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辑世事流变

前200年

光绪二十三年之前的200年，是公元1697年，康熙三十六年，系丁丑年（牛年）。

这一年康熙皇帝43岁，距离他14岁亲政已经过去29年，在龙椅上还要坐26年。这一年大清帝国还似朝阳一般，在传统政治制度治理下蒸蒸日上。3月，康熙皇帝亲自出征，噶尔丹众叛亲离，走投无路，被迫自杀；6月，哈密维吾尔首领额贝都拉助清廷平定噶尔丹叛乱有功，被册封为“一等札萨克达尔汗”，其部被编为蒙古镶红回旗，爵位世袭；而德国著名哲学家和数学家莱布尼茨在这一年写出了《中国近事》一书，主张欧洲人学习中国的实用哲学、开展欧洲文化与东方文化的交流。这从一个侧面佐证了帝国的强大。

一

在王朝起承转合的“起”里，一切从头说康熙。

其实，对于一个帝王来说，生命的质量或者说奔放程度是很难量化的。寿命的长短貌似是一个指征，但事实上并非如此。历史上多尸位素餐的皇帝，他们活得再长久，也只是行尸走肉。

所以，需要的是活力。

是怒放的生命。以及怒放生命背后对自身的体察，对世事的包容。

康熙亲政之后，从康熙十年（1671年）到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的51年间，他在全国“暴走”了150多次,6次南巡，里程难以计数，终于成为史上最强的皇帝。也是个“在路上”的皇帝。

康熙一直在路上。当然万事都有起点，特别是对南巡这样的大事件来说，康熙的第一次尤为重要。那是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这一年，他的心情很好。因为就在两年前，康熙平三藩，一年前，收复台湾。帝国顿时风平浪静、四面凯歌。人生在突然间失去了目标，康熙便有些空虚，可这个国家又是无与伦比的大，他接下来产生了行走的冲动。

当然，从冲动到现实，需要人事的依托。有两个人促成了康熙生命中的奔走之举。

翰林院编修曹禾和吏科掌印给事中王承祖。

此二人以为，盛世需行走。盛世之君尤需行走。走出去看一看，才能看到天下之大美无言，看到一个王朝的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那么康熙走过哪里，又看到些什么呢？事实上从历史的记载来看，他的行走首先是一次人文行走。康熙来到泰山，到泰山极顶“孔子小天下处”体味“天下在眼中”的意境；他渡过黄河、渡过长江，目击两大文明的渐次更替与此消彼长；随后他来到江南，在金山、焦山以及苏州虎丘看江南草长莺飞、柔顺可人……这些行走毫无疑问丰满了康熙的人生经验，但康熙却不满足于此。因为他的行走不是肤浅的、平面的，而是深刻的、立体的、是让现实向历史致意的。康熙在过苏州虎丘等地后，专程来到江宁，祭奠明孝陵，并写下《过金陵论》一文，与已故的明君探讨王朝得失的政治智慧和为人君者的酸甜苦辣；康熙还走到曲阜，致敬孔庙，游孔林，向孔子像行三跪九叩大礼，并且在诗礼堂听监生孔尚任讲经。康熙对中华文明渊薮的顶礼膜拜毫无疑问表达了一个帝王的价值取向与学习趣味。作为一个学习型的皇帝，康熙在这方面应该说是身体力行的，不仅仅做个姿态而已。

当然，要是细心考究的话，康熙6次南巡还有很强的政治意味在里头。康熙首次南巡时没有带皇子随行，从第2次开始，他就有意带皇子们出来走走看看，一方面丰富他们的人生阅历，另一方面也有从中考察他们素质、能力与人品的意思。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正月，康熙第2次南巡。他只带了皇长子胤禔随行，皇太子胤礽和诸皇子只能在康熙结束南巡后跑到天津码头去接驾；第三次南巡时康熙带的皇子比较多，除了皇长子胤禔外，还有皇三子胤祉、皇五子胤祺、皇八子胤禩、皇十三子胤祥、皇十四子胤祯。皇太子胤礽仍旧没有随行。直到康熙第四次南巡时，皇太子胤礽才有机会跟着父亲出去走一走。但他的运气似乎格外不好，刚走到德州就生了一场大病，趴半道上了，搞得康熙兴致大减，只得临时决定先回京再说。这样的遭遇体现在立储问题上，康熙也是矛盾重重。皇太子立了再废、废了再立，立了又废，二立二废中，皇权政治在一路行走里隐晦曲折地表达出来，其中深意大可玩味。

皇权政治是一方面，官场政治则是另一方面。在康熙历次南巡过程中，大清官场的政治生态也体现得淋漓尽致，负责接待的地方官员与康熙之间形成了事实上的猫与老鼠的游戏，双方的互动或者说博弈于无声处听惊雷，很微妙，有时也很暴力。江宁巡抚宋荦因为3次接驾有功，康熙称赞他“尔做官好”；曹寅因4次接驾有功，又个人捐银5万两修建康熙行宫，受封为通政使衔。与此相反，江宁知府陈鹏年因为对接待工作出工不出力，在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被夺官，最后进了武英殿当一个修书的小编辑，了此残生。

但是康熙的驭臣之道并非赏罚分明这么简单。有时候官员们工作做过头了，也会挨批。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康熙南巡到江宁，见玄武湖中摆放了很多豪华彩船欢迎他，很有浪费民力的嫌疑，康熙就语重心长地批评两江总督傅拉塔，要他爱惜民力，不要一味逢迎。傅拉塔当然是比窦娥还冤：凭什么曹寅捐银五万两可以青云直上，而他却费力不讨好？！只是这样的“冤情”他没处说去。作为康熙的领导艺术，要的就是手下官员们永远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所谓圣心不可测也。

康熙除了南巡，另外还有北狩。从某一个方面来说，北狩比南巡更能体现其生命的怒放和意识觉醒。康熙二十年（1681年），康熙在塞外设立木兰围场。这个围场面积不是一般的大，那是相当的大。南北达200余里，东西长300余里，是比一座大山还来得庞大的野生动物栖息地。此后，康熙差不多每年五月就要离京去木兰围场打猎。毫无疑问，这是他的生命狂欢与硕果累积，因为每年都有所得。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康熙惊喜地发现，自己的一生做了一件非常令他骄傲的事情：“朕自幼至今，凡用鸟枪、弓矢获虎一百三十五、熊二十、豹二十五、猞猁狲十、麋十四、狼九十八、野猪一百三十二，哨获之鹿凡数百，其余围场内随便射获诸兽，不胜记矣。朕曾于一日内射兔三百一十八，若庸常人，毕世亦不能得此一日之数也。”（见《清会典事例》）一天之内射兔318只，这绝对是个骇人听闻的数字。虽然康熙围猎，帮手多多，一切都是水到渠成，但有如此成果，还是能说明这个帝王张扬的生命观和“我能我可以”的自信心态。

张扬和自信的其实不仅仅是康熙一人，而是整个王朝。为了弘扬八旗军的亮剑精神，康熙要求兵部下达文件，每年派兵12000名前往木兰围场轮训，重新体验生命的**与丛林法则。最主要的，这种轮训不仅在官兵之间进行，康熙还将范围扩大到文职高官。《清实录》里记载说，“部院衙门官员，不谙骑射者多”“行猎亦著一并派出，令其娴习骑射”。

于是，怒放的生命从一个人扩展到一群人身上。这个帝国的精英阶层人人居安思危，于盛世中不断挑战自己——发现目标，攻击目标。执行，没有任何借口。而猎场合围则体现了一种团队精神。《承德府志》中生动地描述了这样的场景：发现有熊虎等大型猛兽时，康熙先冲上去过把瘾，举枪或搭箭射击。如果不中，康熙闪，御前大臣顶上，进行追射；再不中的话，随围官兵入场，策马追杀，必欲除之而后快。如此，很少有野兽能全身而退的。

它们其实死在了一种精神之下。

这种精神，自晚明以来已经不复存在了，可康熙却将它重新召唤了回来。它首先是一种帝王精神，明朝万历皇帝懒于理政,20多年不去上班打卡，自个躲在后宫生闷气，大明朝的精气神到了他那儿，算是断了，而康熙御门听政，每天乐此不疲；木兰围猎，提升生命底气，帝王精神，自是气象万千。

其次，它还是一种同心精神。熊虎等大型猛兽出现时，康熙为什么敢先冲上去射击？就是因为他相信，他的身后有团队，他身后的团队是跟他同心同德的，是可以以性命托付的。从他而下到御前大臣，再到随围官兵，每个人都把自家性命托付给下一个团队链条，那些团队链条上值得信赖的生命体，这真是帝国最生动最有价值的部分。反观崇祯朝，崇祯帝一人不可谓不励精图治，宵衣旰食，试图挽狂澜于既倒，而他身后的团队，却个个束手旁观，甚至落井下石，以至于崇祯在煤山吊死之前悲愤地说出“文臣个个可杀”的话语。这应该说是同心精神的失落。熊虎等大型猛兽出现了，崇祯只能孤身一人冲上去射击。他的身后，站满了随时准备拔腿开溜甚至拿起石头要砸他的人儿，这样的末世情景，毫无疑问是令人伤感的。

所以，两相比较，可以得出结论：康熙是开风气之先的，以他张扬的生命态度。虽然他不是立世之君，但是开一代王朝万千气象，康熙无疑是做得最好的那一个。

二

一个在体能上完全超越自己的人，在精神上也不可能自甘堕落。这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

曾经在康熙身边工作和战斗过的法国传教士白晋，在回国后献给法兰西皇帝的《康熙帝传》中，这样写康熙的人生趣味：

康熙皇帝不仅能够抑制住愤怒的情绪，而且对其他感情，尤其是最强烈地统治亚洲各国朝廷的情欲也能加以抑制。在中国从古至今始终把纵欲视为堕落行为，可是按照习俗又是允许的事情。在后宫里，处处散发着堕落的气息，供养着许多从全国最漂亮的美女中挑选出来的宫女，供君主任意挑选。这些宫女先献给皇上，否则不能出嫁，这是鞑靼人的风俗。君主如果对献上来的美女感到满意，即可留在身边，这些美女的父母则以此为莫大的荣耀。

这种堕落的习俗，损害了中国多少皇帝的身心健康，同时也是发生各种动乱的重要原因。这些中国皇帝只是听凭宦官或大臣们管理朝政，自己并不过问政事，深居后宫，沉溺于美女与酒色之中，一味寻欢作乐。

然而，现在统治着中华帝国的康熙帝，非但不沉溺于女色之中而且意识到必须采取一切办法加以摆脱。

两三年前，康熙皇帝巡视南京地区，驾幸南京市时，地方长官以贡品的形式献给皇上七个最漂亮的美女。皇上虽然收留了她们，但连看也不看一眼。几名宫内府官员利用与皇上接近之便，恭敬地推荐了可能使皇上动心的美女。从此以后，皇上对他们冷眼相待，并且把他们分别判处了不同的刑法。由此可见康熙皇帝对可能**和腐蚀自己心灵的东西，是如何警惕啊。

的确，康熙的人生趣味迥异于寻常皇帝。他似乎是一个完美皇帝，对人类文明的成果有着超乎寻常的兴趣。他天生就是为学习而生的人。虽然顺治也爱好学习，但是和康熙相比，那就不是一个等级了。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的一天，康熙与臣下大谈天文、地理、算法、声律之学，他手下的官员对他崇拜得如滔滔江水绵绵不绝，由衷赞叹：“皇上天授，非人力可及。”

上天也真是给了康熙格外的任务。在一天射兔318只的基础上，又让康熙在精神层面上有所超越。现在，如果让我们从历史的字里行间仔细搜索，也许可以发现，康熙就是那种为奇迹而生的人。他在创造一切，以帝王之尊挑战人类的学习极限。康熙经验证明，关于知识或者说人类文明，其实可以这样拥有——

理学家。康熙的时代，是天崩地裂的时代。王朝更迭的速度之快，对世道人心的认知颠覆之快，都超出了时人以往的常规经验。出现了一股怀疑主义思潮。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人开始著书立说，深刻怀疑程朱理学。事实上这种怀疑是致命的，致王朝的命。因为对三纲五常的怀疑特别是对“君为臣纲”理论的怀疑让康熙觉得，必须在全国上下统一思想，掀起一股人人爱理学、人人用理学的学习实践新**。当然最重要的一点是，他自己必须快速成为一个理学家。一个可以战胜一切的理学家。

康熙做到了，不仅在充电后成为一个理学家，还是一个有自己独立思考能力的理学家。比如在知与行的关系上，康熙创造性地提出自己的见解：“毕竟行重，若不能行，知亦虚知耳。”这样的见解毫无疑问是对朱熹认识论的发扬光大。在对“格物致知”的看法上，康熙也有自己的独立见解。康熙通过学习西方文明和自然科学知识，将其与程朱理学融会贯通，竟然使自己成为一个朴素的唯物主义者。这是康熙的一个新发现，也是这个帝国的新发现。康熙这个新理学家意外地站在了时代前沿，看到了前人和他人看不到的风景，拥有了在这之前从未有过的认知世界的新眼光、新视界。

数学家。康熙是狂热的数学发烧友。康熙在他的执政生涯中曾经系统地学习过中西方数学知识，包括代数、三角、对数以及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和巴蒂斯的《实用和理论几何学》。这是一种融会贯通的学习，也是学用结合的学习。因为学到后来朝臣们惊骇地发现，这个皇上简直是太神了，竟然会计算物体的面积和体积、河水的流速，还会测量纬度，甚至会观察天体运行，纠正钦天监的错误。这简直是数学家和天文学家的二合一啊！

地理学家。康熙是那个时代当之无愧的地理学家。他六次南巡，从康熙十六年（1677年）开始常年出塞北狩以及数度征战，在当时的中国，没有人走得比他多，比他远。所以对地理学，康熙的感性认识是非常丰富的。与此同时，他也加强理论学习。《水经注》《洛阳伽蓝记》《徐霞客游记》等中国传统地理书籍以及《西方要纪》《坤舆全图》等西方地理知识都是他学习的对象。康熙还学以致用，经常带上钦天监官员和相关仪器，对所到之处进行天文地理的考察。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这位野心勃勃的皇帝兼地理学家还亲自派人对黄河源地理环境进行考察，考察完成后，康熙还写了一篇题为《星宿海》的考察报告，详细记录了黄河源的有关情况。此后不久，康熙还组织了一次考察。这次考察可以说是当时每个地理学家的梦想——进行全国地图的勘测。毫无疑问，这是一个浩大的工程，也几乎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是康熙完成了，用时9年。康熙旗下的测绘队走遍全中国，绘制了一幅“亚洲当时所有地图中最好的一份，而且比当时的所有欧洲地图都更好，更精确”（李约瑟语）。康熙将这幅全国地图命名为《皇舆全览图》。《皇舆全览图》不是一幅简单的中国地图，它在绘制过程中还有一个重大的发现，那就是在实践中证明了牛顿关于地球为椭圆形的理论。也许这功劳不能完全算在康熙头上，可要是没有他的大胆决策和远见卓识的话，这样的证明也是不可能实现的。所以作为一个地理学家，康熙对这个学科毫无疑问是有突出贡献的。

植物学家。植物学家康熙非常热爱植物，这种热爱首先来源于对农业的热爱。每年仲春，康熙都会来到先农坛推几趟耒，以向全国农人发出劝耕的倡议。为了把南方的水稻移植到北方，康熙还在中南海开辟试验区，进行早熟新稻种的培育。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他的努力获得了成功，康熙牌早熟新稻种被命名为御稻米，这种稻米色红粒长，气香味浓，很有皇家气派，康熙决定从这一年开始向大江南北推广种植双季稻，以求一岁两熟。

对作为农业之本的水稻康熙如此用心也许有他政治层面上的考虑，但是作为植物学家，康熙热爱植物则完全是天性和兴趣使然，康熙一生重点研究过的植物有20多种，他对这些植物的产地、生长期以及性能、用途等都了如指掌。在康熙研究过的20多种植物中，亲自试种过的有10多种。康熙还将他的研究和体会命人编撰成书，取名为《广群芳谱》。

医学家。康熙对医学的研究也有自己的心得。他不仅懂养生之道，还了解人体解剖学。为了了解人体内部结构，康熙曾经命巴多明用满文翻译法国医学家皮理所著的《人体解剖学》，并将人体内脏的图例与中国医学上的有关记载做了对比，在他身边工作过的法国传教士张诚，在日记中就曾经这样写道：“皇上在这次谈话中得知我们已经写出一些材料，放在我们书房里，他便派御前一个太监随我们去取。这份论述消化、营养、血液变化和循环的稿子，虽然尚待写完，但我们已经画出一些足以使人领会的图例。皇上仔细翻阅，特别是关于心、肺、内脏、血管等等部分，他还拿起稿子与一些汉文书籍上的有关记述相对比，认为两者颇为近似。”康熙还亲自当医生，给手下官员开方治病。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江南织造曹寅得了疟疾，康熙就令人给他送去金鸡纳服用。

三

一个人在人格上的修为其实很大程度上要看他对这个世界有没有悲悯心。康熙在体格上超越自己，在知识上丰满自己。降鳌拜、平三藩，收台湾，处事老练，进退有据，已然是完人气象了。

但是从修为层面上说，仅有这些还是不够的。因为以上所述都是功利性的东西，不错，康熙是在建功立业，但充其量也只是建功立业。一个人能不能成为一个大写的人，还要看他对这个世界有没有悲悯心、同情心。

这一点，康熙依然做到了。康熙十二年（1673年），他在一年之内发布了四道具有人本关怀色彩的谕旨。6月，康熙发布命令，禁止八旗包衣佐领下的奴仆随主人殉葬；8月，他又下令禁止主人逼死奴婢；9月，康熙发布命令，逃人在外娶妻所生的子女，如果已经聘嫁，不许拆散，使骨肉分离；10月，康熙下令禁止遗弃婴儿。虽然在现代社会，康熙所关心的这些内容已是人类文明的常识，但是在他那个时代，回到常识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重要的是康熙有这个意识。于一片蒙昧之中率先觉悟并且身体力行，只能说是他的悲悯心在起作用。

类似的例子当然还有很多。同样是在康熙十二年（1673年），有一个姓朱的明朝遗族因为留发被抓，按大清律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应当问斩。但是康熙却为其辩护，称这位姓朱的明朝遗族是一位普通百姓，没有知识，可免其一死；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秋，康熙南巡山东，为了避免车驾践踏山海关农田里的庄稼，他命令取道塞外，避开山海关绕行山东。康熙的悲悯，其实就体现在他能够设身处地，知道稼穑的艰辛与民生疾苦。

当然，悲悯是多层次的，也是时时处处的。对弱势群体，康熙有悲悯心，同样，对他的手下臣工，康熙也有悲悯心。康熙每天御门听政，自己天不亮就起床，摸黑视朝，辛苦自不待言。可听说有些大臣因为居住地较远，每天三更就要早起，四五更到朝，康熙就决定变更朝见时间，向后顺延一小时，同时为了照顾那些年老的大臣，康熙特许他们可隔两三天前来启奏，而他自己，仍旧是每日认真听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