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整肃上海官场，把财权抓到手上
钱鼎铭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分三批也只弄到了一百多条洋枪，每条大约花了九十多两银子。花银子多少李鸿章倒不太在意，关键是这么百把条枪根本不起作用。
“不知道什么原因，各家洋行都说洋枪不好弄。”钱鼎铭说，“我是磨破了嘴皮子才弄到这几百杆，还贵得吓人。”
李鸿章忽然想起，唐廷枢曾经说过，需要洋枪洋炮，他可以设法，便道：“调甫，我把他给忘了！你立即持我的帖子把怡和洋行的唐景星给我请来，我问问他有没有办法。”
等唐廷枢来到军营，他的回答也让李鸿章失望——目前搞不到洋枪。
“为什么搞不到？洋枪队又是从哪里搞来的？”李鸿章穷追不舍。
唐廷枢终于说了实话：“大人，实话说吧，洋枪并非真的搞不到，是杨观察有话交代，大家都不敢得罪他这尊财神。”
据唐廷枢说，杨坊的人传话给各家洋行，谁也不能私自卖洋枪给别人，否则就别再做洋枪队的买卖。杨坊兼着上海会防局总办，还直接管理洋枪队的粮饷后勤，大家都不敢得罪他。不过关键还不在他这里，而是署理江苏藩台吴煦。吴藩台兼着上海关道，抓着上海的钱袋子，他和杨坊好的穿一条裤子，杨坊在前台张罗，他才是后台老板。
“如果吴藩台松口，杨观察那里也就没什么了，大家就敢把洋枪卖给淮军。”
李鸿章决定亲自去拜访吴煦。他到上海第一天，就是吴藩台前去迎接，两人有过几次交往，觉得此人面相和善，还算好说话。
真是人不可貌相，看上去和善的吴煦，原来极不好说话。李鸿章提出购买洋枪的事，他便拒绝道：“少荃，不当家不知柴米贵，我这个江苏藩台，全是个空架子。淮军的粮饷，我无论如何想办法筹集，洋枪洋炮，我实在爱莫能助。”又详细算账给李鸿章，上海关税每月大约可用多少，厘金有多少，士绅捐款大约多少，支出方面，驻上海官军支饷多少，金陵城下九帅粮台每月多少，镇江冯子材每月多少，洋枪队更是开支浩繁，总之，确实没有多余银子。
无论李鸿章怎么解释，他只有两字回复：没钱。
这可真是一分钱难倒英雄汉。更让李鸿章丧气的是，即使是他想挪军饷购洋枪，依然无处可购。
正当他无计可施的时候，收到了廷寄：
着李鸿章署理江苏巡抚，薛焕专办通商事务。上海为饷源重地，稽查税务，联络洋人，在在均关紧要。薛焕既无须兼顾地方，其通商事宜，自可专心办理。惟洋人以中外多方笼络，甫为我用，而逆党欲与洋人通好，设其计得行，于军务殊有关系。嗣后遇有洋人关涉军务事件，薛焕仍当会同妥为筹画，不得稍涉推诿。松沪兵勇众多，而纪律不明，于剿匪未能得力，李鸿章既已到沪，即着将各兵勇详加审阅，汰去老弱，挑选精锐，遴派得力将弁管带，以资防剿。上海洋枪队，颇资得力，外国人时常夸耀其力。李鸿章务当体察洋人之性，设法笼络，不妨多为教演，以鼓舞洋人。至华尔等名利兼图，亦当遇事牢笼，毋惜小费。
李鸿章阅罢大喜，从廷寄看，江苏地方一切事宜均归他这署抚，地方官军的裁汰、洋枪队的调遣也归他麾下。薛焕专责通商事宜，职责交叉的就是洋人关涉军务事件。不用说，地方财政收支也应归他这署抚管理，协济军饷、洋枪队的开销都在他的掌握之中。
第二天，薛焕把李鸿章请到巡抚衙门，表示自己要搬出去住。李鸿章一口回绝道：“觐翁，你这是多此一举。我是带兵的人，必须住在行营与将领们在一处，还再弄什么巡抚衙门？我的行营就是巡抚衙门，还省得两头跑。”
薛焕道：“体制所在，我已经不是巡抚了，这巡抚衙门就应该由你来住。”
“你不是巡抚了，可还是钦命通商事务大臣。谁说这里是巡抚衙门了，这里钦差行辕嘛！”李鸿章一副推心置腹的语气，“再说，苏抚衙门在苏州城内，我们偏居沪上一隅，还有什么好计较的。”
李鸿章这样一说，薛焕心里舒坦多了，他也是一副推心置腹的语气：“朝廷用人，总是再恰当不过。你是淮军大帅，有你巡抚江苏，谁还敢拿捏你？不像我，总是受制于小人。我呢，就专心把通商的事务办利索，让你腾出手来好好打理江苏这片河山。”
“这正是我的意思，通商这一块还真是非得觐翁不可。其他方面，也都要依赖觐翁。”这话听上去好听得很，但仔细一琢磨，其实已经给薛焕划定了职责范围：你搞你的通商就是，其他事情，不劳您大驾。
当天上午，李鸿章与薛焕举行了巡抚关防移交仪式，当他接过沉甸甸的巡抚关防时，认为一切难题都可迎刃而解。
当天驻在上海的江苏官员，都到安徽会馆向李鸿章祝贺。他特意把吴煦请到签押房，单独和他说话，请他对淮军务必多予支持。吴煦的表态相当诚恳，有什么吩咐，他一定不遗余力。李鸿章告诉他务必设法筹笔银子，为淮军购置一批洋枪。吴煦答应，回去立即仔细梳理财务，一定设法挤出一笔款子来。
李鸿章很高兴，只等着吴煦给他一份惊喜。俗话说的不错，官大一级压死人。他和吴煦实职都是道台，但自己如今署理巡抚，品级未变，却已经是吴照的上级，所以署理布政使兼上海关道的吴煦，必须唯命是听！
第二天上午，吴煦派人送来五千两银票，还有一纸说明。这五千两其中三千两是千方百计挤出来的，两千两则是他个人的捐赠。李鸿章恨得牙疼，但他脸色异常平静，对来人说：“都知道上海有钱，没想到也是驴屎蛋子外面光。你回去告诉吴藩台，银子我收下了，不过杯水车薪，往后还得多用心想办法，淮军还指着他呢。”
打发走来人，李鸿章立即叫钱鼎铭过来，说：“调甫，我这署理巡抚，在吴晓帆眼里只值五千两银子。”
钱鼎铭说：“吴藩台在上海经营多年，势力盘根错节。这署理巡抚，他没想到会落在别人头上，心里不高兴是难免的。不过，既成事实，他早晚会认的。”
李鸿章鼻子哼一声，说：“淮军要准备上战场，必须装备洋枪洋炮，这是十万火急的事情，哪里容得慢慢来。我是想与他和衷共济，不过他既然如此不识抬举，那就不要怪我了。”
钱鼎铭问：“大人想怎么办？”
李鸿章说：“你只告诉我一句话，吴晓帆手上干不干净。”
钱鼎铭说：“如今的官员，有几个能干净的？何况上海关道是个肥差，又加军务会防，最容易浑水摸鱼。”
“那就好。”李鸿章说，“我老师教导我，到上海来，先以练兵为第一要务，吏治洋务均置后图。现在看，我想不管吏治也不成了。你们等着瞧好了，一定有好戏给大家看。”
钱鼎铭说：“上海实权都操在吴藩台手上，向来有二巡抚之称，大人可不要大意。要么不出手，一出手就要打到七寸才行，不然会很麻烦。”
吴煦是浙江钱塘（今杭州市）人，二十几岁时就随父兄出入钱塘、湖州等二十多个府厅县衙门，学得了衙门办案、理漕、刑讼、交际等手段，圆滑如落进油里的玻璃球。他的仕途也是起自镇压太平军，咸丰五年就做到了海防同知，与英、法领事多有联系。咸丰七年，得到了办理上海厘捐的肥缺，但因涉嫌贪污被撤职并受查办。善于钻营的吴煦使尽浑身解数，不但蒙混过关而且保留原职。咸丰八年，朝廷以吴煦与洋人关系融洽，派他充钦差大臣大学士桂良的随员，协助在上海与英、法谈判，由此受到赏识。然后又联络英法搞会防局，又与杨坊一道筹建了洋枪队。他署理江苏布政使，又兼着海关道，厘捐局也都是他的心腹，上海的财政大权，就是薛焕也无法插手。
“吴藩台当年随桂中堂办理交涉，很受桂中堂的赏识，如今桂中堂又是炙手可热的大军机，另外，协防上海他的确功不可没。这两点，大人可要想清楚。”
“他是个能员，我也承认。但现在长毛对上海虎视耽耽，朝旨又一再催促淮军出战。没有洋枪，怎么出战？淮军不能战，或战而大败，那我只能卷铺盖回家。调甫你说，这事容得我从容计议吗？我再问一句话，如果扳倒吴晓帆，上海舆论会怎么看？是骂我，还是拍手称快？”
“当然会有人骂，更多的人会拍手称快。”
钱鼎铭介绍，吴煦工于心计，假托宁波、广东商人字号，包洋船、沙船贩货至汉口及莱、登各海岸，他兼着海关道，偷漏关税可想而知。他开的银号有茂记、绂记、元盛、元丰四家，这也没什么，但他通过会防局，凡交捐非这几家银票不收，自然惹来同行忌恨。
“最让上海人诟病的，是低价割让沪区民地扩大英法租界，而他自己又低价从洋人手里买回好大一片，盖屋收租，开发地产。这几年上海地产业极度繁荣，富商投资地产也不足为奇，但他几乎是空手套白狼，不能不引起公愤。”
“那就别怪我不留情面，我是为上海人讨个公道。”
李鸿章为了慎重，特意把他的进士同年、海防同知刘郇膏请来。他是河南太康人，与李鸿章都是道光二十七年丁未科进士，当时李鸿章留京入翰林院，他则以即用知县分发江苏，太平官没的做，但数年戎马，也升到了海防同知，并具体经办上海团练事宜。他为人朴实，做事扎实，在上海口碑不错。不过他是河南人，因此在上海孤立无援、孤掌难鸣，日子过得并不顺心，如今李鸿章这位同年署理巡抚，简直是老天有眼，所以特别巴结。
刘郇膏说：“吴煦上下其手，大发公财，人人皆知，这就是他的七寸。如果能拿到他的账册，就不难捏死他。”
李鸿章点头说：“好，就在这上头用点功夫。”
这天傍晚，李鸿章骑马由几个亲信护从着，无所事事地在上海街头闲逛。不知不觉就到了藩台衙门，他对随从说：“既然到了吴藩台衙门了，就进去瞧瞧！”
门房飞跑着去报告，李鸿章不待传话，就径直走了进去。因为天气太热，吴煦正穿着短衣短裤在纳凉，听说巡抚大人到了，慌忙穿上官服来见。
李鸿章一身便服，看见吴煦穿得齐齐整整，便笑道：“晓帆兄，你何必这么正式？你看我一身便装，你这样郑重其事，反倒显得我太随意了。快换了，穿官服太热了。”李鸿章拿起茶几上的大蒲扇，呼哧呼哧地扇着，“贼娘的，这天真是要把人热死。我老家合肥，那真是好地方，何曾这么热过？”
吴煦重新换上便装，仆人早就奉上茶水，李鸿章却推辞道：“喝茶不行，越喝越热。”
“我老家消暑，把百合绿豆汤吊在井中凉透了，又解渴又消暑，不知大人愿不愿尝尝。”吴煦见李鸿章不喝茶，便问道。
“有这等好东西，当然要尝尝。”李鸿章闻言兴致勃勃。
吴煦挥了挥手，仆人跑到井边把百合绿豆汤提了上来，给李鸿章斟了一碗。李鸿章尝了一口，清凉甘甜，赞不绝口。
这时吴煦才郑重问道：“大人到舍下来，不知有何公干？”
李鸿章摇着蒲扇说道：“都下衙门了，还有什么公干？我到上海这么久，还没仔细转转，今天是闲逛，正巧转到你府上，就顺便进来看看老兄。”
两个人闲扯一通，李鸿章说：“晓帆兄，我到上海不久，很多事情不明就里。比如我们的海关，为什么都交由洋人把持？海关总税务司是英国人赫德，各口海关也都是洋人说了算，这是怎么回事？”
“这事说来话长，不过，说起来也不复杂。”
吴煦娓娓道来。
十年前，上海小刀会造反，占领了上海县城，捣毁了设在外滩的江海关（上海关），海关征税无法进行。但外国商船还是源源而来，英法美三国借机提出，三国领事各提名一人，由中国任命为税务监督，与中国官员共同管理江海关的征税事宜。到后来签订《天津条约》时，又改为由中国朝廷雇请外国人出任总税务司，并招募外国人任各口岸税务司，整个海关便全由外国人管理了。中国的海关道只剩下监督权，连往海关安排个下人也要仰脸与洋人商量。
“洋人夺去我海关管理权，理由是什么？”
“理由很简单，天津条约规定的赔款是用海关关银按期偿还，洋人说中国官员不肯认真办事，为了确保如期偿款，所以他们必须经手海关。不过说句实话，海关交由洋人来打理，比我们自己强多了。洋人那套制度很严格，关键是执行起来认真。各口关税，比从前都大为增加。”
李鸿章立即接过话头说：“晓帆兄，既然关税大增，你何不设法挤一点帮我购置洋枪洋炮？”
“原来抚台大人在这里等着我呢。”吴煦哈哈一笑，随后又诚恳地说，“增是增了，但开支增的更大。”
“别处我不管，江海关这边，还有江苏各厘卡，一年统算下来，大约每月有多少？”
“最难的就是这个约数。大人有所不知，海关主要是从洋人进口货物上取关税银子，可是洋人有时这个月进货多，下个月又少得很，根本摸不准。至于厘卡上的收入，如果盯得紧了，就多一点，一松呢，那就少得可怜。天天从厘卡过的，就是那些货、那些人，办厘卡的和大家熟了，有时候就不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所以要取每个月的约数，也是不太可能。大人未办过厘卡，不知道里面的艰难。”
李鸿章点头说：“有道理，外人难免想当然，不当家不知柴米贵。”
吴煦说：“大人说得对，我这江苏署藩，空顶了一个财神的帽子。过手的银子不少，可自己说了算的，屈指可数。幸亏我对财政还略知一二，苦苦经营，总算没有塌了架子。”
李鸿章说：“这一点我一到上海就听说了。晓帆兄，你是理财好手，听说你有简明册子，无论厘金还是关税，都一目了然，可否拿来让李某开开眼？”
听了这话，吴煦心里咯噔一下，不过李鸿章神定气闲，一副随意的样子，他就放松了戒心，让人搬来三四本放在茶几上。李鸿章顺手翻了翻，问道：“不会就这么少吧？”
“那当然不是。”吴煦挥了挥手，又让人抱来几本。
李鸿章感叹道：“呵，果然是流水账，一笔笔都十分清楚。我看不懂这种东西——就这么十几本吗？何不都搬来看一眼？”
吴煦感到有些意外，不过这一大堆账目，就是精于计算的人一时半会儿也弄不清楚，何况翰林出身的李鸿章，写文章行，看账册如看天书。所以，他索性让人把签押房里的账册全抱了过来，在茶几上叠了厚厚的一摞。吴煦看着李鸿章，意思是都搬来了，你看得明白吗？
“呵，没想到有这么多，看来今晚上是看不完的。来呀！”李鸿章吩咐一声，两个亲随早有准备，走了进来，手里拿一个黄皮包袱，“把这些账册带回巡抚衙门，我晚上要看一下。”
两个人干净利索，把黄皮包袱在地上一铺，三下五除二把账册搬上去，对着角打两个死结，未等吴煦回过神来，他们已经提着包袱出了门。李鸿章则肃然起身，郑重地说道：“吴大人，我要回衙门好好学一下账册，你就不必送了。”
吴煦惊讶得呆在那里，连李鸿章怎么出的门都不记得了。
李鸿章回到行营，一帮理财好手已经齐聚在签押房，由钱鼎铭率领，算盘噼噼啪啪响了一整夜。第二天一早，他向李鸿章报告，海关和厘卡的收入基本已经摸清，通算下来，海关每月二十万两，厘金大约三十万两。另外，还有十几笔开销账目有问题，如果要查清还需要些时间，也需要叫相关官员来问话，问李鸿章查还是不查。
“查！当然要查！不过，我只给你们三天时间，你们不睡觉也要查个明白。但有一条，实情只限于你知道，不传第三只耳朵。”
钱鼎铭居中指挥那帮理财高手，刘郇膏负责传唤相关官员，三天下来已查出三四十万两有猫腻的账目。更可气的是，仅今年以来，三四个月时间，会防局公用花费五六万两，海关道衙门则用去十几万两，各人私借挪用十几万两！有人曾在吴煦的衙门上画了只乌龟，吴煦是头，金鸿保、俞越、闵钊、苏顺平分别为四条腿，暗讽五人沆瀣一气，贪墨不法。经这么一查，吴煦和他的四条腿全部牵连进来。四条腿之一的苏顺平竹筒倒豆子，把他知道的老底全给抖了出来。
李鸿章这才着人把吴煦叫来，由钱鼎铭把查出的问题一条条说给他听。
“吴大人，如果较起真来，我以此上奏，结果是什么，你是老衙门出身，比我清楚。不过，李某不想把事情做绝。”
吴煦满头大汗，听李鸿章如此说，诚惶诚恐抬起脸乞求道：“请李大人指条明路。”
“大家巴结上一官半职实在不易，我并没有摘掉晓帆兄顶戴的意思。可是，晓帆兄也应当给我个面子，对淮军和我鼎力支持。”李鸿章把茶水亲自递给吴煦，直视着他的眼睛。
“感谢大人成全，支持大人和淮军是卑职的职份，理所应当，请大人放心。”
“晓帆兄这样说，我当然放心。这三十万有问题的银子，我也不必细细追究，但需要晓帆兄牵头，捐出二十万两给淮军买洋枪，还有厘卡上章程也要变一变。”
吴煦明白，李鸿章兴师动众搞这一套，就是为了逼他把厘金局交出来。不过，李鸿章的确已经手下留情，吴煦不能不领情，说：“大人放心，我一概唯大人马首是瞻。”
吴煦出门后，刘郇膏有些疑惑地问道：“大人为何不快刀斩乱麻，打蛇不死，反被蛇咬。”
李鸿章笑着解释道：“他就是想咬，不过无从下口了。放吴晓帆一马，一则他在理财上的确有一套，要用其所长，二则海关里面道道太多，生手一时半会弄不明白，骤然接手，恐怕会被洋人糊弄。先让他当着海关道，我们加紧物色人才。”
接下来，大家开始商讨如何打理上海的财权。当时上海的主要收入有两项：一项是海关收入。自从上海开埠后，日渐繁荣，尤其是太平军兴后，洋人商船在长江上往返，既与官方做生意，也暗地里与太平军做生意，利润巨大，因此洋商纷纷聚集到上海。上海已经远远超过广州，成为大清最大的通商口岸，其关税收入也是年年增加，目前每月大约有二十万两的收入。
上海的另一块收入，则是厘金。太平军兴后，朝廷无法供应军饷，由各地督抚或将帅就地设卡按货值总额值百抽一，也就是一厘，因此称为厘金。因为这是由各地方奏明设立，不入户部部库，各省督抚和将帅得以直接掌握，自由支配。上海既为中外商货流通枢纽，厘金收入自然不菲，每月有二三十万两。
李鸿章的意思，关税和厘金采取分收分支。关税这一块仍然由吴煦打理，供应一切涉外支出，四成用于英法赔款（这是《天津条约》明确规定），其余则用于支付洋枪队、会防局用款以及镇江协款等。厘卡这一块李鸿章非掌握起来不可，专供淮军及本地防军使用。
大家有些不甘心，为什么不把关税一把抓过来。李鸿章说：“之所以如此，有这么几个考虑。其一，关税向来由吴晓帆经理，是其职责所在，只好暂加责成，不考其细；其二，关税由洋人经理，帐目明晰，开支的几项也都是摆在那里，看上去一大笔钱，其实能统筹调用的并没有多少，如果我们抓在手上，反而给人财大气粗的错觉；其三，近年来上海关代征汉口、九江关税，此项收入已经被觐翁支用殆尽，而湖广官制军、江西沈抚台又派人前来催提，极为棘手，还是让吴晓帆去对付吧。咱们一心掌好沪厘局，每月可得二三十万，一两是一两，全都自己说了算。”
吴煦与杨坊声息相通，杨坊识趣的很，主动向李鸿章提出辞去苏松粮道的职务，理由是他杭州的老母亲一年前去世，但因为杭州被太平军占领，音讯不通，未能守制，如今得到确信，他要求丁忧守制。李鸿章立即上奏朝廷，建议让杨坊守制，但管带常胜军的事情还必须继续负责。
接下来，李鸿章连续上了几个折片，奏调人手到上海。一个是他的同年、翰林院编修郭嵩焘，打算是让他接替苏松粮道；二是五品衔候补中允冯桂芬，是李鸿章在翰林院时的旧相识，因家乡苏州被太平军占据，近年来流寓上海，他文笔极好，上海士绅到安庆请援的信就是他主笔，情理俱备，打动了曾国藩，李鸿章称赞他“精思卓识，讲求经济”，计划招他入募，帮办文案；三是丁忧安徽候补道王大经，李鸿章打算让他管理厘金局；此外还有翰林院编修王凯泰、安徽候补直隶州知州阎炜、新选江西建昌知县王学懋等六人，“皆才明守洁、笃实不浮”，打算让他们帮办厘卡及营务处。
上海人事变动尘埃落定，署理巡抚李鸿章的权威也初步确立，他终于可以办他最想办的事情——为淮军配备洋枪。
有吴煦及其亲信“捐献”的几十万两银子，购买洋枪足够；另外，各家洋行看到吴煦失势，也都敢把洋枪卖给淮军，结果很快购齐了两千杆洋枪。
没有想到的是，大多数将领对洋枪竟然不感兴趣。他们的理由，一是觉得打仗主是要靠勇猛拼杀，弄这些洋玩意，让大家有了取巧的心思，反而没有了战斗力，这是由湘军转来的几个统领普遍的看法。第二个理由他们都没明说，但李鸿章却心如明镜，众位将领是担心装备了洋枪，如果战败了连推脱的理由也没有。稍微积极点的是程学启和刘铭传，于是李鸿章把所有洋枪都配备给铭字营和开字营。
至于洋教习，李鸿章托唐廷枢和马格里聘请了几个英国陆军低层军官。洋枪队是美国人势力占上峰，华尔太不给李鸿章面子，李鸿章也不愿与美国人打交道，淮军教练是清一色英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