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南的风筝
梁清散
济南的风筝——清国的奇迹，载人风筝升天。
不得不承认，我在看文献时，总会被所谓的情绪化因素所干扰。显然这是极不专业的表现，不过我本来也不是什么专业人士，没有谁会对我这样的人提出什么过高的要求。
当我看到一百多年前的一起不大不小的济南爆炸案时，我便完全陷入了那种不专业的情绪之中。
1910年山东济南北部，泺口地区的一家名为泺南钢药厂的小型工厂发生爆炸，连带周边几家工厂，连续发生爆炸，殃及周围村落，造成包括在厂工人在内至少五十人死伤。原本应该是震动京城的大事件，但因为年幼的宣统帝登基不是很久，整个爆炸事件完全被国事压了下来，就像爆炸之后的硝烟一样，这个惨案散去得无影无踪。不过，不久后，爆炸案还是被当时逐渐正规现代化的清廷警方所侦破，肇事者名叫陈海宁，正是泺南钢药厂的技术工人，在爆炸事故发生时当场死亡。之所以确认是这个人，是因为在现场找到陈海宁常穿的衣服上有他特别定制的金属饰品。而爆炸原因也正是这些金属饰品不慎脱落，掉入机械齿轮中撞击产生火花后，引爆了火药库。
在报道的文字下面还有两张照片，分别是被炸得一片焦黑的泺口，以及那件被烧得不成样子的、只有一串串金属片挂在胸前位置的衣服照片。
或许正是因为这身衣服的饰品太过奇怪，我终究感觉这个报道极不对劲，肯定还有什么隐情暗藏其中。然而，会是怎样的隐情，甚至于暗藏了什么样的真相，那就需要用文献学的基本方法来进行实证了。
我先把注意力放到了“连续爆炸”上。
怎么会发生工厂之间的连续爆炸？在1910年的时候，就有如此密集的高危工厂存在？不过，当我检索了当时济南泺口地区的相关文献之后，发现这是有可能的。
实际上，济南泺口地区早已是清朝末年的工业重镇之一。早在1875年，在这个地方，就由刚刚升任山东巡抚的丁宝桢邀请当时著名的科技人才徐寿、徐建寅父子一同建起了后来影响一时的山东机器局。后来徐寿被调到江南制造局去造船，留下了更加精通化学的徐建寅继续主持工作。也就是说，从那时起山东机器局就已经定下来它随后几十年的发展方向：军工和火药的研制以及生产。
那是光绪初年的事，等到了光绪末年，济南泺口这一带已经完全生发出了军工火药生产的传统。不仅仅是山东机器局，其周边的大大小小的工厂也都在日日夜夜地怀抱大清国可以重回伟大帝国的希望生产着黑火药。虽说绝大多数小型工厂都没有留下记载，但总体而言那里的规模还是可见一二的。诸多黑火药工厂，到底采取了多少安全措施，抑或有没有安全防范的基本能力，恐怕都是个未知数。就连徐建寅本人，也是在研制无烟火药时发生意外，被炸殉职于1901年。
要更多的枪支大炮，就要有更多的高效火药供应。恐怕在大清国的最后一年里，整个济南都弥漫着浓浓的未燃火药味。在济南城的北边，一大片土地被济南特有的圩子墙围起，墙内正是因为徐建寅意外身亡后逐渐没落的山东机器局。而在圩子墙外，大概不会太远，便簇拥挤满了小工厂，也许不应该称之为工厂，只是一间间生产黑火药的简陋作坊。
实在可惜的是，那个时候摄影相对来说太过昂贵，还不太普及，留存下来的相关照片更是少之又少。我在自己惯用的数据库里翻了很久，只找到一些山东机器局的照片。这些照片绝大多数都是在山东机器局的正门，拍下的多是那个在匾额上写着“造化权舆”四个大字的圩子门，和门前那些面对硕大的照相机镜头还很惶恐不自然的人们。我始终找不到任何小作坊的照片，更没有可能通过影像资料研究当时的黑火药作坊的安全措施到底合不合理，或者说是有多不合理。
不过，仅从记载中黑火药作坊的数量和泺口地区的工厂承载能力来计算，确实可以判断出当时小作坊群到底有多么拥挤不堪。连续爆炸，确实有可能发生，不能成为疑点。
除去这一点之外，再无更多线索。恐怕需要从其他的文献中继续探寻，那么唯有一个“陈海宁”的名字，可谓检索的关键词。
令我惊讶的是，没想到以这个名字一路检索，直到1880年，竟真的有所收获。“陈海宁”这个名字，出现在一个大名单中，名单内容为1880年山东机器局的新入职人才和职位。
陈海宁主管的是机械制造，由此可见，他不仅不是一个毫无经验而造成惨剧的冒失鬼，还是山东机器局一个元老级的技术人才。
这下变得有意思起来了。
不过我还要更加谨慎，虽然地点上的重合度很高，但也不能排除这是一个同名者。我必须再找到更多更充足的关联性证据。
可是接下来的检索就没有那么顺利了，我所使用的数据库可以检索到的有关“陈海宁”这个名字的信息只有三条，除去前面已经搜到的两条之外，还有一条要比1880年还要靠前一年，也就是1879年。报道说在上海的江南制造总局有一批徐寿的学生毕业（或者可以称为出师），我在毕业学生名单中再次见到了“陈海宁”。
陈海宁这个名字在清末的历史上出现过三次，其中有两次出现在看似并没有任何个人信息透露的大名单中。这多少有些令人沮丧。两次名单里出现的陈海宁倒可以基本确定是同一个人。因为徐寿正是徐建寅的父亲，中国第一代本土船舶专家，在机械设计制造方面有着极高的成就和开创性。身为徐寿的学生，学来一身机械设计的本领，去了徐寿的儿子一手筹划建成的山东机器局，担任机械制造方面的职务，完全合乎逻辑。然而，问题仍旧是在于这个徐寿的学生陈海宁和三十年后造成济南泺口连环爆炸案的陈海宁，到底是不是同一个人，我仍旧没有找到任何直接证据。
再继续检索下去，也是无济于事。
我无奈地将自己的数据库网页关掉，打开了邮箱，将我所检索到的三条信息做成附件，在收件人地址栏中熟练地敲上了邵靖的邮箱地址。
邵靖是我的大学同学，算得上是志同道合的好友，不过他一路深造，后来到了历史档案馆工作，我则一如既往不务正业，卖些不入流的故事勉强生活。幸好他倒没有嫌弃我，多年来一直保持着默契的合作关系。一般来说，我几乎都不需要做什么解释，只要把自己检索到的材料一股脑儿地发给他，他就能立即抓到我所想要的重点。
我正准备点击发送邮件时，迟疑了一下。虽然说这家伙一直对我们这种猜哑谜一样的交流方式乐此不疲，但似乎他现在正在给他的单位筹办一个什么全国性的学术会议，大概办各种手续和写各种申请表已经让他焦头烂额了。干脆还是体贴他一下，不做这一层的猜谜游戏，直入主题好了。
我将刚才自己所做推断的内容全写到了邮件正文中，并略微撒了个谎说正好自己想写一本相关小说，所以才留意到这些。
如此名正言顺的邮件，我甚至忍不住欣赏了片刻才点击了发送键。
顶多只是过了十分钟，邮箱就提示收到了新邮件，根本不用猜就知道一定是邵靖的回信。没想到这家伙还是这么迅速，我点开邮件，看到果然是邵靖的回复，还看到了两个附件。
不过……
邮件还有正文，我瞥了一眼，全都是嘲讽我……说像我这种人果然就是外行，纯属瞎找，完全没有章法也没有效率。当然我对这种朋友之间的揶揄并不会真的往心里去，同时点击了附件下载。
打开附件后，看到的内容确实让我大吃一惊，我找不到的图片资料竟被他在不到十分钟的时间内检索了出来，并且这家伙还在跟我玩着哑谜游戏，他一眼就看出我所收集到的文献中首要缺失的东西。从这两份文献的内容来看，更是完全超出了我的检索思路，我不得不倍加钦佩邵靖。两份全都是外文文献。我有点头大，但还是硬着头皮来看。
第一份先是报道叙述，下面则是两张不甚清晰的照片。我先看报道，竟是德文，完全看不懂。幸好看报头倒是多少能猜出来一些东西，这是当时德国的一份不大不小的报纸，中文大概可以叫作《莱茵工业报》。这就有意思了，《莱茵工业报》这样的报纸，并不像英国的《捷报》那样，在上海租界办报，只是卖给上海的英国人看的在中国的英文报纸，它是一份真正远在西方卖给西方人看的德国本土报纸。不过，当我看到报道的来源时，大体上明白了为什么这么一份纯西方的报纸会把目光投到了远东的中国。虽然我不会德语，但根据自己可怜的知识储备可以搞明白的是整个报道的信息来源，出自当时德国最为强悍的通讯社——沃尔夫通讯社——的记者之手。
再看报道的时间，是西历1881年5月。也就是陈海宁到了山东机器局的第二年。在那时能在德国本土报纸上看到关于中国人的报道，确实还十分少见。而再看照片，就更有意思了。
两张照片都是横构图，其中一张大概是因为摄影技术还非常初级，大面积的曝光过度，有五分之三都是一片惨白，鲜有一些模糊不清的线条，努力辨别可以看出是一片面积很大的空场，空场一边似乎还有一些不高的建筑。在空场的中央偏左下，摆放着一台看起来像是将水井口的辘轳架起来的机器，机器旁有一个穿着长衫留着辫子的清朝人，正表情惶恐地操作着那台古怪的机器。而从那架疑似辘轳一样的轴上可以隐约看到一根绳缆，画着优雅的重力弧线直穿整幅画面到了矩形照片的对角线一端。在那里，可以看到一只在画面上失了焦却仍旧能感受到其巨大的风筝，或者说是一组巨大的风筝。
春天的济南，确实适合放风筝。我想北京每年到了春天，只要是广场都会有不少人在放风筝，大概同是北方城市的济南，也一样。
我凑近些仔细去看，在高低错落的风筝组下面，有一张座椅，座椅上……实在看不清楚，但隐约还是可以看到有一双腿悬在那里，也就是说，座椅上十有八九是坐了一个活人的。而椅子下面黑乎乎的，看起来像悬挂了一块体积不小的秤砣。
再看第二张照片，是两个人一左一右站在一把样子极为古怪的椅子两旁。椅子没有腿，但有零零碎碎的机械元件暴露在外，垫在了椅面下方。这把椅子想必就是前一张照片里被放到天上的那把，不过，椅子下面的秤砣已经卸掉没有入镜。站在椅子左边的那个穿着长衫的人，也就是在空场上操纵机械的那个；而另一边那位，大概就是飞起来的了。再看照片的背景，两人身后正是写着“造化权舆”四个大字的山东机器局正门。
照片下面写着德语注释，我只看懂了一串明显是中国人名字的拼音：HAINING CHEN。毫无疑问，两个人其中一个就是徐寿的那个入职山东机器局的学生陈海宁了。我将短短的德语注释逐个字母敲进翻译软件想看个究竟，心中却一直坚定着一个猜想，站在怪异座椅右边这位并非穿着长衫而是打扮十分洋气，着西装、戴礼帽的人一定就是陈海宁。陈海宁在照片中显得既年轻又富有朝气，而且毫无当时中国人面对照相机镜头时的那种恐惧感，看上去泰然自若、落落大方。
除了能确定陈海宁的相貌之外，从翻译软件中只能大概看明白当时的报道称这个怪异的椅子为：济南的风筝。
接下来，我去看邵靖发给我的另外一份文献——两份报道拼贴到了同一个PDF文件中，同样来自1881年的报纸：一个是英文报纸《伦敦新闻画报》，另一个是法文报纸《小日报》。不必仔细去看，就能明显看出这两篇报道都只是转载了德文那篇文章的两张照片，根本没有把德文报道中的原文都转载过来，而且这两种报纸本身就是以猎奇的图片为主要卖点，所以不可奢望他们能有什么更深层次的东西。法文我自然也是不懂，只好去看英文报道中照片下面的短小注释。结果翻译过来只是如此短小的一句话：
济南的风筝——清国的奇迹，载人风筝升天。
我有些无奈，虽说在西方本土报道了中国人的事情还放上了两张照片，确实很不易，但“载人风筝”这种东西，在1881年根本不是什么新鲜前卫的东西，甚至于在中国，也并不稀奇。早在古代，军事上就已经多次运用载人风筝去侦察敌情。唯独略有不同的是，这架载人风筝的座椅确实过于古怪，有很多即便我这个外行看上去都知道是十分多余的机械元件。
更重要的是，邵靖能想到并且真的从外文文献中找到了关于陈海宁的报道，这一点让我确实对他的能力佩服得五体投地，但即便如此，也只是能看出这个徐寿的学生一时间受到西方的关注，的确是有所成就，却仍旧不能证明他和泺**炸案的肇事者是同一个人。
似乎所有的辛苦全都白费了，重新回到了问题的原点。
尽管我明白邵靖现在肯定忙得无暇顾及我的问题，但我……还是把憋在心里的东西一股脑儿地全都敲进了邮件中，并不再犹豫，点击了发送键。
对着电脑大概愣了一个小时的神儿，还是没有收到邵靖的回复，也许他正在忙着和哪位教授研讨他们要开的学术会议的具体日程安排。虽然这次学术会议要在半年后才举办，但从我所了解的情况来看，提前半年开始筹办从时间上了说已经是相当紧张了。我正在无聊地为邵靖的工作瞎操心，忽然发现手机上早就收到了一条信息。打开一看，原来正是邵靖发来的。
我赶紧打开来看，聊天软件的信息自然不会带附件，只有一句话：为何不直接去泺口地方志办公室查查看？
看到邵靖这句话，我顿时眼前一亮，不愧是专业人士，尽管看上去只是匆匆忙忙发来的解决办法，但确实相当对路子，至少在想找出一个略有点历史记载的人的生平上，是值得尝试的。
我立即回复了邵靖一句“谢谢”，便着手准备去一趟济南。
已经有太多年没有来过济南了。依稀记得在中山公园外有旧书店一条街，结果今时今日早已消失，只剩下路两旁枯燥乏味的居民楼和冬季里光秃秃的槐树。
现在的泺口地区已经没有正在运转的工厂，就像北京的798一样，逐渐将那些有着高高房顶的厂房改建成了还算有品位的艺术园区或者新兴企业的开放式办公室。原本我有心想转一转，觉得没准还能找到百年前山东机器局的什么遗迹之类的，可惜因为我完全没有意识到泺口地区距离济南市区有如此远的距离，所以当我坐着公交车抵达泺口时，差不多已经到了下午三点，又因为时值冬季，已然是一片黄昏景象，那是一种在破败中重生的异样景象，我想我还是赶紧在地方志办公室下班之前过去为好。
因为邵靖帮了不少忙，提前跟办公室的熟人打过招呼，所以当我到了办公室时，有个看起来四十多岁的中年人特意来接待我。我有些不大好意思，但对方非常热情，说听邵靖介绍我正在为了他们的学术会议上的报告特意跑来查资料，特别感动，说现在很少能有人为了一次报告做这么多的工作。
我挠着头就跟着他进了档案室。
他略微交代了一下基本的注意事项，说我是邵靖的朋友，他放心，就离开了。我的面前只剩下寂静无声的档案目录室，满眼全是如同中药房的大型药材柜一样的一排排目录卡柜。
我找到人物志的柜子，再按年代和姓氏拼音首字母排序去查找。实话实说，在找的过程中我还是有些紧张，万一找不到陈海宁的名字，那么就等于完全失去了线索，但幸好很快“陈海宁”这个名字就在一个半世纪前的目录中让我找到了。我拿着目录卡又去找那个信任邵靖的中年人，他笑了笑什么都没说，便独自进到真正的地方志档案保存室里，不一会儿，便把陈海宁的材料拿出来交给了我。
那是厚厚的一本与编号相符的人物志，我顾不了太多，立即拿到最近的桌子上开始翻阅。因为早就把那张卡片上的页数记在了心里，所以很快就在这本人物志中翻到了陈海宁的条目。
陈海宁的条目就和他的上下“邻居”一样简单短小、毫无修饰。基本上只用年代和相应的事件描述了他的一生，而这刚好就是我最需要的。
我最关注的自然是两个时间点：1880年和1910年。
带给我满足感的是，在这两个时间点上同时出现了我在意的事件，1880年条目中的陈海宁入职了山东机器局，1910年去世，死于泺**炸案，并被警方确认为整个爆炸案的肇事者。
简短的人物志完全解答了我的疑问，那个徐寿的学生和最后被炸死在泺口的陈海宁，确确实实是同一个人。不过，即便如此，还是有更多的疑问没有解决。
我开始照着这份年谱一样的人物志抄录起了陈海宁的人生。
在抄录的过程中，我发现在1880年至1910年，这个人的人生非常曲折有趣。人物志中写到陈海宁赴德国波恩大学留学并专修机械工程专业，这一点不禁让我惊讶。而时间是“光绪辛巳季冬腊月”，西历便是1881年年底。这就非常有意思了，《莱茵工业报》所发表的陈海宁的两张照片以及简短的“济南的风筝”的报道也是1881年，也就是说这次报道不仅仅是昙花一现的风光，而且预示着陈海宁这个清朝人走向世界的故事才刚刚开始。我努力回想了一下，大概在那个时间前后，鉴于我们的常识，只有容闳带着一批福建的天才幼童去往美国，到容闳所留学的耶鲁大学深造，而这些天才幼童中就有后来成为中国著名铁路工程巨匠的詹天佑。那么按年代来算的话，也许陈海宁可以算得上是中国人前往欧洲留学的先行者了。可是这样的先行者，不仅没能在历史上有所记载，还有着那样的结局，多少令人有些唏嘘。
不过，最后拿没拿到波恩大学的学位，拿到了什么样的学位，在人物志中并没有记载，只是写到在1884年，陈海宁从德国回到山东，再次入职山东机器局。
我不打算放过任何一个细节，继续抄录下去。
1884年回国，陈海宁再次入职山东机器局后，多次被调走又在次年回到山东机器局。1895年调到新疆，1896年回山东；1898年调到江西，1899年回山东；1900年调到汉阳，1901年回山东，但这一次他并没有回到山东机器局，而是直接被安置到了泺南钢药厂。在此之后，陈海宁便没离开过那里，直到爆炸事故发生，离世。
庞大的地方志资料库，关于一个人，仅仅只有如此几行文字。
我把厚厚一本人物志交还给接待我的中年人之后，说了声“谢谢”就离开了。
坐着回城的公交车，有足够的时间让我把现在掌握到的所有线索在脑子中重新捋上一遍。伴着车窗外越发繁华的济南夜景，我意识到加上今天所抄录的年谱一样的人物志，确确实实出现了几个疑点值得继续深挖，而那其中一定有能解开疑团的关键证据。
到了宾馆房间，我立即打开电脑，重新点开《莱茵工业报》的报道。看了一眼那两张照片后，开始笨拙地将报道中的德文字母逐个敲到翻译软件中，希望能知道大概写了些什么。
翻译软件翻译出来的东西，语句还是相当不通顺，同时有很多的单词翻译不出。即便如此，我还是从支离破碎的汉语中读出了我想要的信息。
就如同陈海宁出现在西方的报纸上只是他步入世界的开端一样，这个“济南的风筝”同样不是他竭尽全力才做出来的作品，而只是一次试验而已。根据翻译过来的德文报道可知，陈海宁的这次试验主要是在计算这个奇异的椅子，实际上也就是某种飞行器的驾驶座加上驾驶员的重量和各项飞行指数之间的关系。那些风筝也不是简单地为了把坐着人的椅子带到天上，每一把恐怕都涵盖着某些复杂的参数，用于之后真正的飞行器制造。
那时没有电脑数字模拟技术，想要得到足够的数据，即使有大量的数学建模，也必须经过实体试验这一步才能继续下去。
所以，“济南的风筝”的这根风筝线，我看照片中最显眼的一条细长弧线，是必然要被剪断的了。
回到北京，我忍不住把所有新的收获统统用邮件发送给了邵靖，即使他根本没时间看，发送给他也算是对他帮我联系地方志办公室的答谢。
出乎意料的是，邵靖还是那么迅速地回复了我。只不过并非邮件而是短信，看来他确实是相当忙碌了。短信上写了不少字，先是为我能有如此之多的收获而感到高兴，随后则是问我要不要见一位上海交通大学的副教授，刚好他为了半年后的学术会议特意来北京开一个筹办会。那位副教授姓丁，研究方向是科学史，很有可能对这方面有所研究。
我喜出望外地同意了。
邵靖迅速帮我安排了和丁副教授的会面，就在他们历史档案馆外的咖啡馆，可惜邵靖却没有时间。
下午的咖啡馆里，客人还是相当多的，幸好我提早到了，等了一会儿找了一个比较僻静的角落落座。
到了约定的时间，咖啡馆的门打开了，一位看上去已经开始发福但相貌还比较年轻的男人走了进来。他肯定就是丁副教授，他四处张望了一番，我立即举手示意自己的位置。
他坐下来，脱掉羽绒服，我看到他里面穿的是一件格子毛衣，毛衣领口露出里面穿着的白衬衫的领子，蛮有一位副教授该有的样子，我就更放心了，确信自己没有认错人。
我们互相自我介绍了一番之后，丁副教授就像是等待学生做报告一样地看着我。我有些局促，但还是鼓足勇气打开了电脑，一边把材料展示给他看，一边讲着我自己一厢情愿的推断。
丁副教授的语速奇快，快到我几乎有些听不大懂，但好在他的话不多，多数时间都是在听我讲述。直到我全部讲完，他才说要我翻回到《莱茵工业报》的报道再仔细看一看。
丁副教授把德文报道认真阅读了一遍之后，才把眼镜摘下来，趴到电脑屏幕前仔细地看了看两张照片，特别是那张在山东机器局大门前的照片。他将分辨率非常低的照片尽可能放大，仔细地看了那把椅子下面以及左右两边能看到的各种衔接在椅子上的机械元件。他时而放得更大，时而只是摇头咂嘴。过了很久，丁副教授才从那篇报道的照片中回到现实。
戴好眼镜后的丁副教授又用奇快的语速与我说话。他说翻译软件翻译出来的意思基本没错，还说可笑的是英国和法国的报道都完全误解了德国报道的初衷。
我点点头，期待他后面进一步展开发表自己的见解。
随后，他开始说自己对这个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以前从没有关注过这个人，现在看到我所收集到的材料发现他确实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当然，一来他本人根本没有时间开展这样一个崭新的课题，二来也不能夺人所爱，所以一直鼓励我把这个人研究透、研究深，说很有可能会有更多、更有价值的发现。
我实在不好意思说自己只是对那起爆炸案的真相好奇，因为在丁副教授的视野里，我所关心的那些东西微不足道。
因此，我依旧只是礼貌地点着头。
还没有说到核心，我真诚地期待着接下来丁副教授要说的东西。
丁副教授看到我依旧用眼神表示着自己穷追不舍的坚定，一下笑了，说要是我愿意的话完全可以去报名上海交通大学通过考试成为他的学生，他就是喜欢我这样既有干劲又充满好奇心，眼光还十分敏锐的年轻人。
我只是委婉地用否定的表情说了一声：“好的，如果有机会我一定会考。”
他看我这样回答，笑了笑没再多提考学的事情，继续快语速地说起了正题，“这个，嗯，就沿用德国人的称呼，这个‘济南的风筝’我以前确实在文献中看到过。”丁副教授表现出一副对自己的记忆力非常自信的样子，“只可惜它不是我的研究方向，所以一下子就放过去了，没有深挖。但刊载期刊我还是记得的，你可以自己去翻出来看看。以你的资质，自行查阅一定会有重大发现。中科院的图书馆里存有德国工业科学学会的会刊，叫作《工业科学》，那里面就有你想要找的资料，到底能找到多少，有多少价值，那就得看你的能力了。”
我极为礼貌地再次向丁副教授表示感谢，丁副教授笑着说了一句“邵靖也是不错的小伙子，代我向他问声好”后，就穿上了羽绒服匆匆离开了嘈杂的咖啡馆。
中科院的图书馆，刚刚搬到北四环外的新馆。从外面看上去，高大气派了许多，充满了“这里面藏有相当多的珍贵资料”的感觉。
还在家里的时候，我就通过中科院的图书馆官网查到他们确实有馆藏《工业科学》的全部期刊，检索号和所藏馆室的位置我都记了下来，才在第二天有的放矢地前来查阅。然而，即便做了这么多的准备工作，真的到了实践层面还是遇到了一点不大不小的麻烦。
因为一百多年前的期刊都是闭架阅览，我只有把检索号交给图书管理员，等待她到书库找来给我看。图书管理员是一位看起来十分严肃的中年女性，头发盘得很利落得体，穿着统一的工作服，套着蓝色套袖，接过我的阅览单，面无表情地进到身后的小门里面。
闭架期刊阅览室一上午都没有第二个人出现，而那位图书管理员也迟迟没有回来。我大概等了有四十分钟，她才从那扇小门里再次现身，看上去有些疲惫和沮丧，我感觉到有些不妙。
“没有你找的书。”
“啊？”虽然刚才我已经在一瞬间预料到了这个结果，但我还是不禁有些吃惊，同时叫她到阅览室里的电脑前，想让她看电脑显示馆里确实有这套期刊。
她跟着我到电脑前看了看，摇头说：“但里面没找到，有可能是在搬家剔旧时给卖掉了，只是还没有及时修改。”
“一百多年前的历史文献也会被剔旧掉？”
“确实不大可能……那也许是搬家时不慎丢了吧。”
“我可不可以……”我没敢把话说完。
“你有介绍信吗？”
我默默地摇了摇头，眼巴巴地看着她。
“副高以上职称？”
我继续摇头且看着她。
这样的回答好像也完全在她的预料之中。我们继续对视了一会儿，我实在不想退让。
“肯定不可能让你进库里去看。有没有除了检索号以外的什么东西？有可能这套期刊还没有正经放到书架上，刚刚搬家过来，你懂的。”
经她一提醒，我赶紧拿了纸笔，又急忙从兜里掏出昨晚做好功课的小本子，把上面查到的《工业科学》的德文名字抄到了纸上。告诉图书管理员，这是德文期刊，期刊名是这个，也许对查找能有一点帮助。
图书管理员拿着字条看着上面的德文皱了皱眉头，又回到了那扇小门里面。
又过了三四十分钟，那扇小门又打开了。我一眼就看到她的手里，拿着一本厚厚的褐色硬皮装订书。
“终于找到了。一共有三本合订本，随便找个角落，就能藏上一百年也不会有人发现，估计它们也该感谢你能坚持让它们出来透透气。不过，不允许一次拿两本，所以你看完这本我再进去给你拿另一本。”
说着，她绕过小门前的办公桌，亲自递到了我手上。
我如获至宝一般，一边点着头，一边捧着这套合订本坐到了最近的桌子前。
合订本里的纸张略有些泛黄，但翻阅起来并不感觉因年代久远而变脆，还是让我不禁更加小心谨慎。
“还是应该拍成胶片或者干脆电子化了的呀。”我忍不住又抬起头来和已经回到办公桌前坐下的图书管理员说了一句。
“哪有那么容易，而且拍胶片也是一种损坏，反正最后都是一样的结局，哪个也不会多上哪怕一丁点的意义。”
说来确实没错。我真想再接上一句什么话，但自己已经被合订本的德文期刊内容给吸引住了。重新从封皮开始看。褐色硬皮书封正面以及书脊上都标有我事先查到的《工业科学》的花体德文。确实非常不容易辨认，特别是德文对于我来说几乎完全陌生。在名字下面标示着的是这套合订本所涵盖的期刊年份。这是第一本，从1877至1897年。而后面两本，分别是1898年至1918年和1919年至1936年。整整六十年的学术年刊，可以说是德国工业崛起的一个见证，也熬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却在二战前夕无力坚持最终停刊。
我所需要查阅的内容跨了两本的年代，看来还需要麻烦图书管理员再跑一趟书库。顾不了那么多，我小心翼翼地翻开了第一个二十年的《工业科学》。
完全都是德文的……我只好硬着头皮先从每一年的目录看起。不过，一上来的发现几乎和我预料的一样，在1884年的目录里，看到了“HAINING CHEN”的名字。这一年陈海宁离开波恩大学回到中国山东，看来这篇论文，大概就是他三年德国留学生涯的一个总结了。可惜目录上的论文题目我完全看不懂，只好按照页数翻到文章看。
陈海宁的这篇论文应该不是他的毕业论文，篇幅不算长，只有七页。除了少量的德文叙述之外，全是各种公式以及几幅示意图。德文也好，公式也罢，全都让我头痛不已，但那几幅示意图反倒令我眼前一亮。图上虽然也附了不少计算辅助线，却也十分明显，因为那就是那架“济南的风筝”。
如同在异乡见到老街坊一样，我又硬着头皮重新看了这篇论文。根据自己少得可怜的机械知识，通过几幅图和翻译软件的帮助，大体还是猜出了这篇论文讲了些什么——用风筝辅助计算飞行器参数的可能性与实践。
正好和丁副教授解释给我听的关于《莱茵工业报》上的报道相符合。看来陈海宁在德国的三年差不多都在这方面着力，同时也不由得钦佩起丁副教授的记忆力。
不过，我并没有就此罢休，或者说原本我所设想的只是开端。然而当我真的继续往后翻时，几乎快要绝望。从陈海宁离开德国之后，时间一年一年地过去，竟然一直没有再见到他。难不成回国之后，他便彻底离开了科研，甚至逐渐颓废，到最后成了一个会不慎引发爆炸惨案的冒失鬼？这完全不合理。
大概就是以这种跨越百年时空的信任，支持着我继续翻着德文目录。终于，当我翻到第一本的最后时，忽然又看到了陈海宁。大有功夫不负有心人的喜悦。我赶紧先翻回到这一期年刊的封面确认年份——1895年。看到这个年份我不禁愣了一下，感觉仅仅从这个数字中已经嗅到了更多的东西。不过现在还不是急于下结论的时候，我必须更加小心谨慎地通过查阅来验证。
大概是因为阅览室中本来也没有其他人，图书管理员看到我似乎很是吃惊的表情，多少也有些好奇，便从她的办公桌前绕过来，走到我旁边问我到底发现了什么。
我本来想说“其实我看不太懂”，但当我指着眼前这页的机械示意图时，忽然就明白了它是什么，便略显更加吃惊地说：“这是……扑翼飞行器？载人扑翼飞行器。”
第一本翻阅完毕之后，我把它交还给图书管理员，又申请了第二本继续翻阅，同时，还跟她说了一声“辛苦了”，因为一会儿这一本我还会再看，只能辛苦她多跑几趟。
把陈海宁的所有论文都复印下来后，我回到了家，又重新从他用毕生精力研发的扑翼飞行器中走了出来。这个东西不是我所要找的重点，我想要知道的是最后发生的那个爆炸案的真相，而这个真相，其实就摆在我面前。从论文的发表时间看，就已经一目了然。
1884，1895，1898，1900，1902，1910，正是这样的一串年份，陈海宁在《工业科学》上发表论文的年份，所有的真相就隐藏其中。
包括回国那年的第一篇论文在内，陈海宁一生竟在《工业科学》这个极为专业的学会年刊上用德文发表了六篇论文。这一点太令我钦佩了。我对科学史知之甚少，但从这个数字和这样的年代去推测，恐怕陈海宁完全可以跻身于中国早期科学家的行列了。
这就像一次拼图游戏，形状各异的所有小图片都已找到，到底是什么样的图画，现在要做的只剩下把它们拼到一起了。
当发现了这种显而易见的秘密时，我激动得都要笑出来了。
陈海宁在德国留学三年，离开德国时，也就是1884年发表了他的第一篇学术论文。随后，当他回国重新就职于山东机器局之后，却迎来了自己研发扑翼飞行器的停滞期——空白的十二年。没有详细的记载，我当然不能用猜测得到的结论来表述空白的十二年在有着科研热情的陈海宁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仅看到1895年，陈海宁忽然又开始发表论文即可。第二年，他被调离了山东机器局，而且去的还是只有充军的人才会被发配过去的新疆，这无疑是一次惩罚。对什么的惩罚？似乎显而易见了。随后几次调离，虽然没有新疆那么偏远，但也都是一年时间就又调回来，无论怎么理解，大概都跑不出一次次惜才和惩罚之间纠结的结果。
再看陈海宁发表论文的“1895年”这个年份本身，也不容小觑。
这一年对于那个大清国来说太过特殊了。在此之前的一年，大清国吃了从鸦片战争之后最屈辱的一场败仗：甲午海战。号称海军舰队实力已经是世界第五的大清国，竟如此惨败给了无论从国力还是国土面积都远远不及自己的东瀛日本。吃了败仗之后，大清国在1895年被迫签署了最为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洋务派从此一蹶不振。更值得注意的是“镇远”和“定远”两艘北洋舰队的主力舰，正是徐建寅亲自到欧洲考察定制的。陈海宁忽然就在这一年“重出江湖”发表了或许被他雪藏十二年的论文，恐怕并非仅仅只是巧合那么简单了。
一旦有了方向，接下来每一个关键点都立即合理起来。
1898年，对于徐建寅来说一点也不平静。如果说甲午海战让徐建寅的事业和理想严重受挫，那么1898年时甚至危及到了他的生命。在这一年，发生了轰动全国的戊戌政变，徐建寅也参与了维新党的运动。幸好他加入甚晚，没有被纳入主要成员名单，但为了遮掩自己也入伙维新，他以回籍扫墓为由，迅速逃离京城，自然顾及不到山东之事。我看了《工业科学》在这一年的出刊时间，是在当年年底，也就是说徐建寅七月离京，陈海宁立即就把新的一篇论文投过去了。海运手稿，基本上一个月可抵达德国，再加上审稿时间，大概因为之前已经有所交集，论文本身又没什么问题，当年年底发表也不是不可能的。1900年庚子之变，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张之洞被调到湖北，同时带着徐建寅到了汉阳钢药厂，开始研制无烟火药。这时的徐建寅当然更无暇顾及山东机器局……
我不能得意忘形，所以在推理的过程中，又把年代翻回到事件的起始时间1879年，想重新调查一下。
这一年，山东机器局竣工，徐建寅被派往欧洲考察。考察时间长达四年，同时徐建寅订购回来了“定远号”和“镇远号”两艘当时可说是战斗力最为强悍的战舰，还写下了《欧游杂录》。
我把《欧游杂录》仔细翻阅了数遍，发现只有其中抄录的李鸿章的信里提到要补上两名留学生过去学习枪炮船舰制造，同时要找些年轻人到德、法工厂中实习。其余记录完全都是徐建寅在欧洲考察德、法军工企业的实录，十分明显地表现出了徐建寅到欧洲的目的，就是要通过亲自造访考察，迅速增强大清国的军事实力。
作为自己父亲的学生，在当时来看应该是高才生的陈海宁，在自己在德期间前往德国留学，徐建寅不可能不知道，也不可能不认识，不可能没有过接触。但整本《欧游杂录》里没有出现关于留学生的事情，更没有陈海宁。唯有李鸿章的信里出现了那两个留学生的名字。作为当时的中堂大人李鸿章且有记录，仅此一点已经可以看得出其对军工类人员留学的重视。而像陈海宁这样的留学生，如此优秀却只字未提，更能体现出在当时的洋务派官员心中孰轻孰重了。
徐建寅和陈海宁之间的关系，也就更加微妙了。
重新回到陈海宁的这条线上来，继续推理下去则有些令人悲伤。陈海宁第三次被调离山东机器局，是被徐建寅带到了身边，一起到了汉阳。如同一位父亲不放心自己的孩子，而惩罚又不管用，无奈只好将孩子带在自己身边亲自教导。即便如此，陈海宁还是没受束缚，又发表了下一篇论文，那年是1902年。而这一年，徐建寅已经死了，死于1901年时汉阳钢药厂试验无烟火药的意外事故。同样是爆炸，同样是意外，同样是无烟火药。
陈海宁，是爆炸事故的亲历者。
到底当时陈海宁在不在现场，根本无据可考，但从前面的推理不断延续到这里，让我不禁嗅到了一丝令人不悦的仇恨感。
我极为不喜欢这种因为理念不合而生恨的事情，而且很有可能他还是凶手，一百多年来一直找不到的那个炸死徐建寅的重大事故的凶手。
那么最后陈海宁有可能是自杀谢罪？反正绝不可能是一起因为冒失所造成的失误，但如此大的伤亡，也太过分了些……况且这样惨重的后果，已经在汉阳亲眼见过一次的陈海宁真的还能下得去手？还要找那么多人为了自己谢罪而陪葬？
我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没和邵靖面对面说话了。他看到我发过去的东西后，立即就回复约我第二天见面，说想聊聊这件既有趣又让人不快的事情。地点就约在他们历史档案馆休息区的沙发处。
邵靖把自己的笔记本电脑放到茶几上，用一次性纸杯给我们两个人每人打了一杯水，然后坐了下来。
“有没有看过陈海宁几篇论文的内容？”邵靖说话永远是开门见山，没有任何铺垫直入主题。
“看过几眼，但看不懂。”我如实回答。
他则不紧不慢地打开了电脑，点开了之前我发给他的图片，又将电脑屏幕转向我的方向，说：“太具体的我也看不懂，但仔细看看，多少还能找到更多有趣的细节。”
“你想说他一直研究的是扑翼飞行器？这个我昨天也在说明里说过了。”
“不仅如此。”
“嗯？”我虽然有点摸不着头脑，但还是又一次仔细看了看。
邵靖知道我肯定不可能再发现什么新的东西，便不多等皱着眉头、装作认真的我继续往下看，指着屏幕上的公式，说：“这个P，是功率输出，对吧？”
我点点头。
邵靖熟练地把几篇论文放到同一个窗口对比着继续让我看。
“他在1884年第一次发表论文时，基本上没有过多计算机翼的功率问题，而是着重于椅子起飞时的平衡性，还有这个挂在椅子底下的秤砣的最佳重量。”
“这个应该是陈海宁在留学之前就基本完成的试验数据，在德国大概最终完善了它。”
“想必如此，不然在《莱茵工业报》中，也不可能出现既能飞到天空，又能安全着陆的风筝照片。”
“那么还能说明什么？”
“再看后面的吧，时隔十二年之后，论文里的扑翼飞行器完全成型了。就算你我这样的外行，也能一眼看得出来了。”
我继续点头。
“而陈海宁的重点也完全变了，你看这个，机翼的尺寸和扑动频率也好，每个元件的机械设计也好，都没有再做过多讨论。
“数据基本上就从风筝那里延续下来的，想必他在那时就已经都设计好了机翼之类的所有机械结构。
“他对自己的机体设计非常有信心。”
“似乎确实是……”
“不是‘似乎’而是‘一定’。因为他这篇论文从一开始，一直讨论的就是扑翼飞行器动力源的问题，而非机体设计了。”
“而且在论文里的蒸汽机的重量是恒定的。”邵靖又把几篇论文并列对比给我看，“也就是说，最开始那个秤砣的最佳重量就是蒸汽机的重量。所以，很显然1895年的这篇论文设计出来的扑翼飞行器是不成功的，因为他论文中这个重量的蒸汽机输出功率不够。”
我喝了一口水，等待下文。
“我查了一下历史上的扑翼飞行器，在那个年代失败的原因基本上都是因为蒸汽机这种当时功率最高的动力源还太过笨重。好了，我们不再深究这个了，只是你从此发现了一个转变。”
“转变？”
“是的。先看1898年的论文，他提出的是烧煤的蒸汽机是不合理的，煤炭的燃烧率太低，必须提高燃烧率。恐怕那时他刚好在山东机器局，有着得天独厚的便利条件，试验了很多种燃料，其中还有各种火药，但无论是哪种火药都烧得太快，持续性太差，也不理想。这篇论文，与其说是机械设计类，倒不如说是化工类了。再看看1900年的论文，他竟提出了改用酒精为燃料。他真的是太聪明了，并且肯定是经过太多次试验才得出这一结论。如此一来别说燃烧率的问题基本解决了，如果再根据酒精燃烧的特性改造蒸汽机，还可以大大降低蒸汽机的重量。同时，你看他的论文结尾，也提到开始着眼于用内燃机代替蒸汽机的可能性。”
我知道接下来要有转折了，因为1902年本身就是陈海宁的重要转折点。
“但，你再看1902年的这篇论文……”
邵靖没有说完，便把其他的论文都关掉了，单独放大了这一年的论文画面。
当我顺着邵靖的思路再次看这一篇论文时，一下子发现了我一直忽略的蹊跷之处，也就是邵靖所说的“转变”。
“这家伙，”邵靖在面对转变时，不由自主地更换了对陈海宁的称谓，“竟在1902年的论文中大篇幅地用起了人力动力。虽然他在论文里写了放弃蒸汽机的原因是为了节省被蒸汽机和燃料所占用的重量，但这完全是一次倒退。毋庸置疑！”
“为什么会忽然倒退？他不像是这种脑子不清醒的人。”
“为了……”邵靖神秘地一笑，“为了徐建寅。”
“嗯？！”突然从论文跳转到了徐建寅身上，我一下子没有反应过来这到底意味着什么。
“徐建寅在前一年死了，怎么死的？”
“炸……没错，突然间偏执地拒绝了一切明火的火力动能。”我忽然间觉得胸中的憋闷一下化解却好像又有什么再次袭来。
“我的德语也不怎么行，但从这篇论文里还是能多次看到陈海宁写‘机械不需要明火’的言辞。一篇工科论文，竟带着这么多透着悲伤情绪的内容。”
“惜才和**。对于徐建寅来说，像陈海宁这样的优秀人才，又是他父亲的弟子，怎么可能不爱惜。可是他们之间的思想，或者说是他们整个的世界观都完全不同，一个是军事强大才是唯一目的，一切科学全是为了国力强盛服务，典型的洋务派思想；而另一个几乎没有什么世界的概念，只有他所潜心研究的扑翼飞行器。在徐建寅眼里，恐怕陈海宁就是那么个不成器的璞玉。”
如果说之前的猜测与结论只是一面之词，我觉得不能说不合理，但也没有太多可信度，然而现在，论文的内容就摆在我面前，这种让人感到悲伤的论文，又有什么理由不去相信？
“其实更有意思的事情还在后面，”邵靖把后面的论文打开，“我相信你一定和我第一次看到这篇论文时是同一个反应，瞅了一眼示意图之后匆匆扫过，只是注意到论文的发表时间和陈海宁被炸死的时间，而没有注意到论文本身的细节。”
我看着屏幕仍旧什么也看不出来。
“你一定漏掉了或者说根本没注意到这个。”
邵靖指着屏幕上一连串的德文中一个由两个字母组成的单词：Po。
我完全不懂德文，所以无论这个单词是长还是短，混杂在通篇的德语中我怎么也不可能注意到，更不用说注意到它的意思……等等？当我正在心里暗自抱怨邵靖在我面前炫耀自己会德语时，忽然一下子明白了这个单词的意思。它根本就不是德语单词。它是……
“钋？！”
“没错！”邵靖一下笑了起来。
我立即掏出手机打开网页准备检索。不过，邵靖早有准备，在电脑上又打开了一篇一看就知道是晚清时期的报纸。
“1905年《万国公报》就报道居里夫妇发现了钋，所以就算一直在国内没有再出过国，如此关心西方科技的陈海宁一定也看到了。”
“肯定了，况且《万国公报》也不是小报，销售面非常广。在泺口，要想买一定可以期期不落地买到。”
“况且论文里论述的问题本身也就是钋的发热功率。拒绝明火的陈海宁终于另辟蹊径地走向了完全不同的另外一个领域，真不知道他到底是怎么冥思苦想才想到了这种办法。当然，他不可能懂核裂变，因此根本做不出核反应堆，所以整个设计还是被禁锢在蒸汽机的框架里。这回就能看懂这篇论文的蒸汽机设计了吧？”
实话说，我根本就没打算看懂过……
“他把钋放到金属箱中，利用钋的放射线电离空气引发金属箱放电，从而就可以产生极高的热能。接下来就还是蒸汽机的部分，用钋箱作为蒸汽机锅炉。只是问题在于他根本计算不出来这个东西的发热功率，整篇论文只是一个初步的可行性报告。当然，从数据上看，他确实是做了相当数量的试验才得出来的结论。真不知道他到底是从哪里弄来的钋。”
邵靖笑着点头。
“所以……”
“对，所以必然会有电火花。在他们那个年代，电火花和明火完全不是一回事，所以……引爆就在旁边的黑火药库房只是时间上的问题……并且，他懂得了隔离辐射？”
“没错。”
“进一步说……我一直疑惑的那件挂有一串串金属片饰品的奇怪衣服，实际上是他给自己做的铅衣？再进一步说，有那件铅衣在爆炸现场，就更能证明爆炸时，他正在做核能蒸汽机的试验。”
“正是如此。”
好像所有的疑点都说通了，或者说真相果然不是陈海宁这个人冒冒失失地穿了一件奇怪的容易引发火花的衣服而造成的惨剧。更让我觉得松了一口气的是，陈海宁大概和徐建寅并没有什么必杀之恨。虽然结局令人扼腕叹息。
“但是，还有一个问题，汉阳钢药厂那次爆炸呢？只是巧合？”
“在那个时候，黑火药工厂爆炸实在是太常见了，我查到1908年山东机器局还爆炸过一次，只是没造成太大的伤亡而已。”
我确实没有更多的证据去反驳邵靖。
但我心中还有另外一套完整的关于陈海宁的故事版本。那个陈海宁一直怀恨抑制自己的才华，无法理解支持甚至还总是折磨自己的徐建寅。并且，所有人都知道他对徐建寅的态度，因此才会被那些想要除掉徐建寅的保守派所利用。徐建寅意外被炸死时，陈海宁也在汉阳，这一点永远也不能随意抹去。而且，陈海宁的作案动机十分明显。之后呢？当然是要杀人灭口。然而这件事一直没有做成，一直等到慈禧老佛爷死了，光绪皇帝驾崩，保守派同样大势已去时，他们再也等不下去，作为最后的挣扎，或者说作为最后一次对洋务派还有洋人的所有事物和知识的一次微不足道的攻击，设计炸死了陈海宁。
然而这一版本，我并没有跟邵靖说。因为，他一定能找到证据来否定我的看法，况且从我现在所掌握到的材料来看，他的推断更合理，看上去更贴近事实，我又何苦去讨这个没趣。
又过了半个多月，我发现自己依然对陈海宁的事情念念不忘。辗转反侧之后，我又一次给邵靖发了信息。
繁忙的邵靖过了好一阵子才回复了信息，但并没能满足我的需要，说自己在机械设计方面完全外行，而且一直也都在文史类的研究圈子，不过建议我倒是可以找丁副教授试试看。
似乎只有这么一个选项了。没有别的办法，我只好给丁副教授写了一篇相当长的邮件，讲了我和邵靖整理出来的关于陈海宁的活动轨迹，包括他的扑翼飞行器试验设计全过程，并且把陈海宁的六篇德文论文打包一同发送了过去。
在回信中，丁副教授先是大加赞赏了我和邵靖，竟能挖出这么有价值的人，给中国近代科学史又增添了新的一页。其后则是说自己是搞科学史研究的，所以对真正的机械设计也只懂点皮毛，我所问的关于陈海宁设计的载人扑翼飞行器的合理性到底有多高，只能找他们学校的机械专业方面的专家来鉴定了。好消息是机械专业的教授看了陈海宁的论文之后，表示相当感兴趣，打算深入研究一下。既然专家能在百忙之中对这个自己科研项目之外的东西感兴趣，就说明它本身具有相当的合理性。
我不敢打扰丁副教授，所以接下来我只能等待，等待丁副教授再次回信，以及希望那位机械专家不只是随口应付一下丁副教授。
大概又过了一个月，就在我几乎快要把陈海宁还有他的扑翼飞行器忘掉的时候，终于再次收到了丁副教授的回信。
邮件不算长，但能看出丁副教授的激动心情，同时我还看到了几张照片的附件。
丁副教授在邮件里说，他们学校相当重视这次发现，已经迅速组建起了一个科研小组，一方面继续深挖这个中国近代少之又少的科技奇才的事迹，另一方面打算再造他所设计的载人扑翼飞行器。说来惭愧，没想到一百多年前的中国人就能把扑翼飞行器设计得如此科学合理，唯独欠缺的只是动力部分，而当今最不成问题的就是动力，其他的机械结构、机翼尺寸、扑动频率等设计完全可以直接沿用，基本上无须做大的改动就可以载人上天了。丁副教授还忍不住给我科普了一下扑翼飞行器在当今的意义，什么节省跑道长度之类的，字里行间无不透露出他的激动心情。
我还没来得及点开邮件里的照片，就又收到了丁副教授的新邮件。新邮件里只是短短的几句话，我仔细一看就笑了。丁副教授又来劝说要我加入他们的科研团队，考学也好还是直接加入也罢，说不想浪费掉我的才华。丁副教授在邮件的最后似乎是退让到最后一步，说至少我应该写一篇论文参加几个月之后的学术会议，现在报名还来得及。
丁副教授真是一位值得信赖的好人。
我对着屏幕笑了笑，心中想着“我根本就没这个本事”，然后找了一大堆极为得体的词，再次谢绝了丁副教授的好意。
回复了这封邮件之后，我又重新打开了丁副教授发来的上一封邮件，点开了那几张照片。上面都是一两个年龄较大的人带着几个年轻人，手里抱着看上去像机翼之类的组件，笑得很开心。而每一张照片中，都有同样的一个物件，就是那把一百多年前曾经靠风筝带着飞上了天的奇怪椅子。
他们果然再造完成了那只“济南的风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