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层层玄机，迈过一道门又是一道坎
太多的悬疑，太多的蛛丝马迹，让你有探索的兴趣。可是，你却会发现，真相其实并不那么容易找到，或许，这就是悬案的玄妙之处。
黄兰阶：欺世盗名走后台
在清朝政府的官场中，一直盛行靠后台，走后门，求人写推荐信来谋取官位。但军机大臣左宗棠从来不给人写推荐信，他说：“一个人只要有本事，自会有人用他。”左宗棠有个知己好友的儿子，名叫黄兰阶，在福建候补知县多年也没候到实缺。黄兰阶见别人都有大官写推荐信，想到父亲生前与左宗棠很要好，就找到左宗棠。左宗棠见了故人之子，十分客气，但当黄兰阶一提出想让他写推荐信给福建总督时，当时就变了脸，几句话就把黄兰阶打发走了。
黄兰阶又气又恨，离开左相府，就闲踱到琉璃厂看书画散心。忽然，黄兰阶见到一个小店老板学写左宗棠的字体，十分逼真，心中一动，想出一条妙计。
“给我写柄扇子，落个款。”黄兰阶对店主说。店主取过扇子，落上左宗棠的款。黄兰阶手摇扇子，得意扬扬地返回福州。
这天，是例行参见总督的日子，黄兰阶手摇纸扇，径直走到总督堂上，把扇子一晃：“不瞒大帅，外边天气并不太热，只是这柄扇是我此次进京后，左宗棠大人亲送的，所以舍不得放手。”总督听了大吃一惊，心想：我原以为这姓黄的并没有什么后台，所以候补几年也没给他放实缺，不承想他却有这么一个大后台。左宗棠天天与皇上见面，他若恨我，只消在皇上面前说个一句半句，我可就吃不住了。总督要过黄兰阶的扇子仔细察看，确系左宗棠笔迹，一点不差。总督将扇子还与黄兰阶，闷闷不乐地回到后堂，找到师爷商议此事。
师爷一听笑道：“大帅放心，左宗棠眼下不会害你，他向来不替人写荐书，这柄扇子其实就等于是推荐信了。大帅只要马上给姓黄的一个官做，左宗棠就会高兴了，否则……”
总督笑了：“好！明天就给他挂牌放任知县好了。”
就这样，黄兰阶巧妙地“借”左大人的“光”弄了个七品知县，而且在左大人的“光罩”下，不几年又升到四品道台。
顺天丁酉科场案震惊全国
顺治丁酉年（顺治十四年），正值顺天乡试。顺天即北京，是京师所在地，顺天、直隶（今河北省）、关外以及名隶国子监或籍系满蒙汉军八旗的士子都参加顺天乡试，称为北闱。这一年北闱的正副主考是太子庶子曹本荣、太子中允宋之绳。除正副主考之外，还有同考官，又称房官，负责分房阅卷。
顺天乡试因在北京举行，同考官多为进士出身的闲散小京官。由于考生众多，正副两名主考无法遍阅全部考卷，所以先要经过同考官筛选，而经同考官看中并依比例向正副主考推荐的，十之七八会被录取。从明末开始，每到乡试举行前两三个月要确定同考官人选的时候，就有人竭力钻营，以谋得一席。据娄东无名氏《研堂见闻杂记》记载：“各分房之所私许，两座师（指正副主考）以及京中贵人之所密嘱，如麻如粟……至北闱尤甚。北闱分房诸公及两座主，大率皆辇下贵人，未入场已得按图挨次，知某人必入，故营求者先期定券，万不失一，不若各省分房，必司理邑宰，茫然不可知，暗中摸索也。”京师消息灵通，参加顺天乡试的国子监监生中又多为贵宦子弟，许多人能预知本科将由哪些人担任同考官，或以势求，或以行贿。
丁酉北闱同考官有大理评事李振邺、张我朴，国子博士蔡元禧等人。这一科考生有5700多人，中额限定为206名，录取比例为28∶l。如果考生中父兄为高官、家内殷实者，“自以为唾手折桂”，所以行贿的现象在当时并不为怪。由于录取名额有限，贿赂者人数过多，闱中考官推敲得失，各同考官为了搜求“走关系”者的试卷，相互翻查。向李振邺一人贿赂的就有25人。因一时难以全部寻获，李振邺竟让亲随书童拿着写有暗号的纸条去各房查对。
榜发以后，落第士子愤愤不平。有人写了匿名传单，到处张贴，揭露内幕。吏科给事中陆贻吉为了压住舆论势头，就为行贿的士子和受贿的考官居间说和。刑科给事中任克溥因未能谋得同考官的位置，心怀不满，趁机上奏皇上。清世祖大怒，传旨严缉所有人犯到案，由吏部、都察院满汉大臣会审。满大臣当时还不懂关节，吏部汉尚书王永吉给他们解释，不料随即审出李振邺所接受贿赂的人中第二名就是他的亲侄子王树德。
经过反复刑讯，结果奉旨将纳贿的同考官李振邺、张我朴、蔡元禧，行贿得中的新科举人田耜、贺鸣郊、邬作霖等人立即处斩，而接受赃银的陆贻吉也被腰斩处死。有行贿情节的王树德等人从宽免死，流放尚阳堡。正副主考曹本荣、宋之绳虽未受贿，但失察渎职，受到降级处分。
清世祖怀疑新中举人通过行贿侥幸登第的还有不少人，就命令吏部速传来京，候朕亲行复试，于是地方官把本地的新举人又监送到京进行复试。复试的结果只黜落了文理不通的士人，大部分的举人身份得到认可。顺天科场案从案发到结案长达半年，其处分之重、牵连范围之广震惊全国。
江南丁酉科场案：纨绔子弟金榜题名
与顺天丁酉科场案并列为清代科场重案的还有江南丁酉科场案。
江南是顺治初年新设的行省，省会江宁（今南京），设有国子监。江南文风之盛是其他省份难以比拟的，上江（今安徽省）、下江（今江苏省）的士子都参加江南乡试，称为南闱。
丁酉南闱正副主考官为翰林院侍讲方猷、侍读钱开宗。发榜后因取中者颇多富贵人家子弟，苏州、常州的落第士子不服，就在两主考北归的途中随舟唾骂，甚至投掷砖瓦。有人甚至撰写一词加以讽刺当时的科考腐败：“命意在题中，轻贫士，重富翁。诗云子曰全无用，切磋欠工，往来要通，其斯之谓方能中。告诸公：方人子贡（孔子的弟子），原是货殖家风。”名士尤侗高才不第，编了一部《钧天乐》传奇，揭露考官纳贿的情形。
清世祖听到传闻，正好又有言官举劾江南乡试的舞弊之风，于是又兴大狱。一年后定案，正副主考官及其他同考官全处死刑，妻子家产籍没入宫，有行贿嫌疑的举子方章钺等8人流放宁古塔（今黑龙江宁安）。
而这一科取中的举人统统被押解至京复试。时值隆冬，考生僵立在冰雪中，限时交卷，每人由两名护军持刀监视。复试结果，黜落14名，罚停会试两科24名。吴江才子吴兆骞本无行贿情节，纵有真才实学也未能完卷，被认为贿中是实，受重刑。《研堂见闻杂记》记载：“是役也，师生牵连就逮，或就立械，或于数千里外锒铛提锁，家业化为灰尘，妻子流离，更波及二三大臣，皆居间者，血肉狼藉，长流万里。”
顺治年间南北二闱科场案，从表面上看来是为了肃清场规，整顿陋风，实质上是借此巩固政权。士人通过科举之道求取仕途功名，然而每次及第者寥寥，名落孙山者居多。那些连科赴考、连科不中的人满怀怨气，对新获科第的举人进士在歆羡之余，不无忌恨。所以，清世祖以科第为诱饵，目的是扩大新朝统治的社会基础。在处理科场案时，一反晚明因循姑息的旧例，使许多无钱无势的贫寒之士大为称快，加强了对新朝的向心力，而少数得中、免祸的人经皇帝亲自复试，更以此为荣。
顺天乡试案发后，他一再强调“朝廷选举人才，科目最重，必主考、同考官皆正直无私，而后真才始得”，“开科取士，原为遴选真才，以备任使，关系最重，岂容作弊坏法”，并下令把定案结果“刊刻榜文，遍行严饬，使知朕取士董奸至意”，“自今以后，凡考官、士子须当恪遵功令，痛改积习，持廉秉公”。
此外，官僚集团内部结党争利，互相倾轧，也是酿成重案的诱因之一。
江南辛卯科场“评卷人”行贿黑幕揭秘
辛卯科场案指的是康熙五十年发生在江南乡试的科场案。
这年江南乡试中举者除苏州13人外，其余多为扬州盐商子弟。句容县王日俞所推荐的吴泌、山阳县知县所推荐的程光奎皆属文理不通之辈，竟也榜上有名，于是掀起一阵舆论大波。以廪生丁尔戬为首的苏州生员共千余人集会玄妙观，将财神像抬入府学表示抗议，愤怒的考生还在贡院的大门上贴出一副对联：“左丘明两眼无珠，赵子龙一身是胆”，以此讽刺主考官左必蕃和赵晋。两江总督噶礼将丁尔戬等人拘禁，准备按诬告问罪。
主考官左必蕃、江苏巡抚张伯行奏报朝廷。康熙帝派户部尚书张鹏翮会同噶礼、张伯行以及安徽巡抚梁世勋在扬州详审。审讯中，噶礼、张伯行发生分歧。张伯行以贿卖举人、包庇罪犯弹劾噶礼，噶礼则弹劾张伯行挟嫌诬陷。结果康熙帝将二人解任，令张鹏翮会同漕运总督赫寿继续审理。在审理过程中，张鹏翮又因袒护噶礼而被解任。康熙帝另派户部尚书穆和伦、工部尚书张廷枢前往再审，并请吏部议复。康熙帝认为，张伯行为官清廉，操守为天下第一，这样处理“是非颠倒”，令九卿、詹事、科道据实再议。后以两人都是封疆大吏，“互相参讦，殊玷大臣之职”，将噶礼革职，张伯行做革职留任处理。
经过一年多的审讯，审出副主考赵晋与同考官王日俞、方名私受贿赂，取中吴泌、程光奎的情况。赵晋、王日俞、方名被处斩立决；吴泌、程光奎等均处绞监候；主考左必蕃失察，被革职。
考生错卷，牵出连环命案
清朝咸丰戊午年的八月初六，是顺天乡试的日子。此次乡试由皇帝钦点主考官为军机大臣、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柏葰，两位副主考官分别由兵部尚书朱凤标和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户部右侍郎程庭桂担任。此次乡试考生有上千人，最后录取300名。发榜后不久，咸丰帝认为主考官柏葰功不可没，升其为大学士。
然而，参加科考的士子们在看榜时，发现优伶平龄竟然中了第七名。按清制，娼妓、优伶等不能参加科考。御史言官孟传金呈递奏章，指出士子平龄身份不明，不能录为举人，同时参劾平龄的朱卷和墨卷不一致，应该查究。
咸丰帝当即任命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兵部尚书全庆和陈孚恩四人专职会审查办此案。会审团很快查清，平龄并非优伶，只是平素喜欢曲艺，其得中举人，并无不妥之处。但重要的是，平龄的朱卷和墨卷不相符合。
“墨卷”是考生在考场内用墨笔书写的考卷，而为防止考官通过字迹舞弊，命人用红笔誊抄的试卷称为“朱卷”。为保证试卷的真实性，誊抄人员抄写的朱卷必须与考生的墨卷完全一致。而会审团调阅了平龄的墨卷和朱卷，经过仔细对照，发现其墨卷中的七个错别字在朱卷上都被改正过来。就在会审团开展调查时，争议考生平龄被革去举人身份，投入狱中不久竟不明原因地死去，这无疑使案情更为扑朔迷离。
平龄的同考官邹石麟对此案供认不讳。在批阅平龄的试卷时，他以为是誊抄人员手误所致，就把错别字改正过来。最后，会审团向咸丰帝上奏处理结果：平龄演戏是个人喜好，不属优伶之列，不必治罪；但试卷中多处出现错别字，不足以被选为举人，按律应罚停会试三科，因平龄已死，免去此罚。后又将邹石麟革职，主考官柏葰和两位副主考朱凤标、程庭桂三人罚俸一年。
平龄案发后，咸丰帝怀疑其他试卷也有类似情形，下令严格审查。结果五十多份试卷中错字、别字、谬称等比比皆是，而且都有涂改的痕迹。
咸丰帝没想到作为遴选国家栋梁之才的科考，内幕竟然如此肮脏黑暗。当日，咸丰帝就下旨将主考官柏葰革职，两位副主考暂行解任，听候查办。随后，会审团开始对这件大规模的科场舞弊案展开调查。
罗鸿祀是广东肇庆府阳春县人，家境殷实，他向同考官浦安“递条子”求助。
虽然考卷达不到录取标准，但浦安还是向主考官柏葰作了推荐。主考官柏葰和两位副主考官经过商议，决定将该卷打入副榜，定为备卷。副榜是正榜之外的名额，如果正榜内有不合格的考生，副榜可以替补。浦安见推荐的考生被打入副榜，觉得很没有颜面。正柏葰的仆从靳祥奉主子之命来告知此事，于是，浦安便恳求他向柏葰提议一定要录取那份试卷。靳祥向柏葰建言，说浦安推荐了一份试卷，最好能录取。思虑再三，柏葰同意撤下一张试卷换上罗鸿祀。榜示出来，罗鸿祀中了第238名举人。被录取后，罗鸿祀给李鹤龄送了500两纹银作为“酬劳”，送10两银子给浦安、3两银子给浦安的侍从，呈给柏葰银16两、门包银6两。
如此乌烟瘴气的科场风气让咸丰帝十分愤怒，于是下旨严惩不贷。刑部将柏葰、浦安、李鹤龄、罗鸿祀逮捕，革去罗鸿祀的举人身份，撤去李鹤龄的兵部主事、浦安的翰林院编修之职。
而主考官柏葰是一品大员，如何处置应由刑部提议，最后由皇上决定。刑部此时却很为难，毕竟柏葰是宰相。咸丰帝也曾表示过“柏葰早正揆席，勤慎无咎，欲曲待之”，意思是可以从宽处置。
负责审讯此案的会审团成员载垣、端华、全庆和陈孚恩四位大臣经过商议，将审理此次科场舞弊案的情况上奏朝廷，拟处柏葰、浦安、李鹤龄、罗鸿祀斩立决。咸丰帝又向绵愉、彭蕴章、肃顺、赵光、文祥等亲王和大臣询问处斩柏葰的意见。
肃顺说：“科举乃取士大典，关系至重，亟宜执法，以惩积习，柏葰罪不可宥，非正法不足以儆在位！”咸丰见此，再也无法姑息柏葰，最后下旨：“柏葰情虽可原，法难宽宥，言念及此，不禁垂泣。”最后，柏葰、浦安、李鹤龄、罗鸿祀四人被押赴菜市口刑场行刑。
庄廷龙“明史辑略”案
庄廷龙“明史辑略”案是清顺治、康熙时重大的文字狱案之一。
清顺治年间，南浔富户庄廷龙购得明大学士、首辅朱国桢生前的部分明史稿后，请了一批江浙学者对尚未刊刻的《明史概·诸臣列传》等稿本进行重编，增补了天启、崇祯两朝史事，辑成《明史辑略》。编纂完成后，庄去世。其父庄允城为遂子遗愿，请闲居在家的原明礼部主事李令析作序后刊刻，于顺治十六年正式出售。《明史辑略》是以清美堂朱史氏的名义刊刻的，除作序者外，还包括“参订者”18人。
查继佐、范骧、陆圻三人因未参与该书的编写工作，却被庄廷龙列于“参订者”表示不满，向学道胡尚衡提出控告，胡批示湖州府学查报。府学教授赵君宋从该书中摘出数十处“毁谤语”，在府学门前张贴通报。庄廷龙即以高价将已售出的四十多部《明史辑略》赎回，对书中一些忌讳处加以修改，重新刻印。又疏通关节，通过前任守道、时任通政司使的王永祚的关系，由湖州府将书分呈通政司、礼部和都察院三衙门备案。同时，庄廷龙重贿湖州知府陈永命，将书版劈毁置库。
前任归安县令吴之荣因贪赃获罪，赦免后闲居，得知此事后，在李廷枢的唆使下，向庄廷龙敲诈钱财，庄廷龙不理。吴之荣就将庄廷龙告发于镇浙将军柯奎。柯奎又将此事转告浙江巡抚朱昌祚。庄廷龙得知被告发的消息后，一面向有关官员行贿，一面请人向柯奎说情，事情才得以平息。
吴之荣诈财不成，反而被巡道派兵驱出境，恼羞成怒，于康熙元年（1662年）初直接上京至刑部告发庄廷龙的《明史辑略》有“毁谤朝廷”之罪。在告发前，吴之荣将书中序文及参订人员姓名之页撕去，另补刻上朱佑明的名字。
庄廷龙“私修明史毁谤朝廷”一事当即引起朝廷的震怒，执掌大权的顾命四大臣随即指派刑部满族大员赴杭办案。接着，庄廷龙、朱佑明被捕羁押。
同被关押的赵君宋在审问时为朱佑明开脱，称其与庄廷龙的修《明史》之案没有关系，有家藏《明史辑略》初刻本为证，致使此案牵连的人员越来越多，成为清初第一文字大案。
结果，庄廷龙、朱佑明被杀，参与此书的写序者、校阅人、刻字、印刷人员也一同受到牵连，七十余人被处以死刑，数百名家属被流放。
“维民所止”触犯龙颜
清朝雍正四年（1726年），“查嗣庭科场试题案”震惊全国。这是继顺治年间庄廷龙“明史辑略”案、康熙年间戴名世“南山集”案和雍正三年汪景祺“读书堂西征随笔”案之后的又一大案。
该案受到查处的是当朝二品大臣、内阁学士兼礼部左侍郎、江西正主考官查嗣庭。查嗣庭所出的试题是《大学》中的“维民所止”一句。然而，“维”、“止”两字，却被人暗含去“雍”、“正”之首意。雍正帝听后立即下旨将查嗣庭押解进京，下狱问罪。
《清代科举考试述录》一书中记载：“查嗣庭著有《维止录》，取‘明之大厦已倾，得清维止之’之意。世宗（雍正）览之，初甚嘉许，谓其识大体。太监某进曰：‘此悖逆书耳，何嘉焉？’雍正询其故，某曰：‘纵观之，见其颂扬我朝，若横观之，尽是诋斥满洲耳！’雍正侧而观之，果然。遂大怒。”
而查嗣庭解释说：“‘维民所止’乃《诗经·商颂·玄鸟》中一句：邦畿千里，维民所止。意味着歌颂皇上的盛德，何来反逆之意？”雍正帝马上找人拿来《诗经》，果真见有“维民所止”一语，顿时语塞。但查嗣庭还是因“维民所止”的犯上之罪而冤死狱中。
清代“江南奏销案”的台前幕后
发生在顺治末年的“江南奏销案”也称顺治十七年“江南抗粮案”。当时清政府财政拮据，军饷告急，很多官兵因缺粮断饷而病死。有的驻军因拿不到军饷而成群逃亡，或出城抢掠百姓。广东、福建等总督上报朝廷以救急。面对财政危机，户部派江苏巡抚朱国治负责追缴欠款欠粮，以供军用之需。江南奏销案由此发起。
清政府发动奏销案的借口是欠粮、抗粮，并以追逼钱粮逋欠为由打击达官士人，而江南士人逋欠最多，因而受到的打击也最为严重。朱国治对江南的绅士文人限令在两个月内如数上缴。同时，吏部、户部和礼部三部共同议定了抗粮处分的规定：对拖欠钱粮的贡生、监生等按逋欠程度的轻重加以不同等级的惩罚。如果有官员知情不报者，一律处罚。在追缴过程中，朱国治对人十分严酷，有的人只因欠一厘而被降级或罢黜。没有能力缴纳的则遭到官吏的催逼勒索。
顺治十七年，刑部对嘉定县欠钱粮一案作出处罚，对补交逋欠的人由巡抚拟罪，对没能上缴的人押赴京城定罪。
顺治十八年，朱国治将逋欠的士人上报于朝廷。清人叶梦珠在《阅世编》中记载，朱国治不仅对欠粮的士人进行上报，还对欠粮的衙役进行了上报。当户部接到朱国治所造的欠册后，又按照欠粮人的身份重新造册，再由各部按定例议定。
实际上，朱国治对欠粮的追缴并不得力，拖欠的数额不仅未少，反而增多了。此后他还把征缴欠粮的责任推卸给了当地的衙役。
依照当时的定例，奏销案的上报对象应是抗粮文绅，而朱国治在编写逋欠名册时只根据原有的名册匆忙编造，并没有认真审核哪些人是抗粮文绅。后来为了定罪的需要，清政府才对文绅的范围进行了界定。
后来江苏巡抚韩士琦接替了朱国治的位子，继续处理奏销案。他将朱国治未处理完的三百多宗奏销案一一开始清理，用了八年时间才彻底查清了逋欠钱粮的情况。
对于这场奏销案，清朝史籍却只字不提，明代的一些记载也多是通过私下记载而进行整理的，此案的详细情况仍是个谜。
杨乃武与小白菜案的背后
发生在清同治、光绪两帝期间的“杨乃武与小白菜”一案是晚清四大冤案之首，历时四年才得以沉冤昭雪。这个案件之中也有着许多鲜为人知的真相。
杨乃武是浙江余杭县乡试的举人，自幼勤奋好学，为人正直，好打抱不平。小白菜原名毕秀姑，是葛品连之妻，容貌俏丽。小白菜夫妇曾租住在杨乃武家的一间房子里。因葛品连在外帮工，早出晚归，而杨乃武与小白菜同住一楼，过往甚密。所以传出流言，说杨乃武与小白菜之间关系暧昧。同治十二年十月初九，葛品连突发疾病死亡。第二天，尸体的口、鼻内竟流出血。葛品连的母亲向余杭县知县刘锡彤要求验尸查明死因。
刘锡彤带着仵作沈祥及门丁沈彩泉等前去勘验。结果沈祥向知县禀报说是中毒身死，却未报何毒致死，而沈彩泉则说是砒毒致死。刘锡彤又联想到关于杨乃武与小白菜有奸情的流言，认定小白菜有杀夫嫌疑，将小白菜带回县衙内审问。小白菜在刘锡彤的严刑酷法之下，承认了自己用砒霜毒死了葛品连。小白菜供述说她是在十月初五这天从杨乃武手中得到砒霜，在十月初九这天把砒霜倒入药汤中让葛品连一起服下的。
刘锡彤与杨乃武之间本有仇怨，杨乃武曾以滥收钱粮、敛赃贪墨的罪名举发他，刘锡彤因此而断了财路。加上此事件，刘锡彤马上逮捕了杨乃武。但是杨乃武却说自己十月初二到十月初九这段时间根本不在余杭县内，而是去余姚岳母家办事，否定小白菜供认的初五交砒霜的事实。杨乃武拒不认罪，但在严刑酷法的拷问之下最后也不得不认罪。
得到杨乃武和小白菜的供认，杭州知府陈鲁以杨乃武与小白菜通奸共同谋害致死葛品连定案，判处两人死刑。
期间，杨乃武在狱中，书写了关于自己是被屈打成招的申诉材料，由其妻杨詹氏和其姐杨淑英向衙门申诉。经过辗转波折，杨乃武与小白菜案由刑部在北京重审。刑部在审理过程中发现了大量的疑点，杨乃武和小白菜受的酷刑与官员上奏中所说的并无刑讯明显不符。当初提供证词说卖给杨乃武毒药的艾仁堂药店的店主钱坦已经死亡。种种疑点说明这起案子极有可能是冤案，于是刑部决定重新开棺验尸。经过再次验尸，刑部仵作认为葛品连因病而死，并无中毒现象。
自此，历时4年多的杨乃武与小白菜案最终得到平反。朝廷下令革去了刘锡彤知县之职，此外沈祥以及其他相关人等三十多位官员被革职、充军或查办。
名伶冤案：杨月楼新婚入公堂
杨月楼是京剧戏班演小生的名伶。同治年间，他在上海租界著名戏园金桂园演出，无论从演技上还是扮相上都赢得人们的赞赏，为此杨月楼在当地名声大震。
同治十二年间，杨月楼在金桂园演出表现男女之情的《梵王宫》等剧时，广东茶商韦姓母女连看了三天而不厌。韦女名叫阿宝，年方十七，对杨月楼心生爱慕，于是回去后便写一封书信向杨月楼表达自己的思慕之情，意欲订立婚约。
信传递过去后，韦姓母女又派人叫杨月楼约其相见。杨月楼觉得自己只是一位戏园小生而心里害怕，不敢如约，然而韦女阿宝却相思成病，一天比一天严重。由于韦父长期在外地经商，家内之事全由韦母操持。韦母便顺遂女儿的意思，派人告知杨月楼，令媒妁以求婚。杨月楼这才应约，大备聘礼，开始准备婚事。
阿宝的叔父得知阿宝与名伶杨月楼成婚的消息，以良贱之婚不合礼法而极力表示反对。
虽然遭到叔父的反对，阿宝与杨月楼的婚礼还是照常举行了。阿宝的叔父便召集乡党绅商等人将杨月楼抓捕起来，以拐盗民女罪控告于官府。
结果，在婚礼当天，县差及巡捕将杨月楼与阿宝两人一起抓捕起来，在被押往公堂的路上，新娘阿宝身着红嫁衣，引得沿途路人纷纷观看。
知县叶廷眷负责审理此案，此人心狠手辣，当堂对杨月楼施加严刑；而阿宝也未放过，因阿宝性情刚烈，称嫁给杨月楼“决无异志”而惹怒了叶廷眷，被罚打二百嘴巴。最后二人被押监牢狱，听后处置。
朝廷得知此案后，慈禧太后还为其澄清。最终，杨月楼案糊涂地做了了结，而杨月楼的妻子韦阿宝却被逐出家门。
明洪武年间奇案：床下意气
洪武年间，京师有一名校尉与邻妇通奸。一天清晨，校尉见邻妇的丈夫出门后，溜入邻家登上邻妇的床意欲与之行苟且之事。谁知邻夫中途回家，校尉躲闪不及吓得赶紧钻到床下。
邻妇问丈夫：“为何又回来啊？”
丈夫说：“出门见天气寒冷，想起你还在熟睡，脚露在外面怕你着凉，所以回来给你添些被。”于是，邻夫给妻子添加了些被才又出门。
正在床底下大气都不敢出的校尉听完此番话，忽然想到邻夫如此疼爱他的妻子，而邻妇竟背叛他。校尉气愤之下，从床底下爬起来取出佩刀杀死了邻妇，随后而去。
有一位卖菜的老汉平时常常给邻妇家供应蔬菜，这天他进门给邻妇送菜，见家中无人便转身退出。结果人们认为是卖菜老汉杀害了邻妇，就把老汉抓起来并报官。
卖菜的老汉百口莫辩，最终落个杀人的罪名。然而，就在老汉即将被押赴刑场问斩时，校尉却挺身而出，大声喝道：“是我杀了邻妇，为何要让他人偿命！”于是将实情禀告监斩官，并且要面奏皇上。
在监斩官的引见下，校尉来到朝廷面见皇上，禀报说：“邻妇的确与我通奸，那天我在床下听完其夫的话，因念此妇如此忍心辜负她的丈夫，一时发怒，就将她给杀了。愿陛下赐我一死。”
皇上感慨道：“你杀了一个不忠不义的邻妇，又救了一个无辜的卖菜翁，应该得到嘉奖。”于是，皇上赦免了校尉。
雍正年间麻城涂氏杀妻案
雍正年间，麻城县发生了一起骇人听闻的命案。案情本由麻城县富户涂如松及其妻杨氏而起，经过错综复杂的连环案，牵连出一系列的地方官员、生员之间的明争暗斗，最终得以真相大白。此桩案件从地方至清廷刑部，上至雍正皇帝，下至平民百姓，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可谓影响极大。
那么，这桩人命案究竟是怎样的来龙去脉？其实，案件本身并不复杂：
麻城县殷富人家涂如松本是本分人，其妻杨氏貌美如花，性情活泼，常与涂如松的学友调笑嬉闹，夫妻之间渐生芥蒂。久而久之，涂如松气愤不过就动手殴打杨氏，而杨氏则跑回娘家躲避。有一次，涂如松与杨氏又生嫌隙，他以为妻子又会回娘家而并不在意，结果杨氏并未回自己的娘家。涂如松与其母见杨氏果真失踪，慌忙悬赏发告示，求乡邻们帮助寻访，结果一个月过去仍杳无音信。
杨家得知女儿失踪的消息后，怀疑是涂如松下了毒手。杨氏的弟弟杨五荣，从小不务正业，养成了无赖脾气。听说姐姐失踪，就鼓动父母去县里告状。
麻城知县汤应求是一个二甲进士出身的清官。他接到状子后，认为涂如松杀妻的可能性很小，并向杨五荣表示“为其做主”。
麻城县西北有一个山村叫九口塘。涂如松在九口塘有一所别院，杨五荣就怀疑他是在别院里害死了姐姐杨氏，于是独自一人悄悄地潜进了九口塘。杨五荣进了一家酒店以探风声，却不料遇上了一个叫赵当儿的青年，两人就聊起了九口塘别院。
赵当儿原是本地的一个无赖，接近杨五荣目的只是骗点儿酒钱，就编造了一个事件，说：“涂相公的夫人杨氏在三个月前来过别院，结果被涂相公所害，原是有意加害于她。”杨五荣听后激动万分，当即要拉着赵当儿跟他去公堂作证。赵当儿没想到此人就是涂如松的妻弟，一时吓得发愣，但一见有银子可图，就和杨五荣一起奔了麻城县衙。
在大堂上，赵当儿一口咬定涂如松在九口塘别院杀害了杨氏。既然有人证，汤知县只好下令把涂如松缉拿归案。但涂如松对杀害杨氏一事矢口否认。涂家的杂役、管家等人都证明，涂母病重时，涂如松一直不曾离开。但杨五荣却哭诉涂家上下沟通，制造假证欺蒙官府。汤知县见状只得下令暂将涂如松收监，待查出确凿证据后再做论处。
正当杨五荣拉赵当儿作证把涂如松下狱之时，一个老妇人告诉杨五荣：“令姐与其子冯大有勾结，她与涂如松发生口角以后，为逃避涂如松的殴打，私自藏匿在自家。本想躲避一阵后再回夫家，不想你误认为她已被涂如松杀害，告到官家，已有人到我家进行查寻。”
杨五荣听后惊讶万分，实际上他告状的目的并不是给姐姐申冤，而是企图敲涂家一笔竹杠。然而，这一消息让他的企图落空，因为害怕落下诬告的罪名和承受坐监之苦，杨五荣就将其姐姐杨氏送至和自己赌过钱的生员杨同范家中躲避。
杨同范是麻城县的一位生员，在县城内颇有几分名望，他对涂如松的妻子杨氏倾慕已久，如今见杨五荣将其姐杨氏送到自己家中，不禁暗自叫喜。杨五荣把杨氏如何逃匿、如何与冯大成奸、自己又如何状告涂如松的事全都告诉给了杨同范，杨同范当即表示“让杨氏放心在自家躲避风头”。杨氏的姿色令杨同范神魂颠倒，不久二人就做起了露水夫妻。
第二年夏季，刑房书办李献宗没有通报就匆匆走进屋来，向汤应求报告：“县城以西三十里的举水河滩上，有一具已经腐烂了的尸体，死者已死去数月，请老爷带人前去验尸。”汤应求很快想到杨氏的失踪，就带着仵作（旧时指官署中检验死伤的吏役）李荣会同捕头何雄一同前往河滩。
仵作李荣验尸查伤颇有经验，重大案件几乎未曾出现失误。就在李荣将要陪同汤应求前往河滩之前，有一位不知名的书生前来拜访，从怀里掏出一锭银子，请李荣“证实死者是女性，年纪在二十三四岁之间，系被人用绳子勒死的”。李荣为人坦**，对此人行贿之举深感愤怒，当即拒绝了他。
汤应求带着李荣等人来到了河滩尸场。人群中的杨五荣，正双眼通红地哭喊着姐姐。在杨五荣旁边有一个衣着华丽、戴相公巾的秀才，正是生员杨同范。而河滩上的尸体早已腐烂得面目全非，男女难辨。
李荣将尸体认真地进行了一番检查，然后禀报：“死者是一个童子，男身，乃病疾而亡，死的时间大约在两个月以前，与杨五荣无关。”汤应求还没说话，闪在人群中的杨同范挤了出来，气势汹汹地对李荣说：“这样一个重案，怎能被你三言两语就定出结果来？”然后转过身对汤应求说：“生员杨同范，久知杨五荣之姐被人杀害，今杨五荣好不容易认出亲姐姐，大人不给他做主，反而轻信仵作妄词，让全县百姓怎么心服？”汤应求见双方争执不下，只得下令暂将尸首停放起来，容日后复核。
杨同范和杨五荣写了一纸控诉状将汤应求上告给了湖广总督迈柱。迈柱怒火冲天，立刻传令：“着令广济县高仁杰重验尸骨，三天内报结果。”
于是，案子由汤应求转到了代理广济县令高仁杰的手中。
高仁杰生性凶狠、恶毒，声名狼藉。仗着家里有钱，在四川候补一年多，后又用钱买通巡抚，改调湖北候补。如今代理县令之职，让他十分不满意，他借麻城杀妻案之机买通总督府幕僚，捞到了重新验尸的差使，借此机会参倒汤应求。于是传令仵作薛无极立刻准备赴麻城县验尸。
杨同范担心薛仵作也和李荣一样，把尸体断为男尸，就派了一名家人扮作书生前去行贿。薛无极没有李荣的耿直，而是个贪婪、狡猾奸诈之人，杨同范见其受贿，便放下心来。
第二天复审官高仁杰在衙役的簇拥下来到了验尸场。薛无极因受了杨同范的贿赂而假装认真地检验了尸体，然后禀报：“死者是个女身，24岁，右肋之下有重伤，显系被人用重物猛击致死。”高仁杰传令，将尸身装在木匣内就地埋葬，苦主且随本县进城再做定论。
这时湖广总督迈柱在同一天里接到两份申报，一份是麻城知县汤应求对涂如松杀妻案的结案详文；一份是广济代理县令高仁杰弹劾汤应求受贿，包庇杀人凶犯的呈文。呈文后还附了一张验尸报单，上面写着死者是24岁的妇女，被重物击伤右肋而亡；而汤应求却硬把女尸当成男尸，显然是有意包庇真凶。最使迈柱怀疑的是，对涂如松杀妻案，汤应求拖了一年多没有结论，偏偏在高仁杰验尸以后审理结案，这明摆着是欺蒙上宪。因此，迈总督对汤应求失去了信任，相比之下他觉得高仁杰能在几天里验明尸体，揭示出案情的重大疑窦，确实是个难得的人才。如果委派他全权审理此案，一定能迅速地使事件真相大白，想到这里，迈柱命高仁杰负责涂如松杀妻案，而停了汤应求麻城知县之职。
高仁杰进入县衙，将涂如松、李献宗、李荣等人拘捕入狱，开始用严刑逼供。第一个受刑的是涂如松。起初在严刑的拷问下，涂如松拒不招认，但后来因实在难以对抗酷刑，就供认“因杨氏与我不和，一时起了歹心，于去年二月将其诓到九口塘用木棍打死。尸体埋在举河河滩上”。
后来高仁杰担心证据不足，又将涂如松押上大堂，令其指出血衣和头发的所在。涂如松的母亲得知消息，不忍心让儿子继续遭受酷刑，就偷偷地剪掉了自己的头发凑成一束，李献宗的妻子也割破了左臂，以鲜血染红了一套衣裙。这样头发与血衣证据齐全了，高仁杰写了一道结案呈文，报到黄州府。
黄州府知府蒋嘉年是四品正衔官员，颇有政声。接到高仁杰报来的涂如松案，他知道这是总督大人亲自过问的案子，不敢怠慢，立即审阅。当看到案卷夹着的广济仵作薛无极的验尸单时，发现了破绽。根据蒋嘉年多年的经验，纵使肋骨折断也不致身死。麻城仵作李荣已被刑讯而亡，而李荣验尸结果又与薛无极截然相反。李荣作风严谨，深得他的信任。李荣故意把女尸断为男尸实在令人难以置信。为了慎重起见，蒋嘉年决定亲自过问此案，他暗中调了四个县的领班仵作，趁高仁杰不备来到麻城，下令复验河滩上的无名尸。高仁杰只得派薛无极陪同。
蒋嘉年的四位仵作走到尸体旁边，经过认真的检验后，问薛无极：“薛仵作，你说尸体是男是女？”薛无极此时正惶恐不安，只得嗫嚅地说：“我看是女尸。”“因何致死？”“右肋，被重物击伤而亡。”“果真如此吗？”薛无极一大惊。其中一位仵作说：“这明明是一具男童之尸，身上并没有半点伤痕，你怎么会说是女尸呢？”薛无极一时面红耳赤。高仁杰这时站出来说：“想必是尸身被人掉换过了。”随即要追查换尸人。蒋嘉年却说：“回衙再议。”
就在蒋嘉年等回到县衙不久，一场洪水将停放在河滩上的男尸冲得无影无踪，高仁杰得讯后大喜，一口咬定原验尸体是女尸，并将详文越过府台和巡抚，直接报到了总督台下。
迈柱给黄州知府蒋嘉年写了一封信，通知他将汤应求拘押待审，麻城县令则在得力的候补人员中选择一名。迈柱想通过蒋嘉年提拔高仁杰。但是蒋知府把麻城知县的空缺委派了一个名叫陈鼎的孝廉，而高仁杰仍被送回广济当代理县令。
新任麻城县县令陈鼎只有28岁，但为人秉性公正，深受蒋嘉年赏识。他来到麻城后不到十天，就洞悉内中的冤情。但是定案结论并非易事，他决定暗中调动力量，查访杨氏下落。
此案即将真相大白，湖北巡抚吴应菜吩咐陈鼎将此情况直接向迈柱禀报。陈鼎把高仁杰的位置夺走了，迈柱正心里不舒服。陈鼎不等总督再问，把杨氏并没有死的情况诉说了一遍。迈柱听了嘴角露出一丝傲慢的冷笑说：“那杨氏的尸体已被验明，血衣、头发均已起出，难道那都是假的？”陈鼎说：“杨氏健在，尸体、血衣和头发自然是假的，是高仁杰在重刑逼供所为。”迈柱说：“高仁杰审案是本督委派的，人证物证俱在才动大刑，逼供之词从何说起？”
陈鼎并不示弱，辩解道：“涂如松身上烙伤累累，显然是私刑所致，仵作李荣刑下毙命，犹无口供，历来审案，没有这样狠毒的，高仁杰怎能逃脱逼供之嫌？况且麻城乡绅联名递状鸣冤，民声鼎沸，若不审理清楚，如何向朝廷交代？杨氏隐于杨同范家，已有明证，只需搜出杨氏，全案就可真相大白，大人若准予按律查办，卑职当于十天内将案情剖析清楚。”对于陈鼎的陈述，迈柱心中十分恼火，但又无言以对，只得说：“既然你断定杨氏未死，那么限你十天之内拘捕杨氏，审清此案。”说完示意陈鼎退去。
陈鼎返回麻城县，调集差役二十余人直奔杨同范住所。只半个时辰，差役就打破了夹壁，把打扮得花枝招展的杨氏搜了出来。陈鼎当即下令拘讯杨同范，缉拿杨五荣。
公堂上，陈鼎对跪在大堂上的杨氏说：“你私自潜藏，害得你丈夫家败人亡。”杨氏却好似在雾中一般，只是饮泣着说：“我丈夫打骂我，还到官府告我与奸夫拐款潜逃，我怕被官府抓住要上大刑，所以才藏在杨生员家，并没有害人。”陈鼎又将涂如松带上来，涂如松形容枯槁，只有喘息的气力。杨氏被吓得不由自主地向后挪动身子，但很快就认出了这就是自己的丈夫。她猛扑过去，抱住丈夫大哭起来。杨同范、杨五荣二人此时只得低头认罪。
然而，案情并未完全了结。总督衙门送来了一道行文，是迈柱给雍正的奏章抄件，奏章中把最近审讯情况说得一清二楚，请求仍按高仁杰的原判结案。
雍正皇帝分析着湖北省总督、巡抚两位大吏送上来的两道针锋相对的奏折。然后提笔下令：迈柱、吴即刻解除现职，内调京师另行委任，特简户部尚书史贻直督湖广，委两省各司官员，会审涂如松杀妻案，限两个月将结果直报大内。
户部尚书史贻赶到武昌镇。他到任后仔细地看了三天案卷，很快发现了案卷中的漏洞。在物证中，他发现了几根斑白的银丝，被杀的杨氏是一位24岁姣美的少妇，怎会生出白发？从血衣的质料看，针线完整，并没有在土里腐坏的痕迹。说明头发和血衣完全是伪造的。后来史尚书见到涂如松的母亲头发被剪断了一块，而书吏李献宗之妻剜臂染血衣之事，也被查清了。他又到河滩附近，暗中寻访在两年前死亡的男童。结果证实，举河岸边富户黄得功有一个书童，两年前得急病而亡，草草埋葬在河滩上。
至此，轰动京城的麻城杀妻案终于得以澄清。
嘉庆年间西安毒馒头事件
嘉庆年间，西安知府邓廷桢正在处理一桩投毒杀人案件。某县兵营中有个名叫郑魁的小兵，被人控告用放砒霜的馒头毒死了县民宋某，郑魁被判为死刑。邻妇孙氏与卖馒头的和卖砒霜的人都被作为证人带至西安府。
府衙上下都认为铁证如山，可以批准结案，而邓廷桢却感到此案并非简单，其中必有蹊跷。
随后，邓廷桢将卖馒头的人带入公堂，审问：“你每天能卖多少个馒头？”卖馒头的回答：“两三百个吧。”
邓廷桢又问：“一人大约买几个？”对方答道：“三四个。”
邓廷桢沉思片刻说：“如此看来，你每天要同近百个顾客打交道了，是吧？”
卖馒头的点头说：“是。”
邓廷桢突然问：“这近百人的相貌、姓名，以及哪一月、哪一天来买过你的馒头，你都能记得吗？”
卖馒头的人摇头答道：“不见得。”
廷桢立即反问：“那么，你为什么偏偏记得郑魁是某月某日买过你的馒头呢？”
卖馒头的人禁不住追问，就道出内情：“我本来也不记得，县役冯某说，衙门里正审问一桩投毒杀人案，凶犯郑魁已经服罪招供了，只缺少一个卖馒头的证人，就让小人出庭作证。我做小本生意的怎敢得罪衙门里的人，便应允了。”
邓廷桢又传孙氏讯问，原来她也是受县役冯某的唆使，不得已提供伪证的。而卖砒霜的人则确切地承认，郑魁确实在他那里买过砒霜。
邓廷桢经过周密细致的调查，终于弄清了事实真相。原来，宋某与郑魁一直不和，临死之前又与郑魁吵了一架。县官来验尸时，发现他嘴唇发青，便怀疑是中毒身亡。恰巧郑魁这天又买过一包砒霜，于是人们都认为是郑魁投毒。郑魁有口难辩，被屈打成招。汉中县令又指使县役冯某找来几个“证人”。其实，宋某是死于狂犬病，所以嘴唇发青。而郑魁买砒霜，是为了毒老鼠。
案情得以大白，邓廷桢当堂释放了郑魁、卖馒头的人以及孙氏，依法惩办了汉中县令与县役冯某。
咸丰年间，有一家四口，户主鞠海为人善良，扶贫济困；其妻向氏四十出头，容颜清秀；儿子鞠安，与父亲秉性相同，除了行医外兼种农田；儿媳周氏，是七涧桥出名的美人。鞠海、鞠安父子靠祖传治疗蛇伤为业，方圆百里颇有名望。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其乐融融的四口之家，却发生了一起骇人听闻的事件。鞠氏父子无端被杀了！
知州荣雨田本是一个浪**公子，花钱捐了一个七品官衔。七涧桥出了凶杀案，重庆知府杜光远接到文告，提笔批道：“限一个月内将人犯拘拿归案。”加上向氏常来县衙鸣冤，哭求知州大人为其丈夫和儿子报仇雪恨。知州荣雨田愁眉苦脸，连忙找书吏陈老伦密谋，陈老伦在接过银子后保证“两个月内结案”。
陈老伦路经七涧桥，找到了鞠家。向氏提起丈夫被杀的事泣不成声，语无伦次，陈老伦只得把儿媳周氏叫出来询问。鞠家儿媳周氏一出现，书吏陈老伦立刻被她的美貌吸引住了，一时忘了断案之事，匆忙中问了一些事情就辞别了向氏婆媳。
陈老伦回来后对荣雨田说：“鞠海的妻子向氏和儿媳周氏，容颜十分秀丽，这在七涧桥一带人人皆知。姿色美就不能不引人注目，那鞠家生活又十分清苦，小人推测可能是她勾引奸夫，杀害了鞠海父子。但目前拿不出实证。不过小人已安排好了一条妙计，保管在两个月内水落石出。”
原来，陈老伦年近31岁，但尚未娶亲，回去后竟萌发出了娶周氏为妻的念头。于是他串通一位姓孙的媒婆前去与向氏游说，令其儿媳周氏改嫁，一则因为周氏年纪尚轻，二是改嫁后还能减少鞠家的人口负担。经过孙媒婆的一番巧嘴，向氏思量后觉得在理就同意了。
陈老伦把周氏迎娶过门之后，对周氏百依百顺。而鞠家的底细也被陈老伦摸得一清二楚。不久，陈老伦对周氏说：“实不相瞒，我已经摸清了案子的来龙去脉，杀死你公公和丈夫的就是你的婆婆向氏。”周氏惊愕得一时说不出话来。
两天之后，知州荣雨田升堂。一名中年女子应声呼起冤来，此人正是向氏。知州吩咐喊冤者上堂，大声吼道：“鞠海父子系你与奸夫合谋杀死，案发之后岂敢不老实认罪！本州早已查清，你与奸夫通奸已有两年，为掩人耳目，竟合谋杀害丈夫、儿子！”向氏自然不从。
荣雨田见向氏不肯屈从，便派狱卒押解着一名自称金六的彪形大汉走上堂来，认定他就是与向氏合谋的“奸夫”。金六在公堂上承认，二人合谋杀害了鞠家父子。向氏这时才明白，原来是知州早已布好的圈套，自己竟以**妇的罪名入狱。她请求知州召见儿媳周氏，以当堂对质，结果周氏按照陈老伦的指示也认定“婆婆确曾勾引过奸夫”。向氏一面痛恨周氏竟然也诬证自己与人通奸，但又想到她也是万不得已，于是委屈地表示“民妇愿招”。话刚说完就昏厥了过去。
黄宗汉想借此案革掉一批贪官污吏，一振四川的风气。只是这个案子有些复杂，如果自己不掌握些实际情况，恐怕难以澄清。于是，他暗下决心，一定要把这个案子弄个水落石出。
李阳谷是知县出身，对民间及官场的事情十分熟悉，特别是对于审理大案、奇案颇有经验，他为人耿烈，善于主持公道。黄宗汉决定派李阳谷协同自己处理这件案子。
李阳谷深知此案复杂，于是采用微服私访的方式来逐步深入，以尽快查清实底。当天晚上，他化装成一位仆人，从总督衙门后门出发。
李阳谷的小船刚在码头停靠，突然被一位管家截住，要求他先到自家道署落脚。李阳谷无奈之下来到道署，原来是重庆知府杜光远所邀。
酒席过后，李阳谷回到驿馆，这时一位长者造访。李阳谷意识到他是为合州命案而来。老者说：“合州命案中的鞠海父子被杀，凶手连夜脱逃，合州知州就将一名无辜女子当做元凶下狱。道台、按察使失于详查，造成冤狱。然而，此案联系着州、府、按察使三级官吏，并与藩台、巡抚也有些瓜葛，上面惊动了总督、巡抚，下面牵进了藩臬二司，纵使道台大人出面平反也于事无补，还是恳请大老爷高抬贵手，息事宁人为好。道台大人愿敬奉三千两银子，大老爷意下如何？”
李阳谷听后却说：“合州命案，我虽有耳闻，但并不知详情，此次是偶尔来渝，却被道台大人误解。不过请老先生放心，我早已脱身官场，您方才说过的话我绝不对外张扬就是！”说完不客气地将老者送出门外。
第二天，李阳谷从驿馆出来，从水路登岸，悄悄地潜进七涧桥。李阳谷扮成一位收买山货的行商，以接近乡民。山庄的农民平日有些山货不知向何处去卖，见到李阳谷十分欢迎。李阳谷只一天工夫就与农民混熟了，很快就从乡亲们嘴里摸出了对错判向氏的极端不满。
他先与亲自到过鞠海父子被杀现场的人进行交谈，弄清了现场的情况；接着从向氏的邻居口中得知，陈老伦派孙媒婆来七涧桥的经过，以及向氏一生贞洁无瑕的节操。他进入合州城，在茶馆四处留意查访，了解到书吏陈老伦为人阴险毒辣，多次栽赃诬陷好人。李阳谷又找到了孙媒婆，询问出陈老伦请她做媒的经过，并从州狱的衙役中得知，向氏被下狱之前，陈老伦曾三次进入监狱审讯死囚犯金六，不久金六就成了向氏的“奸夫”。
然而，就在回成都的路上，李阳谷无意中听到了一则最关键的消息，由此也找到了真正的凶犯。
原来，李阳谷在回去的傍晚来到一家客店准备投宿。猛然间，他听到两个人的谈话声。其中一个人对另一个人说：“合州七涧桥出了人命案，你听说了吗？”“没听说。”“七涧桥有一家人，爷儿俩在一个晚上被人杀了，合州知州抓不到凶手，硬把死者的老婆当成谋杀亲夫的犯人，可合州知州送了礼，从府台到按察使，都硬说这个案子铁证如山。如今那个妇人已被判了凌迟。”另一个人问：“你怎么知道的？”醉汉声音低下了许多，说：“是我干的，那天晚上我路过七涧桥，带来的盘缠全输光了，忽然发现路边一家街门开着就走进去，在堂屋里摸出了一串钱，正要拿着往外走，一个老头追出门来抓住了我，我就抽出藏在腰间的尖刀捅了过去。接着又出来一个青年，我趁他和我夺钱的机会又给了他一刀。我怕被抓住就逃了，如今听说案子已经结了。”
李阳谷听了这些很是激动，但他怕打草惊蛇，就先回镇所，拿出总督大人的书信，讲明自己的身份，随后立即调二十名兵包围客店。不到一个时辰，罪犯就被捉拿归案。
咸丰四年，四川总督黄宗汉亲自监审合州人命案。重庆知府杜光远、合州知县荣雨田也在场。承审官员依次提审人犯，合州县先提谋杀亲夫犯向氏上堂，向氏当堂推翻原供。金六也揭出了陈老伦指使他冒充“奸夫”的经过。陈老伦自知无法抵赖，只得承认自己贪图周氏美貌，又禁不住金钱禄位的引诱，才设下毒计诬陷向氏。黄总督当即下令革去荣雨田的功名，拘押听审。在黄宗汉的审讯下，周氏吓得全盘托出，声明自己完全是由陈老伦的指使而诬告婆婆向氏。
公堂上，黄宗汉的一句：“带凶犯！”让藩台和巡抚惶恐不安。那位名叫陈龙的杀人真凶很快被押上堂，详细地交代了当夜杀死鞠海父子的经过，黄宗汉当堂判定陈龙斩立决。
黄宗汉又转身对重庆知府杜光远说：“你位居四品黄堂，无视国法，受贿贪赃，妄加罪名陷害贞洁之妇，乱施刑法，本督革去你的功名，按国法论罪。”杜光远连忙叩头请罪。
最后，黄宗汉宣布：陈老伦与周氏，狼狈为奸，妄加人罪，分判大辟及凌迟，秋后行刑。合州知州荣雨田昏聩无能，草菅人命，行贿营私，欺蒙上宪，拟处斩监候。重庆知府杜光远贪赃枉法，革去官职，发配充军。七涧桥民女向氏，为人淑贤贞洁，遭人诽谤，身陷囹圄，备受酷刑，即日昭雪，当堂释放，发银五十两。
淄川县有两个分别叫胡成和冯安的人。一天，两人一起喝酒，喝到微醉时，两人开始吹牛。胡成先说起大话来：“我一点儿也不担心贫苦，百金之业轻松就可得到。”冯安家境并不丰厚，因此胡成嘲笑他。胡成又一本正经地说：“实不相瞒，昨天我在途中遇到一位大富商，装载着很多价格高昂的货物，我抢了富商的钱财并将他扔进南山后的一口井里了。”冯安则笑胡成是在吹牛。
恰逢胡成的妹夫郑伦为说和田产，将百金财物放置在胡成家，胡成常常拿着这些金子向冯安炫耀。冯安想起胡成酒后的话不免怀疑起来，如今看到果真有百金财物，就对胡成的作案深信不疑。于是，冯安就一纸诉状将胡成告上了衙门。
县令费祎祉抓捕胡成到公堂对质，胡成就将那天酒后所说的话坦言相告，而后又询问胡成的妹夫郑伦，郑伦所说的自然与胡成的话不相符合。费祎祉便和众人一起来到南山后的那口井跟前，县令派了一名衙役下井查看，井中果然有一具无头之尸。
胡成百口莫辩，连声叫冤枉。费祎祉大怒，将胡成打了数十大板，说：“有证据在，你岂敢叫冤！”说完将胡成押进牢狱。随后又回头吩咐，井中的无头之尸先暂且搁置，不必取出，然后告知各村，等待亡者的家人投状。
过了一天，有一位妇人前来投状，自称是亡者妻子。妇人说她的丈夫带着百两金子出门做生意，结果却被胡成杀害了。费祎祉说：“井下的无头之尸也未必就是你的丈夫。”但是妇人却坚持说，死者就是她的丈夫。于是，费祎祉命人将尸体从井下抬上来，仔细一看，果然如此，妇人不敢上前接近，站在旁边大哭起来。
费祎祉对妇人说：“如今凶犯已知，但是尸体却残缺不全，还需要证实，你先回去，等着找到全尸再通知你，并给予你赔偿。”
费祎祉从牢狱中叫出胡成，说：“明日如果找不到尸体的头在何处，你就要被处斩了！”在衙役的押解下，胡成去寻找尸首。找了一天后返回，县令询问是否找到，胡成只是哭着说：“想必凶犯当时在夜里慌忙扛着尸体走得急，尸首不知道什么时候掉了，也不知道掉在了何处，怎么能找到呢？”说完胡成痛苦地要求县衙要快些寻找。
过了几天，费祎祉问妇人：“你有几个子女？”妇人回答：“没有子女。”费祎祉又问：“你的丈夫还有其他什么亲属？”妇人说：“有一个叔叔。”说着不觉又哭泣起来。
费祎祉说：“如今杀人的罪名已定，只要找回尸首保证全尸，此案即可判决。了结了此案，你还可以再改嫁他人。”妇人感激涕零，退下了公堂。
费祎祉决定亲自审查，寻找尸首。夜晚，他投宿在一家客店中，这时同村有一个叫王五的人前来报告说他知道尸首所在何处，经过查验果真与无首之尸相符合，于是赏给王五一千两银子。
不久，有一个人前来向妇人提亲，此人正是提供尸首的王五。于是，费祎祉派人把妇人和王五同时叫到公堂上，便问：“你们知道真正的杀人凶犯是谁吗？”妇人说：“是胡成。”费祎祉说：“不是胡成，而是你和王五两人合谋杀了你的丈夫！”妇人和王五吓得连忙辩解，声称冤枉。
费祎祉这时对妇人说：“我早就知道其中的案情了，之所以迟迟不告发出来，是担心有人被冤枉。尸体尚未出井之时，你凭什么确信说那就是你的丈夫？说明你早就知道你的丈夫已死在这里，而且死者身上只穿了件破薄的衣服，那数百两金子从何而来？”然后又转身对王五说：“尸体的头在什么地方，你怎么知道的？之所以这样着急地想了结本案，其实是你们两人想速合而已。”妇人和王五听后吓得面如土色，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经过费祎祉的审问，两人终于道出了实情。原来王五和妇人早有私情，是二人合谋杀害了妇人的丈夫。而恰巧胡成又在醉酒之时语出戏言，被冯安诬告，于是此案就牵连到了无辜的胡成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