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两种文化”的冲突与融合

20世纪50年代，也就是1956年，英国人查尔斯·斯诺[1]（C.P.Snow，1905～1980）在他51岁的时候在《新政治家》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引起后世争论长达半世纪的文章《两种文化》。3年后他扩充了自己的思想，在英国剑桥大学发表了著名的演讲《两种文化和科学革命》。从表面看，斯诺号召科学家应该读过莎士比亚，而文学家应该弄明白什么是“热力学第二定律”。但按照剑桥大学知识史教授斯蒂芬·科里尼（S.Collini）的说法，斯诺在一个多小时的演讲中至少做成了三件事：第一，发明了“两种文化”这个词汇或概念；第二，阐述了存在于人文学者和科学家之间的文化割裂，即所谓“斯诺命题”；第三，引发了一场围绕着“斯诺命题”展开的旷日持久的思想论战。

“两种文化”的冲突对科学哲学发生了重大影响，决定了科学哲学的思想构成和研究纲领，甚至左右了科学哲学从现代主义转向后现代主义。David Lamb在他所编辑的“New Horizons in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一书中指出：“现在，我认为科学哲学应该包括认识论、形而上学和价值论。我还认为这样一种科学哲学，一方面不可能与科学断然分开；另一方面也不能与历史、心理学和社会学分开。总之，我想把以下的限制条件加到科学哲学的本性和范围中：它应该是批判的科学哲学。”[2]Sheila Jasnoff、Gerald E.Markle、James C.Petersen和Trevor Pinch等学者编辑的“Handbook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也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在过去的25年中，SST共同体之间的冲突与日俱增……就本质而论，我认为这些激烈的冲突来自于哲学领域中的传统问题：事实与价值之间的关系问题。”[3]Gerard Delanty更明确地指出：“今后的哲学将不再是语言哲学对意识哲学的争论，批判理论对解释学的争论，理解对解释的争论，理论对实践的争论。今天社会科学哲学研究的中心问题将在于澄清社会实在是否被社会科学所建构？社会科学用何种方法建构公众对话？科学在何种程度上是知识系统作为社会产物的一部分？科学的制度结构能否被民主所激化？建构主义和实在主义正是在这些问题上被区别开来，尽管二者的矛盾并非不可调解。”[4]

一、实证主义VS马克思思想

在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之间的“两种文化”问题上，实证主义与马克思思想曾经有过交锋。实证主义（Positivism）产生于19世纪30～40年代的法国和英国，创始人为法国哲学家、社会学始祖A.孔德，主要代表有英国的J.S.密尔和H.斯宾塞，其形成标志为1830年开始陆续出版的孔德的6卷本《实证哲学教程》。就哲学观念而言，这种哲学强调感觉经验、排斥传统形而上学；就历史观而言，这种哲学认为人类历史经历了宗教或神学阶段和形而上学阶段之后，必有一段理想的科学阶段或“分析的时代”。因此，孔德的实证哲学与马克思注重黑格尔的辩证方法相悖，又与唯物史观的社会理想相悖。

马克思早在写作其博士论文《论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与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异》就开始反思所谓的“实证哲学”问题，他指出：“哲学自我意识的这种双重性表现为两个极端对立的流派：其中的一个流派，我们可以一般地称为自由派，它努力保持哲学的概念和原理；而另一个流派则把哲学的非概念的东西，即实在性的环节作为主要的规定。这第二个流派就是实证哲学。第一个流派的活动就是批判，也正是哲学自身的向外转向；第二个流派的活动是进行哲学思考的尝试，也就是哲学的转向自身，同时这第二个流派认为，缺陷对哲学来说是内在的，而第一个流派却把它看作是世界的缺陷，必须使世界哲学化。两派中的每一流派所做的正是对方所要做的事和它自己所不愿做的事。但是第一派在它的内在矛盾中意识到了它的一般原则和目的。在第二派里却出现了颠倒，也可以说是本身的错乱。在内容上，只有自由派，因为它是概念的一派，才能带来真实的进步，而实证哲学只能产生一些这样的要求和倾向，这些要求和倾向的形式同它们的意义是互相矛盾的。”[5]

在马克思思想的形成过程中，马克思一直保持对实证主义的思想警觉，1871年6月12日马克思在致爱德华·斯宾塞·比斯利的信中写道：“我作为一个有党派的人，是同孔德主义势不两立的，而作为一个学者，我对它的评价也很低。”[6]马克思在1869年3月20日致恩格斯的信中说道：“在我看来，实证哲学就意味着对一切实证的东西的无知。”[7]马克思对实证哲学的批判有其多种原因，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实证主义看不到科学技术的异化现象，“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们看到，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新发现的财富的源泉，由于某种奇怪的、不可思议的魔力而变成贫困的根源。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具有理智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现代工业、科学与现代贫困、衰颓之间的这种对抗，我们时代的生产力与社会关系之间的这种对抗，是显而易见的、不可避免的和毋庸争辩的事实。”[8]异化因何而生？“……这些矛盾和对抗不是从机器本身产生的，而是从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产生的！因为机器就其本身来说缩短劳动时间，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却延长工作日；因为机器本身减轻劳动，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提高劳动强度；因为机器本身是人对自然力的胜利，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使人受自然力奴役；因为机器本身增加生产者的财富，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使生产者变成需要救济的贫民，如此等等……”[9]

由此可见，马克思对实证主义的批判似成定局，然而，思想的进程有时并不是思想家的一厢情愿。D.里特尔（Daniel Little）在《科学的马克思》（The Scientific Marx，1986）中发现马克思对实证主义所提倡的科学方法游刃有余，该著就介绍了《资本论》中的科学方法，其中包括“马克思的经济分析方法”（ Marx’s economic analysis）、“本质主义作为科学理论”（Essentialism as a theory of science）、“马克思的解释范式”（ Marx’s explanatory paradigm ）、“马克思的证明逻辑”（ Marx’s logic of justification）、“马克思关于可证伪性与唯心主义”（falsifiability and idealism）等。不仅如此，有的学者还发现了马克思思想对实证哲学传统的积极影响，如E.翁贝尔（E.Uebel）撰写的《在科学和政治学之间的纽拉特哲学》[10]全面揭示了纽拉特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历程和学术表现，例如他的真理贯通论、科学统一论等特别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统一思想等。[11]类似的著述还有D.鲁宾斯坦（David Rubinstein）撰写的《马克思与维特根斯坦》（Marx and Wittgenstein：Social Praxis and Social Explanation，London：RKP，1981），S.伊斯顿（Susan M.Easton）的《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和维特根斯坦主义的社会哲学》（Humanist Marxism and Wittgensteinian Social Philosophy，Manchester ：The Univ.Pr.，1983）以及基鲭（Gavin Kitching）和N.普利森茨（Nigel Pleasants）编辑的《马克思与维特根斯坦》（Marx and Wittgenstein ，NewYork：Taylor & Francis，2002）等。

于是，出现了实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这种思潮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并不显眼，但其在学术思潮中的地位不能低估。Galvano della Volpe的《卢梭与马克思》（Rousseau and Marx，1964/1978）堪称这种思潮的经典。John Fraser在《Galvano della Volpe思想导论》（An Introduction to the Thought of Galvano della Volpe，1977）给予了高度评价，其核心论点是认为逻辑是实证的和历史的科学（logic as positive and as historical science）。与之媲美的还有Lucio Colletti的《从卢梭到列宁》（From Rousseau to Lenin，New York：Monthly Review，1969），该书包括“作为社会学的马克思主义”（Marxism as a sociology），“马克思主义是科学还是革命”（Marxism：Science or Revolution）等内容。此外，Lucio Colletti的另一本著作述《马克思主义和黑格尔》（Marxism and Hegel，NLB，1969）也值得关注。这些著述力图凸显马克思及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哲学特别是实证方法的思想特征，这与时下流行的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人文主义解读大相径庭，因而颇具有启发意义。

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也应运而生。分析学派马克思主义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英美等国兴起的一种马克思主义研究学派，是分析哲学与马克思主义研究相结合的产物。其代表人物有英国的分析哲学家G.A.科亨、美国的约·罗默、乔·科亨、乔·埃尔斯特等[12]，该学派运用现代数学、数理逻辑和模型分析等手段来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试图为其确立“微观基础”。除了科亨的代表作《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个辩护》外，新近的重要著述还有Marcus Roberts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Analytical Marxism，A Critique，Verso，1996）和John Roemer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Analytical Marxism，Cambridge;N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6）以及John E.Roemer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基础》（Foundations of Analytical Marxism ，volume 1-2，UK：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imited，1994）等。近年来，有人把阿尔都塞的作品也归结为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如Andrew Levine在《马克思主义的未来？阿尔都塞的分析转向及其社会主义者的复兴》（A Future for Marxism？Althusser，The Analytical Turn and The Revival of Socialist Theory，London，Sterling;VA：Pluto，2003）对阿尔都塞的分析方法给予了高度评价，该书包括“后革命时代”（After the revolution）、“左派的最新动向”（the last left）、“阿尔都塞和哲学”（Althusser and philosophy）、论“断裂”（the break）、“分析转向”（the analytical turn）、“阿尔都塞的遗产”（the legacy）等内容。该书的结论是，分析转向是马克思主义一种可能的未来。

二、逻辑经验主义VS历史主义

在自然与文化及其关系问题上，逻辑经验主义选择了以自然科学为范本的思想路线，拒斥以形而上学为本体的文化理念。1932年，维也纳学派的代表人物卡尔纳普在一篇题为《通过语言的逻辑分析清除形而上学》的论文中指出：“现代逻辑的发展，已经使我们有可能对形而上学的有效性和合理性问题提出新的、更明确的回答……在形而上学领域里，包括全部价值哲学和规范理论，逻辑分析得出反面结论：这个领域里的全部断言陈述全都是无意义的。”[13]

对此，这种“拒斥形而上学”、拒斥文化的态度遭到了历史主义的反抗。T.库恩从两个角度来包容自然与文化。第一，库恩认为，科学活动的基本单位是“范式”，而“范式”并不是科学理论，而是在科学实际活动中某些被公认的范例——包括定律、理论、应用以及仪器设备统统在内的范例——为某一种科学研究传统的出现提供了模型。这就把“研究传统”等文化因素置于科学活动的信念系统。第二，科学的发展过程是常规时期和科学革命的交替进行，而科学革命不仅仅是科学理论的更替，同时也是“世界观”的转变。

在自然与文化的问题上，经历了逻辑经验主义和历史主义的对峙之后，更多的思想家选择了中间道路，沿着这种折中路线推进的哲学家有M.所罗门（Miriam Solomon），他在2001年出版了一本题为《社会经验主义》的著述，Miriam Solomon提出了争议（Dissent）在科学认识中的重要意义，而“共识在科学认识决策中并不具有超越的认识地位。在科学认识的决策中，争论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而共识不过是争论的一种特殊状态（争议方为零）……社会经验主义的科学目的就是批判以共识为参照的认知体制”[14]。

从逻辑经验主义到建构的经验主义和社会经验主义的发展历程中我们不难发现，自然与文化是交织在一起的，但如何处理二者之间的复杂关系，则需要细致的思想分析。

三、批判理性主义VS社会批判理论

在自然与文化的问题上，批判理性主义与社会批判理论的对峙同样引人瞩目。

英国科学哲学家卡尔·波普原来属于逻辑经验主义阵营，但却对逻辑经验主义采取了批判的态度，他的基本立场就是所谓的批判理性主义。从这种批判理性主义出发，他坚决反对历史决定论。在《历史决定论的贫困》一书中，波普“由于纯粹的逻辑理由”，证明了历史决定论是错误的。波普把其对历史决定论的反驳概括如下：①人类历史的进程受人类知识增长的强烈影响。②我们不可能用合理或科学的方法来预测我们的科学知识的增长。③所以我们不能预测人类历史的未来进程。④没有一种科学的历史发展理论能作为预测历史的根据。⑤所以历史决定论方法的基本目的是错误的；历史决定论不能成立。[15]

批判理性主义的唯科学主义思想倾向引起了法兰克福学派或社会批判理论的不同回响。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和阿尔多诺（Theoder Wiesengrund Adorno）在《启蒙的辩证法》认为：“世界上没有科学不能渗透的存在，但是科学所渗透的东西并不存在……因为哲学判断总是仅仅重复，理性总是已经在对象中设置的东西。但是，科学中对一个能见鬼神的梦所肯定的思想表现出来了，对自然界的支配反对思维的主题本身，主题本身只留下了永远自我在思维，一切都伴随着我的观念。”[16]马尔库塞也认为：“现代科学原则是以下述方式先验地建构的，即它们可以充当自我推进、有效控制的领域的概念工具；于是理论上的操作主义与实践上的操作主义渐趋一致。由此导致对自然进行愈加有效统治的科学方法，通过对自然的统治而逐步为愈加有效的人对人的统治提供纯概念和工具……在这个领域，技术也使人的不自由处处得到合理化。它证明，人要成为自主的人、要决定自己的生活，在技术上是不可能的。因为这种不自由既不表现为不合理的，又不表现为政治性的，而是表现为对扩大舒适生活、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技术装置的屈从。因此，技术合理性是保护而不是取消统治的合法性。”[17]法兰克福学派对新科技革命的评价是对“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还很遥远，理论本身也有一定的缺陷，如他们过于看重技术的决定作用，而未能看到技术背后的制度原因，此外，他们克服技术异化的方案也难以服人。但毕竟对我们选择科教兴国战略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其一，推行新科技革命能够解决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诸如解放生产力，消除贫困，维护政治稳定，达到共同富裕等社会目标。其二，发展中国家在推行新科技革命时要避免走西方发达国家的弯路，一方面，我们要加强技术的社会化；另一方面，我们要培育人的主体性，使现代科学技术成为人类实现彻底解放的工具。

哈贝马斯的社会科学的哲学是在三种争论的背景下发展的：（1）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对实证主义的批判，事实上主要是对波普的批判理性主义的辩论；（2）对伽达默尔的解释学的批判；（3）对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批判。

哈贝马斯从普通语用学的角度将实证主义、解释学和法兰克福社会批判理论所提出的问题加以总结。“对每一个成功的言语行为来讲，都存在着下列三重关系：（1）话语与作为现存物的总体性的‘外在世界’的关系；（2）话语与作为所有被规范化调整了的人际关系（在一个给定社会中，它们被认为是合法的）之总体性的‘我们的社会世界’的关系；（3）话语与作为言说者意向经验之总体性的‘特殊的内心世界’的关系。”[18]（其实，哈贝马斯不过是用晦涩语言说出了梅劳·庞蒂的本体论：“自我-他者-物”。）

据此，哈贝马斯确立了认识（自然）与旨趣（文化）必须遵循的五个原则：先验的主体［取得］的基础，存在于人类的自然史中；认识随着它对单纯的自我保存的超越，成了自我保存的工具；指导认识的兴趣，在语言和统治的媒介中形成；在自我反思的力量中，认识和旨趣是一个东西；认识和旨趣的统一表现在这样一种辩证法中，这种辩证法从被压抑的对话的种种历史遗迹中重新构建起被压抑了的东西。[19]

在自然与文化之间的关系问题上，哈贝马斯在批判理性主义（逻辑经验主义）和社会批判理论的冲突中疲于奔命，但其主旨不过通过交往理论等将自然与文化整合于社会有机体中，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思想勇气可嘉。

四、建构主义VS解构主义

在自然与文化及其关系问题上，建构主义试图将自然与文化紧密地结合在社会有机体之中，而解构主义则力图证明自然与文化不可能、也没有必要成为社会有机体的构件。

在知识社会学和科学社会学中，建构主义源远流长。A.库克拉（Andre Kukla）在《社会建构主义与科学哲学》（Social Constructivism and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中指出：“建构主义处于社会学历史中两种潮流的交汇点：知识社会学和科学社会学。知识社会学是有三个思想家的观点所奠定的：马克思、曼海姆和杜恒。这三个思想家都强调社会因素在形成个人信念中的作用。曼海姆（1936）和杜恒（1915）从各自的视角拓宽了相关社会因素和知识态度的广度。但像他们的前人马克思一样，曼海姆和杜恒从社会分析的角度免除了来自数学和自然科学的信念。科学信念被认为是理性的而不是被决定的，因而可以超越社会和文化的影响。”[20]这就是说，建构主义的核心主旨在于论证自然与文化之间的生成关系。

但是，在自然与文化之间的关系问题上，解构的后现代主义哲学直接对准现代主义的一元论、决定论、基础主义、本质主义和结构主义，倡导一种多元论、反决定论、反基础主义、反本质主义和反结构主义的哲学理念。让-弗朗索瓦·利塔奥在《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中指出：“后现代知识的法则，不是专家式的一致性，而是属于创造者的悖谬推理或矛盾论。”[21]因此，“后现代科学本身发展为如下的理论化表达：不连续性，突变性，非修正性（nonrectihable）以及佯谬。后现代科学对以下事物关切备至：模棱两可的，测不准的，因资讯匮缺所导致的冲突对抗，支离破碎的，灾变，语用学的悖论等。后现代科学将知识的本质改变了同时也解释了这种改变的原因。后现代科学所生产的是未知而非已知”[22]。

不论是建构主义还是解构主义，都存在各自的问题。“解构主义或后现代主义并没有成功地克服现代性的经典传统……解构主义在20世纪80年代是最时髦的，但现在已经消退。后现代主义的主要缺陷是它不能回答后现代社会的规范基础问题。如果社会科学具有一个公共功能，那么这种社会科学就必须回答它的理论客体问题。总之，后现代主义为激进的建构主义提供了重要的经验，但却不能回答知识的确定性问题。”[23]

于是，一种建设性的后现代哲学思潮应运而生。大卫·雷·格里芬（David Ray Griffin）在《超越解构——建设性后现代哲学的奠基者》一书中指出：“当前，至少有两种完全不同的哲学类型被称为是‘后现代的’（postmodern）。在一种类型中，偏重的是解构（deconstruction）；而在另一种类型中，尽管也施行了很多解构，但偏重的则是建构（construction）。后一种类型的后现代主义一直被正式地称为‘重构性的’（reconstructive），以便更清楚地表明预设了一种解构性的要素。总之，这两种类型的后现代哲学的区别不在于必须解构那些对现代（而且有时是前现代的）世界观来说至关重要的概念，而在于建构一种新的宇宙论（它可能成为未来几代人的世界观）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这两种哲学中的哪一种更有理由被称为‘后现代的’，乃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每一方都可自称享有使用该词的优先权。”[24]

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具有如下纲领：我们预计目前的运动能够取得成功的依据是什么呢？第一，从前的反现代运动主要是号召回到前现代社会的生活和思想方式中去，而不是呼吁向前进步；而人类的精神是不能够后退的。第二，从前的反现代运动要么拒斥现代科学，对其轻描淡写，要么就是从根本上假设它是合理的；因而，这些运动所号召的基础只能建立在现代性的消极的社会和精神后果之上，而目前的运动把自然科学本身当作反现代世界观合理性的根据。第三，对现代性及其世界观在社会上和精神上的毁灭性，目前的运动比以往任何运动都揭示得更加透彻。第四，也许是最与众不同的是，目前的运动意识到了：现代性的持续危及到了我们星球上的每一个幸存者。随着人们对现代世界观与现代社会中存在的军国主义、核主义和生态灾难的相互关系的认识的加深，这种意识极大地推动人们去认识一个后现代世界观的特征，去设想人与人、人类与自然界及整个宇宙之间关系的后现代方式。正因为如此，先前那些反现代运动的失败并不能说明目前的运动不可能取得成功。[25]

这就意味着，在自然与文化之间的关系问题上，建构主义、解构主义各逢其时，各有所得但也各有其问题。格里芬等人的“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尽管问题百出，但毕竟是“建设性的”。正如格里芬所说：“我是根据建设性的后现代哲学的观点而写作的……而且甚至乐意接受用‘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来作为这场运动的名称。”[26]

[1] 查尔斯·斯诺（C.P.Snow，1905～1980）具有科学家身份，但又热爱人文科学，因而他的社会身份比较复杂。他曾任英国剑桥大学基督学院博士和评议员、卡文迪许实验室红外光谱分析研究员、大学行政管理者、小说家和剧作家、企业顾问、社会活动家、工党政府的技术部副部长、科学精英治国论的鼓吹者、出身低微而被王室册封的骑士和男爵。这些经历使他切身体会到“两种文化”的冲突及其后果。

[2] David Lamb（edited）：New Horizons in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Aldershot：Avebury Ashyate Publishing Limited Gower House，1992：19.

[3] Sheila Jasnoff，Gerald E.Markle，James C.Petersen，Trevor Pinch：Handbook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 ，London;WDC;ND，Sage publications，1995：12.

[4] Gerard Delanty：Social Science：Beyond Constructivism and Realism，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97：111.

[5] 〔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第260页。

[6] 〔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第227页。

[7] 〔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第227、265页。

[8] 〔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第4页。

[9] 〔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第483页。

[10] See Otto Neurath，Philosophy between Science and Politics，Cambridge；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

[11] 作者在20世纪80年代末就曾写过一篇名为《纽拉特的科学哲学》的论文（《吉林大学学报》1987年第6期），该文就曾经注意到马克思主义对纽拉特的影响。

[12] 他们均是“九月小组的成员”（Marxismus sine stercore tauri），此外还有：Pranab Bardhan、Samuel Bowles、罗伯特·布伦纳、范帕里斯、Hillel Steiner、范德维尔、E.O.赖特。但埃尔斯特和普泽沃斯基于1993年离开了小组。

[13] 〔美〕卡尔纳普：《通过语言的逻辑分析清除形而上学》，洪谦编：《逻辑经验主义》，上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第13页。

[14] Miriam.Solomon：Social Empiricism ，Cambridge，MA，Achorn Graphic Services，Inc.，2001：12.

[15] http：//iask.sina.com.cn/b/6948462.html？from=related.

[16] 〔德〕霍克海默，阿尔多诺：《启蒙的辩证法》，臧佩郁、蔺月缝译，重庆出版社，1989，第23页。

[17] 〔美〕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刘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第142页。

[18] 〔德〕哈贝马斯：《交往与社会进化》，张博树译，重庆出版社，1989，第69页。

[19] 参见〔德〕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和科学》，李黎、郭官义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第130页。

[20] Andre Kukla：Social Constructivism and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London，NY：Routledge，2000：7.

[21] 〔法〕让-弗朗索瓦·利塔奥：《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岛子译，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1996，第30～31页。

[22] 〔法〕让-弗朗索瓦·利塔奥：《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岛子译，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1996，第188页。

[23] Gerard Delanty：Social Science：Beyond Constructivism and Realism，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97：108.

[24] 〔美〕大卫·雷·格里芬：《超越解构——建设性后现代哲学的奠基者》，鲍世斌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第1～2页。

[25] 〔美〕大卫·雷·格里芬：《后现代科学——科学魅力的再现》，马季方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5，第19页。

[26] 〔美〕大卫·雷·格里芬：《超越解构——建设性后现代哲学的奠基者》，鲍世斌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第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