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侨办的刺禾公路最后一班客车,抵达刺州终点站——南站的时候,已是下午五点钟了。这次班车误点和往时很不一样,不是几小时,不是一天,而是四天。三月十六日从禾市发车,理应当天下午四时抵终点站,但十六日没到站,十七日也没到站,一直到十九日才到站,沿途又失去联络,因此引起多方面的猜测;当客车一进站,站上的气氛十分紧张,汽车公司派出“护路队”加强了对旅客的监视和检查。

这班车的乘客也比往常为少,只有六个人。狼狈、困顿,如同惊弓之鸟,路上发生的事使这六位乘客肉颤心惊,犹有余悸。他们顺次下车,在站上接受比平时更为严峻烦琐的检查。临到快进城时,又被喝住,据说又要检查。这是一条十字大路口,从城市来的,从乡下来的,要进刺州城都必须经过它。

十字路口设有一个大检查站,四周满是铁丝网、带有铁刺的木马,一条宽宽的大路只留下两个仅容一人的小通道,一进一出,互不干扰。把守这个检查站的是一排被本地人称为“湖南勇”的中央军。他们刀出鞘,枪上膛,加了双岗,如临大敌。

这些旅客沿途以来受到不少教训,算是有些经验了,都自动乖巧地排成单行,小心翼翼地走到入口处,进入检查棚。那检查棚又被划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检查普通旅客的,一部分是进行特别检查的,只有一间小木屋,专对付那些“形迹可疑”的旅客。

当这批旅客走进检查棚后,便有个身穿便衣,口衔烟卷,歪戴呢帽,敞开胸膛,露出匣子枪,手执马鞭,瞟着斗鸡眼的“大人物”。似要对这些“初入贵境”的旅客来个下马威,又像要显示到了这个地方都要看他的面色威风行事,“娘”声不绝地直骂人:“奶奶的,还不赶快把行李打开!”“奶奶的,还不把双手举起!”骂时手中马鞭直转,发出虎虎啸声。

这一声势果然起了作用,使旅客大感惊慌,有人因之打开行李忘了举手,有人举了手又忘记打开行李,于是又是一顿臭骂:“奶奶的,你不想活啦!先解开行李后举手,懂得规矩不?”当客人按指示一一照办,他又借故骂人:“看你那慌慌张张、鬼鬼祟祟的样子,定不是个好东西!”但他对被检查的妇女却另有一副嘴面,见年轻貌美的就说下流话:“哎哟,大姑娘,打扮得这样漂亮,可真逗人呀,摸一下行吗?”说着果真就动手。窘得那些妇女直想钻地,他反而哈哈大笑,大为开心。

旅客们在心里骂:真和北洋军阀一模一样。却又不敢得罪他,还得装笑面,老总长,老总短,尽在那儿说好话奉承,以求从速通过。

在这六位旅客中,有一位妇女,二十七八年纪,镶着满口金牙。从打扮看,像是侨眷,从她遇事慌张、面红耳赤,又似从未出过远门。沿途以来,一闻风险就掉泪,埋怨丈夫不仁,不该让她一人回来。有人问她:丈夫是干什么的?便说是出洋的,刚从南洋回来,怕返乡被许天雄绑票,约她到禾市去团聚:“我返乡,他又出洋去啦。”

在同行旅客中,有个石匠打扮的中年男子,见她旅途孤零,胆小惊慌,很是同情她。遇事照顾,叫她不要担忧。她见他为人忠厚,乐于助人,也信任他,处处请教,跟他一起行动,看来就像一家人。

当那女侨眷随同大家走进检查棚,检查站的那些湖南勇就都挤眉弄眼、垂涎欲滴了。那便衣汉子兀自不动声色,只对石匠表示“关心”。那石匠中等身材,腰粗臂壮,身穿一色深灰色短褂裤,腰缠淡蓝大方格子围带,脚上一双陈嘉庚公司球鞋,围腰分插两把打石铁锤,一只手挟着把半新油伞,一只手提着只蓝色土布包袱。神色镇定,仪态大方。那便衣汉子既不检查他的行李,又不搜他的身,只是双眼朝天,摇着手中马鞭,翘翘下巴,问他和那侨妇的关系。石匠只是微笑着回答并不惊慌:“在车上认识的。”便衣又问:“这样看来,你们是没有关系喽?”石匠重复:“在车上认识的。”便衣点点头忽又问:“那,你是干什么的?”说时又把他上下打量,“看你那刁样子,就像要去上梁山!”石匠只说声:“老总真会开玩笑。”就把一张硬卡片呈上,“石工,禾市工务局的工作证。”便衣连看也不看,一味追问:“为什么不在禾市干活,偏上这儿来?”石匠仍然是一团和气地答:“那儿马路开完,没多少活干,上这儿找活干。我这儿有工务局的介绍信。”说罢又交出一封信,那便衣见证件齐全,答话没漏洞,只得叫他站开一边,等候检查。

说着,那便衣就一摇一摆地挨近那年轻侨妇,露出那贪馋下流的鬼面把她上下直打量,特别对她那饱满结实的胸膛感兴趣。那侨妇一见他模样,早已心慌,面红地垂着头。便衣却有意为难她:“把头抬起来!”他用力把那马鞭扬了一下。那侨妇更心慌了,只是不敢抬头。便衣冷笑一声伸手去挑她的下巴:“你怕什么,我叫你把头抬起来!”那侨妇又怕又羞,只是朝后退缩,便衣却一步步逼上,就像饿狼碰上小兔子一样。

检查棚内呈现着极度紧张的气氛,有人从旁劝导着:“老总说的,你就照着做吧。”有人也说:“你这个人真是,别把大家都连累上。”石匠却鼓励她说:“嫂子,不用怕,我们都是善良小百姓!”

那侨妇被逼得无地再退了,忽然哇的一声大哭起来,那便衣一时也下不了台,老羞成怒地说:“真他奶奶的坏人先告状,老子还没动手,你就先叫救命了。我看你定不是好东西,一定有什么见不得人的。”说罢用马鞭朝特别检查室一指:“走!你怕,老子偏要仔仔细细地检查你一下!”那侨妇听说要搜身,一时惊魂失魄,返身就想走出检查棚,却被朝胸一把抓住:“我一眼就看中你了,走!”一直被拖进特别检查室,接着木门砰的一声关上,和外面隔离了,只听得那侨妇在哀声乞求:“老总,老总……”便衣却在号叫:“脱,快!”侨妇哀号着:“天呀……”又是一记清脆的耳光……

到底要发生什么,会发生什么,走惯这条路的人心内是明白的,也叫作司空见惯不足为奇了。但石匠却一直在惦念着这年轻妇女的命运,他几乎忘记了自己还要走过一关,接受一次麻烦的检查。一直到同行的人都被检查完了,一个不耐烦的检查员走近他:“为什么还不滚!”他才发现检查棚内只剩下他一个人了,他指着特别检查室气愤地说:“我还要等我那位乡亲。”那检查员冷笑着,挥挥手:“滚你的,别给自己添麻烦!”

这时几乎所有检查棚内的检查员都挤向特别检查室,要去“协同检查”,那检查员其所以饶过他这一关,显得那样的不耐烦,也和这件事有关。那石匠莫可奈何地提起包袱,愤恨地骂了声:“他妈的,禽兽!”

石匠离开检查站,慢步地走向桐江大桥。

走近桥头时,只见在一根电线杆上,挂有两个方形木匣,匣里各盛人头一颗,血肉模糊。电线杆下告示牌上,贴有告示一道,历数受难者“罪状”。据说他们都是危害民国的“罪犯”。再走不远又是一排告示,虽然旷日持久,字迹仍极清楚,告示上尽是勾红钩钩的人名,标示已有几十人因“勾结逆党”“危害民国”早被处决了。

石匠虽是第一次来到刺州城,但他对这个有近二千年历史的文化古城却并不陌生,临行前组织上对他介绍过,也读了许多有关资料。

他知道:刺州是专区所在地,人口众多,物产丰富,交通方便,文化发达,是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侨汇集中,又有侨乡之称。他也知道,刺州地势险要,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长期处在各方实力派混战之下。北伐前,为北洋军阀盘踞,苛政重税,民不聊生,因此北伐一声雷响,义军纷起,大股的攻城夺隘,小股的拦路截击。北洋军慑于革命声势不战而败,败走时沿途被袭,不上十天左右,整个专区二万多北洋军皆成义军刀下之鬼。有人传说,当北洋军败走时,连十岁八岁孩子也拿起菜刀、扁担到处追逐败兵、喊缴枪,大势所趋,兵败如山倒,这些乳臭小子居然也大有所获。

北伐失败后,地主恶霸利用起义农民和流落民间的大量武装,成立“民军”。这些民军队伍极不统一,东一股,西一支,有三千人枪的自称司令,有五千人枪的号称军长。凭实力大小,盘踞地方,互不相让,且常为争夺地盘而兵戎相见。

人民受贪官污吏盘剥、战祸危害,无法生产,也难以生活,因此有机会出洋的,就出洋去了,一部分没机会出洋的就铤而走险,一时又成为匪盗世界,叫作盗匪如麻。

一九三三年,刺州形势发生过一次大变化,一支邻省队伍开了进来,把民军挤走,统治了这地区。第二年,这支队伍和蒋介石的中央政府闹翻,宣布独立,另成立新政府。新政府刚一成立,立足未定,蒋介石一面抽调大军进攻,一面用高官厚禄,收买瓦解内部,新政府无法抵挡,反蒋起义遂告失败。

蒋介石既已“敉平”这次“叛乱”,便派他的亲信大员周维国坐镇刺州,以遂他多年来心愿。

这周维国是蒋介石派赴法西斯德国受训的少壮军官之一。出国前他就以对蒋忠诚、坚决反共为蒋赏识。学成返国,升迁极快,从上校而准将而少将,一帆风顺,即使蒋系军官前辈,也为之瞩目。

周少年得志,跋扈横蛮,高傲自大,自封为“铁血将军”,手下人马号称“铁血军”。周又自称为反共专家,在手下拥有一支特别部队,叫蓝衣大队,自任大队长。这蓝衣大队成员不多,但都是校级以上军官,其中有革命叛徒、有不学无术的堕落文人、有流氓打手。专以对付共产党员和党的地下组织,是一支受过特殊训练的队伍。

周之被任命为刺州专区专员、保安司令,固和刺州地位重要、形势复杂、与革命苏区毗邻有关。更重要的是,他在最近一次参加“围剿”中,兵员减损惨重,亟须休整补充。

周维国坐镇刺州,利用这支反共的特务队伍,破坏了我党的地下组织,并扬言要完全消灭这个已有多年基础的刺州地下党。这次特支被破坏情况的确严重,特支三个负责人,一叛变、一牺牲,地下党员被捕达一半以上,成为特支主力的赤色工会全垮。而周维国的白色恐怖则有加无已,受到严重破坏的党组织所受压力极大,面临着更沉重的考验。

像一道白虹铺在石匠面前的,是那横跨在桐江之上、号称有五里长的桐江大桥。刺州背山面海,桐江就像条锦带拦腰绕住,分隔了城乡。桐江水潮汐起落有定,潮来时,热浪滔天,汹涌澎湃,几乎要把这古城冲走。潮落后沿江两岸蚝田尽裸,清可见底,水流缓缓,绕城而过。潮来时凶暴如蛟龙,潮去时温驯如泥鳅,因此有人说:“激怒了刺州人,泥鳅也要变蛟龙!”

石匠走在桐江大桥上,正是潮来时候,江面白浪滔滔,翻滚而来。他站在大桥上,纵目江面,船影消迹,交通断绝,似觉有巨物逐浪,原来却是鲨鱼群在江心翻滚跳跃。他在禾市居住多年,在禾市湾内也时有鲨鱼群出现,却无如此壮观。他住步观赏,心想:人云刺州有八景,这大概就是一景了!他续步桥心,桥头那端,城楼在望,他又想:这大概就是大南门!

旅途没使他疲累,沿途景物也很动人,却无法掩盖他内心的焦急。组织上给他的指示是从十五号起至迟十八号,要赶到刺州接关系,而现在是十九号,比原定时间迟了一天。看来这儿情况很紧张,地下党的担子极为沉重。“该不会有什么变化吧?”他想。

行期延误不能怪他,他是十六号动身的,原打算当天到达,可是旅途出了事故:客车遇到袭击,接连又有几座公路桥被焚毁。传说纷纷,有的说是红军游击队干的,有的说是许天雄股匪干的。桥梁被破坏,公路车就不得不在中途停站,因此耽搁了三天。

他走过大桥,在进城门前,又遇到一次检查,但这次检查马虎得多,仅摸摸身就放过。一过城门,在他面前就出现一条宽敞新辟的大街,这条大街旧名南大街,新名叫作中山大街。看来开辟不久,路面刚在铺,两旁店铺有的已建造新楼,有的正在打地基,有的老房被拆,新房未建,张开个大口,极为难看。街上行人拥挤,大都是操外地口音的泥水工、石工、木工,他们都是建筑公司临时从外县招雇来的。他们吃无定处,居无定处,因此沿街小饭摊、骑楼、马路旁,随处都可以看到他们。这时已入夜,地方不靖,大街两侧店铺一早就上了门板、锁上铁闸。

石匠在入暮的大街上,怀着异乎寻常的心情,一边慢慢地走着,一边暗自盘算:“该到哪儿歇脚?”不知不觉间已走到十字街口,正是东、西、南、北四条大街的交叉口,他又想:“接关系的地点是在东大街,为什么不在东大街找个旅舍过夜?”

东大街比起南大街又是一番情景。东大街的马路还没拆,仍然是一条古老、破旧、拥塞的旧街道。路面很窄,用青板石铺成,高低不平,又是阴暗、潮湿。两旁全是一些油、盐、酱、醋、瓷器、农具、小杂货等供应农村需要的小商铺。和南大街高楼大厦、钱庄、洋货绸缎庄,截然不同。据说住在东门外农村的农民都是些穷苦人,他们从祖宗时代起已习惯于一早挑着自己的农产品进城叫卖,换取所需的日常用品回去。

东大街又是通省大道,来往行旅多,这些远方来客走进城门,刚好入暮,首先要解决的就是住和吃。正如他在南大街所见的,这东大街大小店铺也是一入黄昏就上门。只有客栈、饮食铺一片繁闹。这条大街的特点是横巷多,每隔三几十步,就有一条横巷,巷口有木栏,栏上挂有大小灯笼十来盏,上书第×巷有某某高等客栈、高等旅舍,欢迎投宿。入夜以后灯笼齐明,煞是美观。

石匠从南大街转向东大街,要经过衙门口。那儿有一个大衙门和一座钟鼓楼。那衙门就是刺州专区专员公署,同时又是刺州专区保安司令部,周维国就住在这儿。这专署是全城最大的建筑物,正面是三层楼高的白色洋灰牌楼,高悬“以党治国”四个蓝色大字,两侧是二层楼高的高墙,墙外围以蓝漆铁栏杆。巍然屹立,予人一种威迫感觉。

对着衙门的正面大门,有一道粉白高墙,墙上用蓝色大字写着“十杀令”。所谓十杀令即:凡所谓“参加共匪者”“私通共匪者”“窝藏共匪者”“明知故犯者”……皆“杀无赦”!在高墙下排列有木笼多具,这种木笼又名站笼,受害者被反绑着双手闭于站笼中,仅留头部在笼顶,笼顶有夹板,板中开洞,刚好夹住受害者颈部。据说凡被判处死刑的“囚犯”,在被枭首示众之前先要进站笼示众三天。这种野蛮刑具在这儿原没人看过,从周维国来后才被推出使用,而且件数日有增加。那石匠偷偷一数,一共排列了八具。

走过钟鼓楼就是东大街。石匠一进街就开始注意挂在木栏上的灯笼。由于外县赤贫农民大量涌进刺州找寻生计,各建筑公司招工头适应需要又都在各客栈内分设招工处。因此各家客栈一早都宣告“客满”“恕不招待”“明日请早”。石匠费了好些周折,才在一条叫第一巷的横街,找到一家自称为“高等旅舍”、实际却比普通客栈简陋得多的旅店。他一进门,女店主就声明:“床位没有,只剩下一间高等房间。”石匠心内明白:原来如此,不然也早挂上“客满”啦。他说:“只要有个地方过夜就行,管它是不是床位!”

办完登记手续,净了手面,石匠出去接关系。女店主满意地在旅舍门口挂上“客满”,正在柜台上督促一个十三四岁的小姑娘抄旅客日报表,以便送派出所备查。看见石匠要出门,便警告着说:“先生初来敝境,不了解情况,我现在就告诉您几条规定,免得自讨麻烦。我们这儿,九点戒严,十点查房。地方不太平,早出早回。”石匠谢过说:“我一会儿就回!”便走出第一巷。

街上相当热闹,经济饭店、小饮食摊到处挤满狼吞虎咽的人,几乎全是外地口音。石匠找到一家卖鱼丸肉粽摊子的,叫了一碗鱼丸、一只肉粽,边吃边和摊主聊天。他故意问:“老板,现在离戒严时间还有多久?”摊主道:“还早哩,有一小时。”石匠又问:“时间不多哪,你这些货卖得完?”摊主满腹牢骚地说:“没有办法,地方不太平呀,闹土匪又闹共产……”石匠问:“四乡不太平是没军队,你们这儿有中央军。”

摊主苦笑着:“先生刚到敝境的吧?四乡闹的是土匪,我们城里闹的却是共产。前些日子保安司令部抓了好多人,又杀了一批,衙门口的站笼都装满了,说在牢里还有一大批。”他四面张望一会儿又低低地问:“先生是从省城来的?听说你们那儿也到了红军,连省城也破啦?”石匠道:“我也听说过。”摊主唉声叹气地说:“你打我,我打你,没个完,只苦了我们小百姓。从前我们这儿驻的是民军,三天换一个司令,五天换个专员。后来来了××军,住不了多久又闹反,说是反对蒋介石,成立什么人民政府。蒋介石派来飞机一炸,不上十天半个月又垮啦。现在又来了中央军,日子更难过,天天在闹杀人,说是杀共产党,天知道哪来这许多共产党,越杀城里共产党越多。乡下比城里更糟,说是人人皆匪,乡里老大三番四次地来请,中央军怕吃亏,只是拖,不敢出去。”说着,又频频摇头。

石匠付了钱,问:“老板,找十八号门牌往哪头走?”摊主道:“往前走,再过十家八家就是。”石匠谢过他的指点,慢步走去,不久果然看到十八号门牌。那是一间小杂货铺,铺门紧闭,只有一线灯光从门缝漏出。石匠左右顾盼似无可疑的人跟踪,便上前敲门。

门开了,一个十六七岁,平头、圆面、大眼的少年人伸着半边脸出来问:“找谁?”石匠和气地说:“打扰。有香烟卖吗?”少年机警地把他上下打量一番说:“关铺啦,明早来吧。”石匠道:“请通融一下,我是从外地来的,买了就走。”少年人问:“要什么牌的?”石匠道:“红锡包!”说时,把语调特别加重。少年人道:“有,请进!”

这家杂货铺规模不大,但吃的用的东西都卖,自然也卖香烟。石匠接过一包红锡包,索性坐下借火柴抽烟,少年人在一旁眼瞪瞪地注视着他。石匠问:“生意还好?”少年人答:“过得去。”石匠边抽着烟,边又自言自语地说:“是非常时期,交通真不便。从禾市到这儿,平时半天路程可到,这次却走了四天。”少年人还是不露声色:“先生是刚从禾市来的?”石匠道:“是呀,十六号那天动身的。”少年人又问:“先生尊姓呀?”石匠道:“老黄。”那少年人心跳着:对啦,是他!却又故意问道:“先生是来找活干的吧?”老黄微笑着说:“找亲戚来的。我有个表弟叫德昌,就住在这儿。”少年人问:“已找到令戚?”老黄摇摇头:“是今天下午才到,地生人不熟,现暂在第一巷德记旅舍住,打算明天找他。”说着,起身告辞。

这少年叫林志强,是地下交通站的交通员,在组织内部都叫他小林。他利用伯父开的这家小杂货铺,担任特支对外的联络工作。从上级把接待一位来自禾市同志的任务交给他后,他就不分日夜守在这间铺子里,等待那位同志。他从十五号守到十八号,一直没有人来找他联系,他耐心地再等待着,十八号过去了,十九号又来了,还是没有人来,他真焦急!想不到这时却有一位自称老黄的人找上门来。暗号是对的,可是他不能就这样按下,组织上告诉他:把对方样子、联络地点记下,转达就行了。因此当那自称老黄的人走后,他就匆匆地从后门转出去,赶到第二巷进士第找德昌同志。

进士第是本城蔡家所有,宅主在晚清时候当过进士,人称为蔡进士。虽已事隔几十年,蔡家的家境也没落得差不多了,但人们对这巨大宅院还怀有几分敬意。蔡家人沾了祖先的光,在地方上也还受到尊敬。宅院很大,花园亭榭样样俱全,虽年久失修,三进大屋已倒塌一进,花园也变成菜地,外表仍然是金字横匾,朱漆大门。

小林一口气走过第一巷转进第二巷,敲进士第大门。不久,就有一个老妈子带着一个十一二岁小男孩来开门。这一家人和他原来都是熟识的,那小男孩一见他更是活跃,说:“姊姊在书房。”说着返身就赶进内屋报信。小林低声问老妈子:“陈妈,林先生还没走?”陈妈道:“还和小姐在书房谈着哩。”

小林是进士第的常客,大屋里有几条路、几间屋、几块砖石,他闭上眼也数得出。没等陈妈带路他就拽开步一直摸进去,通过一条露天甬道、一道拱门,转过几个弯,又进两个拱门,才到一个大天井。这天井一边是白梅,一边是黄桂,有两个半人高的绿色琉璃金鱼缸、几十盆兰花。正面是个古香古色雕花镂木的大厅,两侧各有厢房一间,一间充当书房,一间是客房。书房门垂着竹帘,帘缝里漏出灯光,从外面可以清楚地看见在一张云石圆桌边,坐着两个人。

一个年约三十,高身材,西装头,穿黄咔叽学生制服的男子。另一个和那男的差不多年纪,中等身材,短发,白上衣黑短裙,观音面,柳叶眉,杏仁眼,长相非常清秀的女人。那男的就是周维国悬赏要抓的德昌,但他常用的名字却是林天成,同志们习惯地叫他大林。那女的是这座宅院的主人,姓蔡名玉华,同志们习惯地叫她作女蔡。

大林从上次特支被破坏后,一直在这儿躲藏着,有时情况太紧了才下乡。但城里事情多,离不开他,三几天后又回来。这次他进城来接关系已有五六天了,从接到上级通知后,他一直住在玉华家。可是事情很出他意外,白白地看见时间一天天过去了,预定时间已满,但关系还没到:“是不是又出事故?”在这样非常时期,什么事不能发生?他非常焦急不安,甚至于打算明天一早就离开。玉华却主张他多住两天:“在我们这儿,凭大门口那块金字招牌,不会有人注意。”

正在这时,玉华的弟弟小冬直嚷进来:“姐姐,小林来了。”大林心想:“这个时候小林还赶来,该不会是……”正想着小林已掀开竹帘进来,心情亢奋面色发红,一见面就说:“大林,那个人到啦。”大林对玉华丢了个眼色,玉华便对小冬说:“小冬,你看什么时候啦,还不上床睡觉去。”小冬很不服气,顽强地抗议道:“每次小林来,你就叫我走,我不干!”小林忙过去安慰他:“小冬乖,听姊姊话,明天我给你做飞机。”玉华也道:“小林已答应啦,该高兴了吧,走,我陪你去。”她把小冬从书房拉走。

大林叫小林坐,问他有什么情况。小林把刚才所见的都汇报了。大林却在关心另一问题:“你对他暴露过自己身份?”小林却满不在乎地说:“我才不会那样傻。”大林点头称许道:“这就对。”小林更得意了,喋喋地说:“你叫我提高警惕,我对人就不大敢信任哩。”一会儿又问:“我明天把他带来见你?”大林没有搭腔,只在书房里,伸着长腿来回走动。这是他多年来的老习惯,当问题一时不能解决时,他就慢慢地来回走动,他习惯于走着思考问题,而不愿意坐着思考。

他这时在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上级派来的人,不在约定期间内到达?从禾市到刺州相距一百多里,交通方便,行期改变了,另行通知也还来得及,为什么超过最迟的期限,上级又没有新的通知?仅仅为交通发生阻碍,还是另有原因?从上次特支被破坏,姓刘的叛变,陈鸿牺牲,整个赤色工会垮台,他对这个地区的新情况,对工作的艰苦性、复杂性有了新的认识。“敌人是强大、凶狠而又狡猾的!”他想。情况变了,应该允许大胆怀疑,会不会是老黄在路上出了事,有人冒他的名来?有一个姓刘的已使我们够惨,不能再有一个姓刘的!……

时间迅速地过去,离戒严时间越来越近,而他还在无休止地迈步。小林注视着他的每个动作,内心焦急,却又不知该不该提问。大林在继续考虑:如果不接,老黄确如他自己所说的因公路桥被破坏,耽搁了行期,一个负责同志,又是外地人,地生人不熟,没有群众关系,找不到党,白色恐怖又是这样厉害,万一……他又如何能负责,对得起上级和老黄同志?

玉华把小冬交给她母亲,又回来。她从大林那副阴沉忧虑的面色,看出问题还没解决。低声问小林:“快到戒严时间了,你还不走?”小林也低低回答她:“问题还没解决啦。”大林忽然面对玉华:“玉华,你在第一巷那家德记旅舍有没熟人?”玉华沉思半晌:“有事吗?”大林道:“我想了解一个人,他就住在那儿。”玉华道:“店主是个寡妇,女儿在我们学校读初中一,算来也是我的学生家长。”小林问:“想了解那儿一位住客,你有什么办法?”玉华道:“我可以去找我的学生。”于是,大林下了决心,对小林叮嘱:“估计那个人明天还会到你那儿,你对他暂不表示什么。”小林起身,大林又加上一句:“路上小心。”玉华送走小林,回来后问大林:“明早不走了吧?”大林道:“看来走不了,坐下,我们谈谈你明天去了解些什么。”

大林和玉华是两个亲密的同志又是爱人,他们在禾市大学求学时,曾一起工作过,××军组织新政府时,大林奉派来刺州工作,两人又在一起。工作一直在一起,又有情感上的联系,从工作关系来说,大林领导了她,从私人关系说,又是一对情人。因此大林在这个破落的进士家庭中,在这座古老的宅院里,地位也比较的特殊。

大林是惠县一个石匠的独生子。

他一家三代都是石匠。曾祖父、祖父、父亲都是著名的石匠。他们的手艺扬名全省。他祖父雕石龙,他父亲刻石狮子,是全省数一数二的能手。豪富人家举凡盖宅院、修墓地,都要从老远地方把他们请来,更有些华侨资本家,从海外寄信寄钱来定制林氏雕品,由海道运出国去。

但这名闻全省的石雕艺人,家境并不比一个普通石匠好。他们一生精力都用在为地主、官僚建造高楼大厦、陵园墓地,细心地把一块块从荒山上开下的青石,雕成生动瑰丽的龙、凤、狮子、麒麟、梁山好汉,供人清赏,自己住的却还是败瓦泥墙的破屋,吃的还是三餐番薯稀粥。为生计,终年不得不离乡背井,从这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从这豪富东家到另一豪富东家。

老石匠用简单工具雕琢了一辈子石头,双眼昏花了,背脊弯曲了,手脚也不灵活了,还得在石头上做功夫。他祖父直到闭上眼那一天还在问:“我那条龙还缺了个爪子没雕好,怎么对东家交代?”因此,当大林将近长大成人时,他父亲就下了决心不让他再做石匠。他对大林说:“天成呀天成,即使我一天只喝一顿稀粥,也不能让你再当石匠。我一定要栽培你读书成器,出人头地!”因此,这门家传手艺到大林这一代就断了。

大林从小就聪明懂事,眼见家境凄凉,又深受他父亲“读书成器”的影响,也决心做个出人头地的、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他从小学读起一直读到高中,成绩都是优等的,在头三名中。但到了初中快毕业时,他父亲双目失明,不能劳动,断了生计,只靠一些徒弟周济过日,对他的供给自然也不能继续。但他还是决心继续求学,从进高中起就是工读生。

就在他进高中时,接受了一些进步书刊所宣传的马列主义思想影响,领会到勤工苦读也不是解决广大人民贫穷的道路。要闹革命、推翻旧世界、建设新社会,才是唯一的正确道路。因此,他积极地参加了社会活动,加入了CY(共青团),后来又入了党。入党后他没有离开学校,还在禾市大学读书。不过,他这时进大学已不是为个人找出路,而是在党的安排下进行革命活动。

当时禾市大学的阶级斗争很尖锐,以地方实力派为背景的学校当局,对这样的局势采取了“学术重地,不问政治”的态度,提倡读书救国。但左派学生实力强大,且在学校中占有一定阵地,右派学生也不弱,双方势均力敌,不相上下。后来“蓝衣社”插入,右派实力增加,强制学校当局对左派学生采取行动,提出一批黑名单要学校开除,学校当局还是采取“不介入”政策,不敢接受,蓝衣社遂采取恐怖行动,因而打人、绑架时有发生。

左派学生不甘示弱,也进行报复,凡是右派学生有集会,左派学生就去扔石头,捣乱会场。发展到最后,一个蓝衣社头子突然失踪了,风传在那蓝衣社头子失踪前,大林曾去找他,并和他在海边沙滩上散步。事隔多日,那蓝衣社头子的尸体才被人发现,在海上漂流,胸口插着七寸长的一把匕首。

事情已发展到这地步,学校当局不能不报案,当有一队民军开来学校驻防,全校议论纷纷,人心惶惶,在一个暗淡的夜晚,成为左翼学生运动中骨干分子之一的蔡玉华,忽然被人叫醒。她起身问:“谁?”一个男人的声音,匆促而又低沉:“玉华,是我。”门开了,进来的是大林。大林比玉华高一班,他们在禾市大学共同工作已有两年了。

大林的出现完全出乎玉华的意外,她又惊又喜地问:“为什么还不走?几乎所有的人都在谈论你!”大林却镇定地回答:“我还没交代工作,怎能就走。”他把当前的形势对她介绍一遍,又说:“组织上已决定把我调开,这儿的工作交给你负责。”

玉华对这个决定没有意见,她知道那件事是谁干的,在动手前,他们一起讨论过,做过决定。但十分关心他的行止,她问:“你要离开禾市吗?”大林微笑着:“还不知道。”玉华有几分激动,又问:“我们能够再见面吗?”大林还是那副乐观坚定的笑容:“我们一定能够再见!”周围的环境是不好的,大林得从速离开,他没有说别的话,把工作交代完了就匆匆离去。

从此,玉华代替了大林在禾市大学的工作。

说起蔡玉华,她是刺州人,她的高中学业是在刺州立明高中完成的。当她还在高中读书时,在刺州知识界就很有名气。不仅因为她长得端庄、秀丽,被称为“校花”,而且很有写作才能。在刺州报上,经常发表她清丽抒情的散文,为青年知识界所崇拜。她算是出身“名门”,祖父是晚清进士,伯父是留日学生,老同盟会员,追随过孙中山,是国民党元老,又是现任监察院委员,人皆称之为蔡监察。父亲算是最无出息,读了一辈子书,却不曾出去做过事,靠祖遗产业,株守过日,自称为英雄无用武之地,悒悒地过了五十个年头,丢下一妻一女一子与世长辞。在她父亲临终前,他们的家业已变卖殆尽,只剩下这所进士第和东大街几间铺面,收铺租度日。

蔡玉华从小追随父亲,熟读诗书,玩弄文墨,却也沾染她父亲高傲自负的旧知识分子习气。在中学时代就不知有多少人追求过她,豪富人家也纷纷派人说媒求亲。但她却瞧不起那些“家有几文臭钱,而胸无点墨”的纨绔子弟。至于普通人家,也因为话不投机一律拒绝。因此很受攻击,有人说她是虚无主义者,主张独身主义,有人又说她在闹同**。而她对这些毁谤,均一笑置之,不与理论。高中毕业后,她到禾市升大学,那儿是个通商口岸,现代化城市,政治空气与刺州这一守旧落后的古城自不相同。当禾市大学地下党大活跃时,她因为不畏权贵、黑暗,敢说敢为,受到地下党注意,先被吸收入反帝大同盟,后又入党。

蔡玉华大学毕业后,被她母亲一封电报追回刺州。她母亲正看中一门门当户对的人家,要她结婚,便以“母病速归”的电报,把她骗回家。但她却坚决拒绝这门婚事,她母亲说:“你不结婚,也不能再回禾市,亲老弟幼,家中无人照顾。”在家告养的蔡监察也说:“你已大学毕业了,就没有理由再留在禾市。想找事干,我替你在中学谋一份书教。”凭那老监察一封信,她便在私立刺州女子中学当国文教员。她的组织关系由禾市转到刺州特支,由陈鸿直接联系并分配她负责互济会工作。

她和大林的联系从那次分手后一直没有接上,书信也不通,但感情却没有断。三年来的恋爱生活给他们在感情生活中,打下很牢固基础。只是不知道今后前途如何。她近三十了,他又因工作关系不能和她在一起,也不便通信。在更深夜静,对着春风秋月,有时想起这些,不无有些愁怀,却从不对人吐露。

回到刺州约过一年,刺州局势大变,许久没见面的陈鸿突然来通知她:上级派了个新同志来,特支已决定把她的关系从他手中交出去,由那位同志负责。她不知道代替陈鸿来领导她的是什么人,一直在等待。一天,陈妈突然把一个人带进进士第,玉华先是吃惊,而后却忍不住兴奋地叫起来。

大林还是那样冷静而亲切,他微笑着说:“没有想到吧?”玉华道:“做梦也不会想到。”大林幽默地说:“这不是叫分久必合吗?”两人同时大笑。

这一笑把玉华娘惊动了,她从内屋赶出来,遇到陈妈就问:“是什么使玉华这样高兴?”陈妈道:“是小姐来了朋友所以高兴。”玉华娘问:“是男的还是女的?”陈妈笑道:“是个男的,长得可俊俏。”

玉华把大林介绍给她娘,玉华娘把大林仔仔细细地打量一番,恍然大悟了:“原来她早有对象,怪不得一点不急。”从此,玉华娘、陈妈就把大林当作未来的姑爷看待。

久别重逢,两人分外地亲热,感情联系又接上了,却很少谈到公开结合问题。新出现的形势、复杂多变的政局,使他们都无法来考虑个人的事情。玉华只要求能再和大林在一起也就满足了,大林却把她的家当作自己的家,大部分时间都住在她那儿。

老黄回到德记旅舍,女店主在账房前闲坐,一见面就说:“你这客人守时。”老黄以正经事已办过,安了心,有意找她闲聊,顺手拖过一只竹靠椅,和她面对面坐着,半认真半开玩笑地说:“谁个出门人愿意有好好床铺不睡,却到派出所去喂蚊虫。”女店主这下可乐开啦,她拍着大腿说:“你先生,真有见识。出门人就要这样:入境问俗,不吃亏为上。有些客人偏不听话,过了戒严时间还在外头瞎撞,叫派出所扣留就请店主想办法。店主就只知道租房要钱,有什么权势?还不是自己花钱,白倒霉!”老黄乘机问:“这儿旅客常常被扣?”女店主满腹牢骚地说:“可是常事,一过戒严时间,巡逻队就满街跑,这些人呀我叫他无事找事干,成串成串地乱抓人,名义叫作搜查共产党,哪来这许多共产党?还不是为了个钱字。”

老黄有意称赞她:“是老板娘有办法,便利了大家,以后我可要多替你宣传。”女店主这下更乐啦,又是拍腿,又是大笑:“你先生,真有见识,看的可准!其实我这个寡老太婆有什么好办法,还不是那句老话,叫作朝中有人好做官。吃我们这行饭的,在派出所里没有几条内线还行?你说他们上上下下哪个不吃过我的人情钱?”老黄坐了一会儿看看时间不早,便起身告辞。

宽衣上床后,老黄把正经事办完了,虽然比较地放心,由于一天奔波劳累,也由于沿途所见所闻,特别给他印象深刻,他反复地在想:劫车、烧桥、有关许天雄传奇式的传闻、检查站、年轻侨妇、挂在电线杆上示众的人头、站笼、十杀令,还有那善良健谈的女店主……

老黄在禾市工作也有好几年了,他所碰到的困难不少,却没有像他现在所遇到的这样复杂。

他原是长汀人,出身自一个贫农家庭,当过牧牛童,又当过铁匠。当年家乡在共产党领导下闹武装起义,他不但是这些正义行动的积极参加者而且是组织者之一。斗地主、打土豪、分土地、建立苏维埃政权,哪件他不是站在群众前头?省苏维埃成立后他成了干部。党为了培养他,曾把他调到党校受训,受训完毕,苏维埃政权在扩大,他又被派到邻县红白区工作。当国民党反动派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二次“围剿”时,党又把他派到白区工作,先在章县,后又调到禾市任市委委员。

他在禾市有一个公开的职业身份,那就是当马路工人,因此大家又叫他“马路黄”。老黄领导过禾市马路工人罢过工,反对过工贼,争取改善待遇,很有威信,受工人热爱,工作有成绩,党也很重视他,而他总觉得工作没做好,多次表示要到更困难的地区去工作。有一天,市委书记果然亲自去找他,并对他说:“有一个很重要地区的组织被破坏,急需派一位得力干部去整顿,开展工作。市委经过反复研究,认为你有农村工作经验,有武装斗争经验,又有城市工作经验。在那个新地区,你这三方面经验都能发挥作用,因此,决定派你去。”老黄对组织分配从来不讨价还价,叫到哪儿就到哪儿,叫干什么就干什么,因此也欣然接受了。组织上给他办理移交、了解新地区情况的时间并不多,只有十天。他把一切都办得妥妥帖帖之后,最后接受了市委的工作指示,领取了路费,便动身……

老黄早有准备,一听查夜,不慌不忙地起身,在板**坐着,点上油灯,不久,果有杂沓脚步声走进隔房,有人厉声喝问:“干什么?”答话的人声调低沉,听不清楚。“有证件没有?”答话的人又说了几句什么,也不大清楚,一个清晰的声音,听来是一记耳光:“没有证件?不是好人,给我带走!”有拖拉声、哀求声,夹杂着“妈妈”声。老黄警惕地想:情形不对呀,和老板娘说的不大一样。好在他证件齐全,也不大在乎。

一会儿,查夜人就挨到他房间,房门虽已打开,那些像乌鸦一样的警察人员,还是作威作福地,用足踢门,持着枪,拿着麻绳,凶神恶煞地冲进来。在巡官后面跟着那面色难看手提马灯的女店主。老黄早把证件拿着说:“我有禾市工务局证件,请长官过目。”那巡官连看也不看,却连珠炮似的对他提出一大串问题:“干什么来这儿?有没有亲人?有谁给你担保?什么也没有?可疑,给我搜身!”当即有人上前搜身:“报告长官,有三十块大龙洋。”

那巡官把钱接过手,皱起眉头,频频摇首:“你是一个普通打石工人,哪来这样多现洋?是偷来的?抢来的?可疑,给我带走!”当即有人动手来拉,老黄却镇定地说:“要上公安局问话,我跟你们去,何必拖拖拉拉!”那巡官关心的却是那白晃晃的银圆,顺手把它往口袋里一放:“我带去当证物。”早已转眼不见人了。

老黄被拖拖拉拉地拥出德记门口,早有十来个同命人被扣在那儿,警察想找外快,一迭声地叫要上绑,当即有人抗议:“又不是强盗,为什么要上绑?”熟识行情的就自动孝敬些什么,那警察索性就做起公开交易来:“不绑也可以,照这位先生的样子。”说着,高高竖起一个指头,有人给了,有人给不起请包涵,轮到老黄,他苦笑着说:“请你们向巡官先生去要吧,我是一个子也拿不出来了。”有人低低问他:“全搜走啦?”老黄点头,警察又是一阵臭骂。

不久,那巡官出来,后面跟着女店主,她牢骚满腹地说:“你明明是在拆我的台,坏我信用。这几个客人有哪点不合你规定的?要证件有证件,来龙去脉也是一清二楚,连钱多几个也算犯法?”那巡官也有理由,他说:“对德记我无二话,你说什么是什么,可是上头交下的命令,我不能不执行呀!说实在话,我们那新所长是花了大把龙洋才上任的。”女店主道:“我知道他,要捞本……”又转向大家:“大家放心,住我的客栈,就是我的人,天大的事我担当!”又似在壮大家胆子,表示她内心的不满:“我开了二十多年客栈,没住过一个来路不明的人,出过一件事,几任派出所所长都当面称赞过我,只有这个新所长有意为难人。我陪大家去理会。”她对巡官说:“走!我找你们新所长理会去!”

新所长到任虽有三天,但还没有人到他那儿去烧香,他急了,就来这一手,以免三个月期满,血本全亏!搜刮的好办法是大检查。既可表示办事认真负责,又可以增加一笔收入。这时,他正安坐在所长室等待着“财神”到来。派到各方面去执行任务的都回来了,一听完汇报,他就满意地摸起八字胡,表示要亲自来审理这些案件。

首先被推进门的是一个私娼和一个嫖客,这所长一见那嫖客就大大恼怒,拍起桌子骂:“我看你三更半夜偷宿在良家妇女家中就不是好东西,说不定还有什么重大嫌疑。”一阵下马威:“给我吊起来!”一举手,就要拉人吊打。但那嫖客却是个行家,不慌不忙地说:“算我倒霉,马失前蹄。说什么重大嫌疑是过分了,嫖私娼倒是真的,要钱我给,吊打请免了吧!”所长拍案大怒:“你把我当什么人?我虽刚上任不久,却要做个公正廉明的榜样!快,快,给我拉出去!”嗓门虽高,声势也来得怕人,却频频对巡官丢眼色,巡官会意,走近嫖客身边低声说:“别闹了,跟我来,事情再严重也是好商量。”

轮到那私娼,她娇声娇气地说:“所长呀,你也未免欺人太甚,我干的虽是半掩门生意,哪个月不对你们纳钱进贡。可不能这样翻面无情,过手不认账!”所长还是装出一副公正廉明的模样,拍着桌子说:“你这贱人,也不看看是在什么地方,对什么人说话,前所长的事怎么拉在本所长身上?”那私娼把屁股一扭直坐到他身边:“前所长也好,现所长也好,我不相信就有两样,说来说去还是个钱字不是?”

所长把桌子又一拍正待发威,那巡官已进来低低地附在他耳边说了几句什么,他听了个五十大洋,临时又把威风收起来,说:“你嘴巴厉害,我暂时不和你理会。”又对巡官交代道:“先把这婊子关起来,等会儿我再来审讯。”那巡官心中有数,故意问道:“所长,把她关在什么地方?”所长摸了摸八字胡:“就暂时关在我卧室里吧!”巡官对那私娼挤挤眼,低声说道:“等会儿你陪他玩玩叫他高兴高兴,就可以出去。”私娼问:“我那朋友呢?”巡官笑道:“你真也是个有心人,怪不得走你门槛的人多。放心,我正招待他喝酒压惊呢!”

那巡官刚刚把私娼送进所长卧室又出来,女店主便抓住他说话:“新所长刚到任,情况不明,巡官你是旧人,你说我们是不是每月都送了孝敬钱的?”巡官也从旁说了情:“大家都是自己人,有话好商量。”又低低附在所长耳边说了几句什么,所长点点头:“那就交你办吧。”他起身,故意说:“我事情很忙,还有要事要办,你们有话和巡官说吧!”说着就进卧室去。那私娼已和巡官说妥要孝敬他,因此他便迫不及待地去办他的“要事”了。

巡官在公案上只一坐,就对大家宣布:“所长刚刚交代过,过去老规矩不变,今晚上的事也不能马虎,被拉来的人每名罚大洋三元,谁交钱,谁就把人带走,也不用再审问哩。”客栈主七嘴八舌地直吵,叫作“皮费太重”。但巡官却说:“不许讨价还价,一手交钱一手交人,少一个不行!”说着把手一挥:“出去!”

当那客栈主到广场上对旅客宣布后,大家本着花钱消灾精神,也都无二话,于是就立刻缴款放人。临走时,女店主拉住巡官问:“你从我那姓黄的客人身上搜去的钱怎算?”巡官笑道:“不是你提起我倒忘哩,就免掉他一个人罚款吧。”

当这些“嫌疑犯”在各客栈主带领下走出派出所,那私娼和她的相好也出来了,她衣衫不整,头发蓬松,对相好的说:“亏我面子大,你才免吃这场苦头。”那嫖客却苦笑着说:“是你陪他睡一觉面子大,还是我五十大洋面子大?算了,倒霉!”他们也双双回到私娼家去。一场虚惊过去,那新所长却财色兼收,荷包胀鼓鼓的。