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在护城河边的宁园附近有一个四合院，陈旧的院墙围绕着几间灰头土脸的房子。大门两边的对联“忠厚传家远；诗书继世长”，依然是醇厚的紫红，遒劲有力，仿佛在忠于职守，日以继夜地把护着家门。
这个四合院的主人叫闫凤春，儿子不在家，女儿已出嫁，只有老公俩冷冷清清地呆在家里。
兵荒马乱之时，思儿心切的闫凤春显得有点苍老。他的脸上满是愁容，背驼出了一个弧度。他仍不停不休地外出干活，做一些小生意，为儿女未来的生活争取更多的东西。
闫凤春的老伴也一刻闲不住，她的小脚快速倒腾出一串串细碎步子，在努力扩大她的人生成果。虽然忙得一塌糊涂，却忙得心满意足。
去年闫凤春接到一封信，才知道儿子在东北参加了解放军，老两口既高兴又担心。儿子的女友刘书红经常过来看望他们，说解放军是人民的军队，闫玉河的选择是明智的，是正确的，是光荣的，劝慰二老不用担心，应该为儿子的选择感到骄傲。
这三年来，刘书红一有时间就到闫家来，帮助老人做一些家务，有时候还在闫家吃住。闫凤春夫妇非常喜欢刘书红，把她当作自己的亲闺女。
每次进闫家，刘书红都会深深吸上一口气，仿佛空气里还残留着闫玉河的气味。有时伫立在一边不言不语，似乎在竭力拼接和闫玉河在一起时的记忆碎片。
刘书红经常给二老讲闫玉河的情况，讲辽沈战役的故事。她说闫玉河现在当指导员了，是连级干部，他参加了辽沈战役，还立了战功。现在，那支部队开过来了。天津解放指日可待，很快就能见到他们的宝贝儿子了。
岁月是刻在心头深处的伤疤，别人看不见，只有闫凤春最清楚自己的思儿之痛。“日暮苍山远，天寒草屋贫。”闫凤春每年都早早地写好春联，买好吊钱，准备各种各样的年货，苦苦地等待风雪夜归人。
一个月前，国民党步兵连的一个班住进了闫凤春家，使平时安谧无声的小院一下子热闹了起来。
看到这些远离父母的孩子脸晒黑了，人累瘦了，连小腿肚子的汗毛都磨光了，闫凤春就想到了自己的儿子。
班长高修山是个性情中人，经常找闫凤春聊天，有时还偷偷在一起喝两盅。双方相处得像父子俩一样，部队有什么好吃的，高修山都送给房东尝尝。
这天早晨，部队要开饭了，可是班长不知去哪儿了。等了半天，不见人回来。于是派人去找，结果连个人影也没看到。
班里的人都急了，于是议论纷纷，有的说可能是夜里出去消遣，酒喝多了没能回来；有的说可能得罪了什么人，被人家给“做”了。还有人说可能在城里找到个相好的，躲在那个女人家里过日子了……
久不见班长回来，他们不得不向上头报告。连长甚为恼火，考虑到扩建城防工程任务急重，不能耽搁，就赶紧指定副班长代理班长职责，由他带领全班去修工事。
吃完早饭后，全班士兵有镐的拿镐，有锹的拿锹，准备上工。就在这时，闫凤春过来问副班长：“你们的高班长有消息了吗？”
不等副班长回答，一个士兵就抢着说：“班长失踪了，我们的班副代理班长职务。”
“好啊！”闫凤春拱手道，“祝贺，祝贺，祝贺你升官！”
“升什么官呀？还不是在兵和官之间打秋千，有什么可祝贺的！”那代理班长情绪不高地说，“这不，又带着大伙去修工事啦！”
“哎，你们的工事啥时才能修好呀？”
“看起来一时半会修不好。”代理班长贴近闫凤春的耳朵说，“大叔，请您老放心，万一打了起来，这里绝不会成为共军的攻击目标。”
“哦？”闫凤春将信将疑。
“俗话说，前留三步好走，后留三步好退。到那时我们会主动向共军交枪投诚，不会给你们家带来任何灾难……”
在一条贯通南北的大道上，一辆马车过了护城河，向南一路开去。
这是一匹马又驾辕又拉载的小型马车，马车的左前方坐着一个年轻人，手里拿着鞭子，不时朝马背上轻轻甩一下。车里铺着一个被窝，被窝鼓鼓囊囊的，好像从医院太平间送死人到墓地的情形一样。
一路上，不管是行人还是车辆，看到这辆怪异的马车，都躲得远远的，或拉开一段距离，唯恐沾上晦气。甚至连国民党军的哨兵都惧怕这辆马车，以致马车很顺利地通过两道关卡。
此时，被窝突然动了一下，慢慢伸出一个脑袋来。
“行方，前面是最后一个卡子了吧？”躺在被窝里的是刘希民。
“不错，是最后一个卡子。”张行方两眼盯着前方回答道。
“过了这个卡子你就回去吧，再往前走就是解放区，不会有什么危险了。”
“过了前面的卡子再说吧！”张行方催促道，“姐夫，你快点钻到被窝里，病人就要像病人的样子！”
张行方是刘希民的内弟，他有一辆马车，在天津拉脚，因此张守荣认为，让弟弟亲自送丈夫出城，既方便又可靠。
在马铃的叮当声中，大车来到出天津卫的关卡。
这个卡子不光进出的人多，而且驻军也多，到处都能看到穿着军装带着武器的士兵。
一个戴眼镜的中年男子正在接受检查，看来逃离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从他的行李中搜出不少银元和首饰，哨兵说这些东西不能带出去，只给留下少量纸币。
那中年男子愤怒地说：“这是我的私人财产，你们无权没收！”
“这是上头的规定，不服找上头去。”那哨兵的脸像一块没有正经颜色的抹布。
“上头？哪个上头？”
“别在干扰我们的公务，再胡闹，就把你送进局子里。”
“你们……你们……”那个中年男子气得脸色发青，两眼通红。
“你要是不愿意出去就让开路，不要挡着别人。”
破财免灾，那中年男子只好无奈地离开了。
张行方赶着大车来到卡子口，一个持枪的哨兵问：“拉的是死人吧！”
未等张行方回答，那个哨兵就恐慌地挥手让马车通过。
刚刚过了关卡，迎面走来一个国民党军官，厉声喝道：“到哪儿去？”
“去青县。”张行方哈腰说。
“拉的是死人吧？”
“你这不是咒人吗？”张行方见那个军官伸手要掀被子，便故作生气状，“是病人！”
“病人？”那军官掀开了被子。
“咳咳咳……”刘希民一连大咳几声，吐沫星子喷那军官一脸。
“什么病？”那军官用手抹一把自己脸怒声问。
“医生说是肺痨，他们不给治了，说是绝症。”
那军官顿时被吓得面如土色，大声骂道：“快滚，快滚，滚得越远越好……”
大车向前又走了一段路，快到青县地界了，张行方停下车来，看看四周没人，就钻到车底下，把文件取出来交给刘希民。
刘希民一边往裤子暗兜装文件，一边说：“行方，你回去吧！路上多加小心。”
“姐夫放心，回去就不怕他们检查了……”
通往沧县的官马大道，铺满了金色的阳光。
刘希民打扮成一个算命先生，身穿一个布棉袍，头戴一个灰毡帽，鼻梁上夹着一副平光眼镜，肩上搭着一个褡裢，脚上穿着一双千层底棉鞋。他一边注意周围的环境，一边大步流星地走着，一路往南地奔向他的理想之地。
秋季是万物成熟、喜庆丰收的季节，也是秋风萧瑟、千树落叶、万花凋谢的季节。秋收、秋景、秋愁，常常出现在文人骚客的诗句里。
刘希民看了看大路两侧，农田里的庄稼都收割完了，呈现出一片光秃秃的景象，一眼能望到很远。
在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候，刘希民赶上一个和他一样往南步行的人。那人的年纪比他小一些，也健壮一些，由于穿了一身不太合体的衣服，加上皮肤较黑，显得略微苍老一些。
为了解除路上的寂寞，刘希民和那个相貌平庸的人搭讪道：“兄弟，贵姓啊？”
“免贵姓高。”
刘希民也自报姓氏：“我姓刘，可能比你的年纪大一些……”
通过一边走一边聊，刘希民知道这个人叫高修山，也是从天津来的，家住德州。
高修山看了看刘希民的装束，便试探着问：“您是做什么生意的？”
“我懂点易经，给人家算命……”
北方的落日与北方的朝阳一样，既无江南的华丽，也无大漠的雄浑。平庸之中，却自有一番永恒的恬淡和冷酷的张扬。
他们来到一个镇子，天已经黑了，便找了个小旅店住下来。白天走了一天的路，很疲劳，他们喝了几杯小酒，简单吃点东西就上炕休息了。
由于是国共辖区的结合部，又是兵荒马乱时节，过往的生意人不多，因此旅店里只有他们两个人。
劲厉的寒风扑打纸糊的窗棂，发出一阵阵哗啦啦的纸页掀动声。远处，不时传来一两声狗吠，把黑夜舞弄得不甚安宁。
逃出了天津城，很快就能回到家里与父母团聚的高修山非常兴奋，躺在被窝里像炸果子似的翻来覆去睡不着。他轻咳一声，然后低语问；“刘大哥，睡着了吗？”
“还没有。”刘希民翻转身子，面对着高修山。
“有个事儿，我想请教您。”
“你请讲。”
“您会算命，能预知未来，断时论世。我想听您算算这国民党的发展趋势会怎么样？”
“对政治上的事，我也说不好。”刘希民自谦而不自卑地说，“其实，万事万物都有时、有运、有势，就和人的成长一样，有始有终，有兴有衰。国民党这几年作恶太多，老百姓怨声载道，全国各地狼烟四起，邪不压正。不瞒你说，国民党的气数已尽，像秋后的蚂蚱，恐怕蹦跶不了几天了。”
“我表哥也这么说。”高修山认为刘先生的话是真知灼见，于是放开胆子说，“我是被国民党军抓来的，在天津当兵。表哥说我是独生子，万一有个好歹，父母就惨了，让我找机会逃走。这不，我从房东那儿要了一身衣服，趁着夜深大家都睡觉的时候就逃出来了。”
“看来你的胆子不小，又会想办法，一个当兵的能逃出戒备森严的天津城不容易哟！”
“有我表哥帮忙，出城就方便多了。”
“你表哥是干什么的？”
“他在天津警备司令部警卫连当连长，我这次能逃出来，是他帮我开了一张特别通行证。”
“特别通行证？”刘希民惊奇地说，“过去听说过，却一直没见过，能拿出来让我开开眼吗？”
高修山点亮灯，从棉衣口袋里掏出通行证，递给刘希民。
这是一个小纸片，右下方一枚鲜红的印章衬出了白纸黑字。刘希民边看边问：“嗬，你表哥真厉害！他姓什么？叫什么名字？”
“姓毕，叫毕启明。”高修山自豪地炫耀，“到特务营一打听，没有人不知道他的。”
“他让你跑，他自己为嘛不跑？”
“他和我不一样，他有文化，也可能是舍不得他的官位。不过他对国民党没有好感……”
“哦……”刘希民在脑子里牢牢记住这个对情报工作有用能用的国民党军官：特务营的警卫连连长——毕启明。
此时，只听高修山跟马打响鼻似的呼噜一声，接着就像拉锯一样鼾声大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