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结与结论

本章首先介绍了国际学界有关“分析与综合划界”的权威性文献资源如大英百科全书有关词条“分析与综合的划界”[1]，麦克米伦出版社的哲学辞典有关“分析性”和“综合性”的界说,[2]等等。

根据这些文献，我们梳理了古希腊到中世纪思想家如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斯多德、阿奎那等人有关分析性知识和综合性知识之间关系问题的不同思想，主要有柏拉图对观念与意见的区分、亚里斯多德三段论的演绎推理和归纳推理，直至阿奎那的双重真理说。

近代的哲学对“分析与综合划界”问题的思考继承了中世纪双重真理论的思想传统，在笛卡尔看来：“我们达到事物的真理是通过双重途径的：一是通过经验，二是通过演绎”，进而区别了分析的证明（即从原因进行的证明）和综合的证明（经验的证明）。洛克继承提出了“白板说”，借此洛克区分了教益命题（instructive proposition）和无聊命题（trifling proposition）。莱布尼兹的思想主要回应笛卡尔的怀疑论和洛克的经验论，他把真理分为两类：“推理的真理”和“事实的真理”。康德在西方哲学史上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分析判断”和“综合判断”这两个概念，“各种判断，无论按其来源以及其逻辑形式如何，都按其内容而有所不同。按其内容，它们或者仅仅是解释性的，对知识的内容毫无增加；或者是扩展性的，对已有的知识有所增加。前者可以称之为分析判断，后者可以称之为综合判断”。

弗雷格主要探讨了如下范畴：区分逻辑的东西与心理的东西，客观的东西与主观的东西；定义与语境之间的关系，语词在语境中才具有意义，语句是语词成真的条件；概念与对象之间的关系，对象是专名的对应物，概念是谓词的指称；含义与指称之间的区别，名称凭借含义指称对象，特定指号对应特定含义。罗素和他的老师阿尔弗雷德·诺斯·怀特海一起发表了三卷本的《数学原理》，罗素发现了数学是逻辑学的一部分，并提出了罗素悖论。维特根斯坦在他的前期著作《逻辑哲学论》一书中主要论述了世界与命题之间的关系问题特别定义了原子命题对语言的重要意义。沿着弗雷格、罗素和维特根斯坦的思路，卡尔纳普正式提出了分析命题和综合命题及其划界问题：“哲学家们常常区分两类真理：某些陈述的真理性是逻辑的、必然的，根据意义而定的。另一些陈述的真理性是经验的、偶然的，取决于世界上的事实的。”

西方文化传统十分强调“分析-综合的划界”，但也同样十分重视超越分析命题-综合命题的二分法。康德不仅在其批判哲学中提供了先天判断与综合判断的哲学判据，而且还提供了超越这两种判断的可能是第一次尝试——先天综合判断，也就是先于经验存在的可以增加新的知识的命题，包括数学判断（三角形内角之和等于180度）、物理学判断或自然哲科学判断（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和形而上学判断（世界有其第一因）等。分析哲学家蒯因认为分析陈述和综合陈述严格区分的二分法是一个未经审查的教条，分析性和同义性是两个概念，分析陈述不可能成立。克里普克主要是从因果-历史指称论维度来思考分析-综合命题的区分问题，认为名词的指称主要取决于与使用该名词有关的社会历史的传递链条，在此基础上，克里普克既打破了必然、先验和分析的固定联系，也打破了偶然、后验和综合的牢固连锁，进一步提出存在着“后验必然命题”和“先验偶然命题”。对于后验必然命题，他着重从专名的同一性和理论的同一性这两个方面加以论证。

上述超越分析命题与综合命题二分法的三种方案给我们最大的启示是，关于分析命题与综合命题的划分，不仅仅是一个逻辑或语言问题，因而也不能单纯从逻辑或语言的角度加以研究。不论是康德还是克里普克，他们之所以能够对突破分析命题与综合命题的二分法有所作为，关键在于他们能够不断地将这个问题置于科学进步和哲学变革的思想背景中进行考察。

按照本书的研究纲领，我们不主张单纯地从逻辑或语言学的角度来看待分析—综合的二分法，而主张从科学哲学史的角度，也就是从科学与哲学交替发展的角度来审视分析—综合的二分法问题。

以毕达哥拉斯定理或勾股定理为例：古老的东方文明如中国和两河流域文明都曾经发现了直角三角形两个直角边与斜边之间的数量关系，但东方文明只是从经验的角度总结出了“勾三股四玄五”的似规律性，因此“勾三股四玄五”在东方文明中只是一个经验命题或综合命题。

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用几何的方法证明了“a2+b2=c2”，也就是说直角三角形两个直角边与斜边之间的数量关系是必然的，因此当时乃至近代的思想家都把毕达哥拉斯定理看作是分析命题，康德等人把分析命题定义为谓词包含在主词中的命题。然而，非欧几何发现“a2+b2”可能并不等于“c2”，这就意味着，毕达哥拉斯定理也不是分析性的。

依据我们的研究纲领，从科学哲学史的角度看，对于分析命题与综合命题的判断应该放到科学与哲学的真实的历史之中去考察。某个科学命题可以被哲学家认为是分析的，但科学革命可能摧毁哲学家的判断。因此，哲学家特别是科学哲学家对分析命题和综合命题的判断，应该到科学理论中去寻找，不要像蒯因那样只是从语言学的角度判定“单身汉”和“未结婚男人”之间的逻辑关系，而应该像康德和克里普克那样，在具体科学中去寻找分析命题和综合命题及其各种关系的属性和判据。

从本著的研究纲领看，对于“分析与综合划界”及其超越问题，我们应该将之放在科学哲学思想史的历史演化之中去考量，也就是对此进行科学认识和哲学认识的双重审视。从科学认识的角度看，分析性知识和综合性知识都是科学理论，都是在科学活动中生成并得以不断重建的；从哲学认识看，分析性知识和综合性知识这对范畴本身就是由各个时代的思想家不断延续、不断再造的思想过程。

[1] Analytic-Synthetic Distinction，in Encyclopedia Britannica，Inc.，1994-2012.

[2] Analytic and Synthetic，in A Dictionary of Philosophy，London：Macmillan Publishers Ltd.，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