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讲 雍正是否夺位
清雍正帝爱新觉罗· 胤禛，康熙十七年（1678 年）十月三十日生，属马，四十五岁登极，在位十三年，雍正十三年（1735 年）八月二十三日死，庙号世宗，谥号宪皇帝，葬泰陵（今河北省易县清西陵）。享年五十八岁。
雍正帝统治时期属清朝“康乾之治”时代，上承康熙，下启乾隆，具有承上启下的历史地位。他盛年登极，年富力强，学识广博，阅历丰富，刚毅果决，颇有作为。年号雍正，就是雍亲王得位之正的意思。但是，恰恰就是雍正帝的继位问题，反而是清宫的一件疑案，从当时到现在，将近三百年间，一直有不同的说法，主要有“夺嫡说”“篡位说”“继位说”“夺位说”等。清史学者们各持己见，也各有根据。
雍正帝继位，无论是夺位还是篡
位，无论是正取还是逆取，他毕竟坐上了皇帝的宝座。那么，康熙帝众多皇子，都想继承皇位，为什么唯独胤禛心想事成？在长达四十五年的皇子生涯中，胤禛是怎样一步一步地攀援，最后登上皇帝宝座的？我先从介绍雍正帝这个人开始。
一、皇子胤禛
前面我叙述过，康熙帝是一位长寿多子的皇帝。他一共有五十五个子女，其中三十五个儿子、二十个女儿。在三十五个儿子中，成年且受册封者二十人；在二十个女儿中，长大成人并下嫁者八人。按后来的排序，雍正皇帝胤禛是康熙帝的第四子。
胤禛的母亲乌雅氏，是满洲正黄旗、护军参领威武的女儿。乌雅氏生育了三个儿子，就是皇四子胤禛、皇六子胤祚（六岁殇）和皇十四子胤禵（原名胤祯）；另外还生育了三个女儿。胤禛从小受孝懿仁皇后（康熙生母孝康章皇后的侄女）养育，年幼的胤禛因她而尊贵。
胤禛过了整整四十五年的皇子生活。
胤禛的皇子生活有几个特点：
第一，好学上进。胤禛像他的兄弟一样，受到全面而系统、严格而良好的教育。他的长兄胤禔，比他年长六岁；二兄胤礽比他年长四岁（两岁便被立为皇太子）；三兄胤祉比他年长一岁。胤禛从七岁开始，同他的三位兄长到上书房读书。
他有时在宫里的上书房读书，有时在畅春园的无逸斋读书。他的师傅主要有大学士张英、徐元梦和侍讲顾八代等人。他们都是当朝一流的学者。胤禛学的功课，一种是儒家经典，主要为“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和“五经”——《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一种是满洲的“国语骑射”，就是满洲语文与骑马射箭，还有书法绘画等。胤禛的书法《夏日泛舟诗》造诣很高，用笔苍劲，行笔流畅。他流传至今的墨翰就是有力证据。
读书是学习，实践也是学习。胤禛经常随从皇父，或参加祭祀，或军事出征，或塞外行围，或巡视地方，或代理政务，或关心旗务。康熙二十五年（1686 年），九岁的胤禛同大阿哥胤禔、二阿哥皇太子胤礽、三阿哥胤祉，随皇父巡行塞外。康熙二十七年（1688 年），十一岁的胤禛同大阿哥、三阿哥随皇父到遵化昌瑞山孝陵，为顺治帝祭陵；又到孝陵旁，为孝庄太皇太后梓宫“暂安奉殿”祭祀。康熙二十九年（1690 年），舅舅佟国纲在反击噶尔丹南犯的乌兰布通之役中阵亡，灵柩到京，受父之命，胤禛同大阿哥迎接灵柩。同年，再随皇父同三位阿哥到遵化孝庄太皇太后“暂安奉殿”祭祀。康熙三十二年（1693 年），十六岁的胤禛同皇太子等侍从皇父巡视畿甸水利。经南苑、永清、霸州、雄县，从雄县十里堡乘船到苑家口，途中登河堤、阅堤工，见旧堤多处坍塌。康熙帝说：如浑河泛溢，大城、文安等必受水灾；命估算所需费用，增固河堤，以防水患。同年十月，曲阜孔庙重修落成，胤禛受皇父之命，同三阿哥胤祉前往祭祀。
第二，结婚封王。胤禛的皇子生活中有两件大事：结婚与受封。康熙三十年（1691 年），十四岁的胤禛奉父命同内大臣费扬古（隶满洲正黄旗）的女儿乌拉那拉氏成婚。康熙帝册封那拉氏为胤禛的嫡福晋。父以女贵，费扬古后官至步军统领，死后追封为一等承恩公。
康熙三十七年（1698 年），二十一岁的胤禛受封为贝勒，大阿哥胤禔（二十七岁）、三阿哥胤祉（二十二岁）被封为郡王，他的五弟胤祺（二十岁）、七弟胤祐（十九岁）、八弟胤禩（十八岁）也被封为贝勒。按清朝的规定，皇子封爵，爵位的高低依次为亲王、郡王、贝勒、贝子等。次年，康熙帝为诸皇子建府邸。“禛贝勒府”（又称四贝勒府）建成后，胤禛从皇宫阿哥住所迁往府邸居住。康熙四十八年（1709 年），三十二岁的胤禛被封为雍亲王，这里就成为雍亲王府。胤禛继承皇位后，原雍亲王府赐给皇十三弟胤（允）祥。后来乾隆帝将其改为雍和宫，就是今北京雍和宫。
第三，诚孝皇父。康熙四十七年（1708 年），皇太子胤礽被废。这是一件震动朝野的政治大事件，也是一件震惊庙社的宗室大事。胤禛时年三十一岁，此后十四年，历史对他进行了烈火般的考验，也为他登上皇位提供了难得的机遇。
胤禛知道，博得皇父的信赖和喜欢，是自己一生事业中最为重要的事情。
他抱定一项宗旨，就是诚孝皇父。胤禛熟读“四书”“五经”，深谙儒家经典。
《大学》开宗明义讲“诚”字。所谓：“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中庸》也谓：“唯天下至诚，能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胤禛对“诚”字可谓心领神会，以诚事皇父。至于孝，《大学》谓：“孝者，所以事君也。”又谓：“为人子，止于孝。”《中庸》谓：“夫孝者，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胤禛对“孝”字也可谓心领神会，以孝事君父。如在诸皇子争夺皇位激烈之时，他极力表现出对皇父的“诚”与“孝”，既不明于竞争，且劝慰皇父保重。康熙帝第一次废皇太子后，大病一场。胤禛入内，奏请选择太医及皇子中稍知药性者胤祉、胤祺、胤禩和自己检视方药，服侍皇父吃药治疗。康熙帝服药后，病体逐渐痊愈。胤禛自己也说：“四十余年以来，朕养志承欢，至诚至敬，屡蒙皇考恩谕。诸昆弟中，独谓朕诚孝。”康熙帝最早对皇太子胤礽产生不满，就是因为在生病时，年少的胤礽不懂得对皇父示孝。胤禛则学习康熙帝对孝庄太皇太后之孝，对皇父始终是“诚”与“孝”，最终得到了回应。
胤禛的努力得到了皇父的肯定。康熙帝说：“惟四阿哥，朕亲抚育。幼年时微觉喜怒不定，至其能体朕意，爱朕之心，殷勤恳切，可谓诚孝！”（《清圣祖实录》卷二三五）第四，友爱兄弟。胤禛知道，处理好兄弟之间的关系，是自己一生事业中仅次于诚孝皇父的重要事情。他抱定一项原则，就是友爱兄弟。他曾在随驾出京途中作《早起寄都中诸弟》诗说：“一雁孤鸣惊旅梦，千峰攒立动诗思。凤城诸弟应相忆，好对黄花泛酒卮。”表明他愿做群雁而不做孤雁的心意。胤禛的三十四个兄弟中，其时最主要的是年满二十以上的十一位兄弟。《大学》谓：“弟者，所以事长也。”《中庸》也谓：“亲亲为大。”就是将昆弟关系列为天下五条达道之一。胤禛在处理兄弟之间关系时，主要原则是“不结党”“不结怨”。
在康熙帝第一次、第二次废太子之后，有一定势力的皇子们结成了不同的朋党。诸兄弟之间，结党必结怨。胤禛没有参加皇太子党，也没有参加皇长子党，更没有参加皇八子党。他超然于兄弟们的朋党之外。或者说，他在兄弟角逐皇储时，采取一种不附不和、不排不斥的中庸态度。这种态度，使他躲避开了自皇父与兄弟两方面而来的矢镞，而安然无恙。最后在众兄弟或被废黜、或被囚禁、或被疏离、或被厌倦的情况下，胤禛登上宝座，成为清朝第五任皇帝。
除了不结党、不结怨之外，胤禛还友爱兄弟。如皇太子第一次被废，胤禛非但没有落井下石，而是给以关照。胤礽初被幽禁在上驷院旁所设的毡帷里，皇长子胤禔和皇四子胤禛受父命负责看守。胤礽说皇父所斥“弑逆”一事，实为乌有，请代奏明。胤禔不答应；胤禛说：“你不奏，我就奏。”胤禔只好代奏。
康熙帝听了后说奏得对，命将胤礽身上的锁链去掉。后来，康熙帝曾说：“前拘禁胤礽时，并无一人为之陈奏，惟四阿哥性量过人，深知大义，屡在朕前为胤礽保奏。”胤禛的几位弟弟胤禟、胤祹、胤禵等被封为贝子时，他启奏说，愿意降低自己的爵位，以提高弟弟们的世爵。
胤禛这样乖巧的做法，既博得了皇父的欢心，也讨得了诸弟的好感。
第五，勤慎敬业。胤禛尽量避开皇储争夺的矛盾，极力表现自己不仅诚孝皇父、友爱兄弟，而且勤勉敬业、勤奋向学。他结婚之后，多次受皇父之命，参与重大政治与祭祀活动。胤禛的足迹所至，遍及东西南北中——东向，至少五次到东陵祭祀，还到关外祭祀三陵——永陵、福陵和昭陵；西向，随皇父西巡五台山；南向，随皇父两次南巡；北向，康熙三十一年（1692 年）随皇父巡视塞外，以后到康熙六十一年（1722 年），先后十余次到塞外；京畿，五次随皇父巡视京畿，治理永定河，查看水利，并写诗纪事：帝念切生民，銮舆冒暑行。
绕堤翻麦浪，隔柳度莺声。
万姓资疏浚，群工受准程。
圣心期永定，河伯助功成。
此外，他还查勘仓储粮谷。特别是在康熙三十五年（1696 年），他跟随皇父远征噶尔丹，领正红旗大营，军旅生活使他受到了锻炼。在文的方面，他也受到了磨炼。康熙六十年（1721 年）三月，胤禛受命同三阿哥胤祉率大学士王顼龄等磨勘（复核）会试中式的原卷。总之，结婚后三十年的实际磨炼，使他对社会、对人生有了深刻的认识与深切的体验，为其后来登上皇位做了准备。
第六，戒急用忍。胤禛的性格，有两个缺点：一是喜怒不定，二是遇事急躁。胤禛曾是个喜怒不定的皇子。康熙四十一年（1702 年），胤禛央求皇父说：今臣年逾三十，请将谕旨内“喜怒不定”四字，恩免记载。康熙帝同意，“十余年来实未见四阿哥有‘喜怒不定’之处”，因谕，“此语不必记载”！胤禛还是个性格急躁的皇子。他曾对大臣说：“皇考每训朕，诸事当戒急用忍。屡降谕旨，朕敬书于居室之所，观瞻自警。”（《清世宗实录》卷一九）可见他皇父不止一次地训诫他要“戒急用忍”。胤禛继位后，命做“戒急用忍”牌，为座右铭，用以警示。
第七，韬光养晦。胤禛的心腹戴铎，在康熙五十二年（1713 年）为他出谋划策道：上有天纵之资，诚为不世出之主；诸王当未定之日，各有不并立之心。论者谓：处庸众之父子易，处英明之父子难；处孤寡之手足易，处众多之手足难。
何也？处英明之父子也，不露其长，恐其见弃，过露其长，恐其见疑，此其所以为难。处众多之手足也，此有好（hào）竽，彼有好瑟，此有所争，彼有所胜，此其所以为难。而不知孝以事之，诚以格之，和以结之，忍以容之，而父子兄弟之间，不相得者。我主子天性仁孝，皇上前毫无所疵，其诸王阿哥之中，俱当以大度包容，使有才者不为忌，无才者以为靠。（《文献丛编》第三辑《戴铎奏折》）戴铎首先分析了当时的形势：皇上强势，诸王并争。接着提出应对谋略——诚孝事上，适露所长，掩盖所短，避免引起皇父疑忌；友爱兄弟，大度包容，和睦忍让，让有才者不嫉妒，无才者相依靠。
雍亲王基本上按照上述策略，既不结党，也不钻营，而是工于心计，八面玲珑，等待时机。诸兄弟中，实力雄厚的皇太子胤礽、皇长子胤禔、皇八子胤禩、皇十四子胤禵等，一个接一个地崭露头角，结果又一个接一个地不幸落马；而胤禛却在念佛、养狗、写字、吟诗中——“千载勋名身外影，百岁荣辱镜中花”，貌似野老山僧，实则韬晦避锋。第八，善抓时机。一个人做事，首要在时机。时机难逢，瞬息即逝。语云：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雍亲王胤禛在皇父康熙帝临终之时，坚决、果敢 地抓住历史机遇，绕过险滩暗礁，踏过崎岖险路，终于坐上了皇帝宝座。
但是，他的继位也留下了许多历史疑问。近三百年来，成为历史学者做不尽的课题，也给民间留下了说不尽的故事。
二、继位十说
康熙六十一年（1722 年）十月二十一日，康熙帝往南苑围猎，十一月初七日生病，前往畅春园居住、养病。初九日，发出圣旨，说患了感冒，但不要紧，需要静养斋戒，所以初十日到十五日期间，不受理奏章。冬至的祭天大礼，由皇四子雍亲王胤禛代行。
十三日清晨，康熙帝病重，急忙召见皇三子胤祉、皇七子胤祐、皇八子胤禩、皇九子胤禟、皇十子胤、皇十二子胤祹、皇十三子胤祥共七个皇子和步军统领隆科多，宣布：“皇四子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成大统，著继朕即皇帝位。”接着，康熙帝命从天坛斋所召回皇四子胤禛，改派镇国公吴尔占代行祭天礼。这时，康熙帝的其他几位皇子：皇长子胤禔被监守，皇次子即废太子胤礽被禁锢，皇五子胤祺因为冬至将临而被派往孝陵行祭礼，皇六子胤祚和皇十一子胤禌已去世，皇十四子胤禵正在西部领兵作战；而几位年幼的皇子：皇十八子胤祄已去世、皇十九子胤禝已去世，皇十五子胤禑、皇十六子胤禄（出继）、皇十七子胤礼、皇二十子胤祎当时跪在康熙帝寝宫外，没有聆听皇父谕旨。
十一月十三日当天，雍亲王胤禛从天坛赶到畅春园，短短一天里，他被康熙帝召见了三次。但是他的皇父并没有当面对他说让他继承皇位之事。
当晚戌时（19 时—21 时），康熙帝驾崩。步军统领隆科多向胤禛传达康熙帝的遗旨。也就是从这一刻起，胤禛虽然没有继承大位，但是担负起了新君的责任。
十三日夜间，胤禛指挥将康熙帝遗体运回紫禁城乾清宫。“相传隆科多护皇四子回朝哭迎，身守阙下。诸王非传令皆不得进。次日（十四日）至庚子（十九日），九门皆未启。”（萧奭《永宪录》卷一）就是说雍亲王胤禛和隆科多护送康熙帝遗体回到乾清宫，并下令他的兄弟非有令不得进入皇宫。等他宣布继承皇位七天后，才许皇兄弟到大行皇帝灵前哀哭祭奠。
十四日，宣布大行皇帝龙驭上宾；传大行皇帝留下遗诏，命雍亲王嗣位；命胤禩、胤祥、大学士马齐和尚书隆科多为总理事务大臣；召皇十四子胤禵回京参加皇父葬礼；京城九门关闭，禁止出入。
十六日，颁布大行皇帝遗诏。
十九日，胤禛遣官告祭天坛、太庙、社稷坛，京城九门开禁。
二十日，胤禛在太和殿举行登极大典，改年号为“雍正”。即位诏书中说：“皇考升遐之日，诏朕缵承大统。”
自第二次废储之后，从史料中可以看出：康熙帝对皇三子胤祉、皇四子胤禛以及皇十四子胤禵是格外地关顾，日后史家们认为这三位皇子应是康熙皇帝最后属意的皇储人选。以地位、名望来说，胤祉因年长而高过诸弟，而胤禵又超过他的两位长兄受到了特殊荣宠。可以说雍亲正胤禛在朝内外的威望和受康熙帝的重用方面，都不如他的上述两位兄弟。最后他却能入承大统，因而受到很多人的怀疑，传出雍正继位的诸种说法。
雍正继位，种种疑点，近三百年来，主要有十说。
第一，“毒死康熙”说。雍正帝即位不久，在京中就传出雍亲王毒死皇父的传闻。有人说：圣祖皇帝在畅春园病重，皇上就进了一碗人参汤，不知如何，圣祖皇帝就崩了驾。（雍正帝《大义觉迷录》）康熙帝晚年，身体不佳，“诸病时发”，头晕目眩、手抖头摇、腿脚肿胀，有时走路都需要有人扶掖。在当时能活到近七十岁，已经算是高寿了。但是，康熙帝懂中医中药，还会开药方，又一向反对用人参进补，特别是北方人用人参进补。康熙帝说过：“若不当，即人参人亦受害。”（康熙帝《庭训格言》）所以，他是不会喝人参汤的。胤禛作为康熙帝的孝子，应当知道皇父的喜好和忌讳，他不会违背皇父的好恶，而自讨没趣。所以，说胤禛用人参汤毒死康熙帝是不可信的。如果确有其事，雍正帝也不会公开的。
第二，“不入东陵”说。有人说雍正帝死后不葬在清东陵，而葬在清西陵，说明他得位不正，不愿意，也没有脸面在地下见他的皇祖顺治帝、皇父康熙帝。
这一点，可以看作一种民间的说法，但不能作为雍正帝得位不正的历史根据。
第三，“传位于四子”说。雍正帝刚刚即位，就传出“雍正党人”将《康熙遗诏》“传位十四子”，窜改作“传位于四子”。
圣祖皇帝原传十四阿哥允禵天下，皇上将“十”字改为“于”字……先帝欲将大统传与允禵，圣祖不豫时，降旨召允禵来京，其旨为隆科多所隐，先帝殡天之日，允禵不到，隆科多传旨遂立当今。（雍正帝《大义觉迷录》）上面是《大义觉迷录》中的记载，文中的“圣祖”是康熙帝的庙号，“皇上”指雍正帝胤禛。“允禵”是雍正帝的同母十四弟，隆科多则是当时的步军统领、北京九门提督。上述传闻，不为史实。
因为如果康熙帝真有“传位于四子”的遗嘱，按照当时行文习惯，应当写作——“传位於皇四子”。因此，其一，“十”字很难改成“於”字；其二，有人从文献中找出“于”与“於”通用的例子，但这不符合正式官方文献的用字规范；其三，如果将“於”字改成“十”字， 就变成“传位十皇四子”，还是不通；其四，“传于四子”不合当时行文规范，因为官方文件都要尊称皇帝的儿子为皇某子，胤禛称为皇四子、胤禵称为皇十四子等；其五，当时如此重要的遗嘱，应同时以满、汉两种文字书写，即使汉字可以修改，满文又岂能改“十”为“於”？所以此说不确，当属无稽之谈。
皇十四子胤禵的确在康熙帝晚年被列入了接班人候选名单，但是，目前还没有发现康熙帝确定要传位于皇十四子胤禵的文献或档案证据。康熙帝病重时，他紧急召回的是胤禛，而没有召回皇十四子胤禵和在东陵的皇五子胤祺，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康熙帝没有要传位给胤禵的旨意。如果康熙帝真有意要他继位，为什么让他远离京城、远离皇帝身边呢？尤其是康熙帝当时已年老多病，而且时常怕被人杀害，诚如雍正帝所说：“岂有将欲传大位之人，令其在边远数千里外之理？”
第四，“兄弟不服”说。《大义觉迷录》与《清圣祖实录》都是御用官员们编写的，传位问题的可信度很有悬疑。而当时人所写作的《皇清通志纲要》与《永宪录》二书中，都没有七位皇子聆听康熙帝遗旨的记载，这说明当时根本就没有发生这件事。
另外，雍正说皇八弟胤禩在康熙帝死后，在畅春园中“并不哀戚，乃于院外倚柱，独立凝思，办派事务，全然不理，亦不回答。其怨愤可知”。（《清世宗实录》卷四五）而皇九弟胤禟在雍正丧父的悲痛之时，“突至朕前，箕踞对坐，傲慢无礼，其意大不可测，若非朕镇定隐忍，必至激成事端”。学者们认为这两位兄弟的表情与行为，正是说明他们在毫无心理准备的情况下，突然听到隆科多的“口授末命”，才有如此愤恨心态和冒失行动。
第五，“编造遗诏”说。皇四子雍亲王胤禛继位的主要依据是《康熙遗诏》。这份《康熙遗诏》有的学者认为是真的，因为《清圣祖实录》和档案都可以证明它的存在；有的学者认为是假的，因为“实录”和“档案”都是雍正帝掌权后命大臣们根据自己的意旨编写的。这份诏书是真是假？我认为是半真半假，为什么呢？
《康熙遗诏》的文字，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部分，其前一部分是将康熙五十六年（1717 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的谕旨加以修改，移植到传位诏书里。当时，《康熙遗诏》的《上谕》凡两千余字，最后康熙帝说：“此谕已备十年，若有遗诏，无非此言。披肝露胆，罄尽五内，朕言不再。”（《清圣祖实录》卷二七五）说其真，是因为《康熙遗诏》的大段文字就是康熙五十六年（1717 年）宣布的这份上谕中的内容；说其假，是《康熙遗诏》中最关键的一句话：“皇四子胤禛，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著继朕登基，即皇帝位。”无法证明这是真的。一些学者认为：雍正帝命人对康熙帝遗命加以文字修改，将上述文字加到了《康熙遗诏》中。
第六，“玉牒易名”说。雍正帝的名字叫胤禛，其皇十四弟的名字叫胤祯。
“祯”字有两种读音：一读zhēn，一读zhěn。胤禛做了皇帝之后，他的名字要避讳，字音要避讳，字形也要避讳。所以，雍正帝命他的兄弟将名字中的“胤”字，改为“允”字，以示避讳；同时，命皇十四弟胤祯改名为允禵，把名字的两个字都改了。后将记载皇室谱系《玉牒》中胤祯的名字做了挖改。因此有人说：康熙帝遗嘱是传位皇十四子“胤祯”，因“胤祯”与“胤禛”字形、字音相近，胤禛遂取而代之。这就是“玉牒易名”说。根据史料记载，皇十四子确实原名“胤祯”，现在见到的册封皇十四子为抚远大将军的敕书，以及封皇十四子为贝子的原始文件，都写着“胤祯”；在康熙帝《谕宗人府》的档案中，写着皇四子的名字为“胤禛”，所以他们兄弟确实是以“禛”与“祯”命名的。康熙帝后来排序皇子的名字，都带“示”偏旁。胤禛做了皇帝以后，将皇十四弟的“祯”改成“禵”，这是为了显示唯我独尊，并不能证明雍正帝因篡位而令其弟改名。
第七，“临终口谕”说。康熙六十一年（1722 年）十一月十三日，康熙帝病重。《清圣祖实录》记载：寅刻，召皇三子诚亲王允祉、皇七子淳郡王允祐、皇八子贝勒允禩、皇九子贝子允禟、皇十子敦郡王允、皇十二子贝子允祹、皇十三子允祥、理藩院尚书隆科多至御榻前，谕曰：“皇四子胤禛，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著继朕登基，即皇帝位。”皇四子胤禛闻召驰至，巳刻，趋进寝宫。上告以病势日臻之故。是日，皇四子胤禛三次进见问安。戌刻，上崩于寝宫。（《清圣祖实录》卷三○○）上述记载，存在很大疑点：康熙帝既然将继位大事告诉胤禛的七位兄弟和隆科多，为什么不告诉当事人胤禛？况且，当时人写的《皇清通志纲要》中，并没有记述七位皇子在病榻前听到康熙帝遗命的事，反而在记载康熙死亡事前，写了“时领侍内大臣六人”某某某，“大学士五人”某某某，其中都没有隆科多的名字！可见这段记载很可能是伪造的，所以认为雍正帝是夺位。
第八，“口授末命”说。很多人怀疑隆科多“口授末命”之事。胤禛在康熙帝病危当天，曾三次到畅春园清溪书屋病榻前，康熙帝说：“（朕）病势日臻”，可见还没有糊涂。但为什么康熙帝没有把指定胤禛为继承人的事直接当面告诉他？“口授末命”的人为什么是隆科多一位大臣？其他大臣为什么没有在场？而隆科多后来奏称：“白帝城受命之日，即是死期已至之时。”（《清世宗实录》卷六二）有学者据此认为：这足可以证明他确是“口授末命”的人。还有学者指出：隆科多当时不是大学士，也不是领侍卫内大臣，官阶只是一等侍卫、步军统领、理藩院尚书，以他的官职和地位来说，不够资格成为皇帝临终时的唯一受命者。康熙帝怎么会在病重时不召集王公大臣们一起来听他的“口授末命”呢？怎么会竟然只把传位大事悄悄地告诉隆科多一个人呢？而且《皇清通志纲要》和《永宪录》都不见记载。
第九，“死无对证”说。前述七位皇子在畅春园清溪书屋皇帝病榻前听到传位口诏以及隆科多“口授末命”的事，是雍正帝登极以后第七年才由雍正帝下令写在《大义觉迷录》里的。当时跟雍正帝争斗的重要敌对人物几乎都已死亡或遭囚禁，连在内外有拥立大功的隆科多与年羹尧也都被他收拾了。此时，雍正帝编造出康熙口授传位遗诏的事，已是死无对证了。为什么雍正帝不在即位时就将康熙帝的“临终口谕”公告天下呢？
第十，“杀人灭口”说。雍正帝的同父同母弟胤禵回京奔丧，对雍正帝的态度相当不寻常，而雍正帝最后将他监禁，这是不是“先帝欲将大统传与允禵”的旁证？雍正帝的敌对兄弟几乎没有一个得到善终，这算不算是早年继位之争的“秋后算账”？这些在以前都被认为是雍正夺位的证据。特别是隆科多和年羹尧的结局。
隆科多，满洲镶黄旗人，是皇亲国戚中的特殊人物。他是康熙帝舅父佟国维的儿子，是康熙皇后佟佳氏的弟弟。在康熙帝晚年任理藩院尚书、步军统领。康熙帝死时，唯有隆科多一人传遗诏由雍亲王继位。康熙帝报丧，隆科多提督九门、卫戍京师。雍正帝继位，隆科多说：“白帝城受命之日，即是死期已至之时。”隆科多虽受赐袭一等公、吏部尚书、加太保等，仍被定四十一款大罪，命在畅春园外建屋三间，永远禁锢。雍正六年（1728 年）六月，隆科多死于禁所。隆科多最初是皇长子胤禔的支持者，后又投靠皇八子胤禩，他同雍亲王的关系并不密切。康熙帝死亡前夕，他权衡轻重，决定协助皇四子胤禛得位，可以获得最多好处，但结果也没有得到好下场。
年羹尧，汉军镶白旗（《清史稿》作镶黄旗）人，父年遐龄官至湖广总督。
年遐龄女事胤禛潜邸，后为雍正帝皇贵妃。年羹尧在康熙三十九年（1700 年）成进士，入翰林院，任侍读学士，后任四川巡抚、定西将军，在青藏有军功。
雍正帝继位，委以重任，召抚远大将军胤禵还京师，命年羹尧管理大将军印务。雍正三年（1725 年）二月，以年羹尧《贺疏》中有“夕惕朝乾”（应作“朝乾夕惕”），命罢其将军，尽削其官职。同年，定年羹尧九十二款大罪，令其狱中自裁，斩其子年富，余子年十五岁以上皆戍极边。
隆科多以元舅之亲，受顾命之重；年羹尧以贵妃之兄，获多战之功。雍正初年，隆科多与年羹尧，文武权臣，内外夹辅。《清史稿》论者谓：隆、年凭借权势，无复顾及，即于覆灭，古圣所诫。他们知进不知退，知显不知隐。
由此来说，这是不是“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这条铁则的再次重复呢？
关于雍正帝继位疑案，概括来说，现代学者主要有四种意见：第一，“雍正夺嫡”说。清朝的皇位继承，没有实行嫡长制。在清太祖、太宗时，皇位 继承人采用满洲贵族会议公推制。清世祖福临首用遗命制，即在临终前指定皇三子玄烨为皇位继承人，就是康熙皇帝。
康熙帝的皇位继承，先是指定嫡长子胤礽为皇太子，继而废，废而立，又再废，所以康熙帝生前没有立嫡。既然清朝没有实行“嫡长制”，康熙帝临死前并没有公开立嫡，那雍正帝何嫡可夺？所以不能说雍正帝继位是“夺嫡”。
第二，“雍正篡位”说。雍正帝既不是“夺嫡”，那么是不是篡位呢？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文献或档案材料能证明——康熙帝临终前公开正式册立储君。
燕王朱棣发动“靖难之役”，篡了他侄子建文帝的位；唐太宗策动“玄武门之变”，篡了他兄长的位。那么，雍亲王篡位是“篡”了谁的位？说不清楚。所以，“雍正篡位说”不能成立。
第三，“合法继位”说。主要的根据是历史文献《清圣祖实录》和清宫档案《康熙遗诏》。有许多学者指出：《清圣祖实录》和《康熙遗诏》都是雍正帝继位之后，钦定文人奉命编纂的，内容自然要体现胤禛的意志。《清圣祖实录》也是如此，《康熙遗诏》更是如此。
第四，“雍正夺位”说。雍正既不是夺嫡，也不是篡位，又不是合法继位，许多议论集中到“雍正夺位”的问题上。这里，牵扯到《康熙遗诏》。雍正帝即位时宣布的《康熙遗诏》，不是康熙本人书写的，而且在康熙逝世三天后才宣布，因此有人认为雍正帝编造了遗诏。《清圣祖实录》记载康熙帝临死前留下了遗诏，今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台北故宫博物院各存有《康熙遗诏》档案。因此，引出《康熙遗诏》真伪之争论。
第一种看法是，因为遗诏是雍正帝编纂的，所以不能作为雍正合法继位的可靠依据，雍正帝是夺位。
第二种看法是，虽然遗诏是雍正帝编纂的，但有依据。第一部分内容《清圣祖实录》有记载；第二部分中最关键的内容，依据的是康熙帝的临终遗命。
当时亲耳听到这番遗命的除了隆科多之外，还有康熙帝的七位皇子，他们在当时都没有对此提出异议。尽管这份遗诏是雍正帝编纂的，但是内容体现了康熙帝的遗愿，所以只能说雍正帝夺位，而不是篡位。
三、欲盖弥彰
雍正帝的皇位，是正取还是逆取？从胤禛登极至今近三百年来，既是学术界激烈争议的问题，也是演艺界火爆炒作的题材。雍正帝继位是否逆取，历史没有留下记载。因为历史是胜利者的记录，正史不会，也不可能对雍正帝逆取皇位作出记载。但是，自从康熙帝宾天，雍正帝继统，即有皇位出自篡夺的传闻异说。雍正帝为此亲撰上谕驳斥，编纂《大义觉迷录》一书，就“谋父”“逼母”“弑兄”“屠弟”“贪财”“好杀”“酗酒”“**色”“好谀”“任佞”十项“大罪”，进行自辩，颁行天下。然而，事与愿违，弄巧成拙，欲盖弥彰，愈描愈黑，留下生动而曲折的历史故事。
雍正帝继承皇位之日，就面临着兄弟们的不满和挑战。康熙帝崩逝的噩耗传出，京城九门关闭六天，诸王非传令旨不得进入大内。箭在弦上，形势紧张。当时有条件同胤禛争夺皇位，年满二十岁的皇子共有十三人，胤禛的大哥胤禔、二哥胤礽、三哥胤祉、五弟胤祺、七弟胤祐、八弟胤禩、九弟胤禟、十弟胤、十二弟胤祹、十三弟胤祥、十四弟胤禵、十五弟胤禑和十七弟胤礼（时皇六弟胤祚和皇十一弟胤禌已死，皇十六弟胤禄出继，均未计）。他们后来的境遇是：大阿哥胤禔在太子废立中得罪皇父，被夺爵，幽于第。康熙帝派贝勒延寿等轮番监守，并严谕：疏忽者，当族诛。胤禔已成为一只不再见天日的死老虎。雍正十二年（1734 年）死，以贝子礼殡葬。
废太子胤礽被禁锢在咸安宫，但雍正帝继位后仍不放心。他封其子弘皙为理郡王，将其举家迁至郊外王府，高墙软禁；雍正二年（1724 年），胤礽在监禁中孤独死去，年五十一。
三阿哥胤祉本不太热心皇储，一门心思研学、编书，但也受到牵连。雍正帝即位后，以“允祉与太子素亲睦”，命“允祉守护景陵”，发配其到遵化为康熙帝守陵。胤祉心里不高兴，免不了私下发些牢骚。雍正帝知道后，干脆将胤祉夺爵，幽禁于景山永安亭。雍正十年（1732 年）死，年五十六，以郡王礼殡葬。
五弟胤祺，康熙帝亲征噶尔丹时，曾领正黄旗大营，后被封为恒亲王，其子弘昇为世子。胤祺没有结党，也没有争储，只想做个平安皇子。但是，雍正帝即位后，借故削弘昇世子爵。雍正十年（1732 年），胤祺死，年五十四。
七弟胤祐有残疾，无野心，擅书法，后晋淳亲王，雍正八年（1730 年）死，年五十一。
八弟胤禩是雍正帝兄弟中最为优秀、最有才能的一位。但是，“皇太子之废也，允禩谋继立，世宗深憾之”。胤禩为谋继位，同大阿哥胤禔、九阿哥胤禟、十阿哥胤、十四阿哥胤禵等亲近，被认为“结党”。所以，雍正帝继位后，视胤禩及其党羽为眼中钉。胤禩心里也明白，常怏怏不乐。雍正帝继位，耍了个两面派手段：先封胤禩为亲王。其福晋对来祝贺者说：“何贺为？虑不免首领耳！”（《清史稿· 允禩传》卷二二○）这话传到雍正帝那里，命将福晋赶回娘家。不久，借故命胤禩在太庙前跪一昼夜。后命削胤禩王爵，高墙圈禁，改其名为“阿其那”。“阿其那”一词，学者解释有所不同，过去多认为是“猪”的意思，近来有学者解释为“不要脸”。胤禩被幽禁，受尽折磨，“患呕哕”“卒于幽所”，年四十六。后来乾隆帝给他的这位叔父平反，“未有显然悖逆之迹”，恢复原名，收入《玉牒》。
九弟胤禟因与胤禩结党，为雍正帝所不容。胤禟心里明白，私下表示：“我行将出家离世！”雍正帝哪能容许胤禟出家！他借故命将胤禟革去黄带子、削宗籍，逮捕囚禁。改胤禟名为“塞思黑”。“塞思黑”一词，过去多认为是“狗”的意思，近来有学者亦解释为“不要脸”。雍正帝不久给胤禟定二十八条罪状，送往保定，命直隶总督李绂将其幽禁，戴上械锁。胤禟在保定狱所备受折磨，以“腹疾卒于幽所”，传说是被毒死的，年四十四。后乾隆帝给其九叔胤禟“复原名，还宗籍”。
十弟胤因党附胤禩，为雍正帝所恨。雍正元年（1723 年），哲布尊丹巴胡图克图来京病故，送灵龛还喀尔喀（今蒙古国），命胤赍印册赐奠。胤称有病不能前行，命居住在张家口。同年借故将其夺爵，逮回京师拘禁，直到乾隆二年（1737 年）才开释。
十二弟胤祹在康熙末年任镶黄旗满洲都统，很受重用，也很有权，但没有结党谋位。雍正帝刚即位，就封胤祹为履郡王。不久，借故将其降为“在固山贝子上行走”，就是从郡王降为比贝勒爵位还低的贝子，且不给实爵，仅享受贝子待遇。不久，又将其降为镇国公。乾隆即位后被封为履亲王。胤祹较其他兄弟气量大，一直活到乾隆二十八年（1763 年），享年七十八。
十四弟胤禵虽与雍正帝一母同胞，但因他党同胤禩，又传闻康熙帝临终前命传位“胤祯（禵）”，故二人成了不共戴天的兄弟冤家。雍正帝即位，先是不许抚远大将军胤禵进城吊丧，后又命其在遵化看守皇父的景陵，再将其父子禁锢于景山寿皇殿左右。乾隆帝继位后，将其十四叔开释。
雍正帝的兄弟在康熙帝死时年二十岁以上者，除以上十人外，尚有两人——就是十三弟胤祥和十七弟胤礼。胤祥，曾被康熙帝幽禁，原因不详。
雍正帝继位，即封胤祥为怡亲王、总理事务，格外信赖。胤礼，雍正帝继位后封其为果郡王，再晋为果亲王，先掌管理藩院事，继任宗人府宗令、管户部。
胤祥和胤礼显然早已加入“胤禛党”，只是康熙帝在世时十分隐秘，未曾暴露。
雍正帝的两种性格、两张面孔和两副心肠，还表现在他对近臣隆科多和年羹尧的态度和处置上（前文已述）。
应当说，雍正帝兄弟、君臣之间，彼此猜忌，相互残杀，既是家族斗争，也是宫廷斗争。雍正帝毕竟是一位政治家，对他的评价应主要看其历史功过，看其对国家、对民族作出的贡献，以及犯下的错误。
雍正帝在位十三年，主要历史功绩，譬如：第一，惩治贪腐官吏。康熙后期，吏治松弛，贪腐严重，国库亏空，地方钱粮亏空竟多至数十万。为此，雍正帝严谕：限以三年，各省督抚，将所属钱粮，严行稽查。凡有亏空，无论已经参出及未经参出者，三年之内务期如数补足，毋得苛派民间，毋得借端遮饰。如限满不完，定行从重治罪。三年补完之后，若再有亏空者，决不宽贷。（《清世宗实录》卷二）雍正元年（1723 年）正月初一，雍正帝没有登殿受贺，却颁谕旨十一道，给总督、巡抚、督学、提督、总兵官、布政司、按察司、道员、副将、知府、知州、知县等官员，指出：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固邦本者，在于吏治。不肖官吏，以小民之脂膏，饱贪吏之溪壑。民脂民膏，朘剥何堪！蔑视宪典，三尺具在！这声势浩大、让人耳聩心惊的谕旨，令全国上下的贪腐之官，望风革面。雍正初政，风气一新。
第二，推行“改土归流”。在云、贵、川、桂、湘、鄂六省少数民族地区，改革历史遗留的土司制度。土司、土官世袭，享有特权，盘剥小民，使得中央政令不能及时准确下达。有的大土司占地数百里，拥兵上万人，肆行科派，任意生杀。甚至有“土司一取子妇，则土民三载不敢婚。土民有罪被杀，亲族尚出垫刀钱数十金，终身无见天日之期”。云贵总督鄂尔泰奏请在云贵地区，推行“改土归流”，得到谕准。破除土司的政治、经济、司法等特权，必然会遇到阻力。鄂尔泰分批分期，分化瓦解，剿抚兼施，强力推行，一个土司一个土司地解决，最终取得重大进展。将一批世袭的土司、土官，改为由中央任命的有任期的官员，从而减轻了民众负担，加强了中央的直接管辖。办学校，兴科举，推动社会进步，改善民众生计，促进文化发展。
最后完全解决了自秦始皇以来，中央政府没有解决的蒙古难题。
第四，废除多地贱籍。很久以来，在各地民间有一些“贱籍”，譬如：有姓丁两户，分住两村，其一村丁家是另一村丁家的伴当、世仆，遇有婚丧之事，此姓往彼姓家服役，稍不顺意，便加棰楚。问及仆役从何时开始，都茫然不知。这是一种相沿的恶习。雍正五年（1727 年）四月二十七日，雍正帝下旨，要各地彻查。各地奏报后，雍正帝先后决定豁除山西、陕西的乐户，浙江绍兴的惰民，江苏的丐户，江南宁国的世仆，安徽徽州的伴当，广东沿海的蜑户和福建棚民等贱籍，允许他们开户为民，免贱从良，取消了传统豪绅的特权，提升贱民的社会地位。（《清世宗实录》卷五六）当然，雍正帝既有功绩，也有问题。当时世界西方大国正在崛起，民治也在萌发。但是，中国从秦始皇以来的皇权专制却愈来愈集权化。雍正帝在争议与纷乱中登上宝座，打击敌对势力，巩固皇权是可以理解的。然而，雍正帝在强化皇权的同时，也将皇帝专制推到了顶峰。雍正帝设立军机处，集中皇权，削弱内阁；设立匣秘密立储，虽有助于避免皇子自相残杀现象的发生，却导致了局势完全由一人掌控，以至于后来慈禧太后懿旨决定让四岁的光绪、三岁的宣统继承皇位；加强密折制度，虽有利于了解下情，却严密掌控了各级官员；收紧文网笔祸，禁锢了士人的思想，以至于后来出现“万马齐喑”的思想悲剧；打击政敌，强调“民无二王”，实行“乾纲独断”，出现了唯我独尊的局面；限制洋教泛滥，势有必要，却同时关闭了同西方联系的窗口，固化了“闭关锁国”、故步自封的僵局，等等。雍正帝统治的十三年，既是“康乾盛世”承上启下的一座桥梁，也是后来中国落后挨打的一个根因。
【附录一】 《康熙上谕》（康熙五十六年十一月辛未二十一日）朕少时，天禀甚壮，从未知有疾病。今春始患头晕，渐觉消瘦。至秋月，塞外行围，蒙古地方水土甚佳，精神日健，颜貌加丰，每日骑射，亦不觉疲倦。回京之后，因皇太后违和，心神忧瘁，头晕频发。有朕平日所欲言者，今特召尔等面谕：从来帝王之治天下，未尝不以敬天法祖为首务。敬天法祖之实在柔远能迩，休养苍生，共四海之利为利，一天下之心为心，体群臣子庶民，保邦于未危，致治于未乱。夙夜孜孜，寤寐不遑，宽严相济，经权互用，以图国家久远之计而已。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太祖、太宗。初无取天下之心，尝兵及京城，诸大臣咸奏云当取。太宗皇帝曰：“明与我国，素非和好，今取之甚易，但念中国之主，不忍取也。”后流贼李自成，攻破京城，崇祯自缢，臣民相率来迎，乃翦灭闯寇，入承大统。昔项羽起兵攻秦，后天下卒归于汉。其初，汉高祖一泗上亭长耳。元末，陈友谅等并起，后天下卒归于明。其初，明太祖一皇觉寺僧耳。我朝承席先烈，应天顺人，抚有区宇，以此见乱臣贼子，无非为真主驱除耳。今朕年将七旬，在位五十余年者，实赖天地宗社之默佑，非予凉德之所致也。朕自幼读书，于古今道理，粗能通晓。凡帝王自有天命，应享寿考者，不能使之不享寿考；应享太平者，不能使之不享太平。自黄帝甲子至今，四千三百五十余年，称帝者三百有余；但秦火以前，三代之事，不可全信。始皇元年至今一千九百六十余年，称帝而有年号者，二百一十有一。朕何人？斯自秦汉以下在位久者，朕为之首。古人以不矜、不伐、知足、知止者为能保始终。览三代而后，帝王践祚久者，不能遗令，闻于后世。寿命不长者，罔知四海之疾苦。朕已老矣，在位久矣，未卜后人之议论如何，而且以目前之事，不得不痛哭流涕，豫先随笔自记，而犹恐天下不知吾之苦衷也。自昔帝王，多以死为忌讳，每观其遗诏，殊非帝王语气，并非中心之所欲言，此皆昏瞀之际，觅文臣任意撰拟者。朕则不然，今豫使尔等，知朕之血诚耳。当日临御至二十年，不敢逆料至三十年，三十年不敢逆料至四十年，今已五十七年矣。《尚书· 洪范》所载：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五福以“考终命”，列于第五者，诚以其难得故也。
当年立心以天下为己任、许死而后已之志，今朕躬抱病，怔忡健忘，故深惧颠倒是非，万几错乱，心为天下，尽其血神，为四海散其形，既神不守舍，心失怡养，目不辨远近，耳不分是非，食少事多，岂能久存？况承平日久，人心懈怠，福尽祸至，泰去否来，元首丛脞，而股肱惰，至于万事隳坏，而后必然招天灾人害，杂然并至。虽心有余而精神不逮，悔过无及，振作不起，呻吟床榻，死不瞑目，岂不痛恨于未死？昔梁武帝亦创业英雄，后至耄年，为侯景所逼，遂有台城之祸；隋文帝亦开创之主，不能豫知其子炀帝之恶，卒致不克令终。又如丹毒自杀，服食吞饼，宋祖之遥见烛影之类，种种所载疑案，岂非前辙？皆由辨之不早，而且无益于国计民生。汉高祖传遗命于吕后，唐太宗定储位于长孙无忌。朕每览此，深为耻之。或有小人希图仓卒之际废立，可以自专，推戴一人，以期后福。朕一息尚存，岂肯容此辈乎！朕之生也，并无灵异，及其长也，亦无非常。八龄践祚，迄今五十七年，从不许人言祯符瑞应，如史册所载，景星、庆云、麟凤、芝草之贺，及焚珠玉于殿前，天书降于承天，此皆虚文，朕所不敢。惟日用平常，以实心行实政而已。今臣邻奏请立储分理，此乃虑朕有猝然之变耳。死生常理，朕所不讳。惟是天下大权，当统于一。十年以来，朕将所行之事，所存之心，俱书写封固，仍未告竣。立储大事，朕岂忘耶？天下神器至重，倘得释此负荷，优游安适，无一事婴心，便可望加增年岁。诸臣受朕深恩，何道俾朕得此息肩之日也。朕今气血耗减，勉强支持。脱有误万几，则从前五十七年之忧勤，岂不可惜！朕之苦衷血诚，一至如此。每览老臣奏疏乞休，未尝不为流涕。尔等有退休之时，朕何地可休息耶？但得数旬之怡养，保全考终之死生，朕之欣喜，岂可言罄！从此岁月悠久，或得如宋高宗之年，未可知也。朕年五十七岁，方有白须数茎，有以乌须药进者，朕笑却之曰：“古来白须皇帝有几，朕若须鬓皓然，岂不为万世之美谈乎！”初年同朕共事者，今并无一人。后进新升者，同寅协恭，奉公守法，皓首满朝，可谓久矣，亦知足矣。朕享天下之尊，四海之富，物无不有，事无不经。至于垂老之际，不能宽怀瞬息，故视弃天下犹敝屣，视富贵如泥沙也。倘得终于无事，朕愿已足。愿尔等大小臣邻，念朕五十余年太平天子，惓惓丁宁反复之苦衷，则吾之有生考终之事毕矣。此谕已备十年，若有遗诏，无非此言。披肝露胆，罄尽五内，朕言不再。（《清圣祖实录》卷二七五）【附录二】 《康熙遗诏》（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甲午十三日）从来帝王之治天下，未尝不以敬天法祖为首务，敬天法祖之实在柔远能迩，休养苍生，共四海之利为利，一天下之心为心，保邦于未危，致治于未乱，夙夜孜孜，寤寐不遑，为久远之国计，庶乎近之。今朕年届七旬，在位六十一年，实赖天地宗社之默祐，非朕凉德之所致也。历观史册，自黄帝甲子，迄今四千三百五十余年，共三百一帝。如朕在位之久者甚少。朕临御至二十年时，不敢逆料至三十年，三十年时不敢逆料至四十年，今已六十一年矣！《尚书· 洪范》所载：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五福以“考终命”列于第五者，诚以其难得故也。今朕年已登耆，富有四海，子孙百五十余人，天下安乐，朕之福亦云厚矣！即或有不虞，心亦泰然。念自御极以来，虽不敢自谓能移风易俗，家给人足，上拟三代明圣之主，而欲致海宇昇平，人民乐业，孜孜汲汲，小心敬慎，夙夜不遑，未尝少懈，数十年来，殚心竭力，有如一日，此岂仅“劳苦”二字所能该括耶！前代帝王，或享年不永，史论概以为酒色所致。此皆书生，好为讥评，虽纯全尽美之君，亦必抉摘瑕疵。朕今为前代帝王剖白言之：盖由天下事繁，不胜劳惫之所致也。诸葛亮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人臣者，惟诸葛亮能如此耳！若帝王仔肩甚重，无可旁诿，岂臣下所可比拟？臣下可仕则仕，可止则止，年老致政而归，抱子弄孙，犹得优游自适。为君者勤劬一生，了无休息之日。如舜虽称无为而治，然身殁于苍梧；禹乘四载，胼手胝足，终于会稽，似此皆勤劳政事，巡行周历，不遑宁处，岂可谓之崇尚无为，清静自持乎！《易· 遁卦》六爻，未尝言及人主之事，可见人主原无宴息之地，可以退藏，鞠躬尽瘁，诚谓此也。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太祖、太宗，初无取天下之心，尝兵及京城，诸大臣咸云当取，太宗皇帝曰：“明与我国，素非和好，今欲取之甚易，但念系中国之主，不忍取也！”后流贼李自成攻破京城，崇祯自缢，臣民相率来迎，乃剪灭闯寇，入承大统，稽查典礼，安葬崇祯。昔汉高祖系泗上亭长，明太祖一皇觉寺僧，项羽起兵攻秦，而天下卒归于汉，元末陈友谅等蜂起，而天下卒归于明。我朝承席先烈，应天顺人，抚有区宇，以此见乱臣贼子，无非为真主驱除也。凡帝王自有天命，应享寿考者，不能使之不享寿考，应享太平者，不能使之不享太平。朕自幼读书，于古今道理，粗能通晓。又年力盛时，能弯十五力弓，发十三把箭。用兵临戎之事，皆所优为。然平生未尝妄杀一人。平定三藩，扫清漠北，皆出一心运筹。户部帑金，非用师赈饥，未敢妄费。谓此皆小民脂膏故也！所有巡狩行宫，不施采绘。每处所费，不过一二万金，较之河工岁费三百余万，尚不及百分之一。昔梁武帝亦创业英雄，后至耄年，为侯景所逼，遂有台城之祸；隋文帝亦开创之主，不能预知其子炀帝之恶，卒至不克令终，皆由辨之不早也。朕之子孙，百有余人，朕年已七十，诸王、大臣、官员、军民，以及蒙古人等，无不爱惜朕年迈之人，今虽以寿终，朕亦愉悦。至太祖皇帝之子礼亲王，饶余王之子孙，见今俱各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