满地推行全球，取昔日习见的世事所约定俗成的一切而代之。技术的统治不仅把一切在者都立为生产过程中可制造的东西，而且通过市场把生产的产品提供出来。人的人性与物的物性都在贯彻意图的制造的范围之内分化为一个生产的计算出来的市场价值……由此，人本身及其事物都面临一种日益增长的危险，就是要变成单纯的材料以及变成对象化的功能。”[13]因此，“现代科学和极权国家都是技术的本质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技术的随从”[14]。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问题？在海德格尔看来：“科学不思维；人类迄今为止干得太多想得太少。”[15]既然问题出在“思想”领域，那么，解题的思路当然要在思想领域中寻找。“我们离危险越近，解救力量道路就越发光明，我们就变得更富探索心理。因为探索是思维的奉献” [16]。这条道路就是：“回到真正的人要求某种与朝向机器进程的进步不同的东西。回到我们已经真正找到的地方，就是这样一种道路：达到我们现在所需要的思维的道路……我们这个最值得思维的时代的最值得思维的特征就是：我们迄今尚未思维。”[17]

海德格尔离开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去追问技术对人的存在的意义，这就损害了他的技术观对现实社会的批判意义，而且，他把解救人类于技术异化的出路归结为思维，其科学性更值得怀疑。但是，对于发展中国家推行科教兴国战略而言，海德格尔的思想至少具有如下启发意义：其一，必须从人的存在层面去理解技术、创造技术、使用技术、控制技术，技术应以人特别是以人的存在为目的，把技术上升到事关人类生存的重要位置，但不能把人类变成技术的工具；其二，对技术的理解、创造、使用和控制应给予哲学层面的追问和反思，力戒实用主义、工具主义和唯科学主义的片面思维。

近年来，海德格尔的技术哲学思想得到更多的关注，但批评的声音也不绝于耳。芬伯格（Andrew Feenberg）深刻地揭示了海德格尔陷入技术的本质主义的深层原因：“本质主义的错误不是偶然的，而是否定技术活动的社会-历史维度所致。”[18]这种技术的本质主义严重地局限了人的主体性的张扬。“海德格尔和哈贝马斯所提供的本质主义理论难以识别技术原则的非常不同的实现方式。因此，在他们的思想中，技术被严格地注定了的，在技术的界面里几乎没有可以调整的余地。”[19]

三、社会批判理论

法兰克福学派与经典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比较复杂，但是，在批判技术异化问题上，法兰克福学派与经典马克思主义是一脉相承的。

霍克海默和阿尔多诺是以评价启蒙运动为框架来审视现代科学技术的，他们在《启蒙的辩证法》一书中提出了这样一个极其深刻的问题：人若以技术征服自然，必将导致人以技术征服自身。“世界上没有科学不能渗透的存在，但是科学所渗透的东西并不存在……因为哲学判断总是仅仅重复，理性总是已经在对象中设置的东西。但是，科学中对一个能见鬼神的梦所肯定的思想表现出来了，对自然界的支配反对思维的主题本身，主题本身只留下了永远自我在思维，一切都伴随着我的观念。”[20]因此，“随着支配自然界威力的增长，社会制度支配人的权力也猛烈增长……自然界的衰退就在于自然界的受支配，精神就不能存在。通过这种精神承认自己是统治者，并归复到自然界的划分，精神就提出了统治的要求，而正是这种统治的要求使他成了自然界的奴隶。”[21]

霍克海默和阿尔多诺开启了马尔库塞等对现代技术的社会批判。马尔库塞认为：“现代科学原则是以下述方式先验地建构的，即它们可以充当自我推进、有效控制的领域的概念工具；于是理论上的操作主义与实践上的操作主义渐趋一致。由此导致对自然进行愈加有效统治的科学方法，通过对自然的统治而逐步为愈加有效的人对人的统治提供纯概念和工具……在这个领域，技术也使人的不自由处处得到合理化。它证明，人要成为自主的人、要决定自己的生活，在技术上是不可能的。因为这种不自由既不表现为不合理的，又不表现为政治性的，而是表现为对扩大舒适生活、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技术装置的屈从。因此，技术合理性是保护而不是取消统治的合法性”。[22]马尔库塞在《爱欲与文明》中更深刻地指出：“今天的意识形态的根据是，生产和消费再生产着统治，并为其辩护。然而生产和消费的这种意识形态特征并不能改变它们具有实在的好处这一事实。整体的压抑性在很大程度上就在于其功效，因为它扩大了物质文化的范围，加速了获得生活必需品的过程，降低了安逸和豪华生活的代价，扩大了工业生产的领域——但在同时，它却又在维护着苦役和行使着破坏。个体由此付出的代价是，牺牲了他的时间、意识和愿望；而文明付出的代价是，牺牲了它向大家许诺的自由、正义和和平。”[23]

哈贝马斯不同意马尔库塞的技术工具主义假设，论证了现代科学技术革命具有意识形态的特点。“生产力的相对提高，不再是理所当然地表现为一种巨大的和具有解放性后果的潜力；现存的统治制度的合法性在这种巨大的、解放性的潜力面前，将不堪一击。因为现在，第一位的生产力——国家掌握着的科技进步本身——已经成了［统治的］合法性的基础。［而统治的］这种新的合法性形式，显然已经丧失了意识形态的旧形式。一方面，技术统治的意识同以往的一切意识形态相比较，‘意识形态性较少’，因为它没有那种看不见的迷惑人的力量，而那种迷惑人的力量使人得到的利益只能是假的。另一方面，当今的那种占主导地位的，并把科学变成偶像，因而变得更加脆弱的隐形意识形态，比之旧式的意识形态更加难以抗拒，范围更为广泛，因为它在掩盖实践问题的同时，不仅为既定阶级的局部统治利益作辩解，并且站在另一个阶级一边，压制局部的解放的需求，而且损害人类要求解放的利益本身。”[24]

如何才能消除技术专制的极权统治哪？霍克海默寄希望于对理性启蒙进行辩证批判；马尔库塞把希望寄托在充满生命活力青年学生上：“年轻人向来是站在斗争的最前列的，他们为反死亡、反文明的爱欲而生存和斗争……在今天，为生命而战，为爱欲而战，也就是为政治而战。”[25]哈贝马斯则寄希望于一种“普遍的自由交往”。

法兰克福学派对新科技革命的评价是对“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还很遥远，理论本身也有一定的缺陷，如他们过于看重技术的决定作用，而未能看到技术背后的制度原因，此外，他们克服技术异化的方案也难以服人。但毕竟对我们选择科教兴国战略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其一，推行新科技革命能够解决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诸如解放生产力，消除贫困，维护政治稳定，达到共同富裕等社会目标；其二，发展中国家在推行新科技革命时要避免走西方发达国家的弯路，一方面，我们要加强技术的社会化；另一方面，我们要培育人的主体性，使现代科学技术成为人类实现彻底解放的工具。

近年来，社会批判理论不断有新的进展，我们提到过，芬博格（Andrew Feenberg）曾作为马尔库塞的助手，是近20年来试图扬弃技术的理论化研究和建构主义以及AN（Actor-network theory）理论的少数几个哲学家之一。他的思想根源于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特别是马尔库塞对韦伯价值中立的“形式理性”。在他看来：“建构主义密切关注技术的三个问题：谁制造了技术，为什么制造技术，如何制造技术。我的想法是，把实体主义者（Substantivist）和建构主义者对技术本质问题的解答放在一个具有两个层次的统一的框架之中。第一个层次或多或少相当于技术本质的哲学定义；第二个层次相当于社会科学对技术本质的思考。”[26]

四、社会建构主义

社会建构主义是20世纪80年代后期兴起的一种针对后现代主义的“解构”运动的哲学理念，其思想实质就是用“社会性地建构”来回答解构主义或后结构主义对哲学的挑战。“建构主义是社会科学家阻止后现代主义潮流的理念，而共建就是建构主义达到这一目的的方法。”[27]

在科技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问题上，社会建构主义提出了三个问题。“建构主义密切关注技术的三个问题：谁制造了技术，为什么制造技术，如何制造技术。”[28]

第一，“谁制造了技术”？与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相比，这种提问方式本身就具有重要意义。科学技术当然是人按照现代的价值目标“社会地建构”起来的，科学技术当然不可能是“没有主体的认识论”，也不会出现人本主义所谓“科学不思维”的悖论。A.芬伯格指出，技术设计是需要许多参与者共同协商的成果，如果认为技术设计是个别天才的神来之笔或纯粹的实验室制造，那才是非理性的奢望。技术的设计过程也就是由不同的社会角色参与开发技术的过程。公司的所有者、技术人员、消费者、政界领袖、政府官员等，都有资格成为参与技术的社会角色。他们都致力于确保在技术设计中表达自己的利益。他们通过下面的方式对技术设计施加影响，如提供或撤销资源、按自己的意愿规定技术的目的、使现有的技术安排符合自己的利益、为现存的技术手段安置新的方向等。技术是这些社会角色的社会表达。这种观点来自于建构主义者的技术社会学。现代技术既不是人类的奴隶，也不是不可变异的铁笼，而是一种新型的文化框架，其中充满了问题，因而是可变的。

关于“谁制造了技术”的提问方式，突现了民主问题与当代科技革命之间的关系，其实质是不同的技术主体之间的社会关系问题。在芬伯格看来，技术变革的民主化（Democratization of technical change）要求对那些缺乏金融资本或文化资本或政治资本的社会角色开放技术设计过程。既然技术的民主化要求这些非技术角色参与，在原则上我们没有理由认为这些社会角色的参与将阻碍技术变革，民主化就意味着增加这些社会角色的数量和种类，民主的技术政治的本质在于改进“被征服者的知识”（subjugated knowledge）和来自计划者和执行者的占统治地位的知识之间的沟通。所谓可选择的现代性，就是指一种不断拓宽的可能性，其中最重要的思想就是，在技术决策过程中应包括尽可能多的社会角色。这些角色不仅包括专家和政府官员，而且还包括参与技术网络的所有人：工人、使用者、技术进步某种单面效应的受害者或受益者。

第二，“为什么制造技术”？在社会建构主义看来，人类之所以要“社会地建构”科学技术特别是当代科技革命，不是由于“技术的自主性”或“技术总是按照自己发展的可能性发展”，而是由于人类的社会本性，人类的这种社会本性只能通过“社会地建构”技术系统及其他社会系统如政治-法律系统和文化-道德系统而实现。正如P.Berger和T.Luckmann所说：“按照建构主义分析，‘人类生来就是注定要与他人一起建构并居住在这个世界上’。对人类而言，世界就是由人类控制的、并可由人类界定的实在。世界的界限是由自然限定的，但一经被人类建构，这个世界就反作用于自然。在自然和社会地建构的世界的辩证关系之间，人类本身是可塑的。同样的辩证法也存在于人类自身，‘人生产了实在，并在生产实在中也生产了自身’（Berger和Luckmann，1966，204）。因此，‘被社会地建构的’世界也是辩证的。它发生在‘人’与‘人’之间和‘自然’与‘人’之间。在自然和社会意义上，人类与生俱来注定要生活在我们自己建构的世界中。”[29]

从这个角度看，当代科技革命的深层动机是人的价值目标。“社会建构主义都包容技术发展概念作为一个非决定论的过程，其中充满异质（heterogeneous）因素。因此技术变革不能被解析为一个不可变易的过程，也不能被看成一个受经济规律制约或技术的‘逻辑’所支配的过程。相反，技术变革最好被解释为许多技术论战（controversies）、矛盾（disagreements）和困难（difficulties），在这些行为中有不同的行为者（具有行为能力的个人或群体）或相关的社会组织，这些社会组织是由具有共同的概念框架和共同利益的行为者所构成的。这些行为者或组织都从事使其从对方获益的筹划以及按照自己的计划来建构技术。”[30]

第三，“如何制造技术”？人按照自己的价值目标“社会地建构”当代科技革命。这具体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社会制度因素在“社会地建构”当代科技革命中具有一定意义。Wiebe E.Bijker和John Law在1992年出版的“Shaping Technology/Building Society”（社会建构主义的经典著作之一）从技术社会学的角度描述了社会因素对技术进行社会建构的意义：“我们的技术反映我们的社会。技术再生产并包含着专业的、技艺的、经济的和政治的因素的相互渗透的复杂性……‘纯的’技术是没有意义的。技术总是包含着各种因素的折衷。无论技艺被何时设计或建构出来，政治、经济、资源强度的理论、关于美与丑的观念、专业倾向、嗜好和技能、设计工具、可用的原材料、关于自然环境的活动的理论，——所有这些都被融入其中……本书的基本主题就是，不论成功的技术还是失败的技术，它们总是被一系列不同的要素所建构的。我们想说的就是，技术是被建构的。它们是被一系列异质要素所建构的。”[31]

其二，文化理念在“社会地建构”当代科技革命中具有一定意义。K.Cetina在“Epistemic Culture——How the Sciences Make Knowledge ”（Harvard University，1999）一书中对科学实验进行了知识社会学的探索，从而揭示了文化理念对科学实验的社会建构性。在她看来：“实验提供了一个能改进与社会秩序相联系的自然秩序的更佳环境。它依赖于自然客体的延展性。实验建立在客体并不是任其自然的固定实体这样一种推理的基础上。实际上，很少有人能在实验中研究纯自然形式的客体……自然客体至少有三类特征是实验科学不必迎合的：其一，它不必完全接受客体，而用改变的或部分的形式；其二，它不必迎合自然客体的存在位置，不必把它固定在自然环境中，实验科学把客体带回‘家’并在实验室中按他们自己的意思操作；其三，实验科学并不需要迎合事件的发生时间，它能免除事件发生的自然周期，并使事件时常发生从而足以进行持续研究。实验的实行使物体与自然环境分离并使它们在新的领域内的安置由社会机构决定成为必要。人的存在方式在“社会地建构”当代科技革命上具有一定意义。海德格尔从他的基础本体论的角度深刻地揭示了现代科学技术的人本特性，认为当代科技革命就是人类主体本性的“展现”，“完全支配现代技术的这种展现，具有在强求意义上的限定的性质。强求是这样产生的：在自然中隐藏着能量被开发，开发出来的东西被转换，转换后的东西被储存，储存的东西被分配，分配的东西重新被转换。开发、转换、储存、分配、转换是展现的诸方式”[32]。海德格尔曾经把技术“展现的诸方式”概括为如下几个环节：“物质化”“齐一化”“功能化”“主客两极化”“谋算”“贯彻和统治”“生产和加工”“耗尽和替代”。[33]

在科技与社会之间关系的问题上，社会建构主义从发生过程的角度来讨论科技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认为科技与社会之间的建构主体是多元的而不是单一的；科技与社会之间的建构过程是建设性的而不是认知性的；科技与社会之间的建构方式是反思性而不是形上学的。当然，社会建构主义存在不少问题，如相对主义痼疾与社会学主义嫌疑等。

[1] 国内学者往往把实证主义传统的科学哲学称之为科学主义，与存在主义等人本主义相对应，这是一个极其值得研究的问题。在西方学术史上，科学主义强调科学的社会功能，而实证主义传统则意在清除科学理论中的形而上学和价值判断，维护科学的纯洁性或价值无涉。二者的意义恰恰相反。因此，用科学主义表达实证主义传统的科学哲学，值得推敲。

[2] 〔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第570页。

[3] 〔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第421页。

[4] 〔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第436页。

[5] 〔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第566页。

[6] 〔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第434～443页。

[7] 在这个问题上，我的学生王风祥所撰写的博士论文《贝尔纳学派研究》做了大量的工作，并连续发了几篇相关论文，如《贝尔纳与马克思主义科学观》，《云南大学学报》2012年第1期；《霍尔丹与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南通大学学报》2012年第5期；《马克思主义与科学：揭开英国左派科学家思想活动的面纱》，《兰州学刊》2012年第12期等。

[8] Paul Ernest：Social Constructivism as a Philosophy of Mathematics，Alba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8：212.

[9] Sergio Sismondo：Science without Myth—On Constructions，Reality，and Social Knowledge ，Alba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6：1.

[10] 〔英〕史蒂文·夏平：《真理的社会史》，赵万里等译，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提要第19～20页。

[11] Jan Golinski：Making Natural Knowledge：Constructivism and the History of Science，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10.

[12] Jan Golinski：Making Natural Knowledge：Constructivism and the History of Science，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10，8-9，11.

[13] 洪谦：《西方现代资产阶级哲学论著选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第380页。

[14] 洪谦：《西方现代资产阶级哲学论著选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第377页。

[15] 〔荷〕E.舒尔曼：《科技时代与人类未来》，李小兵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第87页。

[16] 转引自〔荷〕E.舒尔曼：《科技时代与人类未来》，李小兵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第93页。

[17] 转引自〔荷〕E.舒尔曼：《科技时代与人类未来》，李小兵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第88页。

[18] Andrew Feenberg：From Essentialism to Constructivism：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at the Crossroads ，www-rohan.edu/faculty/feenberg/talk4./html.

[19] Andrew Feenberg：From Essentialism to Constructivism：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at the Crossroads，www-rohan.edu/faculty/feenberg/talk4./html.

[20] 〔德〕霍克海默，阿尔多诺：《启蒙的辩证法》，臧佩郁、蔺月缝译，重庆出版社，1989，第23页。

[21] 〔德〕霍克海默，阿尔多诺：《启蒙的辩证法》，臧佩郁、蔺月缝译，重庆出版社，1989，第35页。

[22] 〔美〕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刘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第142页。

[23] 〔美〕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黄勇，薛民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第71页。

[24] 〔德〕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和科学》，李黎、郭官义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第68～69页。

[25] 〔美〕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黄勇，薛民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第11页。

[26] Andrew Feenberg：From Essentialism to Constructivism：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at the Crossroads ，www-rohan.edu/faculty/feenberg /talk4./html.

[27] R.Pettman：Commonsense Constructivism，or，The Making of World Affairs，Armonk NY，Sharpe.Inc.，2000：13.

[28] Andrew Feenberg：From Essentialism to Constructivism：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at the Crossroads ，www-rohan.edu/faculty/feenberg/talk4./html.

[29] P.Brey：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and Social Constructivism，Society for Philosophy & Technology ，volume 2，numbers 3-4，1997.http：//scholar.lib.vt.edu /ejornals/.

[30] 〔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第97页。

[31] W E.Bijker：Shaping Technology/Building Society［M］，Studies in Socio-technical Change，Cambridge，London：The MIT Press，1992：4.

[32] K.Cetina：Epistemic Cultures——How the Sciences Make Knowledge ,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9：27.

[33] 〔德〕冈特·绍伊博尔德：《海德格尔分析新时代的技术》，宋祖良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第25～5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