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查案期间,我可以不眠不休地工作。但这一次我有了一个必须暂时放下手中工作的理由:4月15日是我和娜奥米结婚二十周年纪念日。那天我擅自给专案组放了假,邀请全体人员到家里吃饭。我们在草坪上支起长桌,在桌上垒满一盘盘的香肠、烤肋排、冰镇啤酒和吞拿鱼沙拉。这只是一次普通的家庭聚餐,没有昂贵精致的食物,没有烦琐的餐桌礼仪,一伙粗人反而更尽兴。作为贵宾,哈罗德坐在我和娜奥米旁边。在一群吵吵嚷嚷的老家伙中间,他的沉静犹如风眼。在一番插科打诨之后,我的妻子注意到了他。“哈罗德,你吃得太少了……”她探过头,“是不是不合你的胃口?”

他摇了摇头。我看到他脸色苍白。

也许是怕冷落了客人,娜奥米问哈罗德,“犯罪预防与惩治委员会”具体是干什么的。哈罗德的脸上挂着虚弱的笑意,“您相信自由意志吗?”

我的妻子一脸迷茫地看着他。

“委员会的观点是,自由意志是不存在的。”哈罗德说,“人的所有行为,是大脑从外界受到刺激,经由神经元网络的一系列运算,最后输出反应的结果。人‘看’不到自己的大脑是如何运作的,更无法对其施加影响。我们认为,人之所以会犯罪,可能是大脑构造或者化学环境异常所致,也可能是个人的创伤经历、教育缺失或者恶劣的生长环境所致,又或许是这些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一结论适用于我们观察到的绝大多数犯罪行为。委员会的工作,就是通过外科手术和纳米微电极重塑罪犯的异常脑区以及部分记忆、重新设计神经元网络算法,把罪犯改造成一个‘正常’的人,从根本上杜绝他再次犯罪的可能……”

哈罗德的声音有一种令人昏昏欲睡又不忍睡去的魔力。我看到妻子的目光黏在他薄薄的、上下开合的嘴唇上,她的脸颊上泛起不自然的红色。

“自由意志的屁话!”我粗鲁地打断他,“按照你们的思路,所有人都不需要为他们的行为负责。你们不惩罚罪犯,而是把他打造成一个天使一样的新人,再放归社会。哈!我都快被你感动得哭了!”娜奥米在餐桌下掐我的大腿,但我不为所动,“那你怎么解释安东尼奥?那个变态不是也被改造过吗?”

“安东尼奥是不是做了那些事,这还只是个猜想。”哈罗德僵着脸,“不过我承认,我们对人类大脑的认识还很有限。”

“哈!有限!说得可真轻巧——”

“哈罗德,我家老贝爱冲动,我看啊,他的‘算法’也有缺陷——”娜奥米伸出手在餐桌下拧我的大腿,“以后,还请你多多关照他。”我狠狠地剜了妻子一眼,我的意思很明确:亲爱的,你喝多了吧?

这时哈罗德忽然笑了,他说:“贝利亚警探爱冲动?这我可没看出来。”

娜奥米调皮地眨巴着眼睛,说:“这个傻瓜我没和你说过吗——”

她没能说下去。是老家伙们的起哄把我从尴尬之境救了出来。他们鼓动我和娜奥米接吻,交换信物。满是酒精味的接吻之后,我送给妻子一副施华洛世奇的水晶吊坠耳环,而她则送给我……

(贝利亚深深地吸气,鼻腔里发出“咝咝”的声音)

娜奥米送给我一段录音。当着所有人的面,她对我的手机嗲声嗲气地说:“亲爱的小贝利亚,娜奥米永远爱你。”然后在众人的嘘声和掌声中,她把这段录音设置成了我的手机铃声。在余光中,我看到哈罗德的脸再次变得苍白……

聚餐结束之后,我主动要求送哈罗德回他的公寓,并没有给他拒绝的余地。钻到车里以后,我由着AI驾驶车辆,自己以一种醉酒的懒散姿势瘫在驾驶座上。车轮开始转动,碾过路面上一个又一个陈旧的井盖。太阳忽而躲进一片烟灰色的、肮脏的云朵背后。又要下雨了。

“你最好小心点儿。”我说。

哈罗德转头看着我。

“你勾引女人的手段并不高明。”我冷冷地回头看着他,“你离我老婆远点儿。”

他垂下眼睑,沉默片刻,再次与我的目光相接,“你在演戏——你们在演戏。”

“你说——什么?”

“你们并没有看起来那么相爱,”哈罗德的低音在我的耳廓里嗡嗡作响,“难道不是吗?”

我握紧了拳头,不是出于愤怒,而是出于心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